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在此過程中，解放軍露宿街頭、不入私宅、謝絕饋贈、保護外僑，給國內外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宋慶齡、竺可楨、榮毅仁、遲浩田，美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書法家沈尹默等各界人士都曾親自記錄了上海解放前后的情景，很多細節令人動容。

歡迎解放軍（1949年5月25日九江路江西中路）舒宗僑攝

孫夫人的秧歌隊

1949年黎明前夜，上海的形勢越來越緊張。在這幾天，上海各界人士留下了自己的活動印跡和私人記錄。

5月22日《申報》記載，21日華南方面尚有客機飛來，飛抵上海上空后因地面無人聯絡，沒有降落即飛走。街上的店鋪門面，大多上鐵門或木板，寫著“脫貨求現”及“驚人犧牲”的字樣。

盡管局勢緊張，但在宋慶齡領導下的兒童劇團，2月份搬到了橫浜橋北邊四川北路1895弄4號的一幢三層樓房里，排練節目以迎接上海解放。4月，中國福利基金會全力投入到了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的工作中，開展了救濟難民和兒童的工作。

5月25日，解放軍第三野戰軍首先解放了蘇州河南岸。上海沒有了前兩天激烈的槍炮聲，突然異常安靜，很多人意識到上海即將解放，于是靜靜地徹夜等待。宋慶齡也在黑暗中等待著，凌晨3點，當先遣部隊放松包圍的時候，宋慶齡站在林森中路1803號（今淮海中路1843號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家中的陽臺上看見了途經的解放軍裝甲車。26日，蘇州河北岸也獲得解放。宋慶齡在當日致王安娜的信中愉快地寫道：“感謝上蒼，我們現在總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這天清晨，宋慶齡派了一輛大卡車來到了位于橫浜橋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兒童劇團本部，把兒童劇團的表演隊接到了位于安福路的上海影劇界集合點。在中共地下黨文委的領導下，兒童劇團表演隊34名少男少女被編入上海文協宣傳隊第十一隊和第十二隊。他們走上街頭，邊游行，邊扭秧歌，在南京路、林森中路、南市、四川北路等12個點，稍作停頓，表演節目，歡慶上海解放。中國福利基金會兒童福利站的“小先生”們也組織了宣傳隊，高唱著《我們的隊伍來了》，奔向街頭，歡迎人民解放軍。

時任上海軍管會文藝處處長的于伶回憶說：“我隨軍進入上海，看到的第一支歡迎隊伍就是孫夫人的秧歌隊。”

上海解放次日即28日，宋慶齡便在寓所迎來了前來向她祝賀的客人。宋慶齡一見到史良，就拉著她的手激動地說：“解放了就好。共產黨取得勝利，是必然的，因為它代表人民，愛護人民，為人民謀福利。”

1949年5月3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電賀上海解放

霞飛路的店門

浙江大學的竺可楨校長，1949年在人生十字路口作出重大決定，他拒絕去臺灣，于4月30日來到上海，默默觀察時局的進一步發展。在上海解放這幾天中，竺可楨日記內容詳盡地記錄了自己的見聞。

5月25日早上8點，他自岳陽路至永嘉路，“即見青年穿草綠色制服，上寫‘中國人民解放軍’字樣在左胸上，在永嘉路與衡山路席地而坐者數百人……政府雖已改易，而人民可說毫無騷擾”。26日，他如常來到岳陽路中央研究院（今中科院上海分院），只見“解放軍在路站崗，秩序極佳，絕不見欺負老百姓之事。研究院門前亦有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門之站崗者倦則臥地，亦絕不擾人，紀律之佳誠難得也”。眼見街市秩序如此之好，27日竺可楨仍然堅持外出邊走邊看，直到下午4點回到住地，恰巧交大教授吳有訓來訪。兩人談起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人民歡騰一如今日。“但國民黨不自振作，包庇貪污，賞罰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顛覆”。解放軍進城，“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

保衛上海第十紡織廠的解放軍戰士

無獨有偶，5月24日，民族資本家榮毅仁整夜未眠。傳說解放軍要進城，他擔心家人“吃流彈”，晚上讓家眷都睡在樓下，自己坐在客廳里，等待第二天的法院出庭。一年多以前，他的茂新面粉廠代政府收購了30萬石小麥，并磨制成民用和軍供兩種面粉，經檢驗合格入庫。但一年后，國民政府監察院突然說這些面粉中有霉變的劣質粉。上海地方法院先后勒索榮家1萬余美元，將開庭日期定為5月25日。

據榮毅仁回憶：第二天清晨6點鐘，公司的一個廠長急匆匆開車來我家報告消息，我問他怎么過來的，他告訴我解放軍都睡在馬路上，走路沒事。我就開車出來，一路上只見解放軍官兵果然都露宿街頭。車到成都路浦東大廈時，一個解放軍攔住我，說前面敵人還沒清除，不安全，勸我不要再向前。他由衷感慨：“解放軍軍紀真好，秋毫無犯，同國民黨軍隊相比，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他輾轉來到法院門口后，站崗的解放軍戰士告訴他：都逃了，里面空無一人。

解放軍大部隊進城了，商業買賣還能正常進行嗎？小商販們提前關門閉店，直到看見這些士兵不入不搶，商販們才開店營業。5月27日，竺可楨先是乘22路公共汽車赴大世界，下車走至先施公司。“知四大公司均尚未開門，而沿途如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南京路、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均人山人海如上元、元旦假日狀態……霞飛路店門均開，時有學生帶鑼鼓游行，且見女學生插鮮花于解放軍之衣襟上。霞飛路行人觀者如堵。”這位59歲的老科學家在迎接新中國的日子里，心情是淡定的，有了對新社會的憧憬。

上海市民歡迎解放軍的場面

儒家傳統的友善

1949年5月25日，美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在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頂層“觀戰”。對于這支人民的軍隊，他并不陌生。早在1944年夏，他從重慶一路北上，到達延安及華北抗日根據地進行戰地采訪，寫下了轟動中外的《紅色中國報道》（后譯為《北行漫記》）。

福爾森看到外灘密密麻麻睡滿了解放軍士兵，一個拿著湯姆森沖鋒槍的士官在這些睡著的士兵旁邊巡邏，就像一個母親在保護睡著的孩子們。“這是一個感人的場景。這些年輕人在幾天來連續行軍作戰肯定已經累壞了。周圍的槍聲完全打擾不了他們，他們睡得很熟。”“整個下午他們熟睡在南京路邊的人行道上，對于一支占領軍戰勝軍來說，這簡直是一件最令人稱奇的事了。”而且，他們竟然沒有試圖進入外灘的酒店——他們的紀律太好了。

住在市區的漢彌爾登大樓（今福州大樓）的菲律賓總領事埃斯波拉塔，終于近距離看到解放軍士兵。與他想象的完全不同，他看到的解放軍官兵身上沒有勛章、綬帶、軍階標識，連軍靴都沒有，他們穿著布鞋和草鞋。“我眼前的共產黨士兵，大多只是十七八歲的孩子，他們剛剛進入純情發育期，這些大男孩行軍看起來并不自然。他們看起來像農村來的，沒有見過世面的孩子。他們站在馬路口，謹慎地端著槍口朝下的步槍，睜大了眼睛四下張望，顯然對城里的樓房感到驚訝。”他看到，當街上的小販紛紛涌上前給解放軍米糕和茶水時，“這些略顯害羞的軍人微笑著鞠躬感謝，但是堅決地拒絕接受”。

意大利駐上海總領事羅西寫下他對解放軍的第一印象。“共產黨士兵顯得有序而自律。他們表現著與儒家傳統相符的友善。他們不做任何一件讓人感覺他們是占領軍的事情。”“他們甚至為拿到的任何東西付錢。他們付錢給從家里拿來茶水的主婦。”羅西旁觀這支軍隊行軍時發出真摯的贊嘆：共產黨的軍隊不再像一支個人或地方的軍隊，這是一支徹底的國家軍隊。

學生游行隊慶祝上海解放（1949年5月25日淮海中路茂名路）舒宗僑攝

無人接受的燒餅

5月27日清晨，連綿細雨中，中共上海地下市委的張承宗和交通聯絡員等進入海關大樓，成立人民保安隊總部。海關大樓掛起了“歡迎人民解放軍解放大上海”的巨幅標語。當上海市民推開家門時，竟然發現街道兩側躺滿了和衣而臥的解放軍官兵。他們懷抱槍支，一個挨一個，露宿街頭。市民紛紛請解放軍到自己家里避雨，戰士們都婉言謝絕了。有一個商人夜里主動送燒餅慰勞在他家門口值勤的戰士，被婉言謝絕后，又送給新接崗的戰士，又被謝絕，連送三四次，直到天明，沒有一個人接受。其實，當時部隊后勤供應還比較困難，戰士們有時一天只能吃到一餐。有位戰士寫了一首打油詩：“想上海，進上海，進了上海得到兩條破麻袋，又是鋪，又是蓋，晚上睡覺怪涼快！”

親歷上海解放的遲浩田，也印證了這一事實。他在《為了人民的上海》一文中寫道：為了不給群眾添麻煩，總前委對進城部隊的行動，作了具體細致的規定。如所有部隊一律不準在市區內購買物品，包括香煙、肥皂之類的日用品，以免影響市民的生活秩序。飯菜必須在郊外營地做好送來，大小便一律在臨時改裝過的大篷車內進行。

解放軍與百姓公平買賣

67歲的著名詩人和書法家沈尹默目睹了解放軍的嚴明紀律，回家后揮毫寫就：“秋毫無犯取名城，大炮昂然未許鳴。曉起居民始驚動，紅軍街宿到天明。”幾天后，榮毅仁收到上海軍管會發來的一封請帖，請他于次日出席工商界座談會，回家后，榮毅仁宣布，工廠明天就復工！陳毅第一個登門拜訪的知識分子就是沈尹默，陳毅誠懇地說：“黨和政府需要像你這樣的知識分子。”7月，竺可楨應邀至北平參加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后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解放軍“仁義之師”的特殊入城式，具有標桿性的意義。新上海開始書寫嶄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