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益福明 王壁新 陳官輝

　　采訪者：劉世炎（中共上海市虹口區委黨史辦公室主任科員）

            王文娟（上海文化出版社編輯）

　　采訪時間：2016年6月22日

　　采訪地點：虹口區四川北路海軍411醫院政治處會議室

　　益福明，1936年生，1963畢業于上海第二醫學院（現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 1964年被分配至海軍411醫院任外科醫生。唐山大地震時，任海軍上海基地第二醫療隊副隊長，赴唐山參與抗震救災。

　　王壁新，1936年1月出生，1951年參加工作，1964年從湖北省中醫學院畢業分配到海軍411醫院，1976年參加411醫院的抗震救災醫療隊，在唐山工作一個半月，榮立三等功。

　　陳官輝，1952年生，原海軍411醫院護士， 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參加海軍411醫院醫療隊曾赴唐山救援，負責轉運傷員，榮立三等功，獲邀參加全國抗震救災英模會。

　　益福明：

　　7月28號唐山大地震那天，我沒有值班。醫院接到通知后，動作很快，馬上組織醫療隊。我愛人也是411醫院的，大概29號早上四五點鐘的時候，她回來通知我，讓我做好去唐山的準備。我們很倉促地準備了一些東西，有床單和換洗衣物、個人生活用品，但都很簡單，根本沒想那么多。

　　上午8點鐘，醫院派了兩輛汽車送我們到大場機場，乘海軍運輸機前往唐山。當時，海軍上海基地組織了兩支醫療隊，一個醫療隊以海軍411醫院為主，各科人員比較全；另一個醫療隊由海軍吳淞門診部、海軍上海基地門診部、海軍大場機場衛生隊三個單位組成，醫院派我去那里當隊長，加強那里的力量。

　　一個隊成員大概有20人。由于我們是部隊醫院，一接到命令，就直接打開倉庫，動用戰備物資。要是臨時準備，肯定沒辦法做到這么齊全的。私人的東西都帶得不多。

　　由于唐山機場受損，我們不能直達唐山，所以先到楊村機場中轉了一下， 29號下午兩三點鐘才到達唐山。唐山大地震以后，房子倒的倒，傷員癱的癱，少數人比較貪小便宜，發國難財。陸軍38軍趕到唐山當晚，開始實行戒嚴，主要的交通要道、大樓都派有哨兵，物資只能進不能出。那個時候沒有生命探測儀，只有靠部隊戰士用手在廢墟里扒。

　　到唐山機場以后，我們把自己帶的醫療器械、帳篷搬下來后，找了塊地勢比較高的空地，把帳篷立起來。機場雖然還有些房子沒倒，但我們不敢住，因為余震太多，不一會兒房子就震得“嘩嘩嘩”地響。我們晚上躺在地上，余震都可以把人拋起來。如果房子塌了，我們都要別人來救了，還怎么去救人？所以我們還是住外面空地上，因為除非地裂開，像包餃子一樣把人包進去，不然我們還是住高地安全些。我記得8月4號下了很大的一場雨，還好我們帳篷的地勢比較高，所以藥品器械沒什么損失。我們隊當時帶了3頂帳篷。一頂帳篷住男的，一頂帳篷住女的，還有一頂帳篷放我們帶過去的醫療器械和藥品。我們弄了些干草鋪在地上，再把床單一鋪，床就算搭好了，然后，馬上就開始搶救傷員，該包扎的包扎，該固定的固定。

海軍參加唐山、豐南抗震救災紀念冊

海軍參加“唐山、豐南抗震救災先進單位、先進人物代表會議”的代表證

陳官輝在唐山抗震救災中榮獲三等功的榮譽證書

　　我們剛到機場的時候，有傷員，但不是特別多。過兩天傷員就多了起來，大部分是解放軍送過來的，也有居民自己送來的。當時唐山的醫療系統癱瘓了，環境惡劣，物資也比較缺乏，所以只能對輕傷進行清洗、包扎的處理，重傷員沒辦法進行手術，即使開刀，也怕感染等一系列的危險。當時，鐵軌已被絞成了麻花，火車運不出去，很多傷員因此都聚集到了機場，靠飛機將重傷員轉運到其他地方，進行后續治療。聽說當時全國只有5架三叉戟飛機，中央安排了3架用來轉運傷員。那時候是夏天，地震又發生在夜里，因此很多傷員都衣衫不整，有光著身子的，也有的只穿一個褲衩。

　　因此，上面就安排我們駐扎在機場（411醫院的醫療隊，則到了離機場比較遠的鄉里），任務主要有兩個：第一是分離出當地沒辦法處理的重傷員，通過三叉戟飛機轉運出去，到北京的傷員比較少，到上海的有，還有到東北沈陽那邊的，到天津的，到西安的，等等。第二是對滯留機場的、傷勢相對較輕的病員進行傷口包扎、清洗。好多傷員肚子脹得像孕婦，其實只是小便解不出來，膀胱脹得鼓出來了，我們馬上給他們插導尿管。我記得我們帶了一二十根導尿管，一下子用完了，那些都是留置導尿管，也不可能重新拔出來。晚上我們還要打著手電筒到外面巡視，我記得當時看到有個傷員躺在草堆里面，找到了之后，我們馬上給他處理傷口。這樣一來，當時的飛機也有兩個任務：第一，出去的時候，運送傷員；第二，回來的時候，運輸救災物資，包括藥品和食品，還有其他的一些東西。

　　我們去的時候斷水、斷電，吃的是壓縮餅干。斷水的話，后來軍隊派了水車到農村里面，當時農村有灌溉用的水井，他們把水抽到車里，再拉過來。機場的水塔都倒掉了，沒有水。后期好些，物資相對充裕了，地方慰問的東西也多了，食品得到改善，上面還給了我們半片豬。再后來，余震少了，機場有食堂，我們就在那里燒飯吃。

　　我有一次到唐山市里去，看到馬路邊上的尸體，五個四個三個兩個一個，一堆一堆，都堆成小山。整個空氣中都是尸臭，我帶了兩只口罩，沒有一點用。我往口罩里噴過酒精，沒有一點用。唐山很少看到哭哭啼啼的人。

　　大地震之后，最怕出現瘟疫。機場的傷員轉運和處理得差不多之后，我們就到農村去做了些防疫工作。當時看到死的驢啊、馬啊，都在河里漂來漂去，里面也有人的尸首，景象很慘。尸體到處都是，還有狗吃人肉，如果咬了人發生狂犬病就不得了。我們一部分的工作是打狗，然后消毒，藥品是上面統一配發的。我們到農村去了，防瘟疫之外，還幫老百姓看點小病。農村里是土房子，他們睡炕，地震后上面的東西掉下來，炕還可以幫忙撐一撐，所以他們能活下來，存活的人比較多，但整個人都黑不溜秋的。

　　當時有位女同志要生孩子了，可是沒有婦產科醫生，葉君南就說：“我來幫她接生吧。”可見我們醫生的知識面要相當廣，不能局限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現在的醫院就是分得太清楚，腦外科的只知道腦子，只知道神經，外科的只知道自己的東西。

　　王壁新：

　　我們海軍411醫院的醫療隊是7月29日出發，從上海大場海軍機場乘飛機到唐山，中間停了天津楊村機場，下午兩三點鐘到的唐山。一下飛機，就乘解放牌大卡車從機場進市區，看到路邊很多用棉被裹著的尸體，我的心情很沉重。我們最后到了唐山市郊的梁家屯，在那里進行醫療救援，待了一個半月左右，到毛主席逝世的時候，我作為英模代表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遺容，然后回到上海。

　　當初，我們出發的時候，沒有想到地震那么嚴重，生活上帶的東西比較少，我只帶了兩個饅頭、一個咸鴨蛋和一壺水，到唐山時，天氣非常熱，水喝光了，我還喝了陰溝里的水。

　　從機場到駐地，由于都是廢墟，道路堵塞，直到30號的早晨才到達梁家屯。我們一到，人們就喊：“毛主席萬歲！解放軍萬歲！”我們就立刻開始投入戰斗，一部分人架設帳篷，醫護人員開始搶救傷員。

　　我記得，第一個接診的是腰椎截癱、尿潴留的傷員。我用導尿管幫他導尿，當時災區有大量的尿潴留傷員，我們帶了一百多根導尿管，很快就用完了，后來還用了麥稈。我接診的第二個傷員是大拇指掉下來了，肌腱斷了，我印象很深。我說要打麻醉，他說不要麻醉了，我痛苦幾天了，你幫我剪斷吧，這樣在無麻醉狀態，我就把它剪斷，然后包扎。那時，看不到當地人悲傷，看不到眼淚，看不到你哭我哭，他們見面時說話：“還好吧？我還好，我家只死了6個。”大家都是一樣的，各家無非是死得多還是少。

陳官輝赴北京參加“唐山豐南地震抗震救災先進單位和模范人物代表會議”的出席證

陳官輝赴北京參加會議，火車上偶遇郅順義，圖為郅順義的文章手稿

陳官輝在唐山期間，曾給上海醫院領導寫信匯報唐山情況，圖為領導回信的信封

　　梁家屯是唐山郊區的農村，房子不太好，災民沒有市區的多。我們在梁家屯的一個麥場里面，搭了四五個帳篷，生活工作都在這里，旁邊的青紗帳就是我們的廁所。我們帶的醫療器械比較全，還帶了一臺30瓦的X光機。我們醫療隊有骨科、腦外科等醫生。災民見到我們，不管是外科還是內科的，都是醫生，傷員送來，先處理，進行包扎、固定、轉運。好像沒做什么手術，只做了一個接生的手術。

　　有一天，當地災民突然送來一個孕婦，要求接生，我們都是男的，沒有婦產科醫生。當時，只有一個手術室的護士葉君南，她不是婦產科醫生，她去把孩子接生了下來，是順產的，起名字的時候，我們就叫“抗震”，姓什么不知道。接生的時候，手術條件很簡單，但我們帶了自己的發電機，所以還是很順利的。后來葉君南榮立了三等功。

　　當時，我們遇到的問題，主要是業務水平低。記得當地群眾用平板車拉來的傷員，大多是腦外傷的，對腦外傷的處理，特別是清創工作是要有一定條件的，當時我們醫生的業務水平也不高，現在看來可以救活的人，在當時救不了，雖然我們也盡力了，搶救不回來，也沒有辦法，那時死人太多。

　　有一次，一個小孩高熱、驚厥、抽筋，我去看病，這個病處理不好，會抽筋抽死的。我給他冷敷，用酒精擦澡，用冰袋降溫，打退燒針，我就守著他，直到這個小孩情況穩定下來。那時真是忘我的，真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當時的醫患關系和軍民關系都是極好的。

　　我們每天的工作，就是背著藥包走鄉串戶，處理一些發燒、感冒、胃腸感染等問題，有時一個人出去，有時兩個人出去，不僅僅抗震，還要救災，就是治病。最遠也就三四里路，不能走遠，怕走不回來。

　　那時信息也不靈通，跟家里沒有聯系的，是在封閉環境下工作的。我愛人還在湖北老家，不知道我去唐山后的情況，只有到人武部去看有沒有“王壁新烈士”，非常擔心我。在唐山抗震救災，我榮立了三等功。9月6日，我們離開梁家屯，立功的同志到北京參加慶功會，醫療隊則乘海軍飛機回上海。離開的時候，梁家屯的老百姓都高呼口號，爭相往我們的口袋里塞雞蛋，跟電影里一樣，使我真正認識到：人民的軍隊為人民，與人民同甘共苦，不能辜負老百姓。到北京第二天，毛主席逝世了，慶功會也不開了，改為瞻仰毛主席遺容，然后就回上海。

　　40年過去了，當年去唐山的經歷，給我受的教育很深，對我人生的影響很大，我始終記得我們是人民子弟兵，為人民服務是我們的宗旨，不能辜負老百姓對我們的信任。1996年時，我在411醫院急診科當主任，還成為了模范人物，十臺九報來報道我，就是因為我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把病人當親人。當醫生要對病人好，不能冷漠，你對病人冷漠，病號死了難道不找你嗎？現在醫患關系打官司都是因為冷漠。那時我為什么那么紅，現在看來是厚德載物，實際上一是部隊長期的培養，二是唐山抗震救災的鍛煉。

陳官輝給上海領導寫信匯報唐山的情況后，領導的回信

　　陳官輝：

　　我想，所有參加過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災的人，都對這段經歷記憶深刻。唐山大地震的殘酷、慘烈的災情，我是第一次見到。1976年7月28號，我那天正好上夜班。醫院的領導接到上級的通知，說國內不知道哪個地方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領導讓我們出了夜班后，不要走遠，待命準備。沒想到第二天（29 號）清晨，我們就出發了。

　　我們部隊有一個傳統，不管出去救什么災，所有的醫藥品、干糧，都準備得很好的。一聲令下，我們馬上打開戰備倉庫，“嘩—”，物資很快就被運送上車了。于是醫院很快送我們到了大場機場。因為當時海軍上海基地以我們 411醫院為主，組織了兩個醫療隊，我們就從大場機場分乘兩架飛機去了唐山。我記得，我們411醫院醫療隊的教導員是馬玉忠，隊長是趙進喜，副隊長是王錫琦，我是團支部書記。當時，開進唐山約十多萬解放軍，供應、搶救、運輸，全都是解放軍撐起來的。解放軍是一聲令下，部隊馬上就出發，步行的，坐飛機的，坐火車的，都有，一擁而上，一下子趕到了唐山。我們到唐山機場下飛機后，對看到的景象都嚇了一跳，因為北方人睡覺，晚上連褲衩都不穿，那些從廢墟里爬出來的人，只看到兩個眼睛在動，全都是黑不溜秋的，有的身上甚至啥都沒有。他們就這樣擁到機場來，因為餓，就搶我們的壓縮餅干。機場有士兵背著槍在維持秩序，但大家都餓啊，沒辦法維持。那個場景，真是可怕極了。

　　在那里，我們找到臨時指揮部。臨時指揮部就設在馬路邊廢棄的公交車上，在那里進行人員的調配。穿過唐山市中心，我們看到整個城市都是廢墟。馬路旁邊到處躺著活人和死人，受傷的人遍地都是。有的傷員爬出來的時候，還有氣息，但因為重傷沒有得到及時的救治，就死在路邊了。有的傷稍微輕點兒，也有完好的人，他們就攔著我們要東西吃，給了餅干他們就讓路，我們一路準備了很多餅干。我們的車不可能壓著路上的尸體過去，所以，一路上，還得將路中間的尸體撥開。我們開到指定地點梁家屯的時候，天已經蒙蒙亮了。

　　梁家屯在市郊結合部，當時有個面積很大的打谷場，我們在打谷場支起帳篷，很快就聽到了驢車、馬車的聲音。人們把傷員運到打谷場來，我們馬上開始搶救，非常緊張。

　　剛到時，主要困難是水的問題。我之前看電影《上甘嶺》時，覺得人吃餅干咽不下去的場景不可思議，到那里之后，我才發現，人沒有東西吃是沒有什么大關系的，沒有水喝才真的受不了。那時候方便面是沒有的，我們帶過去的都是軍用的壓縮餅干，很小一塊餅干，吃下去，再喝點水，整個人都會很脹的。沒有水的話，這個壓縮餅干是很難咽下去的。北方是沙地，很難找到水，我們找到一個豬圈的水泥槽里還有點水，這個水我們還不能喝掉，畢竟醫療救援的消毒、針劑都需要水。7月30號、31號這兩天非常炎熱，水供應非常困難，我們很多醫療隊員的嘴都起泡了，還有人熱暈過去了，抬到帳篷里面涼快涼快，醒來后繼續開展搶救傷員的工作。到后來，我們在高粱地找到一口井，七弄八弄，用一個拖拉機頭把水抽出來，才稍微解決了喝水的問題。

陳官輝（左四）參加北京海軍慶功會前，在天安門的合影

　　地震時，很多人和牲口被砸死了，尸體遍地都是，在高溫下，尸體很快就開始腐爛，蒼蠅因此迅猛地繁殖出來。我們帳篷頂全都叮滿了蒼蠅，我們都不敢進去，一進去，毛皮疙瘩就出來了。我們的手一拍過去，地上立馬黑了一片，這絕對不是假話，整個唐山市都是蒼蠅。后來，飛機上開始灑藥滅蒼蠅，情況就好了很多。

　　我那時25歲，還不會理發，不過我還是帶上了理發工具，因為傷員的頭皮被砸傷了后，頭發必須全都剃掉，不然沒辦法包扎，我就在那時候學會了理發。給傷員剃掉頭發、清洗好傷口之后，我們就幫傷員包扎好。當時，有可能我在這里搶救病人，后面頂著我屁股的，就是一具尸體。場景確實非常殘酷！

　　唐山剛開始準備建抗震臨時醫院，后來發現這得有個過程，等醫院建好，很多傷員都可能得不到及時的救治，因此決定將重傷員用飛機、火車運送到全國各地進行搶救和后期治療。我們醫院的馬林當時去唐山就是負責建臨時醫院，后來臨時醫院還是建了，只是床位由3000張縮到了300多張。

　　我專門負責我們醫療隊的傷員轉運。他們給我派了幾個士兵和兩輛軍用大卡車，歸我指揮，我每天就起早摸黑地來回跑。需要轉出去的人，全都裝到卡車里面。那些被砸傷的小孩子，有些還不會說自己父母的名字，身上光光的，連衣服都沒有。我們就把繃帶拉開，問他們：“你叫什么名字？你幾歲了？你父母叫什么名字？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們把這些信息都寫在繃帶上，然后把繃帶捆在他們脖子上—因為這些人最后會被送到哪里去治療，當時是不知道的，我們怕他們到時候找不回來。

　　我們的車剛開始是開到火車站，后來開到飛機場。但究竟什么時候能到火車站或飛機場，我們是無法預知的，因為有很長一段爛泥路，而且堵得不得了，路上到處是遇難者遺體，我們得下去把遺體抬開，碰到其他車，我們就得排隊。路上沒水，吃的也不能帶出去，兩大車的人可怎么活？我于是組織醫療隊員，讓他們把水壺都交出來，灌滿水。然后，我們把車開到總指揮部，向他們報告我是某某醫療隊，我這里有多少傷員需要運送出去，讓他們給我們一些吃的。沒辦法的，我們自己可以不吃，但傷病員不能餓啊，他們的生命交到了我們手里，我就要負責把他們平安地運送出去。水不多，我當時是扣住的，定點、定量地給他們分水。后來我們對倉庫也熟悉了，到了總指揮部，就直接到相應的地方拿東西。在運輸過程中，還有傷員死掉了，沒有辦法，我們只好把他們抬下車；我還碰到過剛開始很好的小孩子，到半路上不得不抬下車。

　　火車站是人員最密集的地方。候車室啊，旅館啊，招待所啊，地震后坍下來了。解放軍掀開廢墟后，一層層的，全都是遇難者。遇難者被放在一條條被褥上，用電線，把頭、腳扎一下，中間也扎一下，就給抬下來了。尸體放在馬路旁邊，堆積成山，路兩旁，血水流成河。我們醫療隊在城鄉結合部，我來來回回跑了很多趟，見慣了這種慘酷的場景。那種臭味，就是爛咸菜的味道，哪怕戴十個口罩也沒用，真的，臭得一塌糊涂。

　　很多醫療隊的傷病員，都集中在火車站和飛機場，大家都要爭先恐后地把傷病員送上去。如果不搶先的話，他們就有可能上不去，耽誤了病情怎么得了？所以，我們的戰士一出去，就開始戰斗。糧食要搶，到目的地后，位子要搶，抬傷員上去也要搶。傷員送上去后，才算完成任務，馬上開車調頭往回開，接送下一批傷員。

　　我們當時根本沒有專門的休息時間，連吃飯都很倉促，面條燒好了，大家“嘩—”地涌上去，“吧唧吧唧”一下子就把面條掃光了，然后立馬去搶救病人。最糟糕的一次經歷，我記得那天下大雨，車正好跑到了爛泥地段，車子像陷在沼澤里一樣，整個都往下沉；越開越往下沉，以致最后車都動不了了。大家就下車推，身上被雨淋得濕透了，爛泥濺得到處都是，但還是推不動。我就跟駕駛員講，不用開了，不然車子會越開越往深處陷，我們就在車里等到天亮吧。北方的氣候不穩定，雖然中午很熱，但早晚都很冷，我就讓戰士都躲到駕駛室里，將車子發動取暖，否則我們要被凍死了。到飛機場后，我們看到飛行員穿得筆挺干凈，而我們穿的卻是混合血水和爛泥的軍裝，真是一塌糊涂。

　　我們在城鄉結合部的駐扎點，那里老百姓居住有個特點，一個院子有三代、四代人都住在一起。我們問老百姓家的情況，有的說“俺家還好，俺家只死了8口人”、“俺家只死了9口人”，有的則是全家覆沒。我當時就想：人真是奇怪，平時家里死了一個人，傷心得不得了，可是在那種場合下，反倒沒人哭了，可能因為大家情況都差不多，一樣慘。活著的人，將死去的親人埋在房前屋后。但活著的豬啊，狗啊，很快就將尸體挖出來吃，一方面是因為尸體埋得不深，同時，大雨一沖，尸體上的土就沒了。有的尸體甚至直接被丟到公路兩旁的溝里，用土稍微掩一掩。我每天來回運送傷員，到處看到的都是死人。后來，通知下來，豬要定期殺死，馬啊，驢啊，狗啊，全都要殺光，不然傳染疾病可就不得了了。

　　當時，附近老百姓殺豬后，來不及吃，就送肉給我們醫療隊。我們不要，因為我們解放軍有個“三項紀律、八大注意”，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針一線。老百姓以為是因為豬吃過死人所以我們不要，其實不是這樣的。他們硬要我們收下的時候，我們也等價交換，給他們一點我們帶去的食物。北方人最喜歡吃餃子，到處都能聽到“咚咚咚”剁肉包餃子的聲音，豬肉和白菜混在一起的餡子。

　　后來通知下來，所有房前屋后溝槽里面的尸體，全都要挖出來，重新安葬。唐山開灤的煤礦是中國非常有名的煤礦，煤礦里的煤挖掉以后，下面的空間沒有及時填塞，地震后，上面的土就坍下去，形成了一個大水塘。尸體就往里面堆，把水塘堆滿了，推土機再從上面填土掩埋。我覺得這就是“萬人坑”。后來唐山搞市政建設，重新挖出來很多尸骨。尸體必須埋多深，土必須多厚，當時都有特定要求，否則泥土一被沖掉，尸體又重新露出來了。

　　在路上，我還看到有些沒有受傷的人在搶劫。當年，手表算是很稀奇的，家里要是有臺縫紉機，可以稱得上富裕。有些壞人，假惺惺地去救護傷員，一旦旁邊沒人了，脫下傷員的手表就跑了。后來有些被抓到的壞人，甚至兩個胳膊都戴滿了手表。當時，只要兩個解放軍同意，就可以把他們槍斃。

　　最苦的是挖尸體的戰士。當時天熱，他們是重體力勞動，尸體味道極其熏人，環境很惡劣。很多戰士上去挖掘，沒兩個小時就暈倒了，戰友們把他們抬到陰涼的地方歇一歇，緩過來之后，繼續上去挖。相比而言，我們搶救病人，輕松很多。如果唐山地震后，沒有馬上派進去十多萬解放軍，恐怕很多不死的人，也要死了。解放軍行動非常迅速、果決，遇到問題馬上解決，能夠有效地緩解次生災害。不僅僅是地震，其他像水災一樣的災害，解放軍同樣沖在最前面，即使要搭上命，他們也得服從命令往前沖。

　　我們第一次集中去北京參加慶功會的時候，在唐山市中心看到一個非常大的幼兒園，是木結構的建筑。地震的時候，木頭雖然往下砸，但有一部分是拱起來的，留有空隙，后來解放軍往里挖，看到孩子們一個個趴著、躲著，各種各樣的姿勢，沒有被砸死，最后卻是被餓死的。一個個都腫起來了，簡直太可怕了。手不能去碰，一碰，就像豆腐一樣破了。

　　在前往北京的火車上，他們給我們發了盒點心，很漂亮，還有兩個很紅的蘋果，我舍不得吃，帶回來了，結果都壞了。至于開會，給我的感覺就是，拍掌拍得手心都腫起來了。開完會后，我又回到了唐山。之后又開海軍慶功大會，剛到北京，恰逢毛主席去世了，我們就在北京瞻仰了毛主席的遺容，然后直接回上海了。我們的教導員馬玉忠，是一位非常勤懇、負責的同志，安排整個醫療隊的工作，吃苦在前。每一次評選先進人物，大家首先推薦的都是他，但他一直推辭不要，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位老同志。

　　剛開始不能寫信，不能把當時的情況透露出來；到后來慢慢松一點了，我就給上海的醫院寫了一封信，醫院的支部書記還回復了我，現在我還保存著這封信。

　　2006年，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時候，我們一起去唐山救援的隊員還聚過一次，一晃，十年也就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