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馬慎瑾

　　采訪者：錢益民（復旦大學校史研究室副研究館員）

　　李艾霖（復旦大學本科在校生）

　　遲祥宇（復旦大學本科在校生）

　　時間：2016年3月27日下午

　　地點：復旦大學楓林校區 6 號樓三樓檔案館會議室

　　馬慎瑾，1933年生，中共黨員，主任醫師。1961年畢業于上海第一醫學院。歷任中山醫院骨科副主任、中山醫院鎮痛門診主任、中華醫學會骨科分會委員、上醫大臨床疼痛研究中心常務主任、金山醫院副院長、上海市衛生局腰疼協作組副組長、上海市衛生局醫療成果鑒定組副組長、中華醫學會疼痛分會顧問、《骨科并發癥防治雜志》主編、《中華中西醫雜志》常務編委，《經腰痛雜志》《內鏡雜志》《愛惜康雜志》《上醫學報》編委。唐山大地震后作為首批上海醫療隊成員，在唐山抗震救災歷時一年零三個月。

　　我原來在第九人民醫院藥房工作過三年，后來想考大學，拼命了兩個禮拜，考上了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并于1961年畢業。之后除了第二年去靜安區進修了一年，我一直在中山醫院工作。在中山醫院工作的這些年中，我主要從事外科手術，效率頗高。比如闌尾炎切除手術，最快約二十分鐘完成；拇指、食指、中指等腱鞘炎手術，我一個下午出診兩個半小時，能做十九個，僅帶一個普通的年輕醫生幫忙縫針就好。中山醫院剛好那時候開始開展針麻（針刺麻醉），全上海組織來學習，市里邊有很多人來看，我們醫院選了我負責骨科，我一個上午能做三個半月板切除手術，都用針麻。

　　1976年7月份醫院接到緊急通知，唐山發生地震，要我們馬上出發，什么東西都不能帶，趕快通知家屬。作為一個當時已有25年黨齡的黨員，響應黨的號召，無條件去付出，為災區人民服務，是我的義務和責任。雖然有各種困難，但都應該盡力克服。我家兩個兒子，一個3歲，另一個還不到10個月，平時都是我和愛人一起照料。接到通知后，我告訴愛人說緊急任務需要去唐山，再大困難也要克服，她那時候在急診間當護士，平時工作很忙，還要值夜班。一個人，除了上班，還要接孩子，沒人幫很是困難，但她毅然讓我放心離開。就這樣交代一番后，我隨著大家一起前往唐山救災。

　　初見唐山

　　去的路全壞掉了，進唐山的路全部裂開，車子沒辦法開，后來我們坐了直升機進去。將要到唐山的時候，我們在飛機上沒法完全感受到地上的慘景，但依稀可以看到好多災民沒衣服穿，都是赤膊的。那時候我們心里還是有些信心的，畢竟在災民眼里，我們就是國家派來為他們治療的人。我們從直升機上下去，災民們整個圍了一大圈，場面很慘。很多房子都塌了，原來七八層的也一下子變成一塊平地。我看見有一家，房子塌了，家具也塌了，但人在里面，解放軍把一個穿著短褲的女人拖出來，已經死了。到處都是尸體的臭味。我們后來到學校的停車場里，學校有一個樓還沒有塌，但是沒有人敢進去。當地沒有醫院，我們在操場上搭起臨時帳篷，就住在抗震棚里。有一天早上起來洗臉刷牙時，突然地震了，人根本沒辦法站穩，發生余震就是這樣。天氣也是從沒見過的異常，在上海我從沒看過這種天氣。那是個黃昏，可以看得見云，但是那是烏黑烏黑的，還有紅的，烏紅的，那個天象太奇怪了。

　　那地方也沒有水，解放軍要到很遠的地方挑水。解放軍犧牲蠻大的，也蠻負責任的，很多事情都靠他們。我看見他們挑來水，問他們：“你給我喝點水好吧？”解放軍就說：“你喝，喝口水。”水也不是自來水，是挑上來燒干凈的井水。

　　那時候一頓飯，給我們發半個飯盒的小米粥（實際上稀得很），不論男女都是一人一個饅頭，男同志一個是絕對不夠的，有些女同志會省下半個給男同志吃。因為吃不飽，大家都瘦了不少。

　　地震之后，各種奇形怪狀的病人全來了。有的手畸形了甚至斷了，都要由我們骨科醫生負責。我在工作的時候，每天從早上一直忙到下午三點，才有空去吃點午飯。當時各種器材都很缺乏，只能想各種辦法替代。比如把大樹砍下來做成夾板，靠手把病人的畸形矯正再用小夾板固定起來。天天這樣干，實實在在。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就過去了。

　　漸漸改善

　　因為我要負責整個外科的醫療，雖然家里困難，我還是讓他們先走了，自己繼續留下來。三個月之后，領導調了兩個頭頭來。我們就開始搭抗震棚，用作臨時病房。這些草棚作的病房，很是簡陋。我們拿個大被單遮住上面，四周圍著就是手術室了，醫療器械也都很簡易。有了手術室，病人就更多了。搭出來的棚，棚底下一個一個拿布擋起來，這邊開刀，那邊消毒手術。我們麻醉科一個上午開36臺手術，其中包括骨科人工股骨頭置換術、胸外科肺葉切除術、神經外科切除聽神經等比較大的手術。我們開刀一點點影響到他們玉田縣的醫生，他們來參觀，來進修了，這說明我們當時做的小有聲譽了嘛。

　　當時那么多人，那么多污染源，又是在很小的空間，而且空氣不密封，燒爐子……但沒有感染案例,一年中都沒有一例手術死亡的，真的很不容易，也很難想象。這個是從未出現過的事情，亦是醫學史上重大的突破。其中有次手術印象尤其深刻。我們在玉田的手術室有四五間，后來陸續撤走，正好撤到還剩一間手術室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危重病人，他在玉田公路上面，開車出車禍了。方向盤撞在他肚子里面，壓進去了，壓碎了臟器，疼得不得了。腹腔里查出有氣體，說明腸子被撞斷了。這個手術很危險，而那時候手術室只剩一間了。但是這個人一定要開刀，不開刀不行。這個人血型是AB型。AB型本身就比較少，而我們的條件又艱苦簡陋。如果把他送到北京，路上至少需要兩個小時，很可能撐不過去，但在我們這里開刀又的確有危險。此人正好是毛主席紀念堂的工作人員，是在趕去建紀念堂的路上出的車禍，大家更應該想辦法救他。于是我們廣播：整個醫療隊，凡是AB型的，通通來報到。一共有六個人，將他們全部采血。幸好后來搶救好了，準時有車來接，沒有感染，恢復之后送回北京去了。把他搶救過來之后，有人開車送來了半卡車的慰問品—奶粉、罐頭、營養品，來犒勞我們。雖然我們過得苦了些，但是病人還需要開刀，他們更苦，所以我們把慰問品全部送給了病人們。

　　后來河北省委書記來慰問我們，對我們的評價很高，說：“多么好的醫生，要給他們吃飽。”所以后來我們有餃子吃了，還有包子；裝上自來水龍頭，也有水了。一開始也沒法洗澡，熱天只能用毛巾擦擦，后來就有自來水供應了。

　　醫療之外

　　我們生活作息基本還是蠻規律的，每天早晨穿著白大褂做廣播操，學習，還要增加一點生活的樂趣嘛，所以也搞一點文體方面的活動。因為那邊天氣很冷，地上結冰了，大家就學溜冰。也搞過足球比賽、拔河比賽。后來我們組織過到周圍的地方玩，我們到了北戴河，天下第一關，去的路上六個小時，玩了六個小時，回來又六個小時。

　　去救災的這段經歷，對我后來醫務工作的確起了很大的觸動。做醫生、做醫療工作，要不斷地學習，特別是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要有創造的精神，創新的精神，要能夠解決醫療上的困難和疑難雜癥。我有些成果曾分別在《新華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及上醫院刊上報道過，并協助了全國十余家醫院開展新手術，解決手術失敗疑難案例多例，創辦了四屆骨科防治并發癥學術會（由中華骨科醫學會承辦），主持全國中西醫結合疼痛學術會議五屆，籌辦中華醫學會上海骨科年會論文學術交流會議一屆，應邀全國講學 34次，會診手術62次，發表論文65篇，我的事跡被收錄在《中國改革者風云錄》《中國大陸名醫大典》和《中國專家名人詞典》等書中。

　　我去過金澤、青浦、朱家角，參加農村醫療隊三次，很多金澤農民到現在還知道我—我救過不少人。一直到現在，我看門診醫療時候，這些病人還會來，他們的下一代、孫輩都來找我看。我在上醫成立了疼痛研究會，把臨床跟前期結合起來。現在六院跟仁濟都擅長治療疼痛，但有看不好的病人，他們會介紹到中山，到我這里來看。搞疼痛沒什么油水，因為它賺不了大錢，很多人也不大愿意搞，病人太多了。我做了很多實驗，例如在猴子骶棘肌橫斷術成功的基礎上，治好了經全國骨科醫師會診后無法醫治的女知青（被《解放日報》以“心血澆開生命花”為專題報道），該療法還被成功應用在經多次手術失敗而施行第八次手術的患者身上，并獲得成功（被東方電視臺報道）。

　　我兒子是搞通訊的，他也去過一次唐山，搞通訊，搞開發區。他無意中說到我爸爸當年來參加過唐山抗震救災，當地人就對他特別好。我兒子現在都記著，他說那不得了，對唐山他們是絕對有感情，他也感到很高興，他們重感情，唐山地震來抗震救災的最有體會了。我感觸頗深，社會上，創新是要創，但是不能吹牛。人這一生很平凡的，之前老一輩的領導真的是作風很好，謹遵黨的教育，不貪污不腐敗。現在黨抓不良風氣抓得嚴，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