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 邱蔚六

　　采訪者：徐英（上海第九人民醫院宣傳處處長）

　　嚴偉民（上海今日出版社副總編輯）

　　吳瑩琛（上海第九人民醫院宣傳科副科長）

　　時間： 2016年4月 28日

　　地點：邱蔚六院士辦公室

　　邱蔚六，1932 年 10 月生。1955 年參加工作。曾擔任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系主任、口腔醫學院院長、上海第九人民醫院院長、中國抗癌協會頭頸腫瘤外科主任委員等職。2001 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1976 年曾赴唐山參與抗震救災醫療援助工作。

　　準備出征

　　40年前，我當時是九院口腔頜面外科的主治醫師， 44歲的年紀，風華正茂。當天，還沒有上班，我從收音機里聽到了這震驚世界的消息。我的第一反應就是：作為一名醫生，應該馬上向組織表達參加醫療隊的強烈愿望，第一時間趕赴地震災區—那里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當時，“文革”還沒有結束，以大字報形式的決心書，仍然是表達思想、決心和愿望的主要工具之一。這天早晨，我一到醫院上班，就看見到處都是貼有表決心去唐山抗震救災的決心書。我和很多同事一起，走進醫院黨總支辦公室，找工宣隊、軍宣隊領導表決心，積極要求爭取第一批參加抗震救災醫療隊，趕赴唐山地震災區。

　　當時，上海市衛生局下達文件，要求上海第二醫學院系統每個附屬醫院組織1—2個賑災醫療隊（每個醫療隊分兩個組，每組15人）。我當即報名，我妻子王曉儀，當時擔任口腔內科醫生，也不甘落后，態度非常堅決地向領導表示，請求和我一起趕赴抗震救災第一線。但兩個人家里總要留一個，所以就我去了災區。

　　醫院領導經過全面考慮，九院很快組成了兩支共由30位醫務人員組成的赴唐山地震災區醫療隊，隊員以外科系統為主，兼有內科醫師、護士、檢驗師和藥師。主力隊員都是即將畢業的1976屆工農兵大學生實習醫生。我和內科楊順年醫師分任隊長，院黨總支副書記祝平和工宣隊邱春華為指導員。我們立即開始了出發前的緊張準備工作，藥品、干糧（主要是由市里調撥的軍用壓縮餅干）、飲用水以及簡易帳篷等，一應俱全。每位隊員平均要負重30公斤左右，既要從當地較差的供應情況考慮，但也要能拿得起、走得動，不能因為裝備超重而影響救治行動。一切準備工作就緒，賑災醫療隊全體隊員心急如焚地在醫院內待命。

　　途中見聞

　　我們到唐山很慢的，所以這個抗震救災里面有兩個大問題，一個問題就是運輸的問題，堵得很厲害；第二就是后勤補給沒跟上。 7月29日清晨，出發命令終于下達。我和楊順年立即率領九院醫療隊，帶著價值3萬多元的藥品器械，由幾輛解放牌大卡車送到老北站，登上運載著上海 800多名醫務人員的專列火車，一路北上。這是上海趕往災區的第一批醫療隊。據事后統計，從全國各地趕到唐山的賑災醫療隊共約2萬余人。

　　專列從當天上午7點20出發—這時離地震發生剛過去28小時。說是專列，就是那種裝貨的火車，沒有什么座位，大家就鋪了幾張草席，席地而坐。列車開開停停。當時列車的運載水平，即使暢通時也難以達到每小時100千米的速度。為此，隊員們個個如坐針氈，唯恐許多脆弱的生命經不起這一分一秒的拖延。一路上，指導員帶領隊員們學習當時的報紙社論，大家爭相表決心。火車顛簸了一天一夜。30日上午，醫療隊到了天津郊外的楊村。由于天津也受到地震破壞，從天津到唐山沿途道路崎嶇難行，上海醫療救援隊伍打算從楊村機場轉軍用飛機到唐山。我和救援人員一起，隨即轉乘汽車，1小時后到達楊村機場，那里并無飛機等候。全是候機的人群。那時候不像現在，飛機很少。因空運能力限制，只能等待，時值盛暑，氣溫高達35℃，隊員們只好找樹蔭躲避太陽，以干糧充饑。經過將近12個小時的待命，我們在下午5時登上蘇制安-24 飛機—30個座位正好可以容納九院醫療隊的人數。由于是低空飛行，透過機窗，我看到了唐山地震后滿目瘡痍的景象：塌房、殘壁、斷垣……后來我進一步了解到，唐山市毀于地震的地面建筑物達97％。

　　輾轉37小時，載著我們的飛機終于在唐山機場降落。當晚，我們就在唐山機場郊野短暫露營休息。當時，唐山機場是地震災區的指揮中心，時任抗震救災副總指揮、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就在這里坐鎮。耳畔飛機起降聲不斷，據說，每26秒鐘就有一架飛機起飛或降落。到處是等待的人群，有醫療隊，有運送救災物資的，有解放軍，還有“人定勝天”等大幅標語以激勵人心。與指揮部聯系后，我們上海九院醫療隊工作地點設在離唐山幾十公里的豐潤縣。當時的想法，就是要確保維護這個地方。當時六七十年代，我們屬于促生產的類型，不是抓革命的類型，所以都在業務上面。當時覺得這種事情應該去，對自己也是個鍛煉。因為唐山市區的主要任務不是醫療，而是從廢墟中救出活人。

　　這項工作主要由解放軍擔任。所有被救出的傷員則一律轉送到唐山市區外的各臨時醫療點救治。為此，我們全體九院醫療隊員必須再從機場趕到豐潤縣，第一時間趕赴救災最前沿，展開緊急救治工作。

　　豐潤縣在唐山市的北面。次日凌晨兩點多，我們九院醫療隊員與一些被轉運的傷員一起隨車從市內向市外行進，顛簸、狹窄的公路上車水馬龍，三四十公里路程汽車竟開了6個小時。至此，從上海出發算起總共用了48小時，我們才到達豐潤縣。事后，在1976年9月，我用詩詞記錄了這一段歷程的艱辛。

　　當時，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整座城市都沒有了。醫療隊曾組織了部分隊員乘著軍用卡車進了唐山市區，離目的地還有五公里，就能聞到空氣里的尸臭味。那座城市已經沒有任何地標了。除了個別電線桿和樹還立著外，什么都倒了。空氣里都是漂白粉的味道，整座城就是一片巨大的廢墟。所有的記憶中，都有這個共同的畫面：馬路兩邊堆放著一排排用黑色塑料袋或布包裹起來的尸體，街面上有許多戴著防毒面具的軍人，在尸體被拖走之后，噴灑漂白粉消毒。

　　唐山大地震傷亡慘重，人類在自然的強蠻面前，微弱得就像頑童手下的螞蟻。

　　救援工作

　　上海九院醫療救治點設在豐潤縣人民醫院旁不遠處，因為是獨立救治，我們與豐潤縣人民醫院沒有聯系。這里就是我們拯救生命的戰場。三天的時間，已經有許多轉移過來的傷員積壓，都等待著救治。傷員們都集中在一個用竹子架起來的大棚中。當我進入大棚時，看到傷員好幾百人，都直接躺在地上，傷病者一片呻吟聲，夾雜著呼救聲，那是個很讓人動情的場面……如今，40年過去，這些聲音仍常盤旋在我的耳畔。

　　醫生就我們這些人，我們那時候真是白衣天使。大多數傷員都是從泥土瓦礫中被搶救出來的。我們下車整理了一下東西，就開始包石膏。在地震救援過程中，解放軍不但出動了10萬人以上的兵力，還調動了各種搶險器械。因為沒有大型起重機、挖掘機等，很難掀開那些倒塌的建筑。一旦發現有人被掩埋在瓦礫下時，解放軍戰士們不得不用手工操作，以保證傷員在安全、不加重傷情的情況下被解救出來。這些從瓦礫中被救出的傷員，創口直接與污物接觸，幾乎100％的開放性創口都已感染。那時候北方白天很熱，但是7月底、8月初晚上還是很涼，白天炎熱的氣候（通常為37—38℃），由于傷員在現場被發現得遲，加上衛生條件不行，所以創口都感染了。許多傷員送到醫療隊時已歷經70 多小時，因此發生肢體壞死、壞疽。為了保證他們的生命，我們還不得不進行截肢手術。

　　由于地震造成絕大多數房屋倒塌，傷員中90％以上是壓傷或擠壓傷的骨科患者。其中，約70％為骨折且主要發生在四肢；還有約10％傷員為截癱。頭頸、頜面部創傷多伴顱腦創傷或高位截癱。這種創傷患者高度集中和骨科患者的高構成比例，是“震災”創傷救治工作的一大特點。首先，傷員的處理是以救命為主，特別是要防治壓榨傷的并發癥—腎功能衰竭的發生。其次，是處理感染引起的肢體壞死、壞疽和處理好因脊髓損傷而導致截癱的患者。上海九院醫療隊突然收治這么多傷病員是我始料不及的。傷員來的頭三天，我和大伙一點覺都沒睡，72小時沒合眼。主要是看到那么多重傷員，都需要手術，需要治療，還要分出輕重緩急。三天以后，我開始每天上午查房，下午處理病房里的工作，換藥、牽引，床邊透視，下達醫囑，夜里做手術。

　　記得當時有一個大約20多歲的小伙子，他的小腿開放性骨折，由于傷口外露又沒有縫合，蒼蠅也可飛進去，有時候，蛆就在創口內爬進爬出。由于當地衛生條件差，缺少消毒和縫合的能力，震后三天，許多傷員的傷口都已經潰爛流膿。消毒水是最缺的物資之一。因為消毒水用量大，我們也沒有多帶，只能用粗鹽兌上開水，用棉花蘸著清創。由于條件有限，大家只能這樣緊急處理。傷員看到上海九院醫療隊到了，非常高興，其中一個70多歲的老大爺，當場跪在地上對我說：“趕快救救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是重傷。”所以醫療隊員到了以后，沒有任何休息時間，大家不顧疲勞，快速展開救治，涌現出許多感人的故事。

　　當時，醫療條件十分艱苦，沒有手術室就支個帳篷，沒有手術燈就多打幾支手電；沒有血漿，我們醫療隊的醫生們擼起袖管抽自己的血……限于條件，各種手術都只能在局部麻醉下進行。盡管在醫療隊里配備有麻醉師，畢竟是杯水車薪，想實施全身麻醉幾乎是不可能的。醫療隊員背去的包括局部麻醉藥在內的藥物幾乎在半天內即已告罄，手術不得不在動用針刺麻醉的輔助配合下進行。在后期，臨時醫院籌建起來后，搭建起醫療救護點，安排醫務人員進行24 小時值班，進行救治工作，每天多時可診治100多名患者。我還在針刺麻醉和局部麻醉的配合下，為一例顳下頜關節強直病例完成了顳下頜關節成形術。之前，我為了感受針刺麻醉，曾用自身做試驗，有過“針麻確具有鎮痛作用，但鎮痛不全”的初步體驗。通過這一次抗震救災第一線的實踐，我感到針刺麻醉在特定條件下還是有很大作用的。

　　緊急救援階段持續了四天四夜，截至8月4日，上海九院醫療隊一共收容救治轉移了500多人。由于交通擁擠，阻礙了后勤物資及時到位，我不禁想起了電影中反映淮海戰役等大戰役的后勤工作場景：小車推送，人接人的場面，十分艱辛。好在一周之后，后勤補給工作很快就跟了上來，醫療隊很快得到了藥品和醫療器材的供應，從而保證了每天換藥和日常醫療工作的正常進行。

　　對一些在醫療點上無法進一步治療的患者，如截癱以及還需要進一步手術治療的傷員，也開始被轉入上海等地的定點醫院進一步做“階梯治療”。醫學界都知道，截癱的完全恢復是很困難的。據以后的資料統計，在唐山大地震后當時僥幸存活的截癱病員有3800多名；至2006年，也就是地震30年后，只剩下 1600多名截癱病員還健在。其中，最大年齡者已88歲。他們中有的可能都是在上海醫生和全國其他地區醫生的“圣手”中轉危為安的。

　　急救的任務完成后，我們完成的第二個任務就是沒有爆發疫情，這兩點都非常重要。前一階段是創傷，后一階段是傳染病，飲食、飲水都要注意，那個時候遇難者就埋在旁邊不遠。隨著傷員病情的穩定，醫療隊的工作重點逐步轉向預防腸道傳染病。地震后的天然污物、被摧毀的工廠廢棄物、一些被埋在震塌建筑下未被清除的人畜尸體，這些都成了污染源。而這些污染物的清理又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的。為此，我到唐山市區指揮部去參加會議，接受抗震救災總指揮部布置的防病任務。沿途中，到處是斷垣殘壁，空氣中還彌留著異味。搶救任務已經基本結束，只看見解放軍戰士已經開始在噴灑消毒劑，加強后期防病工作。

　　上海九院醫療隊員大多具有上山下鄉、防病治病的經驗。在搭建臨時廁所、定期噴灑消毒、控制飲水的來源和煮沸飲用等環節，做得非常嚴密仔細。所以，除個別零星發病患者外，醫療隊的所在地區沒有發生過疫情。從第一次爆發地震后，緊接著發生了級別逐步降低的多次余震，因而我們的一切救治活動，都是在不斷的余震中繼續進行。冒著余震在帳篷中救治傷員，這里就是我們拯救生命的戰場。

　　在唐山的60個日日夜夜里，上海九院醫療救援隊16次遇到5級以上的余震，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地動山搖；遇到過狂風暴雨，帳篷里成了水塘……盡管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但我沒有聽到過一聲抱怨和叫苦，工作時總是充滿激情。因為大家都有共同的信念，都想多為災區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因為大家每個人心里都明白：“這里就是我們的戰場，救死扶傷是我們神圣的職責。”突如其來的災難，讓唐山這座城市滿目瘡痍，一夕之間變成了繁忙混亂的救災樞紐，空地上擠滿了簡陋的帳篷，救護車呼嘯而過，送來一批又一批從各地剛挖出來的幸存者。生命在突如其來的災難面前就是如此得脆弱，似乎有太多不可承受之重。然而，每當我看到一個個經搶救成為幸存者時，我感動于這些生命的奇跡，折服于生命的堅韌和厚重。他們有的已經在黑暗的廢墟中堅持了超過一百個小時，超越了生命的極限，只因為有求生渴望的支撐；有的體征早已極度虛弱，卻依舊不可思議地保持著清醒的神智，不斷同自己對話，鼓勵自己勇敢地活下去。那滿面的塵土，分明是他們同命運搏斗留下的印記；那微弱的呼吸，分明是頑強的生命力不屈的吶喊；那熱切的眼神，是如此的滾燙，直入人心。生命在災難面前如此偉大。

　　在唐山的60個日日夜夜里，我們醫療救援隊員都在自己的崗位上超負荷地忙碌著，氣氛是那樣的緊張、凝重、莊嚴。但是沒有人抱怨，沒有人放棄，更沒有人退縮。災難，只會讓每個隊員的使命感更加灼熱、執著，大家不顧自己的安危，把對生命的熱愛，凝聚成醫者仁心的職業操守，升華成對所有人守望相助的大愛。

　　1976年8月底，九院抗震救災醫療救援隊來到唐山大約一個月之后，在抗震救災現場搭起了臨時醫院。說是醫院，其實就是由大棚變成了幾個病區，而這些病區也都是由竹篾搭建，依然十分簡陋。我們所在的醫療隊分為五個病區，僅按內科和外科分類。與此同時，一間簡易手術室也隨之建成，用來開展一些可操作性的手術。就是在這樣的手術室里，我為傷員進行顳下頜關節強直等手術。初到時，在帳篷里面，可同時開展三臺手術，從當天早晨到達以后一直持續到第三天中午12點。手術不斷，一臺接一臺，像整形外科的俞守祥醫生，他連續做了20臺手術，除了患者下手術臺這段時間外，沒有任何休息時間。當他做完第20個患者以后，已經是極度疲勞，就昏倒在崗位上。一位工農兵學員在極度勞累的情況下，就靠在帳篷外面想抽支煙，來驅散一些疲勞，但是煙還沒抽幾口，叼在嘴上就睡著了。當地患者家屬看了以后，含淚把煙拿掉。帳篷外面躺了很多傷員，傷員因為傷痛不停叫喚呻吟。但是一看到救護人員如此疲勞、如此辛苦，他們硬是忍著，把痛苦忍住。見此情景，我也為我們醫療隊員感到驕傲，他們為了搶救人民群眾的生命是不怕疲勞、連續作戰。還有我們的護士長潘佩華，三臺連著手術，對她來講是格外辛苦。在醫院正常手術情況下，一般一個手術臺，護理人員是2—3個人。但是護士長潘佩華一個人同時管三臺手術，當然還有其他同志幫忙，不過主要的護理工作還是她管。到了極度疲倦的時候，她就讓其他同志用手拍打她臉部，保持清醒。大家都不忍心下手，但她就自己用手拍打自己的臉部。手術的醫生看到這個情況，是一邊手術，一邊眼含淚花。所以我們這些醫護人員的精神，確實是激勵了我們在后方對收治病員的全身心地救治。大家都感到心靈受到了震撼。

　　不久，條件簡陋的臨時醫院開始接納所有非震災受傷的患者，包括內、兒科等各類疾病，這也是解決當地群眾求醫的迫切需要。8月的一天晚上，突然下起滂沱大雨，而且持續5個多小時，這在北方十分罕見。水漫臨時病房和醫療隊員們的臨時宿舍，我帶領著隊員們全體出動，齊心協力做起排水工作，除了加筑遮雨擋雨篷外，更重要的是開渠排水，好在都是泥地，挖掘起來并不吃力。經過一夜苦戰，積水開始消退，保證了病員們的安全。我當時也寫了一首詩反映當時的情景。我們醫療隊中，除在職醫務人員外，還有8位當時在上海第二醫學院（現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口腔醫學系1976屆畢業的工農兵學員。他們是正在九院各科實習的年輕醫生：王華新、劉淑香、步兵紅、劉佳華、陳志興、高壽林、鄭如華和盛意和。可不能小看這批醫學院畢業的工農兵學員。由于他們都有社會經驗，無論是醫療工作還是其他后勤工作都積極肯干，因此他們各項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出色。為了固定骨折，他們自制夾板；學員步兵紅的舅舅在唐山工作，他也顧不得前去打探其安危；不少隊員還自己掏錢去資助一些經濟有困難的傷員；所有的宣傳工作也都由他們包干。我也寫了一首小詩來描述這批工農兵學員的具體形象。

　　在上海九院醫療隊赴唐山抗震救災的兩個月共60個日日夜夜里，一路上無處不在書寫大愛的篇章。我看到了全國人民和災區人民心手相連、守望相助；看到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看到了無數解放軍和武警官兵不顧個人安危奮勇搶救災民的生命和財產；看到了無數白衣戰士爭分奪秒地忘我工作，與死神賽跑、搶救傷員……

　　生活情況

　　上海九院醫療隊到了唐山豐潤縣以后，沒有地方住宿，沒有任何地方可以遮風避雨。次日，帳篷到了以后，才解決了住宿的問題。我們九院醫療隊住的帳篷旁邊二三十米處就是一個尸體坑，當時都是在野外露宿，而且余震不斷，很不安全。當時電、通訊都遭到破壞而中斷了，沒有電，手術開展很困難。

　　當時每個醫療小分隊有幾頂軍用帳篷，每個小分隊住在一起，男女分開。沒有床，隊員們就撿兩塊磚墊墊，在磚上擱上門板，或是直接鋪條蘆葦席就睡。如果有塊塑料布鋪著就是最好的待遇了。余震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天中一直不斷。吃飯吃到一半，地面就開始震動，大家也不怕，還笑著調侃：“又震了，又震了。”余震時，晚上睡覺，身下就跟開火車一樣，轟隆轟隆。

　　其實，當時唐山災區情形挺亂的，國家的救援力量不如現在。根本沒有瓶裝水，只能把池塘的水燒開后來喝，稍有不慎就會拉肚子。震后第七天從北京駛來幾輛水車，車上掛著“毛主席送來幸福水”的標語，大家才有干凈水喝。當時，吃的東西很少。第二天早上仍沒有水和電，臉沒法洗，胡子沒法刮，大小便都成問題。

　　開頭一周是最苦的。我記得約一周后，第一頓給我們吃小米粥，他們知道南方人嘛，領導對我們很照顧，知道我們南方人經常給我們一點米，知道南方吃面食不習慣。最艱苦是那個時候，最后緩和了。醫療隊的隊員在出發時，帶了幾箱壓縮餅干，這幾箱壓縮餅干從出發開始一直吃了近一個星期。一下雨，壓縮餅干全都潮濕變爛了，根本就咽不下去。后來我們一見到壓縮餅干就受不了。再說，一直吃壓縮餅干，造成大便困難，人非常難受。一直到七天之后，當地的老百姓才從廢墟中挖出了糧食來支援醫療隊。老百姓送過來的吃的用布蓋著。我們一看，那布上一片黑，一掀起來才發現，全是蒼蠅。大家吃了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會鬧肚子。長時間的勞累和腹瀉，兄弟單位救援隊的一些醫生發起了高燒；聽說當時有一位醫生，因為高燒引起并發癥，后來就犧牲在了唐山。腸道感染是地震半個月之后最嚴重的問題。天氣炎熱，尸體迅速腐爛，加上公廁倒塌，糞便污染河水。許多老百姓舍不得他們的豬爛掉，就燒來吃，結果腸道感染非常嚴重；還有一些人喝了被污染的河水。過了十多天后，醫療隊的醫療和生活條件都逐步獲得了改善。當地政府照顧南方來的醫療隊，我們還吃上了稀飯。

　　隊員們輪休時都睡在帳篷內的蘆席上，由于不必擔心受傷，加之勞累，哪怕是余震引起滾翻也能酣睡。由于第一周的高強度工作，睡眠少，吃壓縮餅干后也影響了排泄習慣，沒有正規的廁所，要方便只能去遠離駐地的高粱野地，完全過的是類似戰地的緊張生活。

　　災區的蚊蟲尤其厲害，即使躲在帳篷里也不能幸免。我們常常在早晨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經被蚊蟲叮得“遍體鱗傷”。大家不由地邊趕蚊蟲、邊戲謔地說：“我們是與天斗、與地斗，還要與蚊子斗。”

　　1976年，這一年被人們認為是不祥之年。除唐山地震外，共和國的幾位領導人也相繼辭世：繼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之后，一代偉人毛澤東主席也在9 月9日逝世。電臺在播出這一訃告時，我正在唐山臨時手術室內做手術，是從廣播喇叭中得知這一噩耗的……

　　與當地聯系

　　當時我們跟當地的縣醫院也沒有任何聯系，我們都獨立工作的。臨時醫院跟唐山縣人民醫院也沒有具體組織上的聯系，業務上有沒有交往我記不起了，那個時候全是獨立的，我們的領導是地震指揮部。地震指揮部實際上我就開過一次會，就是大概兩三個禮拜以后，那一次去也是比較后期了，空氣污染很厲害，那場景簡直是慘不忍睹。

　　群眾開始都是傷員為主，后來登記好了以后、我們要走之前，有不少當地人來找親屬，這個也是使我們非常感動的。當然有的找到了，有的找了很多地方找不到，找不到肯定是不行了。從這里邊我感覺可以跟他們聊嘛，父母找子女的，子女找父母的，那么當時就跟他們交談了很多。因為不知道有地震，當時有的人出差了，出了唐山市了，有的人，當時我記得有一個劇團嘛，剛剛進入到唐山演出，崩塌了。地震，有的住在樓上的人往下跳，跳下去摔死的也有，存活的也有。有的不跳倒沒事，有的跳了以后房子塌下又把他壓在下面，所以真的不是人所能預料的，而且這種決策都是幾秒鐘之內的事情。后面這一點我覺得還是總體來講，只能講是沒辦法預測地震所造成的，如果能夠預測總要好得多。

　　撤離回滬

　　從1976年7月31日抵達唐山至9月30日返回上海，我們上海九院抗震救災醫療隊隊員在唐山豐潤縣整整工作和生活了兩個月，隨即來接班的九院第二批醫療隊在當地工作的時間相對更長。

　　人生影響及感悟

　　兩個月抗震救災醫療隊的工作和生活，給我的醫學生涯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這次醫療救援之行，帶給了我太多震撼、感動和對生命的感悟。地震，給國人一種刺心的悲涼，更把人性的光輝真實地展現在國人眼前。只有親歷災難的現場，才能真實地目睹災難帶給我們的一切。我慶幸自己能成為抗震救災醫療隊的一員和隊長。上海九院的抗震救災醫療隊隊員中，有的是家中稚子嗷嗷待哺、無人照料的母親；有的是妻子抱恙、需要愛人陪護的丈夫……然而，在國殤時刻，他們都義無反顧地選擇奔赴災區一線。此時，大家只有一個身份，那就是救死扶傷的醫生。雖然，從上海出發輾轉48小時來到災區，人感到很苦很累。但此時此刻，我更感到責任與光榮，因為我們代表的不僅是醫生，不僅是上海，不僅是九院，更代表黨和政府派去救災區傷員的英雄。我做的就是政府的手臂。想到這些，我感到這兩個月過得很值很值。我慶幸當初決定選擇做一名醫生的光榮與正確。

　　地震發生后，我邂逅了一位曾經做過十多年醫生的朋友，三年前改行當了公務員，生活一直很安逸。直到這次唐山地震發生，他開始后悔。他說：“在這樣的災難面前自己顯得無能為力。是啊，此時此刻如果能作為一名醫生，能在抗震救災第一線履行醫生的職責，心中一定感到無比自豪。”生命在大災面前是如此脆弱，生命在大災面前又是如此頑強，因為全民族守望相助。生命在大災面前又是如此值得反思。大災面前醫者更應思索如何科學有效地救治生命，保持生命的完整，體現生命的價值。大災面前需要更多的白求恩式的好醫生。何謂白求恩式的好醫生？如果不是冒著生命危險來體驗，也許我們永遠無法切身體會何謂舍生忘死的救死扶傷精神。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救更多人的生命，這原本屬于解放軍戰士才能做的事，在白衣戰士的身上卻一次又一次地體現。白求恩同志如此，唐山救災醫務人員也是如此。因為一名成熟的醫生是需要經歷生死考驗的，災區需要更多的白求恩式的好醫生……

　　1976年，我還沒有加入共產黨，也不是唯物論者，也不信上帝。作為一個醫務工作者，我只相信科學。然而，這一次唐山大地震卻給了我以“宿命論”的影響。因為我無法解釋為什么有些當地人在地震前一天離開唐山得以幸免于難？為什么有些外地人在地震前一晚進入唐山并死于地震？同樣是在大地震時跳樓逃生者，為什么有的人在跳樓后被倒塌物壓死，而不跳樓者卻能奇跡般地存活？科學的解釋：這不叫“宿命”，而叫“機遇”。但是這個“機遇”又是怎樣降臨，為什么有的人能遇上，有些人卻無緣相遇？這一切的一切，都難以解釋。看來，在世界上不能圓滿解釋所有無法解釋的問題和現象時，迷信也好，唯心也好，“宿命”的思想是無法完全被消除的。

　　上海九院醫療救援隊員在唐山抗震救災和救死扶傷的過程中，也是每個隊員思想不斷升華和成熟的過程。許多隊員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大家在關鍵時刻不顧個人安危，奔赴抗震救災第一線的奉獻精神，一批隊員在生與死的危急關頭經受了考驗和鍛煉，受到上海市衛生局領導的高度贊揚，為上海九院贏得了榮譽。

　　這次唐山抗震救災醫療援助的經歷，既鍛煉了帶隊的老師，也進一步磨練了工農兵學員。其中，一位工農兵學員陳志興在醫療隊工作表現優異，以后我在擔任九院院長時，就推薦他擔任副院長，他以后又被提拔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副校長、上海市知識產權局局長。其他七位工農兵學員，如今無論在美國，還是在國內其他省市醫院，都已成為業務骨干。除上述的工農兵學員外，其他的年輕醫師、護士等也得到了“實戰”的鍛煉。一位1975屆畢業、當時還是低年資的內科住院醫師簡光澤，在我任九院院長兼黨委副書記時，就推薦他任黨委副書記，后來任九院黨委書記。護士長潘佩華，以后也擔任了九院的護理部主任。抗震救災的醫療實踐，也成為培養、鍛煉和考驗人才的大學校。讓我以為自豪的是，上海九院醫療隊在這次唐山抗震救災戰斗中，是一支拉得出、打得響、能夠打勝仗的堅強團隊。

　　一眨眼，40年過去了。如今，回憶唐山抗震救災的醫療援助的歲月，一切就像還在眼前……我保留著三張珍貴的老照片，照片背后寫著“唐山抗震救災醫療援助”。在20世紀70年代，能“玩”照相機的人不多，無法用鏡頭記錄上海九院醫療隊的隊員在唐山抗震救災醫療救援的各種場景。好在災后一個多月時，中央慰問團來到唐山，隨團記者拍攝了這幾張最珍貴的歷史資料照片，被我收藏了起來。救災第一線是鍛煉人才的大學校。援助唐山抗震救災的醫療衛生事業，對我和上海九院全體醫療救援隊員來說，都是人生的考驗。它不僅考驗著我們的精湛醫術，更考驗著我們的人文精神和醫德情操。而面對每一次考驗，上海九院全體醫療救援隊員都毫不含糊地遞交了一份份出色的答卷。

　　唐山地震與汶川地震的“異同論”

　　在唐山地震32年后—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四川汶川發生里氏8級的大地震。災情就是命令！5月14日上午11點，上海首批五支醫療救援隊飛赴四川地震災區。其中，四支醫療救援隊分別來自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醫療救援隊，附屬新華醫院、附屬第九人民醫院聯合醫療救援隊，附屬第一人民醫院醫療救援隊和附屬第六人民醫院醫療救援隊。

　　一個汶川大地震，一個唐山大地震，時間相隔32年，空間相距幾千里。我雖然未去汶川，但這兩次大災難在我的腦海里總是絞在一起，讓我有意無意地做些比較。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到32年前唐山大地震的一幕幕情景，因為我作為參與當年上海九院抗震救災醫療隊的隊長，曾在一片廢墟的環境中度過60個救治傷員那緊張的日日夜夜。

　　汶川地震對比唐山大地震有不少相似的特點。2008年5月12日下午約兩點半，手機短信和網絡上都有了報道，說四川汶川發生7. 8級大地震。我得知消息，當時情不自禁地叫了一聲：“又是一個7.8級！”這讓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唐山大地震，想到那一個個慘不忍睹的場面。5月18日，國家地震局發布消息說，綜合國際上多家地震臺站測得的數據，將原來發布的震級7.8修正為8.0。這一修正，意味著汶川地震相當于4個唐山地震，實在太可怕了。因為震級增加一級，意味著強度擴大約32倍。一個8級地震釋出的能量差不多等于32個7級地震能量的總和。增加0.1個等級，能量擴大1.40倍以上。8.0級比7.8級增加0.2個等級，則意味能量差不多擴大4倍以上。同樣都造成了巨大破壞和慘重損失，但唐山地震死亡人數差不多是汶川地震的4倍。據民政部報告，截至5月22日10時，汶川大地震造成死亡51 151人，還有29 328人失蹤，看來最終死亡人數可能在6 萬左右。唐山地震在短短23秒內共奪去24.2萬條生命。為什么汶川地震比唐山地震的震級大，而死亡人數卻少得多呢？

　　我認為明顯的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與地震發生的時間有關。唐山地震發生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3點42分，是人們熟睡的時候，而汶川地震發生在2008 年5月12日下午2點28分，有許多人在戶外勞作和活動。二是與震中區地形特點和人口密度有關。唐山是華北著名的工業重鎮，當時人口近100萬，周圍是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帶，而且北方的村莊也都是動輒幾千上萬人，而汶川處于四川盆地的邊緣地帶，人口不算最多，震中地區則是高山峽谷，人煙相對稀少，村落分散。三是與地面建筑堅固程度有關。唐山地區在有記載的歷史上沒有發生過大震，人們防震意識極為薄弱，城市樓房不僅沒有整體澆鑄，而且許多水泥預制板就搭在墻體上，連固定措施都沒有。農村建房更是馬虎，而且為了防雨水滲漏，一般房頂都加了沉重的瀝青與泥沙混合層。這種建筑當然經不起大震。汶川地區的建筑大都在唐山地震后建的，應該說多少考慮到了抗震因素，而且這30多年中，地方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城鄉房屋都比較結實。據我2006年對四川老家的印象，沿途房屋，即使是村舍，都好過30多年前的唐山地區。從電視畫面看，這次除了北川縣城和汶川映秀鎮等一些地方外，大多沒有發生像當年唐山97％房屋倒塌的情況。汶川災區救災工作空前復雜、艱難，有許多新課題、新挑戰，將為我國抗災救災積累新經驗。唐山地震使解放軍在人民心中豎起了一個巨大的豐碑；這次汶川地震，軍隊在人民心中又豎起了一個巨大的豐碑。充分發揮軍隊的作用，是中國歷次抗災救災高效和成功的一個重要舉措。兩次抗震救災的組織工作都十分出色、成功，堪稱一流，但汶川地震抗災救災組織工作更高一籌。

　　我以自己參加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醫療救援工作的親身經驗，分析了汶川地震對比唐山大地震有不少相似的特點：第一，行路難。第一批唐山地震救災人員，從上海出發到達救災醫療點共耗去48小時。相比唐山地震，汶川震中及波及地區大多為山區，致交通阻塞困難程度遠超唐山。第二，次生災害，特別是因山體垮塌、滑坡、泥石流等所形成的堰塞湖（據悉，四川9個縣市就形成了34處）及其隱藏著的水患也是唐山地震所沒有的。第三，傷員高度集中，后勤補給難度大。地震均發生在幾秒幾分鐘之間，具有突發性。在人口集中的地方，霎時傷員即高度集中，被認為比戰爭時的傷員集中數還要多，因而給急救治療帶來了相應的難度。加上后勤補給困難（唐山地震時，上海九院抗震救災醫療隊隊員攜帶的醫藥用品僅半天之內即已告罄）。因而和戰傷一樣，經緊急處理后應該逐級后送，即“階梯治療”。第四，壓榨、擠壓傷占多數，以骨科患者為主。地震傷主要為房屋倒塌所造成的壓榨傷或擠壓傷（長時間的擠壓，后期多發腎功能或多器官衰竭）。唐山地震傷90％以上為傷骨科患者，僅約 10％為其他損傷。在傷骨科患者中，70％為骨折且主要發生在四肢；還有10％傷員為脊柱損傷造成截癱。口腔頜面部創傷多伴顱腦創傷或高位截癱，因而在急需救治的傷員中比例不高。

　　汶川地震與唐山地震迥然不同的方面，我認為，主要表現在下述七個方面：第一，相比唐山地震，汶川地震是一次落實應對突發事件預警機制的一次成功實踐，把抗災救災的組織工作提高到了一個新水平。唐山地震時尚沒有“應對突發事件預警機制”的概念，可以說，那次抗震救災是在無準備的情況下倉促上陣的。臨時搭班子，現抽調人員，現籌措物資，現組織運力，難免匆忙、混亂，影響效率。而這次汶川地震的發生雖然也同唐山地震一樣無法預知，但“應對突發事件的預案”（包括地震）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以及相關部門、機構早就有了，災害一發生，立即啟動預案，從容上陣，各項工作緊張而有序地進行。建立應對和處理重大突發事件的預警機制，是近些年來中國政府努力提高執行力的一項重要內容。這次中國政府在抗震救災中的反應如此迅速，應對如此自如，與此密不可分。第二，相比唐山地震，汶川地震的強度更大，波及面更廣。唐山地震主要破壞、影響京津唐地區，而此次除四川西北部外，還波及陜西、甘肅、重慶、云南、貴州等9個省市。其次，余震發生的強度大（高達6.4級），次數也遠較唐山地震更多。第三，相比唐山地震，汶川地震救災活動中應用了大量的先進科學技術，諸如衛星攝像、衛星、通訊、電視直播、手機通訊；廢墟中救人的各種生命探測儀；能沖頂上噸的液壓、氣壓工具等，這些限于20世紀70年代的水平，都是在唐山地震時所不完全具備的。第四，相比唐山地震，如今的醫療條件更好，特別是心理專業人員的參與，衛生部甚至派出了國內最大規模心理危機干預專家組去災區。可以說，這種醫療人性關懷在我國是史無前例的。第五，相比唐山地震，汶川抗震救災是敞開大門，而唐山抗震救災則是關起大門。這是這兩次抗災救災的一個明顯區別。唐山地震后，盡管當時的國際大氣候對中國并不有利，但仍有許多華僑、華人、友好國家和一些國際機構表示要對中國災民提供捐助和人道主義援助。但當時領導片面強調“自力更生”，拒絕一切外援。抗擊大的自然災害，主要立足于國內，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難，是對的，但不應把接受外部捐助和支援對立起來。不接受外部支援，還落得人家抱怨，效果并不好。從唐山地震后，我國逐步摒棄了這種偏激態度，開始接受海外對大災的人道主義援助。這次汶川地震后，國際友好、關愛的反應特別強烈。各國領導人紛紛給中國領導人致函致電或親赴中國使領館表達對中國受災人民的哀痛和慰問，有的國家還設立了哀悼日。許多國家政府和有關機構紛紛提供錢款和物資捐助，有些國家還派出緊急救援隊、醫療隊飛赴地震災區。港臺澳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更表現了對受難同胞血濃于水的真情，慷慨解囊相助。中國政府接受捐款214億元人民幣，其中有不小一部分來自國際捐助。第六，相比唐山地震，汶川地震新聞報道的充分放開，與唐山地震新聞報道的嚴格控制形成了鮮明對照。從汶川大地震發生那一刻起，國內從中央到地方各類媒體無不開足馬力對地震和抗災救災情況進行及時、充分、生動的報道。打開電視，所有頻道都緊緊集中地震主題，全天不間斷地滾動播放；打開廣播，也都是關于地震的聲音；打開報紙和網絡，關于震情和抗災救災的文字和大幅圖片，充滿著大部分版面。中外記者可以到震區任意采集新聞。信息發布如此開放、公開、透明，是前所未有的。媒體與災區人民和全國人民的脈搏共同跳動，對凝聚民心，鼓舞斗志，增強政府公信力，增加全國和全世界對地震情況的了解，發揮了巨大作用。回顧唐山地震的報道，實在感到片面性太大，教訓太深。當時，只允許報道軍民“公而忘私、患難與共、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而不允許報道國內外人民普遍關心的人員傷亡、房屋倒塌、財產損失等災情，有關這方面的數字、畫面和細節一律不得見報。死亡24.2萬人的數字，延遲到三年后經新華社記者的努力爭取才發出去。汶川地震后，中國人的人性美的一面得到了充分張揚，痛與愛的感情得到了充分表達。這也是唐山地震后難以完全做到的。第七，在2008年5 月19—21日這三天，全國下半旗深切哀悼汶川地震遇難同胞。19日下午14時48 分，也就是地震后的72小時，笛聲齊鳴，胡錦濤主席率全體政治局常委肅立中南海：全國停止工作，人人肅立默哀三分鐘，以寄托哀思，彰顯了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和全體人民對生命的尊重和以人為本的情懷。這不僅在唐山地震中沒有，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應該說是第一次。這一舉止，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和廣泛支持。

　　對災害醫學的思考

　　從唐山地震及汶川地震中，我深刻體會到災害醫學在我們醫學界沒有得到很好發展。災害醫學（Disaster Medicine）是醫學領域中的一門特殊科學。火災、水災、冰雪（凍）災，以及地震、山體滑坡、泥石流等所有天災所造成的人員傷亡的現場救治，以及后期繼發病的防治等都應屬于災害醫學的范疇。各個科都應該總結這方面的經驗，從總體來看不同的災害：水災、火災、雪災。水災也不得了，我在皖南的時候工廠建在山坳里面，我見過一次山洪爆發，真的很厲害，跑得慢了來不及，洪水猛獸，快得很。火災有一個過程慢慢燒過來，山洪來了以后全是水，跑得慢的全死了。所以災害醫學有特點，骨科里面占絕大多數，有一點我覺得很重要，脊椎損傷的病人搬運有一套方法，不是隨便拖著就走了。現在有統計在搬運過程當中造成癱瘓不能恢復的有多少，這些問題都是需要骨科醫生仔細研究。而且要做好這種準備，有的時候緊急情況誰都搬運，沒有這種知識，二次骨折很多，二次骨折容易造成癱瘓。癱瘓的人不少的，到現在存活的做過統計也有的，我記得我看過一本書，我查過這個資料。有的時候我們看國外的救援嘛，像救火隊員，他們有很多小朋友和年紀輕的人，都經過這樣一部分訓練，我覺得這個很好。像頸托，以前的人都不注意這個東西的，在以前沒那個概念，有幾個人戴頸托，以前連醫生處理都不注意頸椎的問題，現在這情況就好多了。外傷病人，特別腦創傷與頜面頸部創傷頸托很重要。我從業務知識擴張面來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曾經說過，雖然這類病人不是那么多，但是這一套東西有特點，各個科應該搞自己的災害醫學有關的內容。而且這個災害不光是地震的災害，一般醫學知識也需要。后期的傳染病的預防，就是衛生學與內科問題了。只管前面不管后面也不行，整個一套東西。這一點上面，我想每年都有災害，醫學需要發展的問題。在我國，目前還缺乏專門的組織或學術團體專門對災害醫學進行研究；缺乏對執業醫師進行有關災害醫學的繼續教育；缺乏一支訓練有素的災害醫學隊伍；當然，也更缺乏口腔頜面災害醫學了。

　　由于各種原因，我未能去汶川救災，但我的同行、四川大學華西口腔醫院以及第四軍醫大學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外科的同仁們積極參與了這次救災活動，他們一定會比我更多地學習到更新的救災經驗。但是從報道和信息中，我也學到了更多的有關震災的知識。我國是一個地震多發的國家，今后對高發區的防震科普教育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比如：亟須建立口腔頜面地震傷災難應急專家系統；亟須在醫學院教學中設置災難醫學課程；以及亟須在災難救治系統中普及口腔頜面部創傷的早期處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