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姜海瑩

　　參與回憶：謝文星徐良孫俞萍

　　采訪者：金大陸（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羅英（上海文化出版社副總編輯）

　　袁錫發（中共上海市閔行區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劉世炎（中共上海市虹口區委黨史辦公室主任科員）

　　時間：2016年1月28日

　　地點：上海市第五人民醫院醫政樓 301 會議室

　　引言

　　閔行區黨史辦給我們醫院打來電話，說今年市黨史系統有“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40周年的采訪計劃。聽聞后，我們這些當年的參加者，你給我打電話，我給你發短信，心中很激動。

　　今天，我們醫院赴唐山醫療隊的隊長、書記，以后也是我們醫院的院領導，還有化驗員、護士等醫護人員都來了。大家都認為這是一段非常值得回憶的歷史。就拿我個人的經歷來說，我當年是一個剛跨出校門的醫務工作者，直至今年剛從骨科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一直在五院（前身為工農醫院），那段代表五院赴唐山救援大地震的經歷，終生難忘。

　　在唐山救援時，我們五院的醫療隊，直接分在唐山的路南區，那里是開灤煤礦礦工們的聚集地，直接面對那些受災的居民，任務特別重，在市里是很有影響的；加上我當時負責醫院的共青團工作，還有一點職務吧，所以，回上海后，共青團上海市委就讓我到陜西北路的馬勒別墅去，這是我第一次接受唐山抗震救災的采訪。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當時現場沒有幾個人。我是盡力把一些救災的內容講了，但我感覺他們是各取所需，并不是需要真實的現場實況，是需要聯系批判什么“右傾翻案風”，甚至直接修改我的演講稿。我現在講這個情況，很多年輕人可能不清楚，不理解，這就是那個特殊年代的特殊的怪事。當時我說，赴唐山救援十萬火急，人命關天，一片慘烈的現場，誰跟你講什么“左傾、右傾”的。后來在徐匯區醫務系統宣講時，有一個老革命，是徐匯中心醫院醫療隊的書記，他對我說：小姜，你就按照你的講。所以我上臺后，根本沒有提這個“右傾、左傾”。我是真心來介紹事實的，講的時候底下鴉雀無聲，我講完了，可能是自己很緊張，一時感覺底下沒有反應，心想怎么啦？突然，底下爆發出了熱烈的掌聲。

　　當時徐匯區成立了宣講隊，其中最遠是到崇明的“五七干校”宣講。記得我們在上面講，底下五六十人全部像解放軍一樣盤腿坐在水泥地上。當時我妹妹在崇明的前進農場，她打電話叫我去。但做這個報告要領導批準的，我妹妹那里就沒去成。后來，我中學里面的老師叫我去了一趟。你別看那是“文革”后期，我們的師生情誼還是比較深的，老師發一個調令，你肯定不能回絕。所以，我那次是背著領導去的，大概講了半個多小時吧。毛主席9月9日逝世，宣傳活動停止。至此，抗震救災也就漸漸被人淡忘了。

　　汶川地震后，大概是總結經驗的需要吧，電視臺也曾對我有過幾分鐘的采訪，要我談談唐山的救援。我也很激動的，總有種責任感嘛!但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使我納悶。他們問：你這次沒有去汶川抗震救災，是不是年紀大了？我一時語塞，感覺很吃驚，隨即，我很嚴肅地說：年齡不是問題，組織上需要我，我肯定會去，況且我確實也有這方面的經歷和經驗。應該講，這種抗震救災的經驗不是每個人都有的，也不是沖動就能應對的。所以，你們這次來，區黨史辦和五院領導都很重視，這是我第三次接受采訪。

　　唐山大地震，發生在我們國家苦難的1976年。那一年，周恩來總理、朱德元帥和毛澤東主席相繼去世，離現在整整40年了。我總感覺這一切都已被人淡忘了，年輕一代就更不知道了。但對我們經歷過這場災難的人來說，確實印象深刻。所以，救援唐山這個事不提還可以，一提起就像放電影，馬上一幕一幕地呈現在眼前。但是很可惜啊，也許因為特殊的歷史關系，很多重要的資料都丟失了，包括我到達唐山災區三天后寫給醫院的一封信，還有我在唐山寫給父母的家書。我這里唯一留下的兩張照片，是徐匯區中心醫院的張醫生，冒著被處分的可能拍下來的，真是不容易呵。

　　我在日本留學時是在廣島，參觀過那里的原子彈爆炸的地方，他們的死亡人數將近10萬。唐山的慘境與廣島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官方報道死亡人數是24萬多。這是個什么局面啊？我們到過現場的人都深為震驚，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所以我感到有責任，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

　　奔赴前線

　　7月28號下午，大概是5點40分左右，喇叭叫了（那時我們的醫院不像現在條件那么好，全院還用廣播喇叭呢!）：全體醫務人員，馬上到各科室集合。我是住在醫院里的，正在吃晚飯，趕快丟下碗筷，奔到外科辦公室。我們的支部書記是上海鍋爐廠的工宣隊員，他說，現在唐山發生地震，我們醫院要組織救護隊，可能今天晚上就要出發。我年紀輕，恰好在骨科輪轉，便立馬報名了，當即就得到批準，并通知到院辦報到。院部領導已在辦公室等我們。不一會兒，醫療隊的15個同志就全部到齊了。院領導簡單動員以后，宣布由我們15人組成工農醫院抗震救災醫療隊。

　　我們這個醫療隊有一個特點，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其他的就是像我們這種20多歲的年輕人，年齡上有很大一段脫節。這是什么原因呢？因為“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正常的招生和教學，導致了人才的斷層。隊里面年輕人比較多，于是我被宣布擔任團支部書記，協助隊長工作。當時閔行與市區通話很不順暢，電話接通后也是一片嘈雜。按照市里的要求，我們在后勤部門的幫助下，將手術器械和急救藥品連夜打包。然而，我們從晚上7點一直等到半夜12 點，都沒有消息。領導發話說：住在醫院附近的回家待命，住在醫院的在宿舍待命。我記得俞萍當時住在附近，她就回家待命去了。黨總支副書記黃菊英則一直守在電話機前等待命令。

　　我當時年紀輕，接受這么重大的任務，晚上一直翻來覆去睡不著。大概清晨五點多鐘，黃菊英在宿舍底下喊我。那時通知來了，我們工農醫院的醫療隊必須于6點30分趕到北站。我立即沖到俞萍家去通知她，她洗臉刷牙都沒來得及，就跟著來了。一輛躍進牌的救護車停在醫院門口，醫療隊員全部坐在上面，司機叫小宣，是我院技術最好的駕駛員。

　　當時的救護車都是搖鈴的，醫療隊黨總支副書記親自搖鈴，一路是“當當當”的鈴聲。6點多一些，徐閔路還很空，我院距離火車北站有近25公里，救護車開得真像要飛起來了。我們擔心漕河涇那個地方的交通肯定要堵，誰知我們的車一進漕河涇，就有警察攔住所有的交通車讓我們通行。當時真有戰士出征的感覺。一路上，我們的車過漕河涇后，經衡山路、徐家匯、淮海路、西藏路、天目中路，直接就開到北站月臺的旁邊。第一列6點30分的火車已經走了，我們上了6點40分的第二列火車。

　　我們走得緊急，大家飯都沒吃，更糟糕的是換洗的衣服也沒多帶，我就是穿著汗衫短褲上車的。當時還是綠皮車，坐的還是那種靠背的硬座，喇叭里面不停地廣播新華社稿。我記得很清楚，其中有“上海的抗震救災醫療隊已經出發，奔赴災區”的消息，我們聽到后非常振奮。我們和徐匯區中心醫院醫療隊一個車，我在那里實習過，骨科主任等幾個醫生我都認識，大家都在議論這個事。

　　很奇怪，我們的火車經過鎮江的時候，前面跑的那輛車給我們讓路了，以至于我們的車一站都不停就“嘩”地過去了。我記得同隊的郟光培醫生還跟我開玩笑，說我們這車有首長在。

　　車上沒有空調，天氣熱得不得了，我們把列車的窗戶都打開吹風。記得鎮江過后有個隧道，煙囪里的煙灰“嘩”地一下子沖出來了，熏得人滿臉都是。直到晚上才涼快一點，我就在轟隆聲中睡著了。大概凌晨三四點鐘左右，我醒了，從火車的窗子望出去，發現車已經跑到天津了。火車越走越慢，甚至走走停停了。我看得很清楚，天津鐵路兩側低矮的房子上的瓦片都滑掉了，有的房還倒塌了，街上到處有人躺著，很顯然唐山地震已波及天津了。沒記錯的話，當時整個陸路交通都中斷了，我們的火車就停在了楊村機場，我們準備飛往唐山。

　　這是個軍用機場。跑道上停著米格19飛機，解放軍戰士拉著篷布把飛機遮起來了，不許我們亂走。火車兩邊都是醫療隊。火車頭跑掉了，有的同志就鉆到火車底下去避一避了，因為熱得實在吃不消。肚子餓的時候，我們就吃一點壓縮餅干，喝一點自來水。解手是個大問題，畢竟上海人在城市里矜持慣了。男同志有時候還拉得下面子，女同志怎么辦？我們忍不住去問哨兵：機場的廁所在哪里？哨兵立正敬禮,非常嚴肅地說：男同志到處都是，女同志自己找一個隱蔽的地方解決。這是原話。上海人還是比較聰明的。我們醫療隊帶著白被單，四個人找一個洼地圍一個圈，女隊員就在里面上廁所了。這種情況一直沿用到我們撤離唐山。

　　進入災區

　　中午時分，飛機來了。首先是一架伊爾18客機，這種螺旋槳飛機還是比較好的。按上海抗震救災大隊部的安排，徐匯區中心醫院等幾個醫療隊先上。然而，這架飛機起飛后，沒有離開機場，一直在機場上空盤旋。當時我們也很納悶，這飛機怎么搞的，難道還要視察一番？事后，我們才從徐匯區中心醫院的醫生處知道，飛機上76 個座位上了80個人，不僅滿員，而且還都帶著那么多的醫療器械，飛機上天以后飛不到巡航高度，就不能離開機場，因為隨時可能會出問題。于是，前艙的人將隨身帶的醫療設備全部壓到后艙，使飛機的機頭翹起來，達到飛行高度后才離開楊村機場的。

　　我們的醫療隊上了一架雙螺旋槳的小型軍用運輸機，艙的兩排就是翻蓋，就像電影院里的加座，對于我們15個人來講，這個飛機還比較大，也夠裝行李。飛機很快在震耳欲聾的轟鳴聲中起飛了，但飛得不高。機艙是開放的，我們能看到駕駛臺上五顏六色的燈，聽到兩個飛行員用普通話與地面的溝通，如“800公尺，高度800公尺”，我們都聽得懂。當天晴空少云，飛機飛進唐山的時候，我們往下看到災區一片狼藉，房子全部倒塌了，廢墟像小山坡一座接著一座，看不到路，有一些樹也七搖八晃的；再回頭看看隊員們，大家臉色凝重，沉默不語。

　　我們飛機停穩后，艙門一開，兩輛救護車就呼嘯著過來了。下機后，我們趕緊幫忙將四個血肉模糊的傷員抬上飛機。飛機立刻滑向跑道，瞬間消失在空中。面對這種情況，戰斗的緊張氣氛馬上呈現出來了，并感染著我們每一個人。謝院長是我們的隊長，他包一背，姿勢很驕健地跑步往前走，我們跟著他。馬上就有電視臺記者對著他拍。唐山的抗震救災總指揮部就設在唐山機場，搭了十幾個帳篷。我們報到以后，就迅速領了帳篷、水壺、鍋等一大堆東西。此時天已晚了，唐山機場一片漆黑。徐書記和謝隊長就把我們領到靠近指揮部的帳篷旁的草坪上，在那些靠應急柴油機供電的燈光底下，通報了唐山的災情，安排了我隊的任務，強調進入災區要像軍人一樣嚴格遵守紀律，集體行動，相互幫助，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對災情的嚴重性和困難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等等。當天晚上我們就和衣鉆進醫院帶的被套里，繩子一扎就露宿在機場的草坪上。夜深了，飛機也停了，唐山機場一片肅靜，滿天的星星非常漂亮，那個時候真有一種“天當被、地當床”的感覺。

　　7月31日凌晨，我們完全是被冷醒的，一看裹著的被套和衣服全被露水濕透了，連頭發都濕漉漉地粘在一起。天亮后，卡車來回奔駛，飛機開始起降。從上海飛來的三叉戟飛機就停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旁邊的救災物資堆積如山。不久，我們接到命令：解放軍將派車送我們到災區。當時，我們只能吃壓縮餅干，很不好吃。我們隊長比較幽默，他就講這個壓縮餅干非常衛生，其他東西臟得不得了，隊員們都對視苦笑。很快解放軍的四輛軍用大卡車來了，司機是 20歲的戰士，迅速幫我們裝上醫療器械和帳篷。我記得謝隊長坐在前面，我們上車后就抓住兩邊的擋板。然而車子還沒有到達災區，空氣里就迷漫著臭味了。這股臭味實在難聞，很惡心的，還帶有血腥氣。我們做醫生的人雖然比較能夠忍受，畢竟平時一天到晚和手術打交道，但也很吃不消。

　　一路上，車子經過涵橋洞時，真是很可怕，涵橋洞的兩側，齊齊堆積著些地震死難者的尸體，這些尸體都用棉被裹著，疊加起來高達數米。涵洞不大，還不止一兩個，太陽曬得很厲害，汽車從尸體當中慢慢開過去，烏黑的血水流得滿地都是。我們有的同志忍不住，馬上臉色蒼白嘔吐起來。這個印象太深刻了，我跟你講，這是沒有辦法的，這不是什么意志所能克服的。到了這個環境里，你說什么“革命意志”，“不怕苦，不怕死”，都不管用，那個就是生理反應。

　　進入市區后，大小馬路都被倒塌的房屋瓦礫覆蓋著。解放軍的駕駛員技術還是比較高的，他可能來回多了比較熟悉地形，顛簸著卡車在廢墟上面“嘰里嘩啦”地開過去。我們看到旁邊的災民，拼命地跑來跑去，估計都是在救人。眼前的房屋全部倒塌了，有的兩三層樓的房子因為墻倒掉了，看得到兩個腳懸空在墻外；臨近建筑的電線桿和樹上吊掛著毯子、衣服、褲子；瓦礫上面都是甩出來的凳子、桌子、臺燈、收音機等。

　　我們的車子經過唐山開灤煤礦總醫院，這是唐山地區比較高的一幢建筑。我記得特別清楚，從底下望上去，直接可以看到手術室的門。這個門是敞開著的，上面有紅十字。這個房子倒塌得很奇怪，一面從頭到腳全部倒塌了，還有一面歪歪斜斜的。床、凳子、鹽水架、病衣、病褲，散得滿地都是，有的地方還冒著黑煙，各種污水滴滴答答地響著。

　　強烈的地震徹底摧毀了這座城市，我對見到的慘境非常震驚。

　　找水的故事

　　我們救災的目的地在路南區。

　　由于只有方向沒有路標，司機下車問了一些老鄉。一位小伙子自告奮勇地上車為我們帶路。當得知我們是從上海過來救災時，他只說了一句“我們并不孤獨”，然后就沉默不語了。他說路南區到了；我們卻發現路南區已沒有了，看到的只是一堆堆廢墟。我們醫療隊員下車了，解放軍駕駛員準備開車往回走。我們的隊長和書記一把拉住解放軍，那真是拼了老命了，說你不能走，你一走我們和大部隊的聯系就中斷了；每人帶的一壺水早就喝光了，我們的供應怎么進來，我們的救援如何進行，目前都比較迷糊，你走的話我們也變災民了。那個解放軍戰士真好，他說你放心，我留下來陪你們，一定等你們聯系上了我再走。

　　我記得按照救災總指揮部的安排，當時到達路南區的還有來自上海的四個醫療隊，他們分別來自市五醫院、徐匯區中心醫院、建工醫院和郵電醫院。原來這些醫院的救援隊應該分開活動，估計后來各醫療隊的領導開會了，決定把大家集中在一起，不分開了。徐匯區的醫療隊隊長，擔任區衛生醫政科，是一個老革命，說一口蘇北話，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很有魄力。我們就推舉老革命做我們整個隊伍的頭。

　　當時定下來的第一個任務是接收傷員、包扎傷口、安營扎寨，以及找地方去弄水。我們這個年代的人都受過軍訓，打槍、投彈都會，有的還是基干民兵。建工醫療隊有兩個隊員參加過營口大地震救援，扎帳篷是他們的絕活，所以我們幾頂帳篷的選址和搭建的方法都非常科學。

　　當時，全體醫療隊員都饑渴難忍，渴的味道真要比肚子餓還難受。盡管隊領導要求大家向電影《上甘嶺》里的志愿軍學習，與干渴作斗爭，但是我們心里都清楚，水是當時最最緊要的需求。我們四個醫療隊的八位隊員先從廢墟中挖出幾個一米多高的大水缸，再將大水缸搬到解放軍的卡車上。說實在，沒有這輛解放軍的車還真不行。我們開車找到一個部隊營房，講我們是醫療隊，需要醫療用水，甚至還不能講是自己喝水呢。部隊同志便帶我們到他們的龍頭那兒接水。我們一看，真是愣住了，大概有二十幾個臉盆在排隊，前面的龍頭開到最大，水流就像紗線一樣，有時候還滴滴答答，流出來的水都是黃的。這個肯定弄不成功，得另找地方去。部隊的指導員一臉愧疚，真誠地對我們說，你們弄水還是應該到機場去，機場有后勤基地，其他地方的水管全部損壞了。我們這才知道地震的破壞，不是一個表面的破壞，地底下的水管、煤氣管全部都破壞了。

　　這樣，我們大概五點多鐘重新趕到機場，到那個機場水庫的時候，我們跟一個衛兵說了情況，他一口拒絕，說機場用水非常緊張，機房供應已經關門了。這下我們急了，得拼命啦！饑渴加焦慮，再也顧不上醫務工作者的斯文了，醫療隊那么多人等著我們呢!我和郟光培，還有徐匯區中心醫院的骨科醫生董宏謀沖上去，一把抓住他的領子，說：“你今天開不開？”場面就是這個樣子的，一點不夸張。郟光培還拿著一個板要去敲機場的門，這個鐵門實際上敲不動的，但是人太急了沒辦法。

　　這么一鬧，一個穿藍制服的人馬上跑過來攔住我們，他大概是負責人。我們說自己是上海抗震救災醫療隊的，現在急需醫療用水。實際上這個地方是沒法供水的，他就說我上車，你們跟我走。他把我們拉到一個機房，機房里有四米多長的管子，管子前面有一個彎管，可以90度轉動，大概是給列車加水的。這個東西一打開，瞬間碗口大的水柱灌進水缸，我們的四個缸“嘩”地一下子全滿了。我們幾個對著水缸，用手捧著水一陣猛喝，那種久旱逢甘露的感覺真是太美妙了。人可以耐受饑餓，但是不能耐受干渴；人耐受干渴會煩燥，要發瘋的。

　　我們的車要出機場的時候，才想到，哎呀，應該謝謝那位軍人；我們回頭向他揮手致意，他擺著手示意我們快走。我內心忽然涌起一陣從未有過的感動！

　　水是弄到了，真的把水運到駐地，也是非常困難的。為什么？這車在瓦礫上走，一顛一顛地，水缸里的水不停地往外溢，心痛啊！建工醫院的幾個人可能參加過救災，有點經驗，他說把車子停下來，摘一些蓖麻葉子蓋在水面上，這個辦法可行。但哪有蓖麻葉呢？隨便找來的葉子又太細小，有人就把草帽蓋在上面，這招還真管用。

　　我們的車顫顫巍巍地到了駐地。你原以為水運進去就萬事大吉啦！老百姓看到有水來了，車子還未停穩，拿著鍋盆碗瓢就沖上來。災民確實很苦啊，唐山有一條河，叫什么名字我記不得了，地震后這條河已見底了，且黑臭黑臭的，但災民還是要用這種水。我們醫療隊也沒有經歷過這種場面，只好一邊勸一邊阻止，一邊趕快把兩缸水搬進去，就這樣另兩缸水給搶了。等我們歇下來，隊長給我們送來了女隊員做的咸味玉米糊，連續吃了幾天壓縮餅干后，玉米糊可真是美味佳肴呵，是一輩子也忘不掉的好味道！

　　從災區回上海以后，每當我靜下來回想那些場面，真是很有感觸。

　　出診

　　根據總體安排，四個醫院的醫療隊分別負責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救災。天亮以后，我們就背著藥箱出發了，這一天，我記得很清楚，是8月1號的早晨。我跟俞萍分在一組，翻廢墟，爬山坡，哪里有人就往哪里走。有些災民看到我們，就問：“你們是什么人？”我們回答：“上海醫療隊。”一個老頭說：我們有救了！接下去就是“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的呼喊聲！當時這個口號聽起來正常，災區的人民就這個樣子的。為什么？因為有人來救援他們了。

　　我們救援的路南區的房子是磚木結構的，像我們上海人口中的小平房，它倒塌以后里面還有空隙。地震發生在3點42分左右，有些老年人起得早，逃生的機會多；小孩子體積小，受擠壓的程度小，容易從廢墟當中爬出來，大量的青壯年則被壓在里面。災區自救是有的，我們進這個災區的時候，廢墟里還有人喊救命，但按照現在的說法，已超過了黃金救援的72小時。災民沒有帳篷，傷員都是三個一堆、五個一堆地躺著；截癱的，骨盆骨折的，脊椎骨折的，內外損傷的，頭顱損傷的，到處都是。不行的人，講老實話，基本上也都死掉了，活下來的人只能等待救援。我們的任務是什么呢？先做好標記，重的病人要轉，輕的病人則進行包扎。石膏三下兩下就用完了。因為我們受過戰備訓練，就拿木棍作夾板捆一捆、包一包，就這個樣子。

　　有一天，我和俞萍出診結束后，兩個人都很累，就找了一個地方坐下歇歇。俞萍長得很漂亮，留著短發，我看不到自己的臉，反正太陽把她的臉曬得通紅通紅的。俞萍有一個很大的特點—非常樂觀。我說今天收獲還是不小的，意思是回去可以向書記、隊長匯報了。其實，我這個人做醫生不是自己選擇的，是被分配的。我的最優選擇是搞無線電，因為當時我已經可以自裝九寸電視機了。此時此刻，在國家的大災面前，我感覺做醫生是很好的。

　　有一次我和郟光培一起出診，有一個傷員小便不出來，導尿管也沒有，怎么辦呢？我們就用一根最細的廢電線，將銅絲抽掉，用作導尿管，條件真是很艱苦。那些不懂事的小孩子，照樣在廢墟上面爬上爬下地玩，老人們坐在那個地方不是哭，是發愣。災區很少看到哭的人，為什么？唐山有一個特點，都是大家庭，所以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傷亡，真是痛苦到茫然。當時，也有飛機來投送救濟物品，底下的災民就搖著褲子、衣服，飛機投下來食品、衣服等，這使災民也得到一點信心，感覺他們不是孤立的，會有人來救援他們。我們巡回醫療時，都穿統一的白大褂，并持有特別的通行證，所以走動不受限制。但因人生地不熟，又沒有路可走，很多病員是災民領著我們去醫治的。唐山災民對醫療隊是絕對認可的，他們認為我們就是白求恩，你還沒干事，他馬上端上一碗水，哎呀，你喝水，喝水。我們講的是上海普通話，他們可能知道，上海醫療隊的水平還是可以的，相互的感覺都很好。

　　不久，部隊首長來看望上海醫療隊。我們趕快吃飯集合，晚上六點多鐘，來了一批解放軍，那位首長被稱為部隊長。軍人就是這樣，直接了當地說，我們是部隊的，你們醫療隊有什么困難盡管說，需要什么我們幫助解決。我記得隊里也沒有客氣，說缺衣少糧，因為我們出發時都穿著夏裝，男同志一條短褲，女同志一件短袖，要求部隊能不能給我們每人發一套軍裝，倒不是因為漂亮，講老實話晚上實在太冷了，真的是受不了。我們很高興，看到解放軍就像看到親人一樣。部隊長也很高興，面對一群來自上海的醫務工作者。我記得是季啟群給他量了血壓，血壓蠻高的，他不讓講。躺了一會兒就站起來了。他說部隊指揮部就離開我們兩條街，有什么困難可以找他們。同時他也跟我們講，部隊在救災中可能會有傷痛，也需要我們醫療隊來支援，一切就這么簡單。部隊長走后，一會兒100斤糧食和軍裝就送過來了。你看我們醫療隊拍了一張集體照，全都穿著軍裝，就是部隊長下指令發的。

　　后來，錦州海軍學校也來了一批人，他們是穿著藍服裝的軍人，而且有步話機，里面不斷傳來嘰里咕嚕的講話聲。他們也是來幫助我們的，他們給我們調來了一箱蘋果和一桶油。我們的選址真巧，正好在錦州海軍學校和陸軍部隊的交界部，結果兩邊都要來關心我們。唐山那個地方出蘋果，但7月份的蘋果酸得不能吃。海軍送來的蘋果又大又紅，絕對的好，吃那個蘋果的感覺要比現在吃進口蘋果都要好。不要說災民了，我們也感覺解放軍就是支柱。

　　地震后，災區不斷有生存者被救的喜訊傳來，人的生命極限一次次被刷新。創傷骨科的救治需求量很大，許多重傷病人被及時轉運出災區，還有大量的骨折病人需要就地治療。因為我們當時定的四個醫療隊基本上是團結合作、分工協作。有一天，徐匯區中心醫院醫療隊的董宏謀邀我一同出診，我們趕到現場，經檢查一位診斷為髖關節后脫位；另一位診斷為頸椎半脫位合并小關節突交鎖，雙手麻木無力。我們決定就地用手法救治，首先對髖脫位病人復位。我在醫院石膏室學過多種復位方法，知道單用手臂力量無法對抗一個青壯年的大腿力量。我讓病人躺下，用一條長被單兩頭打結成圓布圈，一頭套在自己脖子上，另一頭套挎在病人屈膝的小腿后方，雙手環抱住病人小腿上方，繃直被單，老董按住病人骨盆，我用自己腰背的直挺力拔伸來對抗患者大腿的反向肌肉收縮力，雙手緊握小腿膝部做手法（SIMTH法），復位一舉成功。接著，讓另一位病人躺下，我雙手緊抓患者雙手，老董抓住患者頸部下頜，兩人反向牽引，到位后董主任果斷推扳頸椎，只聽“咔噠”一聲，病人雙手麻木感立刻消失，治療成功。在場的居民一陣歡呼，我們兩個就像英雄一樣被災民圍著。

　　艱難困苦的時刻也會有喜訊傳出。我記得有位街區負責人，曾給我們做過向導。他的愛人臨產了，當時災區條件很差，我記得是在簡易的帳篷里，我們醫療隊的助產士何培芬和季啟群為她接生，順利產下一個胖胖的男孩，夫妻兩非常激動，當場為嬰兒取名叫“抗震”，希望兒子能夠永遠記住這個特殊的日子。季啟群跟我說，這個孩子現在應該40歲了。

　　災區的醫療救治關乎到災區人民的生命保障，醫護人員的特殊作用是無法替代的，所以，醫療隊的工作受到救災總指揮部的高度重視和關心，也得到老百姓的尊重和好評。隨著陸路交通的恢復，我們醫藥用品也不斷得到補充。同時，災區的醫療救助也是對每一位醫務人員專業水平的一次真正考驗。

　　解放軍就是支柱

　　隨著軍隊大規模地參與救災，災區情況迅速有了好轉。首先，這與解放軍在唐山實行軍管有很大的關系。那天我們正出診，聽見遠處傳來喇叭聲，并見卡車搖搖晃晃地開進來。原來車隊的喇叭里面在喊話：唐山市的市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隊奉命接管唐山路南區，下列罪犯在災區犯搶劫罪，經抗震救災總指揮部核實，就地槍決。我們看到卡車兩邊，前面兩個，旁邊四個，全部五花大綁，上面還插了一個搶劫犯的牌子。事后知道，這些人不是抗震救災，是乘機劫財。他們銀行搶不動，為什么？地震以后，唐山所有銀行的廢墟上都有真槍實彈的民兵站崗，靠近就警告你，不行就給你一槍了。他們多搶私人的物品，比如手表。1976年時的手表還是很珍貴的，人家在里面壓著，手伸出來要你救，你不救人反把手表拿走，這種人抓住就槍斃。解放軍就以這種形式宣布軍管了。

　　唐山市區的震后災情既嚴重又復雜，公路鐵路的阻塞使得大量的救災物資，包括重型機械裝備都滯留機場。哪像汶川地震時，一輛輛的大吊車開進去，不行就用重型直升機吊。所以，救災總指揮部對鐵路的疏通特別重視。

　　8月3日，我和郟光培奉命去唐山火車站，對那里的解放軍部隊進行醫療保障。火車站里的鐵軌全彎曲了，而且火車站的建筑跟路南區不一樣，絕大多數是混磚結構，磚墻倒了以后，上面的水泥板一層層壓下來，有的斷裂了，有的鋼筋還連著，這樣底下的人怎么辦呢？要清除很困難，且面積很大。沒有條件怎么辦？戰士們就用風鎬，把那個混凝土全部打碎掉，然后用電焊切割槍切斷鋼筋、電纜，再用軍用的小吊車起吊房頂碎塊。我們準備醫療保障的地方估計是個宿舍，廢墟下有許多死難者遺體，有的已經腐爛發臭，整個情景真是難以忍受。指揮員叫我們在樹蔭下面等著，我們離現場不太遠。我們就看著一個班的戰士下去，不一會兩個人就被扶上來，暈倒了。站在廢墟頂部的連長身先士卒，帶著四個人沖下去，兩分鐘不到又爬上來，為什么？底下實在太臭了。這種東西是沒有辦法的，惡劣的救災條件超出了人體的忍受極限，就連我們做醫生的都要暈倒。天氣炎熱，解放軍沒有防毒面具，我們立刻趕上去把兩個口罩送給連長，同時把兩位熏暈的戰士扶下廢墟。回頭一看，又一撥戰士口鼻用毛巾扎著沖了下去，一會兒遇難者的遺體運了出來，真的慘不忍睹，有的遺體斷腿斷胳膊，我看了真如惡夢一樣。拉上來的尸體立即裝進軍用尸體袋里，繩子一抽，一具一具地擺在旁邊。這種軍用尸體袋非常大，米黃色的，大概將近有現在的一元硬幣那么厚。對解放軍戰士來說，清理現場，以防瘟疫和疾病就是命令，下去就是下去，不行就上來再下去。接著，履帶式的小型軍用推土機，就把那個廢墟推掉，迅速清理出一片空地。一個解放軍首長站在一輛吉普車上指揮，顯然任務緊迫，他們的嗓門很大，哇哇地叫，也沒有使用那種電喇叭。這同時說明搶通鐵路非常緊急。

　　大概到下午三點多鐘，我們就看到一個機車在試鋪新的鐵軌。第二天就宣布，唐山火車站通車了。火車一通，大量急需的救災物資和重型裝備就進場了，物資供應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唐山的抗震救災中，人民軍隊的作用至高無上。他們奮勇戰斗的精神，他們作出的貢獻，甚至忍受的痛苦，打動著我們每一個人。

　　一次有機會到部隊出診，碰巧有兩位士兵說的是上海普通話，這個音調蠻熟的，我開始以為是上海嘉定人，一問是上海青浦兵。我發現他們非常疲勞，不大愿意講話。后來，我才知道部隊在救災中，挖掘救人、清理廢墟的是一線戰斗員；汽車兵、后勤人員屬于二線人員。晚上，汽車兵要輪流出車運送死難者遺體，躺著的這兩位上海青浦兵就是剛出車回來的。我們真是感慨萬分。

　　隨著大規模的清理廢墟工作的開展，由部隊戰士挖出來的死難者遺體越來越多，堆積在路邊等待夜間運出。被水浸泡過的遺體在烈日下很快腐爛，我們通常稱厭氧菌感染，發出陣陣臭味。這就帶來一個很大的問題，大量的蒼蠅蚊蟲的滋生會帶來傳染病流行的危險。因此，醫療隊的救災重點開始轉向了大規模的預防接種和消毒工作。這個接種量是非常大的，我們自己也接種。同時，“安-2”飛機在整個唐山災區噴灑白霧狀的消毒劑，進行播撒消毒。由于總指揮部的處置果斷和全體醫療隊員的辛勤努力，唐山市地震后沒有發生傳染病流行，傷亡那么多人沒有爆發流行病，這真是一種奇跡。

　　后來，從總結經驗的角度說，我以為這又跟解放軍及時軍事管制有一定的關系，因為軍事管制非常嚴格，整個市區由部隊劃區管制，每個區內成立居民委員會，由部隊任命負責人，所有管制區之間人員不得隨便流動，就是東面1區的人不能到2區來，2區的人不能到1區去。這就很大程度地減少了人員的流動。一方面易于管理，有利于統計。比如救災物資的發放，要知道這個居民區有多少人，計劃供應多少糧食，多少蔬菜，多少衣服等等。當然，也會遇到特殊的情況，比如一個母親在這里，一個父親在那里，相互不能走動，就隔著喊。解放軍鐵面無私，小孩子來回跑可以，但是大人絕對不能跑，這對防止疾病流行肯定是有好處的。

　　我們的隊伍

　　剛到駐地我即被派出去找水，回來時已見我們的帳篷扎好了，它緊靠著大樹，四個腳全部用鋼鉆打在底下，上面拴著繩子，可以說整整齊齊、井井有條。

　　帳篷里，兩個長條子，男的在左邊，女的在右邊，上面墊著稻草，當中隔著約1米寬的走道，走道中間放著一張有點破的桌子，桌邊有兩張完好的四方凳。因為沒有電，桌面上點著兩根蠟燭。我聽隊友說，扎帳篷的時候中心柱子旁必須有個人站在里面，旁邊的人在四周扎。里面熱得不得了，站在里面的是我們隊的女同志胡根娣，這個耐受力是很強的，外面的同志就大聲說，水馬上就要到了！這種守望相助的戰友之情令人動情。

　　唐山屬北方地區，白天很熱，晚上很冷，溫差很大。大概到半夜，我跟郟光培是靠在一起睡的，兩人冷得不行，都凍醒了。我們兩個人背靠背，把指揮部發的蚊帳裹在身上。大概清晨五點多鐘，這是進災區的第一天，大地一下子搖晃起來了，我們跳起來就跑到帳篷外面，看到旁邊半壁的房子“嘩嘩”地倒下來，回頭看我們的四個帳篷穩穩的。這次余震很厲害，據報道是6.4級，地震晃的時候人就像彈簧一樣，左右上下就這樣晃，有的人講就像睡在按摩椅上，有的人講就像睡在搖搖床上面。

　　記得8月7號那天，白天艷陽高照，晚上卻傾盆大雨，水勢不斷地往上漲，我們睡覺的草墊離開地面只有一尺高，很快就全部濕透了，大家只能坐著等待天明。隔壁建工醫院的帳篷因頂部積水倒塌了一個角，幾個男隊員冒雨重新打樁固定帳篷。當時，我把重要的東西，特別是好不容易弄到的糧食全都墊起來。天亮后，駐地周圍水深齊膝，我們的鞋子像小船一樣游出去。殊不知，我們每人只有一雙鞋，沒有鞋子是不能走路的。大家卷起褲腿忙著撿起漂流的鞋，然后趟水出去工作。

　　至于災區的生活，講老實話，和上海是不能比的。吃的東西，米飯是有的，菜都是北方的，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茄子都是圓的，基本沒有肉，多是茄子、冬瓜和大白菜。最主要還是用水緊張，沒水洗澡。供應好轉以后，消防部隊每天來供兩次水。飲用水得到了滿足，洗滌用水必須非常節約，所以洗澡則根本不敢奢望。艷陽高照，隊員們肩部、背部裸露的皮膚紅腫蛻皮，衣服被汗水浸透，濕了又干，干了又濕。整天在災區里摸爬滾打，渾身上下都散發著異味。這確實是個考驗。男同志還好一點，女同志有些事很難講，身上都有味道，時間一長自己也聞不出了。男同志就對女同志說，不要緊，我們的白大褂短袖給你們換一換？我們就赤膊穿外套，你們穿兩天，洗了以后再給我。

　　隨著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隊員們出現了嚴重的體力透支現象。記得剛到災區時情緒亢奮，接著則逐漸被沉默、煩躁所代替，再接下來大家巡診回來就沒有聲音了，有的時候稍微有點不高興還會發脾氣，實事求是地講，這個情況都是有的，我認為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中也屬正常。天氣這么熱，晚上運尸體的大卡車稀里嘩啦地響，大家都睡不好。我們有一個老隊員，本身神經衰弱，自進入災區就沒有睡過一天安穩覺，整天晚上坐在那里，實際上很痛苦的。

　　這個時候，隊里一些老同志確實起到了榜樣的作用。首先我要講一下隊長謝文星。他在災區的時候始終衣著整齊，從不抱怨，臉上從來都是笑的，作為隊長這對我們年輕人產生著很好的影響。他跟我們講五院光榮的救災歷史，如我們的前任院長就參加了抗美援朝，高重耀副隊長曾拜師習武，拳腳了得，他講述“文革”初期如何逼退沖擊醫院的搗亂分子等。高度疲勞中，聽聽這種故事也蠻提精神的。醫療隊的黨支部書記徐良蓀同志是我院唯一受到毛主席接見的醫務先進工作者，平時沉默寡語，但處事原則性強，令人敬畏。他不顯眼，但他帶頭吃苦耐勞的意志始終感染著我們，我們也是一些受黨教育的年輕人，我們感到黨的形象就在身邊。一個領導一面旗幟，你這個旗幟不倒其他人就跟著你走了，工作上就這么一個道理。還有徐匯區醫療隊的“老革命”，盡管文化程度不高，但他用濃重的蘇北口音講述參加革命的故事，惹得隊員們都笑出了眼淚。

　　我們駐地附近有一個很大的冷庫，里面儲備著大量的豬羊牛肉，是用以供應京、津、唐地區的。由于震后斷電，儲藏的肉制品上層腐壞，中層變質，下層仍冰凍著。那么怎么辦呢？救災總指揮部決定對冷庫實行爆破清除。那天傍晚，我們和居民一同撤到大概200米以外，看著解放軍在那邊操作。一聲震天巨響，遠處天空飄出巨大的黑煙，炸開以后大量的運輸車進去把這些肉運走。我聽司機講，這些肉還是有用的，不能食用，全部用來做肥皂。

　　抗震救災現場也有一些慰問活動，我們醫療隊是必到的。有一次，我們受邀觀看慰問演出，是和抗震當中立戰功的飛行員們坐在一起。這些飛行員都穿著皮夾克翻毛領子的制服，很威武的樣子。說老實話，表演的河北梆子我們都聽不懂，只是感受那種熱烈的氣氛。山東快書我還能聽懂一點，有個軍隊女演員唱《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這首歌時，至少我是很感動的。因為在這種特定的情況下，她真是唱出了我們心里的共鳴。

　　忽然，我看到很多人都回過頭去，原來是抗震救災前線總指揮陳永貴副總理來了。他有一個特點，永遠是戴著白毛巾的。當時我就有個感覺，咱們醫療隊確實是很受到人尊重的。

　　回家

　　災區的情況越來越穩定了。大隊部通知我們第一批醫療隊要有過冬的思想準備，因為唐山的醫療保障體系都還沒有建立起來。可是，8月中旬的一天，我記得突然通知我們醫療隊撤到唐山機場休整待命，所有的裝備全部留下，這個情況領導應該是知道的。

　　我記得第二批來的是上海曙光醫院的醫療隊，我們看到上海的親友很熱情，他們則躲得遠遠的。當我們上車以后，有一個胖胖的戴眼鏡的人走過來跟我們告別，他是先戴上口罩再來跟我們說話，那個時候我們才知道自己身上有多臭，實在是太臭了。不說我們將近三個星期沒有洗澡，就是進災區時染在身上的那個尸臭的味道，確實使人難以適應。

　　我們到達唐山機場后，情況就兩樣了。離開機場的一段路，已安裝了一排排水龍頭，讓我們沖洗。機場的供應豐富多了，有肉、罐頭、雞蛋、大米等。

　　我們在機場進行了總結，談自己的體會。記得謝隊長公布了幾個數字，我們醫療隊大概救助了3800多人。上海衛生局革委會的一個領導，叫何秋澄吧，是個老干部，來看望我們。他講話聲音沙啞，很低沉。他說我們要發揚連續作戰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為取得最后勝利作出我們醫務工作者的貢獻。這種話現在聽起來是大道理，那個時候聽這個話那真是感覺到光榮無比。不親身經歷這一切，又怎能讀懂這句口號的全部含義？當時還有一種說法：因為京津唐地區還可能第二次地震，特別是天津和北京，我們上海第一批的醫療隊已有救災經驗，所以把我們拉到機場，一方面休整，一方面待命，萬一再發生地震我們可以奔赴而去。

　　因為我是團支部書記，我就把唐山的災情和我們醫療隊救災的情況寫了一封信，向醫院的團總支書記匯報。當時團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凡是要入黨肯定是先要入團。由于赴災區緊急，來不及與父母告別，我也寫了一封長家信給父母。這個信是怎么到上海的呢？災區已沒有郵路，肯定是寄不出來的，我們就將貼好郵票的信，交給來往上海的三叉戟機的飛行員，請飛行員到上海后把它丟到郵箱里面，這樣兩封信很快就到醫院里面。

　　結果團總支書記收到我的來信后，很激動，沒有報告黨總支，就全文刊登在我們工農醫院的團刊上。這是我院最直接從唐山抗震救災前線來的信息，團刊在青年人當中很流行，很快在全院也引起了轟動。據說，團總支書記還因這事挨了批評。現在這個信肯定沒有了，團刊也沒有了。

　　當時，也有上海抗震救災醫療大隊部派來的聯絡員來訪問我們，轉送一些上海院里和家里帶來的東西，如衣被、食品和家信等。我不妨講講父親給我寫的信，畢竟我是第一次出遠門的年輕人，對家人的思念是非常強烈的。父親平時對我說話少言寡語，但話的分量通常很重。信中說我們出去的第二天，院書記就來家訪了。因為走得急，那時沒有電話，也沒辦法通知，只知道去抗震救災，也不知道去幾天。總之是請家中放心，醫院肯定會不斷與醫療隊保持聯系的。父親把我的家信也給了領導看了。

　　當時上海對唐山的實際災情報道很少，這封信也幫助院領導進一步了解了醫療隊的情況。我父親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和院領導一樣都是解放戰爭進上海的，所以語言非常接近。我記得父親的信很簡單，就是兩三句話：服從命令，聽從指揮，完成任務，早點回家。給我帶的衣服也很少，印象最深的是給我帶了一大包大蒜。當時我還不理解，其他同志都捎來上海好吃的糖果，給我帶大蒜，心里還很窩火。父親平時話語不多，比起兩個妹妹，特別對我這個兒子更不多說話。后來我才知道，父親過去打仗的時候，也就是吃這個大蒜的。在他眼中大蒜包治百病，護犢之心溢于言表。

　　我們第一批醫療隊完成任務可以回家了，很高興，因為我們勝利完成任務了，且沒有傷亡，沒有損失，我看到我們的書記第一次露出笑容。因為我們15 個人的生命安全他們要管的。同時，我們也接到命令，所有東西全部要留在唐山，甚至包括照片都要曝光銷毀，帶出來是要受處分的。現在我們手中這兩張照片是誰照的？是徐匯中心醫院的張大夫，留下來真的是非常榮幸。

　　當然，我們有些同志帶了一些書。說來也巧，有個藥房里的小姑娘，她的運氣太好了。房子塌了以后，她就喝葡萄糖，直至被救了出來。我們醫療隊去那個地方做保障的時候，有人在廢墟中無意間發現了這所醫院塌陷了的圖書館，就拿了兩本外科學、整形外科學的書。我們做醫生的，靠工資買不起書的，再說也沒有復印機；回來后就為此事受了處分。

　　我們是從唐山火車站走的，車站上敲鑼打鼓，人山人海。唐山市的領導，從第一節車廂一直到最后一節車廂跟我們每個人都握手，他說：我們災區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上海醫療隊！這一句話在我腦海里整整回響40年啦。

　　回上海之后，包括建立唐山抗震救災紀念碑和博物館等，我都很關心。以后，我北京、天津都去過，就是沒有去唐山，有機會一定要去一次，彌補這個遺憾。我們大概是8月22日晚上到達上海火車站的。當時，市里的領導徐景賢、王秀珍等到火車站來迎接我們。他們兩人講的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那倒是真的。

　　當晚，我們醫療隊沒有馬上回家，先是回到醫院，第二天才回家，休息三天后上班。上班以后，我才知道唐山的地震也引起上海的恐慌。現在的年輕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當時的人們是怎么生活的。晚上天熱要開門通風，為防止人家進去，女宿舍門口就搭起兩個長板木凳子，哪曉得有人碰倒了木凳，“哐當”一聲，就有人驚叫“地震了”，“嘩”，一樓人全跑下來了，當然沒有傷到人。在這種情況下，院里因勢利導，就組織我們宣揚唐山的抗震救災精神。

　　現在關于唐山大地震拍了一部電影，那完全是兩回事，純粹是奔著收視率去的。我看了以后很失望，真是不愿意看下去。為什么？枉顧歷史事實。據我了解，唐山人民真的不是這樣的。很多破碎的家庭以后重新組織。北方人真的很豪爽。經過這個地震以后，人們對物資和金錢的看法不一樣了。

　　對我來說，參加唐山抗震救災這段記憶絕對珍貴。直至現在任何時候，只要聽到地震，我就會熱血沸騰，有赴災區的沖動。我剛才講學醫不是我的最優選擇，但我現在不僅喜歡醫生這個職業，也喜歡骨科這個專業。經過多年的變革，醫院的情況大不一樣了，像我們這種學歷比較低的，上升空間自然有限，但我很得看淡。人就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塊石子，這塊石子只要有一個閃光點，

　　就永遠留在里面。所以我很希望搞黨史研究的學者，要反映歷史的真實，不要各取所需。

　　我年輕的時候脾氣大，還有一個綽號叫“姜磕司”，說一不二的，好像我都正確，甚至有時候還看不起別人；但經歷了唐山抗震救災逐步改變了。為什么？我體會人的一生很短暫，有很多東西不是你想象的那樣，人生很有可能會被各種各樣的災害所中斷。你看遭遇唐山地震的那些人，一個大家庭即刻支離破碎了。所以我們要善待每一個人，特別做醫生的要善待病人。人人都有健康生活的權利，我們做醫生的就有保障病人健康的義務。正是這種感悟激勵我要好好做一個醫生。

　　我們五院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醫院，外地有些醫院要跟我簽合同，給錢叫我過去，但我不會去，什么道理？因為這個地方是我入門的地方，我在這個醫院已經工作42年了。黨委書記跟我講以前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吧，這就是我真實的寫照。

　　澳洲來信

　　知道課題組要來采訪，我跟唐山同行的季啟群說起一個小情節。我們這些年紀輕的人在一起，尤其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近距離接觸，大家相互關心，相互依存，還有近似的人生觀、價值觀，講老實話總會擦出一些情感的火花。我們醫療隊的兩個隊員郟光培和季啟群，就是在唐山相愛的。因為我和郟光培是同學，關系一直很好，和季啟群的家住得很近，相互都很熟悉。他們兩人從唐山救災回來以后，又同時報名參加了赴貴州的醫療隊。這個在唐山抗震救災中產生的愛情，結下的緣分，不同于一般情形，更為牢固永恒。

　　他倆結婚后移居澳洲悉尼，多年之后，我有幸在悉尼與這對醫療隊員的夫妻相見，提起唐山救災，徹夜長談，感慨萬千。無論你身處世界何方，這段記憶真是永遠伴隨著你。

　　下面請允許我讀季啟群的澳洲來信。這是她為了今天的采訪，特地寫來

　　姜醫生轉各位：

　　聽說要紀念唐山地震40年，沉淀在腦海里的往事又浮現在眼前。1976年7 月28日，河北唐山發生7.8級的地震，全國各地立即組織醫療隊前往抗震救災。我們醫院也接到了任務，連夜成立了一個15人的醫療隊前往唐山。當時我們都還是年輕氣盛的熱血青年，當得知我是醫療隊的成員之一時，那個激動的心情啊，打起背包就寫好了家書告別父母，真的猶如上戰場。

　　次日，我們一行在市里領導的握手相送下，坐上了特別列車奔赴唐山。由于鐵路嚴重破壞，我們只能在天津附近的楊村機場待命，那一夜我們集體躺在草地上，以“天當房，地當床”的樂觀精神，睡了離開上海后的第一覺；后乘軍用運輸機降落唐山，又坐上軍用卡車向地震中心進發。展現在眼前的到處是瓦礫，尸橫滿地，慘不忍睹。

　　解放軍是這場抗震救災中的真正英雄，是他們用鐵鍬挖出了一個一個遇難者和傷員，我們負責救護，換藥治療。嚴重的傷員則由我們護送去機場，轉往外地救治。

　　記得一次巡回的途中發現一位臨盆的產婦，情況緊急，要轉到有條件的產房已經根本不可能了。就在簡易的帳篷里，由我隊的何培芬徒手接生。我將隨身帶的便攜式小剪刀用酒精棉球擦試后剪斷了臍帶，一個小生命在我們手中誕生了。這位母親激動得感謝上海醫療隊，為他的兒子取名叫“抗震”。如今這個“抗震”也應該有40歲了吧。

　　地震造成了唐山地區的生活設施全面癱瘓，是解放軍送水送糧給災民，水車不夠將油罐車也用來裝水。天上的直升機不停地投放救災物資和食品，真可謂是“一方受災，八方支援”。

　　我們在唐山大概是三周時間，除了救治傷員，醫療隊的集體生活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著軍裝，住帳篷，同吃同住同甘苦，軍事化的生活為我們日后養成吃苦耐勞的精神打下了基礎。

　　40年前的形勢比較禁錮，大地震中的瓦礫、廢墟是不允許隨便拍照的，徐匯區中心的張醫生膽子比較大，為我們留下了兩張足以彌足珍貴的集體照。記得當年8月份我們回到上海時，市區領導沒有少接見我們，還組織姜海瑩和我參加抗震救災巡回演講團。不久，毛主席去世，“四人幫”倒臺，演講活動也就取消了。

　　中國大地開始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歷史將永遠記住1976年中國的多事之年。

　　季啟群草

2016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