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浦東開發１４個月
楊昌基，１９３２年生，上海市人。曾任河南省醫藥局副局長，省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常務副主任，省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省人民政府常務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國務院生產辦副主任，國務院經貿辦副主任，國家經貿委黨組副書記、常務副主任等職。１９９０年 ５月至１９９１年 ８月，任上海市浦東開發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兼上海市人民政府浦東開發辦公室主任。
楊昌基與沙麟（左一）在談工作
１９９０年 ４月 ３０日，我出差去上海，在朱镕基同志家中暢談了近４個小時有關浦東開發開放的事宜，后經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書記的上海市委老領導胡立教同志的鼎力推薦，我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務副秘書長調至上海市從事浦東開發工作。５ 月１５日，我到浦東開發辦報到。當時，沒有正式的任命文件。同年７月５ 日，市政府任命我為浦東開發辦公室主任。而我想得最多的是自己當時已年近５８歲，如果干到６０歲，總共只有７００多天了。我只能是一天一天算，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算，來日不長，時不我待，我要爭分奪秒地干，盡可能地多干點。
精兵 強將
剛到浦東開發辦的時候，同志們對我說，辦公和交通條件相對比較艱苦。辦公室是由黃浦區浦東文化館的倉庫改建而來；交通也不方便，從浦東到浦西要幾個小時。但我認為，初創時期，有這些條件已經不錯了。而且，從總體上來說，整個開發開放浦東的大環境是非常好的。因為是在上海的浦東搞開發，有大量人才作支撐，有上海作保障，所以說再艱苦、再困難，還是比別的地方強，各種條件總比開發大西北、大西南，或者某一個內地城市要好很多。浦東開發開放最困難的工作是如何創設一個新體制，如何充分把新體制和原有的體制優勢協調，發揮各自的長處，如何充分發揮上海的人才優勢和科技、社會科學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優勢。上海一直是產業工人素質最好的城市，把他們的潛力充分發揮起來，浦東開發一定可以成功。當時第一批來浦東開發辦的有８８名干部，一開始說是１００名，后來實際是８８名，是由市委組織部牽頭，從所有自愿報名來浦東工作的同志中選拔出來的。這 ８８位同志來自浦西各個單位，都是精兵強將。當然，這與這些同志的原單位的大力支持分不開。各個單位都是這樣考慮，不是說這個人不行我踢出去，而是挑選本單位能力最強、素質最好的同志向浦東開發辦推薦。此外，市委書記、市長、副市長都全力支持，有些干部是由市委領導親自點名的，下面單位沒點到，市里領導倒點到了。這樣，市委領導高度重視，市委組織部門牽頭總抓，全市上下結合、通力合作，為浦東開發輸送來了精兵強將。
浦東開發辦的工作正常開展后，市委組織部也繼續關心，不斷派人來調查。他們到我們開發辦來，看起來似乎跟我們"閑扯"，但實際上既是了解已經選派來的干部的工作情況，同時也是了解我們這里還急需什么樣的人，并且不斷地跟我們通氣。當時擬安排擔任浦東開發辦研究室主任的王安德同志到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公司任總經理，我已按市政府意見和他談了，也告訴他擬安排的副手的情況。
為了工作需要先請安德同志到國外去學習一段時間。可是，有一些同志認為浦東開發正處初創時期，人手少、事務忙，勸我不要"放"人。我把王安德的副手找來，請副手顧全大局，大家努力工作，盡量頂一頂。我認為金融事業對浦東開發開放很重要，出國學習一段時間增長點新知識、交點可交的朋友，對浦東開發或全國的改革探索都是有利的。
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公司領先一步，以后其他公司的領導或副手都會分期分批出去學習，學成回來，工作能力就會大大提高。這批人今后回來可以干的時間長著呢。我這個建議得到多數同志的支持。市委組織部的領導也非常贊同我的意見。后來朱曉明、張賢訓、舒榕斌等浦東開發辦的"大將"都陸續送出去培訓。出國培訓使他們如虎添翼，如今，當年送出去培訓的這些年輕同志，都成了浦東新區各條戰線上的骨干和頂梁柱，在浦東開發開放中大顯身手。所以，我認為市委組織部在浦東開發開放中立了很大的功勞。
我到浦東開發辦后，領導讓我當一把手。但我很清楚：第一，一把手是班長，是召集人，別人一票我也是一票；第二，我剛從外地調來，雖然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但對上海的情況還不熟悉，必須要多聽聽別人的意見；第三，和朱镕基同志暢談時，我們就已經講清楚了浦東開發開放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我只是開了個頭，爭取把這個頭開好，以后的事情還得靠年輕人來做。所以，在和班子成員研究分工時，先請大家各自講一講原來是怎樣分工的，你希望在新分工中干什么。沙麟、黃奇帆、李佳能等同志個個談了自己的想法，都對原來的分工沒意見。我說，原來怎么分工仍怎么分工，一律不動。當然，分工不是分家，我們班子間要互相通氣，工作分開，重大事情黨組集體研究，一旦決定，各方去辦。我們班子成員就像兄弟姐妹一樣，彼此互相提醒、互相幫助。會后，有的好心人提出你這樣做不是大權旁落了嗎？我說，浦東開發要靠大家的積極性，浦東開發有許許多多的事情要研究，要思考干什么、想干什么，無論誰想到什么都可以提出來，我們現在的分工還缺乏綜合平衡，如形態規劃和經濟規劃怎么結合，產業政策如何確定，政策法規如何取得國家的許可，金融和產業如何結合等都不是一個人能單獨負責干下來的，而這些卻往往比別的重要得多，都要依靠群策群力。當時我們主要領導班子內部非常團結，我們辦事是這樣，先討論問題把點子想出來，表決是否同意，再確定誰來干。我們雖然有固定分工，但不完全是按照這個固定分工。有些事誰愿意干就誰干，積極性多點總歸比較好。但是，不是說我們就沒有不同觀點。有不同觀點，大家可以交換意見，最后能夠達成共識。之后，市領導又讓我兼任市外資委副主任。這樣，我常常上午跑浦西，下午跑浦東，兩頭來回跑。為什么我能在浦東開發辦人手那么少的情況下，騰出精力來兩頭兼顧呢？這是因為我們的班子團結，互相幫助，互相補臺，齊心協力地干，而且班子里沒有疙疙瘩瘩的事。所以，大家到現在還比較懷念那一段共同奮斗的經歷，懷念那時大家的精神面貌。
當時到浦東開發辦工作的同志都是自愿報名來為浦東開發作貢獻的。大家思想觀點一致、目標一致，都一顆心撲在浦東開發上，個人困難、名利得失都不考慮的，素質非常高。出自公心地說，這些下屬非常好領導。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做法就是官兵一致。領導班子以身作則，領導也是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沒日沒夜地干，大家群策群力，像兄弟姐妹一樣，比較平等，比較民主。另一方面，工作中出了點差錯，大家都勇于挑擔子。有些差錯如果出在普通干部身上，他一個人也許扛不住，但是如果是領導，那無非就是這點事，挑一挑就扛過去了。大家互相幫助，你也給我扛一點，我也給你扛一點，多總結總結經驗，下次注意別再犯同樣的錯誤，這樣就好了。正是這樣一個團結的集體，再加上那么多上海市民群眾的熱情支持，我們工作的積極性完全是不一樣的，發揚拼搏精神，努力追求效率。
規劃 先行
建設一個什么樣的浦東，這是浦東早期開發建設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剛到浦東開發辦時，我就向胡立教、汪道涵、裴先白等老領導匯報了我的基本思路。我認為，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浦東作為上海的一個新城區，必須抓產業制高點，不能單一搞傳統工業。要大力發展金融、商貿、航空、航運、信息咨詢等服務功能。城市的服務功能越完善，它的輻射力、凝聚力、影響力就越大。為了浦東新區更好地發展，就要做到規劃先行、基礎先行、科技先行、項目先行、金融先行。而規劃更應該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因為規劃是城市開發建設的百年大計，而城市功能的確定，則是規劃的關鍵。
我的這一思路得到了市領導的認可。浦東既然要建成國際一流的"外向型、多功能、現代化"的新城區，其形態規劃就必須與經濟規劃相匹配。所以，浦東開發早期，我們花了很大的精力，開展了陸家嘴沿江ＣＢＤ地區的城市配套規劃的國際設計招標競賽，依靠國際智力，搞出了一個國際一流的城市形態規劃以及交通規劃，這就為以后的大開發、大建設打下了基礎。
我在擔任浦東開發辦主任的同時，還兼任浦東開發規劃研究設計院院長。為什么？因為，我們過去的城市規劃只注重形態規劃，沒有將形態規劃和經濟發展規劃相結合，形態規劃得很好，但經濟實體不能盈利養活規劃好的這塊土地，那也是沒有用的。而在浦東開發初期，我們就將城市規劃、形態規劃與經濟發展結合在一起通盤考慮。當時浦東開發特別強調容積率，容積率很重要，高樓與土地合理配置，這樣城市規劃出來后也好看一些，生活質量也會高一些。比如陸家嘴金融區搞一些綠化、綠地，可以通過金融區掙的錢來養活這些綠地和
公共設施。還有就是在規劃中實施級差地租。如黃浦江邊，景色好級差地租就高，有的地方交通發達就搞商業區。土地的使用規律是一門學問，這也是科學發展觀的體現。
所以，浦東的整個規劃是把經濟發展規劃和城市形態規劃的兩張皮問題解決了。但是為了這個問題，不知道爭論了多少次，現在看來，這個規劃還是比較成功的。當時，有外商要到浦東搞一些污染性項目，如建拆船廠，雖然很賺錢，但由于它的油污和細菌污染嚴重，出于環保考慮，我們沒有批這個項目。當然，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老百姓很關心"行"的問題，一個城市不斷發展，道路建設非常重要。上世紀９０年代初，隨著浦東開發的起步，楊高路進行大規模擴建，為雙向六快兩慢道路，道路紅線寬５０米。后來又進行了拓寬。以前，浦東沒有快速路也沒有地鐵，后來都有了。這些問題可以借鑒外國成功的處理方式，更需要自己創新。
此外，浦東新區是上海市的一個組成部分，開發開放浦東的規劃也是上海市一體化規劃的組成部分。要使浦東新區開發開放的事業順利、健康發展，實行"新區、新事、新章程、新辦法"，創造"浦東效率、浦東速度"，處處離不開浦西的支持。因此，浦東新區的管理機制是在市政府統一領導下協調運行。一方面，新的管理機制要有利于促進新區政策的落實和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經濟體制的發育、成長；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調動各委辦局和區縣的積極性，堅持上海市一體化的原則，做到在改革開放方面，浦東帶浦西，在開發建設方面，浦西促浦東。浦東開發辦著重于把應該控制住的工作控制好。因此，我們注意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如加強學習，深入調查研究，完善政策法規，精心做好規劃，掌握市政建設進度，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協調各方面的關系，控制土地的合理使用，審選產業、項目和監督政策落實等方面的工作。當時，我們這些方面，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還缺乏經驗，迫切需要會
同有關方面積極探索，走出一條新路子。
……
１９９１年７月，楊昌基（前排左三）與上海市浦東開發辦工作人員在一起
實行土地出讓
在浦東早期開發階段，錢從哪里來是個重要問題。當時，我們非常窮，窮到什么程度？舉一個小例子：我們編寫的浦東開發開放的規劃說明，別人要這個就是一張紙的規劃說明，我們還要叫人家付成本費一元錢。有一次，臺灣來了一大批投資者，大概有四五十人，相關部門讓我去講講，介紹介紹浦東。我向浦東開發辦的工作人員要規劃說明。他們只給我了三份資料，并且說，一份你講時做參考，還有兩份誰要你可以給他們，你講完了你的這份也可以給別人。我記得那時天氣熱得夠嗆，在上海的一個老賓館里，空調都沒有，接待方連扇子都沒有發。我說，快快快，快回去給我拿個５０份資料過來。他們去拿過來了，還帶個口信給我，說我們的這個資料是一元錢一份，這次你老楊開口就只好先給你了。我給這批客商介紹完后，回來跟浦東開發辦的工作人員說這樣不行。他們回答我：我們沒有錢。你想，連這點印資料的錢也沒有，真是窮得一塌糊涂。
當時，朱镕基市長叫我籌建陸家嘴、金橋、外高橋三個開發公司，盡快啟動十幾平方公里土地的開發。按一平方公里開發成本兩億算，需開發資金２０多億。朱镕基同志說，一個公司先給你三億，三個公司一共九億，滾動起來用。過了幾天，又對我說，三個公司給九億不行，因為振興和改造上海也要花錢。這樣吧，一個公司暫給一個億，先張羅起來吧！我回到開發辦立即向大家做了傳達。從一家給三個億，砍到一家給一個億，怎么辦？大家感到十分為難。我對大家說，浦東開發主要靠土地增值，中央給我們的土地政策是所有其他政策中含金量最高的政策，我們要多開動腦筋設法利用好。
過了不久，朱镕基同志又對我說，市里不是沒有這些錢，只是一下子周轉不過來。他讓我再算算看，目前最少要多少錢。我跟他說，我想好辦法了。改革開放是要有成本的，市里這么大一個攤子，既要向國家上繳稅利，又要浦東開發開放及浦西改造，缺少資金寸步難行。
但是，浦東開發國家給的政策中含金量最高的是土地政策。浦東開發開放中創造的級差地租是一個特大的金飯碗。我們要多動腦筋，不能捧著金飯碗要飯吃。你能不能每個公司給３ ０００萬元現金，不足部分允許我們用金融手段去操作。我以上海市浦東開發領導小組的名義開一個會，把有關委辦局召集在一起商量，再給每個公司２．４ 億元的土地財資，這樣每個公司就有２．７ 億元財產，也就可以運作起來了。
朱镕基同志仔細聽取了我的匯報，同意我以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的名義去操作。于是，我就與浦東開發辦黨組的同志商量，黃奇帆同志自告奮勇承擔全盤操作。就這樣，他組織了一場市財政局、工商局、土地局和企業的綜合辦公，即由市財政局按土地出讓價格開出支票給開發公司，作為政府對企業的資本投入并由工商局驗證；開發公司再將支票背書付給市土地局，并簽訂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合同并經工商局驗證；市土地局出讓土地使用權以后，從開發公司所得到的背書支票再全部上繳市財政局，市財政局將土地收入的千分之四歸中央，上繳給國家財政。通過這樣一個綜合辦公，財政金融、現行法規迅速完成資金到位、土地到位、注冊資金到位、企業實有資金到位、國家土地收益到位的運作，從而加快了浦東開發開放的步伐。
上述操作主要是利用在支票規定的有效時間內快速運轉，通過背書的辦法不造成實際的空頭支票，是金融工作中普遍允許的慣例。現代金融提倡以第三方的代收付來解決空頭支票的發生。我大膽地提出了這個意見。如果領導不敢干，那我提出的意見也沒用。同時，如果操作得不好，這個問題就太大了。你把這個給我，我把那個給你，他把另外一個給我，交換完后，好了，各方面都各得其所，問題都解決了。
我參加浦東開發的時間只有１４個月左右，于１９９１年８月，奉調北京工作。這短暫的令人難忘的４００多個日日夜夜，至今仍令我十分懷念。
（節選自《口述上海：浦東開發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