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劉錦紛

　　采訪者：夏琳（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上海兒童醫學中心黨辦副主任）

　　劉禎（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上海兒童醫學中心黨辦老師）

　　時間：2016年5月31日

　　地點：上海兒童醫學中心心臟中心嘉賓接待室

　　劉錦紛，二級教授，中共黨員，小兒心胸外科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 1993 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曾任新華醫院副院長、上海兒童醫學中心院長，現任上海市小兒先心病研究所所長、世界兒科與先心病協會管委會委員、美國胸外科學會會員、中華小兒外科學會常委兼心胸外科學組組長、上海小兒外科學會副主委等職。1976 年唐山大地震，參加第二批醫療隊赴災區救援，后又在豐潤縣抗震醫院工作。

　　第一次去：“衛生列車”上轉運傷員

　　1976年，那一年我24歲。我是1975年畢業的，1976年剛好正式參加工作滿一年，當時是新華醫院兒外科的住院醫生，剛會開些小腸氣之類的小手術。7月底突如其來的唐山大地震震動了全國人民的心。上海作為支援城市，在第一時間就派出了救災醫療隊。徐志偉醫生他們（那時候他好像還是學生），作為第一批救災醫療隊去了，我是第二批，后來在那兒參加了組建抗震醫院。

　　我前后參與兩批當地救治。第一次，是在1976年8月初，我們在震后一周到十天左右到達的唐山。第一次的工作主要是在當時叫“衛生列車”的火車上工作，主要工作就是將當地的傷員轉運到全國各地去，有點相當于120救護員的角色。那個時候中央有個要求：大城市派醫療隊去災區；小城市接收救治傷員。因為當時唐山的醫療條件有限，很多重病人不可能在當地救治。所以能轉運出來的話，盡量輸送到全國各地，分散當地的醫療壓力。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到過陜西省興平縣，還有沿路到過很多地方，安徽等很多地方都接收傷員。我們列車上有很多截癱的病人。當時天挺熱了，因為當地條件不行，如果傷員留在當地可能會產生一些傳染病，所以都要趕緊輸送出來。

　　來到唐山時的所見，讓我畢生難忘。我第一次踏上唐山的土地是隨著衛生列車，到達唐山火車站，那時候剛剛震后可以進去。當時規定我們不能走遠，因為我們衛生列車上的醫務人員要隨時接送傷員，一有傷員送來，我們馬上就要運上車。所以我們就在車站周圍看看—幾乎所有的房子都已經不成形，墻上的照片東倒西歪，還有一點就是漂白粉特別厲害。因為天氣已經很熱了，擔心有傳染病，所以到處撒滿了漂白粉，我們走路就好像走在沙堆里一樣……那時的唐山可謂滿目瘡痍。

　　我們一共在衛生列車上待了十天，這十天，都是在車廂里度過的。我們是20節列車，每節列車上4個人—兩個乘務員，兩個醫務人員。那時候上海市衛生系統派了20個醫療隊，還有上海鐵路局的乘務員。每個車廂四個人一個小組，倒班。那時我和我們新華醫院的老院長張一楚醫生分在一組搭檔，我們這里有很多重癥病人，最重的病人就是在我們這節車廂里面。我們的任務就是把他們安全地送達到接收的醫院里。當時列車上我們都準備好氧氣，甚至開刀包，以防萬一有傷口需要我們縫合什么。結果基本上我們還是以換藥為主。因為地震以后，大多數被壓的病人中，癱瘓的比較多，四肢受傷的比較多，比方說有些壓傷的，腿腐爛了，我們就為他們換藥。由于天氣熱，那種傷口每次紗布一打開，氣味很臭。那個時候條件還是相對比較簡陋，當時的資源也非常緊張。每當?？康窖赝镜哪膫€車站了，我們就利用人家給火車加水的水龍頭，趕緊沖一沖，洗漱一下。

　　第二次去：農田里建起抗震醫院

　　十天的“衛生列車”工作結束過后，我們便回上海了?；氐缴虾：笪覀儠r刻待命，準備隨時有任務就再去前線。后來我們是9月份再去的，本來我們可能還會再早些去，后來因為毛主席逝世了，我們就推遲了出發。9月18號開的毛主席追悼會，之后大概在9月20號左右，我第二次啟程赴唐山。

　　這次的任務更明確了。第一批醫療隊，那時候蘇肇伉、徐志偉也去的，他們是7月底8月初去的，那會兒都還是夏天。之前作為醫療隊是救災，就是搭帳篷然后開展救援，后來決定要在那里蓋醫院了，就要我們第二批去了。其實那時候我們黨委書記王立一開始不答應我去，他說：“你們年輕人還都沒什么專長，去了你們能夠一個人頂幾個人么？頂不了的?！焙髞砦覀兙椭苯诱宜?，說：“我們年紀輕，但我們體力好，我們精力比較旺盛，可以做很多事情?！笔聦嵑髞硪沧C明是這樣，很多新的東西，比如說燒傷，我根本不會，但我到北京去學，學了以后，那些燒傷小孩的處理就是我們自己來做了。

　　8月底9月初時，明確了要在當地建造四個抗震醫院：二醫系統負責一個；上醫系統負責一個；中醫藥大學負責一個；上海市衛生局系統（六院、市一、市六等）負責一個。一共四個醫院，分布在不同地方。我們的是在豐潤縣，還有唐山其他地方也都有。

　　當時我們還是叫第二醫學院，后來叫二醫大。那時候我們醫學院去的人蠻多的，當時的二醫有四個附屬醫院—九院、仁濟、新華和瑞金。每個附屬醫院派了大概20個人左右的醫護人員；還有行政人員、學院的老師、搞宣傳的，包括后勤等等，四家附屬醫院總共派出了大概一百人左右。由于當地的醫務人員都已經受傷的受傷，地震時候壓死的都有，整個醫務系統癱瘓了，所以我們整個抗震醫院，基本上都是以上海去的醫生、護士為主，甚至每一個醫院還派一名食堂師傅隨隊給醫療隊服務。我記得新華醫院當時是一位做點心非常好的季師傅跟著我們一起去的。醫院還有些后勤管理方面是當地的人來管理。

　　我們這個抗震醫院的布局是建在唐山的周圍郊區，當時因為市區里基本都已經癱瘓了，所以我們在郊區田里的簡易房里，組建起了醫院，還弄了塊牌子叫“豐潤抗震醫院”。

　　當時我們抗震醫院的科室沒有分那么細，就分了外科病房、內科病房。不過我們醫療隊的組織還是很完善的，有瑞金醫院的普外科醫生、傷骨科醫生；有仁濟醫院的泌尿科醫生、腦外科醫生；有虹口區中心醫院的醫生；還有我們新華醫院的普外科醫生，我是作為新華醫院的兒外科醫生去的。我當時就是在外科病房，那時的外科病房是從小孩看到成人，什么毛病都有。

　　簡易棚中開展工作

　　剛開始的時候，醫療物資真的是比較少的。開刀間的那些消毒隔離可不像我們現在的條件。我們開玩笑說，開刀間里的護士除了要傳遞器械外，還要負責趕蒼蠅，因為手術室里的那些沾血紗布等污物之類，蒼蠅很喜歡叮，所以在當時的情況下，要做到完全隔離、完全消毒是不可能的。在那些簡易的棚里，我們搭了臺，然后手術做好之后，我們就用最土的辦法進行消毒，條件還是相對比較艱苦的。

　　我那個時候才大學畢業一年，還是個住院醫生，在我值班的時候接收了病人，如果來了以后我們不能處理的話，便會馬上就到宿舍里去叫高年資醫生幫忙，因為我們各個醫院里各種專科醫生都有。我有一件事情印象特別深。那年冬天有一個精神不好的病人，走失了，后來腳凍傷了，必須截肢。像這種情況，我們在上海的時候顯然沒碰到過。我們小兒外科哪能做這種手術呢？所以我們趕緊請瑞金醫院的骨科醫生來幫我們，帶著我們一起做。做一些胃的手術，成人普外科做這種很多的，那就是成人普外科醫生主刀，我們小兒外科醫生就做助手，做小孩子手術的時候就反過來。我們到后來就連一些心臟手術都做。那時候仁濟醫院去了一個很大牌的胸外科醫生馮桌榮，他現在過世了，他的醫術在當時是我們國內很頂尖的。我那時候因為已經明確要往小兒心血管方向發展，所以他還帶著我做過心包炎、二尖瓣狹窄這種病人的手術，在當時很簡單的條件下。開這種刀，像我們現在在上海做這種很容易，我們可以通過降溫，用降溫毯等措施進行手術。但當時我們沒有這種條件，于是我們就到附近的制冰廠去拿冰來給病人降溫；溫度表沒有，我們用獸醫站給馬測溫度的那個表，因為我們要看降溫以后溫度變化才能進行心臟手術。

　　雖然說條件是很簡陋，但是對我們當時剛去的年輕醫生來說鍛煉的機會很多的，什么都要自己學著去做。那個時候其實已經不分什么專科，就分內科外科，當時沒有分得那么細。有專業的病人來，就以我們當時去的這方面的?？漆t生為主，我們其他的做輔助。那時候我們有幾個年輕的醫生，一個是我，一個是單根發，原來新華醫院的副院長，他是新華普外科去的。年輕外科醫生就我們兩個，只要有什么事，因為大家都住在宿舍，“召之即來”，晚上搶救病人大家都隨叫隨到。所以組建抗震醫院期間的工作其實對我們年輕人是非常大的鍛煉。

　　患難與共和諧醫患

　　后來我們就等于是正規醫院了，當地人都知道我們上海醫療隊在那里有抗震醫院。于是當地人原來準備出去（離開唐山）治療的，后來都到我們醫院來治療了，他們對上海的醫療隊特別相信。那些老鄉們特別淳樸，他們都覺得：只要是上海去的醫療隊，本事都是大得不得了。再以后，我們就那些常規的開刀，包括胃癌、甲狀腺手術，像我小兒外科的一些都有開展。

　　雖然醫療條件上還是非常艱苦的，但當時的醫患非常和諧，相互之間非常信任。那邊的老百姓對上海大夫是崇拜得不得了。也有可能是地震了以后，當地老百姓對死亡看得淡了。開玩笑說，他們最怕幾個東西，一個是預制板，因為原來蓋房子一塊塊的那些預制板，地震時很多人被這個壓死；第二就是塑料袋，因為當初解放軍去救災時候，很多尸體就裝在塑料袋里面，然后這些塑料袋都是淺埋。我們去了后認為天熱了以后，這些都要腐爛。第二年春天我們又重新把這些塑料袋挖出來。他們對這些特別害怕，有心理陰影。對手術什么他們反而不太恐懼，我們術前跟他們家屬談話說這個胃癌什么，家屬就說“已經是算命很大了，這手術結果都是聽天由命了”。他們就是完全信任我們醫生。

　　記得那會兒余震也還持續不斷，記得最厲害的一次，大家在宿舍里晃動得特別厲害。我們都很擔心病房里的傷員，所以我們在宿舍里的人都趕到病房里去。因為有的傷員他已經對地震非常敏感，他一看到震了就很害怕。我們跟他說這個是簡易房，竹竿搭的，上面是席棚，即使塌了也不要緊，可他不相信，還是一定要往外逃，拔了輸液的東西就往外跑，我們也是要安撫他們。

　　所以我們那時候不單單是做醫療，還要做些心理上的輔導，雖然也還不太懂心理上的那些專業知識。但北方的那些老百姓非常淳樸，我們深有體會。在大城市的話，我們這些剛畢業的年輕醫生，人們一般看病都不屑找我們看的。如果兩個醫生看診，一個老醫生，一個年輕醫生，人們肯定是找老醫生，從來不會跑來給你年輕醫生看的。但我們到了唐山以后，當地百姓就把我們看得像救世主一樣的。

　　后來到了冬天，我們簡易房里特別容易發生火災。因為唐山那邊北方要取暖嘛，生火爐取暖一不小心就容易著火，所以燒傷的病人、小孩特別多。那個時候還專門派我到北京去學燒傷護理，學了十天左右。雖然時間非常短，但我學得非常用心，我當時心里的想法就是：人家病人對你信任，所以我就特別想把這個事干好，也很努力去做。之后我兒童的植皮術都是那個時候學會的：給小孩換藥，自己動腦筋給小孩做燒傷的架子等等。

　　饒有興致苦中作樂

　　當時的生活條件確實比較苦，我們開玩笑說，我們每天吃的那些就是“抗震湯”—就是大白菜湯。北方冬天大白菜多嘛。唐山靠近山海關、秦皇島、北戴河那些地方，能夠吃到些毛蚶，算是葷的菜；還有很多咸魚。有時候，晚飯大家就是每個人一個大白菜湯還有咸魚。我們開完刀后，就吃壓縮餅干，所以那時候看到壓縮餅干已經怕了。剛開始還覺得可以，因為壓縮餅干還有很多種類，有些比較好的是罐頭裝的，有些就是很干很干的。但是晚上有時候我們做完手術沒啥東西吃，基本上都是靠壓縮餅干來對付。我們苦中作樂，饒有興致地給大白菜“抗震湯”編號：1號，2號。如果湯里有些油水的話那好一些，如果還有肉片的話那更好了。誰先去打飯回來就和大家說，“今天是抗震2號喔”！那大家就知道了，湯里面有肉絲的！

　　所以說那個時候其實也是蠻苦中作樂的。由于唐山那地方蘋果特別多，所以我們每天蘋果TID（一日三次）：早晨起來上班之前先啃個蘋果，中午抗震湯吃完以后再吃個，每個人的帳篷邊都掛滿蘋果。蘋果又便宜又特別好。還有就是毛蚶。誰出夜班，誰回宿舍負責洗毛蚶。我們新華醫院，男生一間宿舍，女生一間宿舍，大家都很團結。大家誰有上海寄來的東西都一起分享。那時候五官科的劉主任，他太太（也是我們新華醫院的）給他寄些月餅啊什么的，只要一有東西來，大家就分享，特別親切。年輕人還喜歡運動嘛，我們就在宿舍前面的平地上搞了一個排球場，大家一起搞運動，各個醫院之間還搞比賽之類的。

　　那時候，我們對于地震已經很習慣了。經常有余震，大的余震我們都碰到過好幾次，五點幾級、六點幾級的，人都在房子里晃。后來我們都已經習以為常了，因為都知道這種簡易房，竹竿搭的房子里，即使塌了也沒什么事。所以我們都不大害怕，就是知道“哦，又震了又震了”。毛主席剛剛逝世那會兒，我們每天早上要學習《毛選》第五卷，這個時候都是大家安靜的時候，特別容易感受到震感，所以感覺每天早晨時余震特別多。大家坐著讀《毛選》的時候經常震了，大伙兒也就是“哦，又震了又震了”，這樣說一下，也無所謂。

　　在給當地人民群眾看病的過程中，也發生了好些有意思的事。北方人管醫生叫大夫，我們開玩笑說，打針的時候，如果成功了，他們唐山人叫“中”

　?。ǖ诙暎硎竞玫?、可以的意思），我們醫生說沒腫啊，挺好的嘛！還有就是，他們肚子疼啊、傷口疼的時候說“大夫，tei疼，tei疼”，于是我們就給他檢查腿怎么樣，其實他說的是“忒疼，太疼了的意思”。知道了以后，我們都笑了，后來和他們一直都開玩笑，都很熟悉了。

　　緣來你也在這里

　　我1996年20周年紀念的時候又回去過唐山，當地的媒體包括中央電視臺做節目，他們一直說我是“唐山戀”，他們以為是我娶了個當地唐山的姑娘。但其實是誤會，我確實是唐山戀，但我娶的是上海醫療隊的姑娘—我的愛人，朱曉萍。

　　說起我們的相識既是緣分也是必然。那會兒大家住的宿舍：第一排是男生宿舍，第二排是女生宿舍還有后勤，再后面是食堂之類。房子很簡易，地方很小，所以大家天天都在一起。我和我愛人認識主要還是因為她是手術室的護士，我是外科醫生，我們是在手術臺上結緣。我們一起去做手術，來來回回也就認識了，那時候我們還會一起學毛選。我們就是這么相識的。當時還有一些老的醫生和護士們都很熱情，他們也會把年輕人撮合在一起：一方面因為當時大家宿舍都比較近，一方面又經常同臺手術，所以特別有默契。那時候有這種說法：我們二醫系統里面瑞金的醫生比較牛，仁濟的護士比較牛。組建抗震醫院的10個月，也是給了我們充分了解和熟悉的時間。

　　我們是認識五年以后再結婚的，昨天是我們結婚35周年，我才知道原來35 周年是叫“珊瑚婚”。我們是1981年的5月30日結婚的。我們認識是從1976年的 10月左右，到了當地后才認識的。當時呢因為還有些錯綜復雜的因素，所以我們沒有馬上很明確的……盡管大家都覺得很合適，但那時候尤其“文化大革命”后期，還是比較“左”的，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朱老師的爸爸是右派，盡管是摘帽的右派。我那時是新華醫院的當時所謂的重點培養對象，所以我們兩個能不能明確。組織還要去調查的。那個時候還有工宣隊，他們要去調查了解，小姑娘表現怎么樣……所以我們1977年回來，大家反正心照不宣，也沒有很明確。真正很明確是到1978年，仁濟醫院麻醉科，還有新華醫院蔣慧芬（原來做過新華醫院黨委副書記的），他們都覺得你們差不多應該可以結婚了。 1978年那時候，我是住院醫生，老?。ǘ∥南榻淌冢┚驼f“小劉，你現在是好好學本事的時候，不能過早結婚，五年后再結婚”。于是我就答應了這個五年的要求，所以我是基本上快到住院總醫師的時候，住院醫生已經做了第五年的時候，我們1981年再結婚的。反過來想也是很感謝他的。那時候我天天在醫院里，我和朱老師基本上是兩到三個禮拜見一次面，即使都在上海也這樣。我們后來講給兒子聽，他幾乎都不相信的。那時候看書都是很賣力的，平時住宿舍有什么急診手術，只要有機會，我們都會自覺去。所以我們第一年到唐山去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怎么你們上海醫生本事那么大。實際上這和我們當時的培養，我有很多上臺的機會都有很大關系。

　　抹不去的回憶

　　1996年唐山地震20周年紀念活動邀請了上海醫療隊的代表一起去參加，我有幸是其中之一。那年我們再次回去的時候，當地醫護人員也好，行政干部也好，包括老百姓，對上海醫療隊的情結和印象是非常好的。唐山人民對這段經歷是很難忘和感激的。我們那時候做了個電視節目叫《抹不去的回憶—20年的回顧》，請大家輪流講20年前的過程。那時候他們整個唐山的市委市政府都很重視，臨走的時候每人送了一塊這個手表給我。這是很好的梅花表。20年前送一塊全自動梅花表很了不起了，所以說當地政府也是非常非常感激，還做了很多節目、采訪，還非常希望我們再回去。20年來，我這塊手表一直戴到現在。

　　也是那次活動，有個我當年救的小病人來看我，小孩都成人了，很激動的。他拿著一籃子的大果子（類似上海的炸油條）來，跪下來就來說“我就認得你！劉醫生，你當時給我治療的”。我也是很激動，這些老鄉真的是非常淳樸。

　　我兒子是叫“震元”，因為我跟他媽媽是唐山地震結的緣，后來1982年我兒子出生的時候，我們倆就商量給他取了這個名字，取這個諧音?！罢稹笔堑卣鸬恼?，“元”是出生在元月。我們兒子的名字也算是延續了這樣一種唐山情緣。我有這個想法很久了：有機會一定要帶著孩子，和愛人一起再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