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魏林

　　在這家具有176年歷史的上海第一家西醫醫院里，鐫刻著仁濟醫院醫德信條12條。

　　第一條就是：“醫者之一生，乃為他人非為自己，不思安逸，不顧名利，唯舍己救人而已。除保全人之生命，治愈人之疾病，寬解人之痛苦外無他。”字字句句穿越時空，發人深省。

　　曾經念誦過這一信條、又深具當代醫務人員救死扶傷使命感的仁濟醫護人員，組成172人的隊伍，在今年疫情發生后毅然前往武漢金銀潭醫院、武漢市第三醫院、武漢雷神山醫院馳援至今。

　　“麥家圈”里的新醫院

　　1843年11月，一個32歲的英國男人做了一個決定——離開當時外僑聚集的澳門，到大家口中的“新大陸”——黃浦江邊的上海。作為一名醫生，他打算發揮所長，開一家醫院。

　　翌年2月初，他在上海老城廂城內大東門一所租借的民宅里開了一家診所。和普通中國醫生一樣，他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它——他叫威廉·洛克哈脫（William Lockhart），中譯名為雒魏林，因此診所就叫作“雒氏診所”。這家當時不甚起眼的診所，就是上海第一所西醫醫院仁濟醫院的雛形。

　　本來以為，洋人開設的醫院也許會被中國病人排斥。但很快，雒醫生發現，自己的擔心多余：因為雒醫生招收平民，而且提供免費診療，一下子吸引了眾多中國居民爭相求診，大東門的診所顯得太小了。面對眾多病患，1844年10月，雒醫生把醫院搬到了小南門外新租的平房建筑內，設20個床位，大大小小的房間，圍繞著一個天井。不久，雒氏診所改名為中國醫院，也稱華人醫院。僅1844年至1845年間，接診病患就達19000人次。

　　1845年12月31日，雒醫生以每畝40兩白銀的價格，租得福建路至山東路之間一塊5.5畝的土地。山東中路，始筑于19世紀中葉，初名廟街，北段曾叫作望平街（今南京東路至福州路段）。1865年更名為山東路，抗戰勝利后更名為山東中路。

　　和雒醫生到上海的節奏幾乎同步的，是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英國傳教士、漢學家）。麥都思先是在上海老城廂落腳，后來搬到了山東中路中段，他在1843年創辦的墨海書館，是近代上海最早的出版機構。從墨海書館開始，山東中路周圍書館、報館漸漸聚集，人們稱這里為“麥家圈”。

　　1846年7月，在“麥家圈”內，雒醫生的新醫院落成了。這是一幢中式平房，定名為仁濟醫院，也叫山東路醫院。

　　華人醫生與西人富商

　　據《申報》記載，1844年至1856年間，上海的這第一家西醫醫院診治涉及內科、外科、眼科、婦科、骨科、燒傷科等中國病患15萬人次。醫院還為鴉片上癮者戒毒，替民眾接種牛痘。

　　在推廣西方種痘技術的過程中，雒醫生的助手、仁濟醫院最早的華人醫生，也是上海第一位西醫黃春甫漸漸獨當一面。當時，許多中國人因不了解西醫的診療手段而顧慮重重，黃春甫擔當了公共衛生知識的講解者和科普者。蘇浙一帶的醫生都慕名前來學習。

　　西醫診所是新事物，西醫診療方式也是新事物，仁濟還為上海帶來又一個新事物：1894年，仁濟開出40張床位的女病房，來自英國的海莉(Miss Halley)擔任護士長，以女病房為基地開始招收中國婦女，進行護士職業培訓。1896年，仁濟醫院開辦高級看護學校，這是全國首家護校。

　　黃春甫在仁濟前后服務了43年，見證了許多仁濟帶來的新事物被上海吸收接納。就在黃春甫在仁濟工作的第13年，1867年，一個擁有建筑學學位的英國年輕人到達上海。他不是醫生，但他的生命和仁濟未來的發展息息相關。

　　這個新來上海的年輕人，名叫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1840-1926)，抵滬后從事建筑工程和房產投資。1873年，仁濟醫院興建的院舍便是雷士德設計、施工的。雷士德終生未婚未育，到晚年累積下驚人財富，他生活簡樸，始終乘坐電車出行，卻樂善好施。他至少在1915年和1916年分別向仁濟醫院各捐100兩白銀。1920年除了捐100兩白銀，他更捐了2300兩給免費病床基金，1925年又捐款。1926年5月14日，雷士德病故并安葬在上海。他生前立下遺囑，留給仁濟醫院100萬銀圓用于重建新院，同時將名下的4處房地產贈予醫院，其收益指定為補助醫院開支之用。

　　時任院長成立了醫院建筑委員會，用這筆資金歷時3年建造了一棟寬敞的新院舍。1932年元旦，新院舍竣工啟用，總建筑面積為13808平方米。醫院的英文名稱為“雷士德中國醫院”，也叫“雷士德華人醫院”，中文名稱“德和醫院”（因雷士德設立的公司為德和洋行），正式名稱依然是仁濟醫院。該院名請書法家王一亭先生書寫，鐫刻于大樓前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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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火中的中國白衣天使

　　仁濟醫院的新院舍落成，原打算舉行開幕典禮，但因淞滬抗戰而取消。

　　戰爭爆發，一下子讓外科手術量激增。此時擔任仁濟醫院外科主任的，是牛津大學畢業的中國第一代海歸西醫牛惠霖。淞滬抗戰期間，牛惠霖及其兄弟、骨科醫生牛惠生，與宋慶齡、何香凝等共同組織戰地救護工作，在上海、蘇州兩地分別設立傷兵醫院，參與救治了大量傷員。

　　同樣有英國留學背景的，還有1906年出生的葉衍慶醫生（1906-1994）。盧溝橋事變爆發時，他剛剛從英國利物浦大學畢業，獲得骨科碩士學位。聽聞祖國需要，他毅然回來，在仁濟醫院設立骨科病房，這是上海最早設立的骨科專業病房，葉衍慶任主任。

　　戰火的殘酷，反映在手術上。當時醫院開展的手術大多為闌尾切除、腹股溝疝修補術、痔核切除和截肢手術4種。截肢手術的數量遠遠高于其他外科手術。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給傷員造成永久性的肢殘，葉衍慶將國外學到的股骨頸囊內骨折三刃釘內固定等新手術應用于臨床，并在國內加以推廣，經他治愈的傷員有千人之多。

　　白衣天使們的付出，如星火傳遞著希望。1940年，一個名叫沈洪的15歲少年因急性闌尾炎住進仁濟東樓。他的父親說：“仁濟三等病房有減免費病床，是給貧苦大眾住的。給你住二等吧，照應好。”急診護士卻說：“在仁濟，不管窮人富人，不論二等三等，我們一視同仁。”時值暮春，室溫宜人，沈洪記得，“被窩里卻放了兩只熱水袋，使我在作更衣、擦洗等手術前準備時，備感溫暖。不久，來了推車，蓋被里也捂只熱水袋，是為上手術臺時打麻藥針做皮膚消毒時不會冷。”手術翌晨，主治醫生查房，美麗優雅的督察長帶著護士、實習生來，還和男孩開玩笑，讓他忘記了害怕和刀口痛。他后來這樣寫道：“在仁濟東樓14天，決定了我人生航向：走從醫之路！”

　　此時，距離英國人威廉·洛克哈脫決定到上海來開“雒氏診所”，差不多正好一百年。

　　鐫刻在院史室內的12信條

　　抗戰勝利后，仁濟醫院除了聘請了骨科專家葉衍慶之外，還邀請了內科專家錢建初、婦產科專家郭泉清、胸外科專家邱少陵、小兒科專家郭迪、泌尿外科專家陳邦典、耳鼻喉科專家毛承樾、神經科專家王慰曾、眼科專家凌熾桓、放射科專家鄒仲等為特約醫師或顧問醫師。仁濟醫院的專家陣容，一時群星薈萃。

　　除了醫生，女孩們到仁濟學習當護士，課業壓力繁重，工作非常辛苦，但職業穩定，受人尊重。在仁濟工作的人都很珍視自己的職業。至1946年底，門診已恢復正常，日門診平均600人次。床位數已增至333張。

　　1946年，邱少陵在仁濟醫院做了上海首例肺切除術。同年，陳邦典醫師與何尚志醫師在推廣膀胱鏡檢查的同時首次成功施行全腎切除術，并開展了尿道修補術。1947年，董方中、李杏芳夫婦從美國回來后，推動了普外科和麻醉學的發展。普外科大手術如胃、膽、直腸、甲狀腺切除等也先后開展、普及起來。隨著抗生素的應用、血庫的建立、輸液方法的改進、手術室消毒隔離制度的加強，感染率、死亡率日漸下降，醫療質量顯著提高，為仁濟醫院在上海乃至全國都贏得了聲譽。

　　抗戰后出任院長的陳邦典教授，牽頭制訂了仁濟醫院醫德信條12條。第一條就是：“醫者之一生，乃為他人非為自己，不思安逸，不顧名利，唯舍己救人而已。除保全人之生命，治愈人之疾病，寬解人之痛苦外無他。”其余還有“對病者僅以病者視之，勿顧貧富貴賤或其他”“若病者舍曾依托之醫者，而竊就他醫，則不可隨便與謀，必先告其前醫，聞其說然后從事”“縱使遭受威脅，亦決不利用醫學知識作違反人類之行為”。

　　現在，這些信條還鐫刻在仁濟醫院的院史室內，字字句句穿越時空，讀來仍具發人深省的意義。曾經念誦過這些信條、又深具當代醫務人員救死扶傷使命感的仁濟醫護人員，組成172人的隊伍，在今年疫情發生后，已經毅然前往武漢金銀潭醫院、武漢市第三醫院、武漢雷神山醫院馳援至今。

　　（資料參考《仁術濟世——上海第一家西醫醫院的百年故事》、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院院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