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為典型的移民社會，海納百川，各地同鄉團體、各種同業組織匯聚，各類慈善救濟事業勃興。面對水患、旱災、兵燹、疫情等災害對社會民生的破壞，各地 旅滬同鄉會與上海中國紅十字會、上海中國濟生會等慈善救濟組織，在募捐賑災、動員防疫、治病救人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通過回溯百年前旅滬同鄉會、上海慈善團體馳援江浙等地疫區的往事，追尋近代上海醫療隊義無反顧、英勇救疫的身影。

　　紅十字會醫療隊在行動

　　1918年秋，浙江上虞、余姚、慈溪、鎮海等縣發生時疫，情形日益嚴重。上海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沈敦和聞訊后，于10月19日致電紹興柯橋紅十字分會倪仲敬：“項見各報載有紹屬上虞西鄉發生劇烈之時疫，死亡無數，延至寧屬，苦無醫藥等云，請即查明病情電示，敝處立派王醫生培元帶醫隊及藥品來紹救治，務請設法照料。沈敦和。皓?！保ā痘I備赴紹救疫》，載1918年10月20日《民國日報》）

　　同月21日，沈敦和又致電浙江督軍楊善德、省長齊耀珊：“杭州楊督軍、齊省長鑒：近悉紹屬上虞、余姚地方發生一種劇烈時疫，死亡相繼，苦無醫藥。敝會特派西醫曹思劬等，帶同醫隊、藥品馳往該地救治，務請尊處電飭該縣知事妥為照料，共襄義舉為叩。中國紅十字會沈敦和。馬。”按照中國紅十字會部署，先派醫生曹文貴、謝筠壽、李家驥、林春山、鮑康寧等組成第一醫療隊，乘寧紹輪船前往浙江救治，再派西醫王培元等組成第二醫療隊，設法防止疫氣繼續蔓延。（《紅會赴紹救疫》，載1918年10月22日《民國日報》）

　　鑒于疫情態勢緊急，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立即派出第一醫療隊，由曹文貴醫生帶隊，馳赴上虞。第一醫療隊經過寧波時，據當地《四明日報》報道，各縣“半月以來，忽發現一種時疫”，患者頭痛發熱，癥狀如同感冒，一般人三五天即能好轉，但重癥者常有性命之憂。慈溪城區先是東門角有人發病，很快就蔓延到南北角，而在鄉下，羅江已有三十余人死亡，管家村也有十五人喪生，藍溪兩天死了四人；在鎮海城南，有陳姓一家十七口，患病者竟有十五人?？梢娨咔槁友杆伲钊丝植馈?/p>

　　曹文貴等發現，該地各縣疫情的原因，主要是天燥雨少、河水污濁導致，飲食不潔者感染頗多。曹文貴等經過調查分析，認為河水不潔是導致傳染不斷蔓延的一大原因。事不宜遲，他一面商請紅十字會寧波分會負責人張天錫等設法勸講衛生，一面通知各地患此癥者速到寧波分會報告、醫治。與此同時，曹文貴向沈敦和作了詳細匯報，并率醫療隊乘火車趕往上虞等處調查救治。

　　沈敦和接到報告后，鑒于疫情嚴峻形勢超出預期，百姓性命攸關，迫在眉睫，當即決定派出第二醫療隊，由西醫王培元、黃子靜帶隊，包括幫醫張鴻墀、陳居廉，看護朱俊芳、黃維明，庶務沈葆和等，并由紹興旅滬同鄉會派來的魏子翔負責照應。當晚，第二醫療隊就乘坐輪船招商局的江天輪，先赴寧波，再轉紹興，前往疫區施救。沈敦和考慮到，上海的醫生不敷派遣，又致電杭州，向西醫梅滕更商借數名醫生，隨后起行奔赴疫區。

　　經過醫療隊夜以繼日協同奮戰，救人無數，幾個縣的疫情得到控制。1918年11月18日，《民國日報》刊登了余姚縣知事陳贊唐致沈敦和的感謝函：“仲禮會長大鑒：敬啟者。此次姚邑時疫流行，弟奉職無狀，不能感召天心，深自負疚。承貴會諸先生來姚診治，城區由王培元先生同諸醫診治，日常百起；東北各鄉由黃子靜先生馳往，沿途施診凡八百余號，所救活甚多，似此勤勞仁惠，真屬萬家生佛。近幸時病漸平，諸先生可以息肩，爰代闔邑人民鳴謝?！?/p>

　　中國紅十字會也為吳興（今湖州）時疫貢獻不小。同日的《民國日報》上，也刊登一封吳興救疫事務所致沈敦和的感謝信：“仲禮會長臺鑒：頃奉惠函，并藥一木箱，即交劉、章二君開封應用。日上疫勢雖減，而求醫者尚連綿不絕。貴會為湖人拯命，即以為湖人請命?！笨梢?，中國紅十字會醫療隊馳援浙江疫區，救死扶傷，成效頗著，造福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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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濟生會與紹興旅滬同鄉會聯袂馳援

　　與中國紅十字會不約而同，另一慈善組織上海中國濟生會也接到余姚、上虞、紹興、蕭山等縣發生猛烈秋疫的求援，“死亡相繼，情形極劇，亟須設法前往救濟”，濟生會立即籌集款項和藥品，并由上海中國義賑會撥助防疫施藥施材經費二千元大洋，迅速組織濟生隊，分批出發，由第一隊隊員沈葆保等帶同中西醫士，以及該會自制、對于治疫有奇效的濟生丹、急救丹、靈應丹等藥品，于10月24日起程赴紹施治。濟生隊第二隊也準備就緒，不日出發。（《籌救紹疫類志》，載1918年10月26日《民國日報》）

　　在上海各方緊急馳援紹興疫區的同時，也有一段令人憤慨的插曲。

　　鑒于疫情暴發，各方懸系，紹興旅滬同鄉會心系桑梓，專門召集會議討論。朱慶瀾、宋漢章等董事一致決議，由同鄉會籌資數千元，補助紹興縣辦理防疫治療事宜，并派代表章瀚軒回紹興與縣知事籌議進行方法，并由同鄉會出面請求浙江省長派人同往調查。浙江省長齊耀珊接電報后，專門委派陳炳業到紹興察看疫情。

　　陳、章二人于10月24日與紹興縣知事王嘉曾會面，談及疫情時，王嘉曾竟極為冷淡，堅稱“紹地并無時疫，惟系時病，現亦漸少”，而且表示：“死亡者均系老人幼孩，不足為奇。我娘舅知醫，我從小跟隨，亦略知醫理，豈有不諳疫癥之理？且此事辦而完善，果須許多金錢、許多精力，辦而不好，反失我們體面，實可置之不計。”

　　對于王嘉曾矢口否認疫情的態度，陳炳業無可奈何，只得趕赴上虞縣實地調查。

　　而章瀚軒則到附近各鄉察看，發現有一家八口死五人者，一家四口已死三人而一人尚在病中者。以城區人口計算，約二百六十人中死一人。章瀚軒確認是蔓延迅速的劇烈傳染病，建議由紹興旅滬同鄉會出資，在疫情高發的地方設立臨時治疫醫院，并請同鄉吳節庵趕赴上海報告調查情形。（《紹興知事包庇疫蟲》，載1918年10月31日《民國日報》）

　　針對紹興縣知事王嘉曾的表現，上?！缎侣剤蟆酚?1月2日發表了《紹興知事諱疫之滬聞》及《諱疫》評論，對其愚昧無知和惡劣態度強烈譴責。

　　10月30日，紹興旅滬同鄉會商同中國紅十字會、中國濟生會，派陳榮華、吳漁村、劉少英等乘新寧紹輪船出發至紹興，醫療隊由吳節庵陪同前往救治。31日，上海中國濟生會濟生隊帶著各種藥品到達紹興，暫寓華安旅館。當地官署出面歡迎，并發給濟生隊余姚、上虞、紹興等縣的公文護照，以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濟生隊由馮仰山、陳榮華分別擔任隊長，兵分兩路，前往疫區救治。其中，馮仰山、張瑞祥及醫生英雨川等，于當日下午乘車前往余姚各鄉村施救；陳榮華、谷照亭、吳節庵及醫生劉少英等，于翌日起行赴紹興救治染疫病人，施醫施藥，分文不取。（《濟生會赴紹救疫》，載1918年11月3日《民國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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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區求援，有求必應

　　1919年夏，江蘇昆山及浙江紹興、定海等地又有時疫發生，上海中國濟生會特地組織臨時救疫濟生隊，前往各地醫治患疫者。臨時救疫濟生隊制訂了詳細的簡章，茲照錄如下：

　　一、本濟生隊延聘中西名醫前來隨癥施治，不取分文。

　　二、本濟生隊先擇時癥較甚之鄉鎮施治。有患病者即來報名，當依名次先后開方。其患病較輕可以行走者，即自到本臨時醫院地點請診。

　　三、本濟生隊到鄉后，如有隔鄉鄰村欲求施診者，亦可通報。惟須酌量路程遠近，順路先診。倘病情危急，可速抬至本臨時醫院診治。

　　四、本濟生隊隨帶濟生丹及各種丹丸藥料，均系著名靈效神丹，虔誠制配，最合時行疫癥。

　　五、本濟生隊完全自盡義務，所有醫生施診以及贈送丹丸并往來路費等等，均系自備資斧，絲毫不收費用。

　　六、本濟生隊所到地點，如遇有貧病堪憐無可設法者，經本會會同鄉保查明確實情形，自當酌量補助。惟此系善舉，不得爭多論少。

　　本隊臨時醫院暫設浦東陸家渡熒昌自來火廠內。

　　1919年8月，滬上著名士紳李平書致函上海中國濟生會，告知昆山時疫頗烈。濟生會即派濟生隊隊員葛雄夫、陳允恭前往實地調查。據調查，一星期前，有一乘客搭乘滬寧鐵路貧民車路經昆山時，患疫斃命，不久，該車站鄰近的一茶館女主人也染疫而亡。疫情由城中而鄉間，不斷蔓延，城中尤為嚴重。

　　昆山紳商在城內設立了臨時救疫醫院，延請多名中西醫施治，每日赴診者絡繹不絕。但對鄉間的病患來說，城內路遙病急，遠水近渴，因而濟生會又派出濟生隊醫生帶藥前往救治。（《濟生隊赴昆山救疫》，載1919年8月14日《民國日報》）

　　同月，浙江余姚、上虞交界的五夫、孫魏等地方發生時疫，大都系癟螺、吊腳等傳染性痧病，蔓延甚速。紹興旅滬同鄉會聞訊后，致函上海中國濟生會，請求派員馳往救治。于是，濟生會添聘醫生，帶齊藥品，于19日出發赴疫區救治。（《濟生隊赴紹興救疫》，載1919年8月21日《民國日報》）

　　據1919年9月《新聞報》報道，定海也發現時疫，寧波旅滬同鄉會聘請西醫前往救治，但醫生人數不夠，寧波旅滬紳商朱葆三、陳箴堂、錢達三等又添聘楊鐘甫醫生帶領看護數人前往增援。（《醫生赴定海救疫》，1919年9月5日《新聞報》）

　　近代中國多災多難，在醫學尚不發達的百年前，傳染性疫情尤為可怖。文中的中國紅十字會、上海中國濟生會、紹興旅滬同鄉會、寧波旅滬同鄉會等民間團體立足上海，不分畛域，以慈心善行，充分動員上海及周邊城市的醫生與醫療資源，發揚他們的醫者仁心，不顧艱險，救死扶傷，創造了一個個奇跡，實現了百年前的創舉。

　　他們的身影早已杳然而去，姓名散落故紙不為人知，足跡也湮沒已久，但其精神值得后人追溯和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