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打贏這場大仗硬仗，是對我們現實而重大的考驗，唯有排除萬難，去奪取勝利！”

　　4月6日，上海市委在致全市共產黨員的公開信中寫道，此時此刻，全市廣大共產黨員，要緊急行動起來，盡銳出戰、持續奮戰，全力投身到這場嚴肅的抗疫斗爭中去。封控樓消殺、保供物資卸載搬運、救命藥配送……在疫情防控最急需的一個個重要節點，馳援一線的黨員們擔起重任，集結力量攻堅啃硬，持續幫人民群眾排憂解難。

　　截至12日，全市向社區報到在職黨員達71.7萬名，30多萬名報到在職黨員已分9155組編入相關區、街鎮和村居工作隊伍，廣泛參與小區封控、核酸檢測、物資保障、垃圾清運、特殊群體關愛等工作。4月15日以來，按照“有序釋放”的原則，符合條件的1.06萬余名市級機關、企事業單位干部，分兩批從原來的就地報到增援到有需求的社區，承擔一線抗疫各項任務，匯聚起同心抗疫的強大力量。

　　遇到艱巨的任務，“我在”；遇到棘手的矛盾，“我來”；遇到需要人手充當勞力的時候，“我做”；遇到需要解釋澄清的問題，“我說”......

　　從防疫“小白”到“大白”，“雙報到”黨員志愿者隊伍越來越專業，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基層黨組織戰斗在最前沿，全力“織密”魔都防護網，發揮戰斗堡壘作用。

　　自中共四大將“支部”確立為黨的基本組織以來，支部作為黨組織開展工作的基本單位，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中發揮了戰斗堡壘作用。

　　01

　　大革命時期

　　支部建設

　　創建初期，由于對發展自身組織、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的極端重要性還缺乏充分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工作滯后，黨的隊伍發展相對緩慢。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由于全黨只有50多名黨員，人數較少，黨綱沒有規定建立黨的基層組織。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通過了首部《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

　　“凡有黨員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組”

　　“組”是當時黨的最基本單位，也是黨的基層組織的最初形態。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把黨的基層組織由組改為小組，人數調整為5人至10人。由此可見，從中共一大至中共三大期間，對于黨的基層組織如何設置，仍處于不斷探索階段。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指導下，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但由于沒有在工人中較多地發展黨員（如京漢鐵路大罷工中全路共產黨員不足50人），結果未能在各個基層單位形成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中國的工人運動在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鎮壓下暫時進入了低潮。

　　鑒于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工人運動遭鎮壓的教訓，中共三大后，中國共產黨決定聯合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的聯合戰線，但在實際工作中過于注重幫助國民黨發展組織，而忽略了自身的組織發展。從1923 年6月至1924年6月一年時間里，全國黨員僅增長200余人。上海、武漢、廣州三個區委由于黨員人數少、黨組織分布地域有限，被中共中央改為“地方委員會”。

　　隨著國民黨右派反對、阻撓兩黨合作的浪潮不斷高漲，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重新思考和判斷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運動中的地位與作用，并開始重視黨的基層組織的發展問題。

　　1925年1 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虹口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指出，無產階級“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是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而參加”。民主革命“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

　　為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取得與實現，大會通過的《對于組織問題之議決案》指出

　　“組織問題為吾黨生存和發展之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要求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發展黨的組織，并將組織建設的重點轉移到支部建設上來；強調“我們黨的基本組織，應是以產業和機關為單位的支部組織”，將原來章程中的“有五人以上可組織一小組”改為“有三人以上即可組織支部”。中共四大還對支部建設提出了具體要求，規定了支部的設置原則、工作任務和職責、組織制度、活動方式。

　　中共四大把黨的支部規定為黨的基本組織，初步奠定了黨的支部制度基礎，由此成為黨重視并加強支部建設的歷史起點，這在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中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同時，對支部建設作出的具體規定，表明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對支部建設理論的積極探索。基層組織工作的改善和加強，為推進黨的各項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證，黨的自身力量迅速發展，開始走上群眾型政黨的道路，黨領導革命群眾運動的能力大為增強。

　　中共四大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在這場全國性的反帝怒潮中，黨擴大了自身的政治影響，發展健全了自身組織，黨員數量增長到近萬人，在全國大部分省區都建立了黨的組織，黨的力量如星火燎原般發展起來。

　　1926年初，統一戰線內部國民黨新右派篡奪革命領導權的活動日益猖獗，同時工農群眾運動和總的革命形勢仍在繼續發展。廣東革命政府于7月9日正式出師北伐，開始了北伐戰爭。

　　為加強對革命群眾運動的領導，繼續推進革命進程，1926年7月12日至18 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會議認為，黨只有擴大自身組織、加強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才能抑制新右派和反革命勢力的日益增加，保證革命進程的順利推進。

　　會議指出，組織工作是“黨指揮群眾運動的樞紐”，支部是黨在工廠、礦山、學校及某區域的核心。為把黨的基礎真正建立在支部上面，會議提出了“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口號，指出各支部里都應有全黨的各樣工作，并建立強有力的支部干事會，改造支部的性質，組織“部委員會”管理區域內的各支部工作。

　　時任中共上海區委組織部部長趙世炎，對該口號作了詳細解釋：

　　“我們主要的目的，是要使支部成為社會之核心；在支部中每一個同志所有的社會關系與工作，統統要聚集到支部里面來，由支部指揮之，這就叫做‘一切工作歸支部’。”

　　在大革命洪流中，由于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自身組織建設，加強和改進黨的支部工作，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開時，黨員已超過5.7萬，工人與農民已占全部黨員的近70%。中國共產黨成功實現了從宣傳小團體到群眾性政黨轉變的偉大跨越。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在革命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于1927年4月27 日在武漢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第一次在黨章中把支部單列一章，對支部的組織設置進行了調整，并對支部的組織設置和工作任務作出了新規定。

　　02

　　革命戰爭時期

　　支部探索

　　1927年八七會議后，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回湖南組織秋收起義。9月29日，工農革命軍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當晚，毛澤東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對部隊進行改編，在班、排設黨小組，連建支部，團、營建立黨委，全軍由中共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同時，連以上設立黨代表。在連一級，黨代表由黨的支部書記擔任。

三灣改編舊址

　　支部建在連上后，作為部隊基層單位的連隊直接處于黨的領導之下，避免了因支部建在團上而造成的黨的領導的斷層現象。同時，支部建在連上，小組設在班排，與士兵群眾直接聯系，因而使部隊具有很強的戰斗力。毛澤東說：

　　“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三灣改編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組織上奠定了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

　　1929年12月28日、29日兩天，紅四軍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案，第一次將“支部建在連上”規定為建黨建軍的一條重要原則，指出：

　　“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紅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

古田會議舊址

　　古田會議后，紅軍的發展壯大為中央蘇區的形成創造了條件。1931年11月19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中央蘇區普遍建立了黨的支部組織，基本上以鄉為單位建立黨支部，以村為單位建立黨小組。據蘇區江西省委統計，1932年3月底，全省共建有998個黨支部。在中央蘇區范圍最大的時期，黨員總數已超過13萬人，約占全國黨員總數的44%，占中央蘇區人口總數的3%。

　　蘇區中央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黨的支部建設：

　　一是建立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作為健全支部工作、加強支部領導力的一項主要任務；

　　二是為了健全支部生活，開展支部改選活動；

　　三是先后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支部工作的條例法規；

　　四是鞏固和發展黨的組織；

　　黨支部領導鄉蘇維埃、鄉工會和鄉貧民團的工作，積極開展經濟動員、查田運動、宣傳教育和文化運動。在黨支部領導和發動下，“擴紅”工作成績顯著，并成立了赤衛軍、救護排等，均能隨時調動作戰。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加緊了侵略中國的步伐，使得國內政治局勢發生急劇變化。1937 年七七事變后，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這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但在經過殘酷的國內戰爭后，黨的組織系統在長期的白色恐怖下，多數地區基層黨組織基本處于癱瘓、半癱瘓狀態，很難進行有組織、有領導的工作。黨的組織力量亟待增強，以成為一個真正有影響力的全國性政黨。

　　為了進一步總結抗戰以來黨的工作的經驗教訓，確定即將轉入新階段的抗戰方針和任務，1938年9月29 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張聞天作了《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對黨的支部建設作了全面部署，指出有計劃地發展黨員和建立支部，使黨成為全國性的黨，這是黨目前的中心任務之一。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的黨員隊伍日益擴大。如何加強支部建設和黨員隊伍建設，已經成為當時黨的建設所面臨的突出問題。1939年3月，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撰寫了《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與《支部》兩篇文章。在《支部》一文中，陳云著重闡述了支部的地位、設置原則、主要任務等支部工作的基本問題，指出

　　“支部是黨的基本組織，是黨的力量增長的主要源泉”

　　要從聯系群眾、發展黨員、教育黨員、領導工作四個方面切實發揮“核心的堡壘的作用”。

　　《怎樣做一名共產黨員》與《支部》是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和黨員隊伍建設的基本文獻，它們的公開發表，標志著黨的支部建設理論的形成。

　　到1945年前夕，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黨，它已有一百二十一萬黨員，它的組織與黨員遍布全國各地”。1945年4月23日至6 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5月14日，劉少奇在大會上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指出

　　“黨的基礎組織，一般稱為黨的支部”“在一個工廠、礦山、農村、企業、街道、機關和學校中，不論黨員有多少人，從三個黨員起，到幾千個黨員止，都只成立一個統一的黨的組織，成為黨的基礎組織，成為黨在這個工廠、礦山、機關和學校等等群眾中的戰斗的堡壘。”

　　總結了黨自創建以來加強支部建設的實踐經驗，全面論述了黨的支部建設理論，標志著黨的支部建設經過長期實踐探索后，在理論上已經趨于成熟。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面臨著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決戰。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各新老解放區基層黨組織所處的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隨著土地改革運動的開展，在黨的工作有深厚基礎的老解放區，公開建黨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1948年2 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老區半老區的土地改革與整黨工作》的指示，決定“除尚未鞏固的新區以外，一切黨的支部，均應公開”。這是黨支部工作的重大轉折，標志著黨的支部由秘密活動進入公開活動時期。

　　1949年3月5日至13日，黨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舉行了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明確指出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會后，在城市里公開建黨，以及在新解放區根據新的建黨方針展開黨的支部發展工作，成為黨的組織發展的一個重點。

　　03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支部發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共產黨所處地位、工作環境、工作重心等都發生深刻改變，要求對黨支部職責作出相應調整。黨的支部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到1949年底，支部增長到20萬個，黨員總數增加到450萬，其中1949年一年就增加了140萬。在黨員人數迅速增加的情況下，為了純潔和鞏固黨的組織，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21日發出《關于發展和鞏固黨的組織的指示》，明確提出當前黨的支部建設的主要任務是進行整頓和鞏固。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各地黨組織迅速作出調整，將黨的組織建設的中心工作從發展黨員和壯大黨的組織，迅速調整為對現有黨員的教育和鞏固上，使黨有充分的時間“消化”新中國成立一年來吸收入黨的數以百萬計的新黨員。

劉少奇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作報告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了劉少奇的報告和《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從1951年下半年開始，各地基本上用3年的時間開展了整黨運動。經過整黨，黨的支部更加純潔，加強了黨和群眾的聯系，保證了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各項任務的完成。

劉少奇報告的手稿

　　為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制定黨在新形勢下的路線、方針、政策，1956 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會議。中共八大總結了黨的建設的歷史經驗，又結合新中國成立后執政黨建設的特點，對黨的支部建設作出了重要規定。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確定了“黨的基層組織”這一概念，把黨的基層組織明確分為三類，還在基本保留七大黨章原有的四項支部任務外，將支部的一般任務擴大為八項任務。新增加的四項任務為：

　　（五）領導群眾積極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

　　（六）領導群眾發揚積極性和創造性，鞏固勞動紀律，保證完成生產計劃和工作計劃；

　　（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同一切違法亂紀、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現象進行斗爭；

　　（八）在黨員和群眾中進行提高警惕性的教育，經常注意同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進行斗爭；

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報告

　　中共八大黨章對于黨的支部建設作了比較系統的規定，反映了執政黨地位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對黨提出的新要求。

　　“大躍進”時期開展的支部工作評比競賽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對黨的支部建設產生了消極影響。隨著“大躍進”運動的結束，中央決定調整基層組織建設的政策。1962年10月25日至12月8日，中央組織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中國共產黨國營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和《中國共產黨商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以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工作。這次組織工作會議上強調的“黨要管黨”的重要意見，以及制定的農村、工業、商業三個基層黨組織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對解決當時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實際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1965年中央組織部召開大區組織部長會議，形成了《關于加強農村黨的建設的三個問題的報告》，提出了如何抓住要領建設農村黨支部的問題，使每個農村黨支部都能過得硬，成為堅強的戰斗堡壘，這是具有長遠戰略意義的問題。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黨的支部建設陷入癱瘓。

　　04

　　改革開放時期

　　支部完善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指導思想，作出把黨的工作重心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要決策。改革開放條件下，改革的推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都要依靠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同時也使得黨的基層組織處于一個嶄新的環境之中，面臨著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

　　一是隨著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利益關系的調整和經營形式的多樣性，需要改進黨的基層組織的工作；

　　二是各種新建立的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日益增多，需要從實際出發建立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堅決清除“左”傾錯誤的影響，恢復完善黨支部基本規范，調整加強黨支部制度建設。1982年9月6 日，黨的十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吸收了七大和八大黨章的優點，并修改了基層黨組織的基本任務，反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基層黨組織提出的新要求。

　　1986年2 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關于調整和改進農村中黨的基層組織設置的意見》，調整農村基層黨組織設置形式，在鄉建立鄉黨委，在村建立黨支部，農村黨支部組織形式也由原來按照生產大隊設置改為按行政村設置。同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中國共產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對企業黨支部的功能定位、職責任務和工作方法等作出全面規范，有力推動了企業改革發展。1987年11月1 日，黨的十三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以黨內法規形式確定企事業單位黨支部的職能定位，確定農村黨的基層組織按鄉、鎮、村三級來設置。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就開始探索如何在三資企業中建立黨的組織并開展黨的活動。1984年2月15日，中央組織部發出《關于加強中外合資經營企業黨的工作的幾點意見》，指出三資企業中的黨組織要根據合營企業的特點開展經常性的活動，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合營企業中得到正確貫徹。這一時期，深圳特區建立了第一家合營企業黨組織——竹園賓館黨組織，其成功經驗獲得黨中央高度肯定。

建設中的深圳特區

　　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和世界形勢的變化，使得黨的建設同時面臨著機遇與挑戰。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必須加強自身建設，不斷提高領導和執政水平。

　　198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舉行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明確提出要加強基層黨組織特別是黨支部建設這一重大任務，強調要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政治優勢和核心作用。1992 年，黨的十四大黨章明確提出，

　　“黨的基層組織是黨在社會基層組織中的戰斗堡壘，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

　　1994年9月25日至28日，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把加強和改進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加強黨的建設的重點，提出，

　　“緊緊圍繞黨的基本路線、用改革精神解決新問題、嚴肅黨內紀律、立足經常性工作”的基層組織建設指導方針

　　作出以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和國有企業黨組織建設為重點，以提高素質、增強黨性為目標，全面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總體布局，對黨的基層組織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會場

　　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黨的自身建設也取得新的進展，積累了新的寶貴經驗。2002年11月8日至14日，黨的十六大在北京召開，通過了《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對于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指出

　　“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要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拓寬領域、強化功能、擴大黨的工作的覆蓋面，不斷提高黨的基層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十六大黨章對黨的基層組織的基本任務做了重要補充和調整，擴大黨的基層組織設置范圍，增加了在社區、社會團體、社會中介組織和非公經濟組織中設立黨的基層組織的新規定，并且強調，要重視在生產、工作第一線和青年中發展黨員。

黨的十六大會場

　　05

　　新時代新使命

　　支部創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長期存在而且日趨復雜的形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黨的工作最堅實的力量支撐在基層”

　　黨支部在黨和國家各項事業推進中發揮著工作托底、任務落實和組織保證的重要作用。

　　黨支部是基層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肩負著引領帶動地方各項事業發展的重要職責使命。必須充分發揮黨支部的組織優勢、組織力量、組織功能，動員引領群眾聽黨話、跟黨走，把黨的正確主張變成群眾的自覺行動，真正發揮基層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召開的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強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的重大任務

　　“以服務群眾、做群眾工作為主要任務，加強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

　　2014年1月25 日，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指出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

　　“是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基礎工程，對于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夯實黨的執政基礎，具有重要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強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的重大任務。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以此來指導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加強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進一步強化了基層黨組織的服務功能。根據黨內統計公報，截至2018 年底，黨的基層組織總計461萬個，黨員總數9059.4萬名，黨的組織和工作覆蓋進一步擴大，基層黨組織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不斷提升，黨員隊伍活力持續增強，黨的執政基礎進一步夯實鞏固。

黨的十八大會場

　　為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2016年2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在全體黨員中開展“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學習教育方案》，部署深入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提出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抓住“關鍵少數”，抓實基層支部，突出日常教育，把“四個合格”黨員標尺立起來，領導干部骨干帶頭作用、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黨員先鋒模范作用進一步發揮。

　　在深入總結成功實踐的基礎上，2017年2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的意見》，作出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的重大部署。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有力抓手，是黨的建設的一件大事。通過學習教育，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穩步推進，黨的組織生活更加嚴格規范，大抓黨支部建設的工作導向正在形成。

　　2017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

　　“黨支部要擔負好直接教育黨員、管理黨員、監督黨員和組織群眾、宣傳群眾、凝聚群眾、服務群眾的職責。”

　　這是我們黨首次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明確界定黨支部的職責任務，是對黨章關于黨的基層組織功能定位及職責任務的具體化，充分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加強黨的基層基礎建設的新成果、新經驗，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的新要求，對于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認真遵照執行。《條例》全文共8章37條，涵蓋了新時代黨支部建設的各領域、各方面，提出了新時代黨支部工作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即堅定理想信念，加強思想理論武裝，堅持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堅持踐行黨的宗旨和群眾路線，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其中，特別強調了黨支部加強政治建設的重要性。

　　《條例》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第一部關于黨支部工作的基礎主干法規，是新時代黨支部建設的基本遵循。《條例》的制定和實施，對于加強黨的組織體系建設，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全面提升黨支部組織力，強化黨支部政治功能，鞏固黨長期執政的組織基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以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為重點，在全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要求，從2019年6月開始在全黨自上而下分兩批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

2017年10月31日，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

習近平帶領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

一起重溫入黨誓詞

　　通過開展主題教育，促進黨支部強化功能、履行主體責任，使黨支部戰斗堡壘作用得到充分發揮，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在末端落實。各個黨支部和廣大黨員提高了知信行合一能力，增強了守初心、擔使命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提振了干事創業、擔當作為的精氣神，強化了宗旨意識和為民情懷，涵養了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消除了一些可能動搖黨的根基、阻礙黨的事業的因素，對黨統攬“四個偉大”、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影響。

　　（作者童科系中共四大紀念館館長，蘭劍系中共四大紀念館研究部研究員）

　　平常時候看得出，關鍵時刻站得出，危難關頭豁得出，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鮮明特征。

　　上海是黨的誕生地，是一座光榮的城市，這份榮光必須在一代代人的接力中得到傳承呵護，必須在一場場大仗硬仗中持續閃耀，保障一方民生，守護萬家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