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處水陸交通要道，往來人口眾多，這使上海歷史上每遭疫情時，防疫難度都不言而喻。統計資料表明，僅1880年至1938年的59年中，上海便有37年出現霍亂疫情，但全國來看，防疫成效又相當不錯。以1932年全國性大霍亂為例：當時上海總人口313.4萬，感染4291例，染病率為0.13%，死亡318人，死亡率為7.4%，均屬較低。究竟什么原因使上海總能防控得當呢？相對健全的城市衛生基礎設施和公共醫療系統，以及人們不斷提升的衛生意識，或許是重要原因。

　　“公共衛生”是個舶來概念，上海開埠之后，遭遇過幾次疫病，1849年春夏之交尤甚。當時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隨即著手構建城市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重中之重，是飲水和食品安全。過去上海僅少數富戶有自備水井，普通人多直取河水。1875年，由英商立德洋行投資建設的自來水廠投產供水，這是全中國最早的自來水廠。1883年，英商集資12萬余英鎊建設的楊樹浦自來水廠也正式出水，并經由幾十公里的管網向公共租界居民供水。之后法租界董家渡水廠、華界自來水公司水廠也分別于上世紀初建成投供。上海部分核心區逐步做到供水到戶。同時，還出現了眾多“老虎灶”，集中向居民供應開水，降低了病從口入的危險。

　　食品安全方面，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864年12月8日建起第一座菜場，并規定魚鮮、肉類、蔬菜攤販一律集中營業。當時，公共租界工部局衛生處和法租界公董局醫務處、公共衛生救濟處，都設有專人負責定期檢查菜場，督促消毒等事務；對于肉禽的宰殺加工衛生亦頗為重視。1876年工部局建成一座流水作業的屠宰場，對所有宰殺牲畜家禽進行衛生查驗，此后兩租界又建起幾座大型宰牲場。目前已改作“1933老場坊”的原公共租界工部局宰牲場，其規模與現代化水平在遠東地區堪稱領先。

　　此外，上海是全國最早設立公廁的城市。從1864年公共租界建起第一座公廁以來，兩租界一度開展了廁所設施競賽。糞便的處理甚為規范，由專門隊伍負責收集、清運，既保障城市衛生，又促進循環利用。工部局下專設“糞穢股”，而公董局關于糞便處理系統等內容的“城市衛生工作報告”，從1849年開始，每年一份，持續到1940年，是一份有價值的城市糞便管理文檔。生產生活垃圾也統一收集、運輸、分類處理。生活和工業廢水則統一匯集到于1923年在河間路、天山路、歐陽路建成的東西北三座大型污水廠進行集中處理、達標排放。污水廠附設污水成分分析所，對廢水水質進行抽驗，以隨時發現細菌和病毒。

　　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可有效降低疫病發生概率，而不斷完善的醫療系統則使患者能盡快得到救治。1844年2月，英國皇家外科學會會員洛克哈脫（即“雒魏林神父”）在上海籌建“仁濟醫館”（今上海仁濟醫院）。由此，外僑在半個多世紀間，在上海先后建設了不下三百家醫院。

　　另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是時疫醫院——專門用于對付流行性疾病的醫院。1908年春夏之交，鼠疫傳入上海，一時人心惶惶。早年留學英國劍橋大學的大清紅十字會（后改中國紅十字會）創始人之一、時任紅會副會長的沈敦和，與同為浙江人的上海總商會會長朱葆三等一批民間慈善人士，聯手在天津路316號籌設上海第一家時疫醫院。次年，沈敦和等人又經紅十字會批準，動用為東北中俄戰爭救護募款中的余額，加上社會各界捐助的善款共計53萬余兩白銀，在徐家匯路（今華山路）購地設立了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這家醫院的醫療、教學設施和環境可謂當時“滬上之冠”：冷熱水管、解剖房、割癥室、蒸洗器械房、愛克司電光房、配藥房、儲藥房……無一不備。醫護人員的配置之強在當時的上海亦首屈一指。

　　由于沈敦和與紅十字會的關系，天津路“時疫醫院”也由此更名為“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時疫醫院”。總院與分院醫療資源共享、人員物資通用。如今，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現已成為上海最出色的醫院之一——華山醫院。1932年上海大霍亂爆發之時，上海有時疫醫院20所，其中17所為民間資本開辦，多數時疫醫院只是“候季而開診”。

　　沈敦和與朱葆三是民族資本參與公共醫療事業的杰出代表。1919年上海霍亂期間，外地染病者也大量涌入上海求診，各家醫院人滿為患。沈敦和與朱葆三等人于7月再次發起集資募捐，在西藏路成立了新的時疫醫院。沈敦和本人為此操勞過度不幸去世，年僅55歲。幾年后的1926年盛夏，上海霍亂、痢疾再度爆發，時疫醫院收治病人大超負荷。當時掛名院長的朱葆三已捐出全部家產，仍不顧79歲高齡四處求告，心力交瘁，因感染而于9月2日病逝。

　　上述兩種醫院之外，還有專為收治特定傳染性疾病而開設的傳染病院。上海過去肺結核病多發，所謂“十癆九死”，人常“談癆色變”。原有的兩家肺病療養院均在租界。后來，在公共衛生專家顏福慶推動鼓勵下，“五金大王”“石油大王”葉澄衷之子葉貽銓，將私屬“葉家花園”捐作肺病療養院之用，并以其父之名命名為“澄衷療養院”。

　　近代以來上海抗擊傳染病的過程中，民族資本、輿論等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發揮了重要作用。每逢大疫，中外媒體傾力報道，動員民眾投入抗疫之戰。1925年盛夏上海突發霍亂。《申報》以大版面報道實況，如上海時疫醫院“病房收容將滿，各醫生盡夜診治，忙碌異常”，又如“疾病多為進餐生冷食物、露宿、身體雙手不清潔”引起，提醒市民注意。朱葆三奔走一線殉難的事跡，也因媒體及時報道而廣為人知，在他大殮之日，50余萬市民自發上街告別。

　　經過一次次抗疫洗禮，上海市民的衛生意識也不斷加強。開埠之初，租界市政當局初推公共衛生設施建設，頗遭抵制；到民國初期，華界、租界先后頒布《清潔違章條律》《食品衛生條例》等許多規章，均能順利貫徹。不僅如此，企業員工和市民群眾還紛紛踴躍參加各類消毒隊、滅蠅滅蚊滅鼠隊、防疫隊等，使上海的公共環境成為領先全國的模范榜樣。

　　此外，上海市民的衛生意識也與現代科學知識的普及分不開。不少來華人員和本土開明知識群體大力呼吁改善公共衛生狀況，并宣傳文明生活方式和衛生習慣。商務印書館在中小學教科書中增加了健康衛生普及知識，如把加繆《鼠疫》編入語文課本。館辦《少年雜志》連續刊登《鼠疫預防法》《蠅談》《衛生要話》等專文，提高讀者的傳染病防治意識。1932年，又一次大霍亂突襲上海時，僅經過4個月，疫情便快速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