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沉默的榮耀》中吳越飾演的朱楓

一、甬上初啼與亂世淬煉：從閨秀到革命者的覺醒之路

央視熱播劇《沉默的榮耀》中，演員吳越扮演的朱楓端莊英秀、慷慨赴死，讓觀眾無限感佩。雖然烈士朱楓不到45周歲的短促人生經歷鮮為人知，然而每一段細碎日常都綴滿了信仰的微光。

1905年，朱貽蔭出生于浙江鎮海城關一戶富裕人家，青瓦白墻圍合的庭院里，假山映池、竹影婆娑，同窗陳修良（后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與沙孟海家族有多重交集）回憶，朱貽蔭居住的小樓“頗有瀟湘館意韻”。早年就讀寧波女子師范學校時，朱貽蔭便以書法見長，更在細膩感知生活中埋下體察疾苦的種子。

朱貽蔭的第一段婚姻，始于與報關行老板陳綬卿的結合。“九?一八”事變后，她偕夫攜女從沈陽南歸鎮海，渴望在故土尋得安寧。命運弄人，不久后陳綬卿突患急癥離世，留下她獨自支撐家庭——這份生死離別與亂世困頓，讓她愈發渴望找到改變世道的力量。為維持家用，她曾委托上海友人呂逸民（同鄉好友丈夫、進步人士）處理母親與外婆留贈的珠寶首飾，這段早年與上海的交集，為她日后赴滬工作埋下伏筆。

流亡中的朱楓仍然有朝氣

1926年，經同班同學陳修良引薦，朱貽蔭拜入書法名家沙孟海門下。沙孟海為朱貽蔭取名“諶之”，取“誠然篤信”之意；又取字“彌明”，喻“永遠光明磊落”。這兩個名字不僅是恩師的期許，更成為她畢生信仰的指引——即便后來因工作化名“朱楓”，在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與1983年民政部頒發的《革命烈士證書》上，法定姓名仍為“朱諶之”。而“朱楓”之名的由來，恰與她的革命歷程緊密相連：1940年前后，她在皖南新四軍駐地開設生活書店，見漫山遍野的紅楓如火如荼，便取“楓”字為化名，既顯革命者的熾熱，也藏住文人的雅致。

1938年，抗戰烽火蔓延，朱楓攜眷投奔武漢抗戰中心。此時的她已不再是只求安穩的寡居女子，變賣嫁妝所得五百大洋，悉數捐給初創的新知書店——彼時書店總股本僅五百元，這筆“投資”實為無償捐獻。新知書店總經理徐雪寒當年與她相識，后來回憶：“她滿面風塵像一個中年世俗婦女，但眉宇間有英秀之氣，看去是一個知識分子。”此后她輾轉桂林、浙江等地，1940年秋天在浙江金華，與朱曦光（丈夫朱曉光的兄弟）等人接手“金華書店”，繼續出版發行《刀與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等進步書刊；在皖南新四軍駐地，她打理隨軍書店，讓革命思想隨書刊傳遍軍營。這段顛沛歲月里，她完成了從甬上閨秀到革命追隨者的蛻變。

二、滬上礪鋒與婚姻新章：隱蔽戰線的擔當與堅守

1944年，朱楓奉調淪陷區上海，開啟隱蔽戰線的關鍵歷程。此時的她，已在革命歷練中成長為可靠力量，公開身份是金陵東路12號聯豐花紗布公司會計主管，深灰旗袍袖口常沾著商號印泥與臨摹字帖的墨痕，尋常職場形象下藏著為黨工作的赤誠。也是在抗戰歲月里，她與朱曉光結為伴侶——兩人在革命工作中互增感情，雖未明確記載結婚地點，但從朱楓主要在上海、朱曉光后來因工作赴山東根據地的軌跡看，這段婚姻更多是“聚少離多的革命伴侶”模式，彼此以信仰為紐帶相互支撐。

彼時上海局勢復雜，通貨膨脹如脫韁野馬，上午存款下午便縮水三成。1945年，經徐雪寒引薦，朱楓加入潘漢年情報系統，以“朱彌明”之名協助打理中央文庫與秘密電臺——中央文庫“守護者”張唯一，曾在顧順章叛變后連夜用兩輛黃包車轉移二十余箱黨的檔案，彼時正協助潘漢年處理情報工作，急需可靠人手。朱楓的到來，為這條戰線注入新力量，同志們親切地稱她“四阿姐”，無關年歲，只因她總把大家的難處揣在心里。

朱楓與兒子、外甥女在上海復興公園

轉年春，后馬路一帶錢莊密布的四川中路445號掛起了鼎元錢莊的招牌，朱楓以“公方代表”身份坐進柜臺，算盤聲響里藏著地下黨經費周轉的乾坤。為應對通脹、保障經費保值，她借鑒鎮海老家商號“以物易物”的法子，將黨組織經費換成煤炭、洋布等硬通貨分銷，利潤分文上交；偶爾行情波動虧空，便悄悄從首飾盒取銀圓補上，從不聲張。潘漢年情報系統骨干劉人壽后來感慨：“徐雪寒推薦的朱楓真是了不起！她經手的資金成千上萬，自己卻干干凈凈——這樣的好同志，到哪里找啊！”

生活中的朱楓，以溫柔底色溫暖身邊同志。早先鼎元錢莊樓上住著總經理許振東一家，許夫人陳志威后來總記著：“朱先生說話親切，給孩子遞藥片會先裹層糖紙；1947年我待產難眠，她搬張凳子陪我織襪，說‘真要生，我陪你去醫院，我學過接生能搭上手’。”徐雪寒時任華中銀行副行長，從蘇北來滬住長樂路336號朱楓家中，他水土不服總咳嗽，朱楓便每天傍晚繞去小菜場挑活鯽魚，在煤爐上燉成奶白的湯，自己卻只就咸菜泡飯，謊稱“不愛吃魚”。這份煙火氣里的關懷，讓緊張的地下工作多了份人情味。

面對危機，朱楓更顯膽識。中統的六妹夫某次串門，隨口提“最近查得緊，聽說有帶‘鼎’字的錢莊是共產黨的”，她心頭一緊卻面不改色。隨后以“感謝恩師”為名設席，請來沙孟海，邀六妹夫與沙孟海四弟史永（化名沙文威，以中央研究院專員身份打入國民黨內部）作陪。彼時沙孟海正因學識深厚受邀為蔣介石修訂家譜，在國民黨上層有聲望，席間揮毫寫下“鼎元錢莊”四字，徹底打消六妹夫疑慮。后來上海報紙天天登載這手跡廣告，地下據點得以平安無事——一場家宴般的聚會，成了化解危機的關鍵。

三、香江抉擇與孤島赴命：華東局統籌下的生死擔當

1949年初春，朱楓奉命調往香港，落腳地下黨經營的合眾貿易公司，負責滬港秘密經濟往來與經費籌措。離開上海前，她將長樂路公寓窗臺上那盆從鎮海老家帶來的蠟梅——母親生前最愛的花，移到戰友住處，摸著花枝笑問：“等我回來，還能看到花開嗎？”語氣里藏著對滬上歲月的眷戀，彼時她與朱曉光已育有兩子，而朱曉光因工作需要常駐山東根據地，一家聚少離多，這份牽掛更顯厚重。

朱楓和女兒朱曉楓在上海臨別前合影

為何對臺情報工作由華東局統籌？從史料脈絡看，1945年底華中局隨新四軍撤至山東后改為華東局，其管轄范圍不僅涵蓋華東地區，更拓展至上海、臺灣、香港等華南關鍵區域，承擔著統籌這些地區商貿、情報的重要職責。1949年10月金門戰役后，中共高層急需獲取臺灣核心軍事情報，華東局經審慎考量將任務交予朱楓：其一，她有上海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曾在日本憲兵拷問下堅貞不屈；其二，她與前夫陳綬卿的繼女阿菊（非朱楓親生），彼時隨丈夫王樸定居臺灣，為她提供“探望親眷”的天然掩護；其三，她此前已通過工作接觸萬景光（華東局對臺秘密工作負責人，曾與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會晤），便于銜接核心情報線。

在香港的日子，朱楓一面協助轉移民主人士，一面通過書信與朱曉光維系牽掛。9月24日的信里，她還念叨“阿菊夫婦想我去，人口證寄來了，真是幻想”——字里行間滿是對“探親”表象下風險的清醒認知，也藏著與朱曉光團聚的渴望。10月7日，她的信語氣驟變：“兄須去菊處小住，須兩個月方與妹聚首，請勿為我操慮，保健為要！”“兄”是她的自稱，“妹”代指朱曉光，“小住”二字背后，是對赴臺使命的隱晦應許。出發前，她將兩個男孩托付給徐雪寒的愛人，把對家人的牽掛深埋心底。1949年11月27日午后，她乘“風信子號”海輪抵達基隆港，阿菊與王樸到碼頭迎接，無人知曉這位“探親外婆”身負的絕密使命。

1949年朱楓離港赴臺前所攝照片

朱楓題贈愛人朱曉光的詩

四、孤島忠魂與豐碑永鑄：情報戰線上的不朽榮光

抵臺后，朱楓嚴格遵照華東局指令，僅單獨聯系兩條關鍵線索：中共臺灣工委書記蔡孝乾（化名“老鄭”）與“密使一號”吳石——吳石是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也是中共安插在敵營核心的秘密情報員，“密使一號”這一代號，既實指吳石本人，更泛指以他與朱楓為代表、深入虎穴的隱蔽戰線工作者。

到臺次日，朱楓便在臺北雙十路茶食樓與蔡孝乾接頭，傳達華東局指示；一周后，又在重慶南路與吳石會面，開啟情報搜集工作。吳石從書房秘密保險箱中取出小圓鐵盒，內裝《臺灣戰區戰略防御圖》《金門海防前線兵力配置圖》、臺灣海峽海流資料等絕密情報。朱楓以驚人的冷靜與高效，接收吳石將軍所制的情報微縮膠卷——史料明確記載，這份經朱楓接收的膠卷，三天后便在基隆碼頭交給華東局特別交通員，經香港火速送往北京，最終呈到毛澤東案頭。短短兩個月間，她數次傳遞情報，為大陸掌握臺灣防務態勢提供關鍵支撐，正如后來評價所言：“她做情報工作爐火純青，讓高層傷腦筋的難題，都被她辦妥，不露蛛絲馬跡。”

勝利曙光初現之際，危機驟然降臨。1950年2月，蔡孝乾被捕叛變，供出朱楓身份。吳石冒險為她簽發軍用運輸機特別通行證，助她飛往舟山躲避，卻因叛徒進一步供認行蹤而被捕。獄中，她咬碎藏在衣領的金飾吞服明志，雖被敵人強行送醫救回，卻始終堅貞不屈，未泄露任何黨的秘密。1950年6月10日下午，臺北馬場町烏云蔽日，朱楓與吳石等被綁赴刑場，槍響時天降細雨，仿佛為這些英雄落淚。

1950年6月10日，朱楓、吳石、陳寶倉、聶曦在國民黨的軍事法庭上

1951年，朱楓便被華東局追認為革命烈士，這一追認并非在70年代，這份早來的追認，是對她革命功績的肯定。毛澤東得知他們的事跡后，揮筆寫下《五律·贊“密使一號”》“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的詩句。詩中“孤島”既指地理上的臺灣，也喻白色恐怖籠罩的險惡環境；“忠魂”既借代吳石、朱楓等英烈，更凝練了所有隱蔽戰線工作者的不朽精神。

多年后，沙孟海將朱楓生前所書小楷《前赤壁賦》捐給浙江省博物館，那端秀遒勁的筆觸里，藏著她在滬上燈下研習的身影，更藏著“完美人格里的深厚文化底蘊”。如今長樂路336號地界老弄堂煙火依舊。徐雪寒曾說“朱楓人如其名”，她恰如深秋紅楓，既有熾熱信仰，又有溫厚底色，用一生詮釋了“諶之”的篤信與“彌明”的光明，這份印記，永遠留在革命記憶的輝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