浦東的精神就是創新
黃奇帆，１９５２年生，浙江諸暨人。 現任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市長。 曾任上海市經濟信息中心主任，市委副秘書長，市政府副秘書長，市體改委副主任，市經委主任，市工業工作黨委副書記等職。１９９０年６月至１９９４年９月，先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浦東開發辦公室副主任，上海市浦東新區管委會副主任。
１９９０年７月，浦東開發辦領導在商討浦東開發規劃（左起： 李佳能、沙麟、楊昌基、黃奇帆）
我是在浦東開發開放之初，自告奮勇向朱镕基同志當面請求加入拓荒隊伍的。 有關浦東，從我的角度，有五件事印象深刻，至今記憶猶新。
浦東開發的戰略創新
第一件事，是朱镕基、吳邦國、黃菊等市委、市政府領導所定下來的浦東開發戰略。
浦東的開發戰略有別于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特區的開發戰略，體現了創新精神。 現在回頭看這個戰略，好像很正常，但那個時候是無中生有想出來的，代表了一種境界、一種有戰略遠見的氣魄。 浦東最值得珍貴的東西，一個是全市１６字的發展戰略，另外浦東本身也有個１６字的戰略。 第一個１６字戰略"開發浦東，振興上海，服務全國，走向世界"，是１９９０年叫響的。 相比繁華的浦西，當時浦東還是一個不毛之地，非常農村化。 浦東開發啟動的時候，市委、市政府已經想清楚浦東不僅是一個開發區的開發，而是東西聯動的開發，浦東開發的成功不在于浦東的成功，而在于整個上海的發展，并成為國家的中心。 上海的發展不僅僅是為了上海，而是要帶動全國、服務全國、走向世界，這個意境代表了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序幕。 如果站在國家角度想這件事，很容易這么想，但是站在上海的角度考慮，具體到浦東開發的時候，提出這樣的戰略，是十分睿智、也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現在回頭想想當時這個戰略，不管從政治、經濟、方法論哪個角度，都覺得得體，它絕對推動了浦東開發，推動了 ９０年代中國上海的崛起。
第二個１６字戰略歸結到浦東的具體開發，叫做"金融先行，貿易興市，基礎鋪路，工業聯動"，這也同樣非常睿智。
８０年代特區主要是以工業為主的開發區開發，如果浦東也按這樣的思路，無非是給優惠政策，鼓勵工商企業，搞一些工業項目開發區，再搞一些基礎設施、房地產。 但在浦東這么一塊基本是農村的土地上，當時想到的不是工業先行，不是開發區先行，而是充分運用大上海的優勢，推動"金融先行"，這很難能可貴。 然后"貿易興市"，光有金融沒有貿易也是不行的。 城市化還要有基礎設施建設，所以"基礎鋪路"。 這個"基礎鋪路"不光是道路的意思，而是廣義的各類基礎設施，包括機場、過江大橋、楊高路內環線、港口等。工業發展當然也是內在要求、必然要求，所以是"工業聯動"。 按這個話來說，浦東的開發，并不是只想到工業的發展，而是工業、金融、商貿聯動發展，二三產業比翼齊飛。 這不是今天把隨機發展出來的符合經濟規律的歷史事實概括為幾個帽子，而是當時就提出了這個戰略， ２０年后回頭看，當然正確，而且取得不錯的效果，不得不說那一代人真正是敢想敢做、有思維的、有創新能力的創業者。
我記得１９９１年春節，鄧小平同志專題聽取浦東開發的情況，我當時參加了匯報會議。 朱镕基同志向小平同志匯報時說，我們浦東開發的戰略是"金融先行，貿易興市，基礎鋪路，工業聯動"這１６個字。 小平同志聽后說："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 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 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后也要這樣搞。 中國的金融要在世界上有地位，首先要從上海做起。"老人家這段著名的話，是跟著"金融先行"這段話出來的。 沒有浦東開發的這個戰略，沒有朱镕基同志用這么一句話開場匯報，老人家也許就沒有機會發出這個偉大的、導向性的金融論斷。 這個論斷對今天中國的金融發展都有意義。 因此，關于浦東的戰略，怎么高度評價都不為過。
"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區還特"的政策定位
第二件事情，對浦東的政策，朱镕基同志當時有個絕妙的歸納— — —浦東新區不叫特區，而叫新區，新區新區，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區還特。
我記得住這句話，因為當時朱镕基同志是市長，我作為浦東開發辦搞政策的副主任，他定這些事、說這些話的時候，我都在他旁邊。１９９０年，他到我國香港、新加坡去，反復說這句話。 當時很多人有疑問，認為中央還沒給浦東那么開放的政策，否則怎么不叫浦東特區，而叫浦東新區啊？ 面對這樣的疑問，我負責搞政策的當然要準備一下，總結一些想法和概念，內部討論的時候，得到朱镕基同志確認，后來對外就變成了宣傳口徑。 浦東波瀾壯闊、氣勢澎湃的發展，和這個"比特區還特"的政策有很大關系。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我國的開放先后搞了２０多個沿海經濟技術開發區、五個特區。 上海也搞了漕河涇、閔行、虹橋三個經濟技術開發區。浦東沒叫特區，新區到底算什么？ 我們自己給新區一個定義，就是所有經濟技術開發區所具有的十大政策，浦東通通都有，都可操作；所有五個特區在１９９０年以前確定的九大政策，浦東都有；所有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和特區都沒有的五大政策，浦東也有。
開發區的十大政策： 一是區內生產性"三資"企業所得稅減按１５％ 的稅率計征，經營 １０ 年以上的，獲利年起"兩免三減半"。 二是允許外商在區內投資興建機場、港口等能源、交通項目，并對所得稅實行"五免五減半"。 三是凡當年出口產值達當年企業產值 ７０％ 以上的，減按 １０％ 征收所得稅。 此外，對外商投資高新技術產業給予稅收優惠延時政策。 四是"三資"企業將稅后利潤再投資于開發區，期限在五年以上的，退還 ４０％ 的再投資部分已納稅稅款。 五是外商將開發區企業分得利潤匯出境外的免征所得稅。 六是區內企業進口自用的生產管理資料所需進口的維修零配件予以免稅。 七是區內企業為制造外銷產品而進口的原材料等予以免稅。 八是區內行政機關、事業單位等機構進口自用合理數量的建筑材料、辦公用品、管理設備的予以免稅。九是區內企業生產的出口產品免征出口稅。 十是建設開發區基礎設施所需進口的機器、設備和其他基建物資予以免稅。
特區的九項政策：一是在五個特區內，中資企業所得稅減按 １５％計征。 二是允許特區內企業具有較高的留匯比例，同時企業可以有現匯賬戶和額度賬號。 三是從非特區收購的半成品、原材料，在特區加工增值 ２０％ 以上的，視同特區產品，享受出口關稅免征和外匯留成優惠等特區政策。 四是外貿經營權限上，除了"三資"企業都有自營產品的進出口經營權外，特區內的國營企業也可以有自營產品的進出口經營權。 五是在特區興建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可以免征投資方向稅。 六是特區投資規模另加一塊，信貸指標也另加一塊。 七是特區內從事金融行業的外資企業，企業所得稅按 １５％ 計征，并從獲利年度起，實行
"一免兩減半"。 八是開辦特區的頭五年，新增財政收入全部留于特區建設。 九是戶口進入、物價制定等管理辦法上的優惠政策。
作為浦東新區獨有的五大政策，一是允許外國企業開辦百貨商店、超市等第三產業。 在 ２０ 世紀 ９０ 年代，這是一項突破性很大的政策，特區一般是允許外資開工廠，百貨店的原材料、商品從國外進口，百貨商店一般都是連鎖的，它會把中國的產品采購了不僅在百貨商店里賣，還可以在上海的店里賣，當然也可以成批量地賣到外國去，幫助我們出口。 這個概念現在聽聽是好事，但當時任何一個外貿公司成立都是要國家批的，外貿進口權、出口權都要許可證、各種單證，還要有配額，所以開個百貨店是不得了的。 二是外資可以開辦銀行、財務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 三是允許上海設立證券交易所，為浦東開發自行審批發行人民幣股票和 Ｂ 種股票。 四是在浦東新區外高橋設立了中國開放度最大的保稅區，也就是自由貿易區。 五是擴大上海市有關浦東新區項目審批的五個方面權限。 特別是在投資項目審批上，浦東審批權是 ２ 億美元以下。 當時的情況是 ３ ０００ 萬美元以上項目要報國家計委、經貿委審批， ２ 億美元以上報國務院審批。 所以浦東不能忘記中央給了很多特殊政策，而且這些政策意義深遠。
１９９０ 年，在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的推動下，黨中央、國務院在浦東開發一啟動時就給浦東五大政策，同時還把開發區的十大政策和特區的九大政策一股腦兒地給了上海，這個氣魄大得不得了。 因此，對于浦東新區而言，開發區、特區的十條、九條我都有，特區沒有的五條我還有，那么，"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區還特"是恰如其分。 所以，浦東不叫特區叫新區，這個話就是這么來的。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給浦東的五項獨有政策，是各國在 ＷＴＯ 里約定必須開放的服務貿易條款。 ２０世紀 ９０ 年代中后期，這些改革在中國沿海逐步推開擴大； ２００１ 年，中國進了 ＷＴＯ ，這五項政策在整個中國全面推開。 浦東先于全國 ５ — １０年打了前站，可以說為中國進入 ＷＴＯ 進行了先行探索并取得了經驗。
１９９０ 年給浦東的特殊政策最突出的是外高橋保稅區，中文叫保稅區，英文叫自由貿易區。 當時，朱镕基同志把外高橋保稅區翻譯為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那是他自己直接用英文翻的。 朱镕基同志說，我們對內中文名字叫保稅區，對外英文名字就叫自由貿易區，而不要把保稅區直譯為 Ｆｒｅｅ Ｄｕｔｙ Ｚｏｎｅ 。 當時，保稅區里面涵蓋的政策就是按 ＷＴＯ框架下的自由貿易區來設定的。 如果具體展開的話，我 １９９１ 年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就是講關于保稅區政策的，那里面我把全世界 ＷＴＯ 框架下的自由貿易區的東西歸納了以后，有用的拼在一起，報中央批準。那時候的人比較浪漫，沒什么清規戒律。
我到重慶十多年了，作為重慶市長，我認為上海有許多了不起的經濟成果、改革開放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外高橋保稅區。２０１０年的外高橋，１０平方公里，一年做了１萬億人民幣的貿易額，進出口的貿易額是１０００億美元，形成的稅收是１０００億人民幣，有２０萬人就業，有１萬個企業，里面有５００萬平方米的寫字樓，包括一些窗口。這堆數字孤零零地看，看不出什么，橫向做個比較，整個上海一年５０００多億美元進出口，那可是６０００多平方公里的大上海的進出口。 但是外高橋１０平方公里就有１０００億美元。上海的稅收，如果證交所不算，上海全部正常稅收５０００億元，而外高橋１０平方公里有１００億元。外高橋保稅區占整個上海五分之一的貿易，五分之一的稅收。再做個比較，全國有１７個保稅區，１６個保稅區的貿易量總和、稅收總和等于外高橋。
今天，自由貿易區的時代已經到來。 中央提出要"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改革市場準入、海關監管、檢驗檢疫等管理體制，加快環境保護、投資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等新議題談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過去，外高橋保稅區為上海在 ＷＴＯ 框架下貨物貿易為主體的自貿區建設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奠定了良好基礎。 現在，國家又賦予上海在以服務貿易為主體的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而形成的自由貿易協定（ ＦＴＡ ）框架下先行探索，拓展自貿區的范圍，增添更多先行先試政策，將推動上海再次引領全國進入更加開放的境界，我由衷地為上海高興。
收支平衡、投融資健康的開發模式
第三件事情，是浦東開發時的一整套沒有留下巨額債務的資本積累方式。 這個開發是絕對的市場化，但又絕對的政府導向化，是政府的平臺，但政府不舉債。 整個中國的投資平臺可能都和浦東的模式有點淵源，但在別人那邊可能就變大數額負債平臺了。 浦東沒有成為政府負債平臺，而且最后市場化了，幾大公司上千億的債務里面沒有政府負債，都是上市公司債務。 浦東開發沒有說花了１０００億就借了１０００億，最后財政要破產。 浦東的財政從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０年，直到現在，始終能夠良性循環。 浦東的開發不是泡沫性的開發、債務透支的開發，而是收支平衡、投融資健康的開發。
這件事是被逼出來的，也是成功的。１９９０年６月，朱镕基同志去了我國香港、新加坡，考察了新加坡的裕廊開發區，回來當天住到上海石化在青浦的招待所，把黃菊同志叫去，他當時是常務副市長、浦東開發領導小組組長，也把我、楊昌基、沙麟、李佳能幾個人一起找去了。那時候浦東開發剛啟動，掛了牌，什么事還沒干起來。 朱镕基同志說，浦東開發，沒有政府主導的幾百億的基礎設施的起步投入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我沒這么多錢，我只能給你們一個億。 在１９９０年的上海，一個億算是巨款了。 他還說，裕廊總投資１００億美元，基礎開發就花了１０多億美元。 裕廊才１０平方公里，浦東很大，有幾百平方公里，開發的話至少要搞三個開發公司，每個開發公司都是上百億元的開發，但是我沒有多少錢，我只能給你們一個億，每個開發公司３０００萬元作為開辦費，還有１０００萬元是浦東開發辦自己運作的成本。 然后他跟我說，黃奇帆，你負責把這三個開發公司組建起來，組建的開發公司不能是皮包公司，一啟動就要有幾十億的資金，有資本的能量，才能把開發區搞起來。
我回來后想了一個星期，把三大公司的規劃、方案做好，同時把三大公司掌門人推薦名單想好，報給黃菊同志，他同意了。 朱镕基同志說要成立外高橋、金橋、陸家嘴三個公司，一個公司里有哪些部門，多大范圍，怎么個體制，都要想清楚。 公司誰來開發？ 當時掌門人有五個人選，除阮延華、王安德、朱曉明三個外，還要兩個。 我們那時候的工作效率高，三天內把人頭、公司等就這樣定了。 這些方案我們都寫得出來，我們文字能力、思路都還可以，當時說弄就弄起來了。 之后跟著就調人，王安德是房地產系統的，朱曉明是紡織系統的，阮延華是閔行開發區的。 當時我報給黃菊同志五個人，他讓我把五個人都找來跟他面試。 面試的時候我在旁邊。 黃菊同志問一些問題，他們聊一聊，感覺怎么樣，回頭就定了這三個人，跟著就投資。 那時候物色三大公司負責人說簡單也簡單，說認真也認真，市委副書記直接面試，還真不多見，真有一種火線上臨陣點將的感覺。
做這件事我當時要考慮三方面，一個是三個公司的結構，第二是三個公司的人選，第三是三個公司的注冊資本，注冊資本朱镕基同志只給３０００萬元，如果我光開公司，一個公司3000萬元也是可以運轉的，３０００萬元在１９９０年說起來也不少，但是這個地方需要１００億元的資金運轉，拿３０００萬元，那變皮包公司了；一個公司資本金加融資資金形成的現金資金至少該３０億元。 為解決公司注冊資本的問題，我想了一個星期。 當時想到了土地資本與現金資本相結合，推動土地滾動良性開發，把土地資本轉換為資金資本。
首先，政府向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公司、外高橋保稅區開發公司、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公司成片出讓土地，采取了財政投入到位、土地批租出讓到位、批租收入上繳財政到位，形成土地批租實打實運轉，財政資金支出又收入，形成支票背書"空轉"循環的方式。 這樣，土地使用權發生轉移，公司獲得了土地，但是市財政并沒有發生多支的問題，這也是浦東新區基礎地產開發上的一大特色。 其次采用股權多元化方式，吸引中國銀行、招商局等一批金融、外資企業入股三大土地開發公司，形成５０∶５０的合資企業。 最后再以這三個擁有土地資本、現金資本的合資企業向銀行借貸的方式融資貸款。
當時在上海，對成片批租的土地進行開發的投資是巨大的。 一平方公里的征地動遷費約需１．５億元，三個開發區涉及幾十平方公里就需要上百億元。 要財政拿出這筆撥款是不可能的，向銀行貸款也是不現實的。 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以土地資本形成了三個公司１５億元注冊資本，又通過吸引外資形成了３０億的合資企業資本，再以存一貸三的原則借貸了６０億—７０億資金。 這樣就解決了實現第一批土地滾動開發良性循環的資金問題。 幾年以后，隨著浦東開發的深入推進，三大開發區發展得如火如荼，公司相繼上市，每個公司的資產資金總量都超過了２００億元，成為中國股市重要的開發概念股，完全實現了朱镕基同志當年的要求。
當時之所以敢這么做，是因為我們已經意識到，浦東新區的各類開發投入，將迅速改變浦東新區的投資環境和企業營運環境，從而使浦東新區土地不斷升值。 這就要求政府把土地資源管理與土地資產管理緊密結合起來，科學度量土地的增值量，合理分配土地的級差收益，確保開發投入與開發產出之間的平衡協調。 由土地開發公司代表市政府統籌和調控新區的土地，管好由于三大投入提升地價的地塊，適時出讓，回收投入。 同時確保政府土地股權升值的合理分配，以形成"開發投入— —土地增值— —開發產出— —再投入"的循環圈，實現浦東開發投入與產出的總平衡。
（節選自《口述上海：浦東開發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