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姜佩珠

　　采訪者：盛玉金（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院史編撰辦公室主任）

　　殷俊（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黨委辦公室老師）

　　江榮坤（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院史編撰辦公室老師）

　　時間：2016年5月16日

　　地點：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教學樓502 會議室

　　姜佩珠，女，1948 年 9 月生。1970 年至 2008 年在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骨科工作，主任醫師。曾任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顯微外科學會委員兼秘書、上海市創傷骨科臨床醫學中心、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骨科修復重建外科主任。1976 年 8 月參加第二批唐山抗震救災醫療隊，1976 年 9 月至 1977年 6 月參加唐山第一抗震醫院工作。

　　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我28歲，從上海第一醫學院（現復旦大學醫學院）畢業，到上海第六人民醫院骨科工作，進入第六個年頭，我和全國各個行業的許多人一樣，參加了唐山的抗震救災工作，在唐山度過了一年時間。雖然40 年過去了，有許多記憶已變得模糊不清（因本人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無法留下當時情況的資料），但一些情景和經歷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里……唐山的經歷，是我一生中寶貴的財富。

　　唐山大地震發生后，當地人民傷亡慘重，經濟損失也巨大。在《唐山大地震》的電影里我們能夠真切感受到。地震過后，人民子弟兵沖在最前線，全國各地也組織了醫療隊，分期分批參加抗震救災。

　　我參加的第二批上海醫療隊，工作地點在唐山豐潤縣。醫療隊中還有我院的泌尿科喬勇和麻醉科程敏兩位醫師，其余大部分是精神病分院的醫生護士。豐潤縣在唐山市中心以北，由于當地大部分是平房，人員又居住分散，所以傷亡情況比市中心要好許多，僅僅是一部分房屋倒塌。我們每天的任務，是在所管的范圍內步行巡診、給藥、換藥，為當地傷病員提供醫療服務。大約三周，任務結束后，我們回到上海。

　　因有幾天休假，當時我愛人在蘇州工作，所以我趕赴蘇州。假期還未結束時，我收到醫院給我的電報，大意是：因唐山要建抗震醫院，希望我能參加抗震醫院工作。雖然當時我兒子才22個月大，夫妻雙方的老人又都不在身邊，如我長期離家，確實有很多困難，但是我愛人很支持我，我們在認識上達成了一致。想到唐山發生大地震，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全國人民向唐山人民伸出了援手。我們都是黨員，又是醫務工作者，更應該為災區人民服務。能夠參加抗震醫院工作，這是醫院和科室領導對我的信任，非常光榮。我們抓緊將兒子安排進了我愛人單位的托兒所，白天放托兒所，晚上則由他帶著住單位的宿舍（因為在蘇州自己沒有房子）。我回到上海，收拾好行李，加入了我們六院的醫療隊。當時我們骨科有三位醫護人員參加—唐仁忠醫生、朱仁芳護士和我。我們所在的唐山第一抗震醫院位于唐山缸窯。人員主要由市一、市六、胸科、一婦嬰等醫院的醫務人員及后勤人員組成，我們外科片的工宣隊張師傅、李師傅作為領導也一起參加，當時負責我院帶隊的還有周永昌主任。

　　在抗震醫院將近一年中，無論工作條件還是生活條件都比較艱苦。一排排的泥墻、屋頂，由油毛氈搭建的平房就是我們的手術室、病房、門急診室、宿舍。睡的床大部分是用長條凳上擱木板，圍墻而放。每間大約5—6人，房間的中央砌了一個取暖的爐子，冬天就靠這個取暖了。吃的菜也很簡單，花色品種很少，最多的是大白菜。

　　由于唐山的醫院大部分在地震中損毀，當地醫務人員基本每家都有傷亡，所以難以很快開展正常醫療工作，醫療任務便落在了抗震醫院身上。我們不僅要陸續接收外地轉回的地震中的傷病員，還要處理門、急診病人，每天的工作量不小。記得當時余震頻繁，發生余震時先是聽到遠處傳來像汽車發動的聲音，接著地面就晃動了。因為住的是抗震房，每天又忙于工作，所以這些余震，時間一長就習以為常了。

　　一年中，唐山人民熱愛生活，樂觀堅強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影響了我以后的人生。每當我生活、工作中遇到困難、挫折時，我也學會了堅強和努力。

　　地震幾個月后，轉到外地治療的病人陸續回來了。怎樣讓這些病人盡快康復？我希望能為這些病人做點工作。但是條件有限，沒有理療科、沒有功能康復設備。我除了根據每個病人的具體病情，向他們傳授鍛煉的方法和要點，并用手法幫他們鍛煉外，自己又抓緊學了“練功十八法”，將那些可以做操的病人組織起來，每天一起做“練功十八法”，醫患之間、病患之間一起聊天交流、互相關心、互相幫助。

　　1976年底，18歲女工小王右腕因機器傷完全離斷，送至第一抗震醫院急診救治。雖然那時我參加工作時間不長，但是骨科主任陳中偉對我們要求嚴格。我們剛進醫院不久，他就安排我們一批剛參加工作的住院醫生進行三周顯微鏡下大白鼠血管吻合訓練，在能熟練使用顯微鏡及血管吻合通暢率高的情況下，才允許進入臨床斷肢（指）再植工作。所以，我在上海工作時就接過斷肢（指），有一定的基礎。當時抗震醫院的手術條件與上海的條件不能相比。雖然縫合血管的線從上海帶去了，但沒有手術顯微鏡，這意味著手術最關鍵的血管吻合只能在肉眼下進行了，這就增加了手術的難度與風險。記得，和我一起去的唐仁忠醫生是我的上級醫生，雖然他主要是搞創傷骨科，不搞顯微外科，但是他非常支持我。我當時考慮最多的是，這位18歲的姑娘如果沒有了右手，那么她今后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所以我一定要努力將她的右手接上！唐醫生和我一起參加了手術，手術很順利，吻合血管的過程也沒有反復。手術后，雖沒有專門的病房—斷肢病房，慶幸的是在這個嚴寒的冬天，以朱仁芳為首的護士們精心護理，病人平穩地度過了術后常出現吻合血管最容易發生變化的痙攣、栓塞的二周。傷口拆線、斷肢再植存活，我們和病人一起在病房里留影慶祝。這張珍貴的照片，我一直保存著，看到照片，我總想：作為醫生，如果通過自己的努力工作，能給病人帶來溫暖，這樣的人生是有意義的。在后來的幾十年工作中，盡管自己能力有限，但我時刻提醒自己要將病人利益和需要放在首位，成為一個受病人歡迎的醫生。一年后，我們完成了任務，在和另一批醫療隊交接班后回到了上海。

　　在后來的歲月里，只要有關唐山的消息，我們都格外地關注。慶幸的是，在黨中央和政府的關懷下，在全國人民、特別是英雄的唐山人民的努力下，一個美麗的新的唐山已經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