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鈕善福 黃衛民 陳仙度 侯玲毅 郭利華

　　采訪者：錢益民（復旦大學校史研究室副研究館員）

　　焦子儀（復旦大學本科生）

　　蔡巧婷（復旦大學本科生）

　　時間：2016 年4月26日下午

　　地點：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行政樓 808 室

　　鈕善福，1927年生，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1961年至今在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肺科工作，曾任上海醫科大學呼吸病研究所所長、肺病學教研室和肺科主任、上海市醫學會理事和上海市肺科學會主任委員。唐山大地震發生一年后，作為第二批上海醫療隊隊員，在玉田抗震醫院（又名為玉田臨時醫院）參與醫療救援。

　　黃衛民，1952年生，主治醫師，1971年進黃浦區中心醫院工作，直至2012年退休，曾任黃浦區中心醫院外科黨支部書記、外科行政主任、院醫教部主任。唐山大地震首批上海醫療隊員，1976年參加上海第一醫學院組建的河北玉田抗震臨時醫院外科工作一年。

　　陳仙度，1952年生，主治醫師，1971年進黃浦區中心醫院，2007年退休，曾任黃浦區中心醫院內科黨支部書記。1976年參加上海第一醫學院組建的河北玉田抗震臨時醫院內科工作一年。

　　侯玲毅，1954年生，主治醫師，1972年進黃浦區中心醫院，2009年退休。曾任心電、超聲綜合科室行政主任。1976年參加上海第一醫學院組建的河北玉田抗震醫院放射科工作一年。

　　郭利華，1952年生，主治醫師，1971年進黃浦中心醫院，2007年退休，曾任中醫科行政主任。1976年參加上海第一醫學院組建的河北玉田抗震臨時醫院內科工作一年。

　　我們是第二批上海醫療隊成員

　　我們是上海第二批赴唐山抗震救災的醫療隊，1976年9月16號到達玉田抗震（臨時）醫院，和同年7月出發的第一批醫療隊換班。我們在那里服務了一年，1977年6月份回上海。

　　當時是上海衛生局讓上海醫學院做好準備，鈕善福醫生當時是玉田抗震醫院內科組長，正當壯年，是醫生們的中堅之一，帶著我們這些青年醫生。1974 年不少青年醫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下鄉巡回醫療，插秧種菜，和赤腳醫生同吃同住，1976年剛剛回來。聽到唐山出事了，需要救援，大家都主動報名。當時父母反對我們剛下鄉回來又去唐山，但是我們還是堅持要去。

　　當時唐山的情況已經穩定。醫院通知我們也不像通知第一批那么急，他們一接到通知馬上就要走，我們是有時間回家準備的。我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去世一周后的1976年9月16日，人民廣場開追悼會。我們是開完追悼會后晚上坐火車走的，先到天津楊村飛機場，再乘飛機到唐山，到唐山以后再到豐南，最后去了玉田。

　　我們到的時候，第一批醫療隊還有幾個人留在那里，他們在第一批醫療隊撤返前一個多月前到玉田，大概是8月20日。他們建立了玉田臨時醫院，為我們第二批上海醫療隊來玉田辦院，打下了一定基礎。

　　為什么醫院選址不是唐山也不是豐南，而在玉田呢？因為唐山、豐南地震最厲害，河北省委和上海市委考慮到，醫療隊進去以后，如果再發生地震，當地醫療力量勢必跟不上，需要在合適地點組建新的預備醫療機構，以備后患。另外從地理上看，玉田位于唐山、北京、天津三地的中心，不論哪個地方出問題，玉田的醫療隊都可以最快速度趕到，實施救援。此外，把醫院設立在玉田還可以兼顧唐山、豐南兩個重災區。我們去玉田辦院，就是采用這個策略的產物。

　　第一批去的是靜安區衛生局、黃浦區衛生局、上海第一醫學院組建的八個醫療隊共150人。在完成前階段搶救傷員的任務后，醫生們分別從遵化、遷西、豐南轉移到玉田，籌建臨時醫院。

　　我們到玉田時，已經上午9點多。第一批醫生同天11點左右要回上海，我們就在那一個多小時內交接班。當時玉田抗震醫院里病人已經很多，我們人地生疏，只知道盡快把病人全部接過來，除此之外，什么都無暇顧及。醫院由上海第一醫學院、華山醫院、中山醫院、五官科醫院、兒科醫院、黃浦區中心醫院的醫護人員組成，到了以后分護理、后勤、醫生三大組。醫生怎么分科？動刀是外科，不動刀就是內科，就只分大外科大內科。也不設門診，病人送過來不像外科就送內科，內科一檢查是外科就送過去。一切都隨病人需要，醫生分配調度也很合理，看有哪里幫得上就跟上來。人力調度上發揮了最高效率。

　　醫院里物資雖然不夠，但是基本醫療設施也都有了，第一批醫療隊員給我們準備得差不多了。玉田抗震醫院建在一個中學里，只有空曠的22幢簡易房子，與幾百幅地板，其他設備一無所有，用水要到外面去拎，一下雨室外幾寸厚的泥漿，室內水流遍地。醫療器械和藥品也不足，在抗震救災初期，醫療隊搶救傷員隨身帶的少量器械，在豐南時已感到不能滿足搶救需要，更不適應辦醫院的需要，藥品也大部分留給豐南等重災區。

　　第一批醫療隊從豐南過來的時候，設備、醫療器械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第二批去的時候，醫療設備都是準備好帶過去的，比如中山醫院、華山醫院、五官科醫院、兒科醫院帶了高壓消毒鍋、手術床、心電圖機、麻醉機之類的大件設備。當地的醫院還有一些，其他地方也支援一點。所以我們第二批醫生到玉田時，醫療設備和基本藥物之類，基本都有了。

　　余震不斷中的24小時值班生活

　　玉田臨時醫院最初只是個簡易棚，第一批人去的前兩個星期，就在中學的足球場搭建手術室和宿舍。足球場西邊搭起男宿舍，東邊搭起女宿舍和手術室。手術室除了急診不接其他病人。

　　我們住宿的條件已經比第一批醫療隊員好許多。毛竹搭起來的臨時房墻面是空的，窗戶就拿塑料紙釘一釘。墻面要走燒火的管道，女宿舍里有張床后面就是煙囪，睡這張床的女醫生就開玩笑：“煙囪倒了，你們記得把我扒出來?。　?/p>

　　余震不斷，我們到了沒幾天就震過一次。余震破壞力很大，內科病房里氧氣瓶在地上跳個不停。氧氣瓶一旦爆炸，那可要出大事了。我們一開始都沒想到這層。那次余震以后，我們就把抗震臺上的氧氣瓶扎緊。家里人知道我們在唐山，都很擔心我們的安全。大家就輪流打電話給家里報平安，都說“我好好的，不要擔心”。醫院里就一門電話，手搖式的，大家排著打電話，所以話不能多說。

　　很多人說，地震時什么都不要拿，如果要拿就拿熱水瓶。因為地震以后缺水，沒有熱水瓶就沒有開水喝，很難受，所以熱水瓶成為很珍惜的生活必需品。唐山一到晚上就很冷，我們蜷縮在被窩里還是被凍得不行，所以有時候晚上發生余震，大家也不愿跑出來。有一次余震，一屋里四個人就跑出來一個，在外面喊：“出來??！出來??！”可里面人不管，接著睡。頻繁的余震，我們慢慢習慣了，并不感到害怕。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當時都不覺得苦，回憶起來也很有意思。我們讀書時也吃過很多苦，有睡在豬圈旁的經歷，大糞也挑過，生活環境惡劣難不倒我們。當時的想法很單純，唐山發生毀滅性的大地震，中國出了這么大的事情，我們應該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沒有二話。去了以后，我們總歸是要盡最大的努力，所以一天到晚都在玉田臨時醫院里面。

　　我們這批人都勤勤懇懇，為唐山人民抗震救災出力，為當地病人服務，哪一科有什么問題，大家都蠻主動的，有事情都是叫得應的，大家都好商量。有什么重急診，半夜里有什么重任，拉線廣播一喊，大家就跑過去了。當時是24 小時值班制，我們到底接診了多少人？看了哪些??？準確的數字蠻難講，也從沒有仔細研究過。我們只知道重診急診隨叫隨到，一呼百應。

　　玉田一年所學頂得上平常十年

　　在玉田我們見到了很多病種，學到了很多，很長見識，很多經歷在上海是不可能有的。

　　我們去的時候，地震已經過去二個月，地震搶救階段已經結束，進入常規醫療階段，接診的大多是當地醫院看不好的疑難雜癥，以及地震引起的后遺癥，此外，還有狂犬病、破傷風、白血病、肺結核、腦結核等等。為何有不少白血病？有人分析認為是受地震后地光影響之故。很多病例至今仍歷歷在目，這些都構成抗震醫療救護的珍貴記憶，值得今天總結和分析。

　　我們見到一個四十多歲女病人，是一群人在玉米地里巡邏時候發現的，一只腳沒了，送到醫院時耳朵里都是血水，還有蛆從耳朵里爬出來。當時天氣炎熱，病人身上味道很重。中山醫院的幾個護士不怕臟、不怕臭，給她清洗后，給她用抗菌素，立即開展搶救。人是一度被救過來，但是傷得太重，醫院條件又差，三天后，她還是死了。

　　有一個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血性膿胸女病人，經過打洞、減壓、切開、引流，咳出來一大盆痰，痊愈了。當地人不穿內衣，只在外面裹一件厚棉襖，用繩子一扎。這個病人送過來時棉襖黑得發亮。當地人身體素質倒是很好，生了病也熬得住，可能跟他們吃雜糧有關。

　　還有個三四歲的小男孩，赤腳醫生給他打預防腦膜炎的疫苗，劑量過大，結果導致急性腎衰竭，小孩子尿閉，引發呼吸問題。磺胺的劑量太大，對腎的損害太嚴重。由于沒有血透設備，這個小孩一天后就死了，如果在上?？赡苓€有救。

　　一天馬車送來一個二十幾歲年輕人，瘦得皮包骨頭，唯獨肚子很大，一碰身體，發出咣啷咣啷的聲響。我們診斷為十二指腸潰瘍畸形。外科會診后，決定給他開刀，治好了。兩個月后他和家人們一起來答謝我們。小伙子長胖了，我們幾乎都認不出來。看到他們一家人開心得不得了，我們也很欣慰。

　　一個年輕女孩，想買一條褲子，家里人不給錢，她就喝農藥自殺。家人用馬車趕了三天三夜送過來。送到時女孩已經呼吸困難，渾身大汗淋漓，是很嚴重的中毒，竟然也被我們搶救過來。

　　還有不少很嚴重的病人，都搶救成功了。我們開始都很奇怪，怎么有這么多震區的重病人？后來才知道他們都不是震區來的，而是從遠方特地慕名趕過來的。當地人特別相信上海醫生，一聽說上海醫生來了，周圍城市或者邊遠農村，凡是家里有病人的，都想送過來。有開著拖拉機來的，也有的趕著馬車來。當地醫院在地震時都震沒了，所以玉田抗震醫院事實上承擔著當地的常態醫療任務。

　　我們那一批去的人，除了鈕醫生這樣的中年醫生，大多是二十幾歲的年輕醫生，黃浦區的、二醫的都有，去了一年學到很多東西。對我們幾位年輕醫生來說，這一年學到的東西，是我們在平常的醫院里十年都學不到的。

　　像黃衛民醫生，在玉田抗震醫院跟著中山醫院的任長裕醫生做手術。任醫生問他，學外科多少年了，他說四年。任醫生就說，“我考你三關，第一關我帶你開刀，第二關你帶我開刀，第三關我看你開刀”。那過三關要多久呢？任醫生說，那得由他說了算。實踐證明，不到一個月，開刀開到第三個病人的時候，黃衛民就開始自己主刀了。從實習醫生跟著高年資醫生開刀，到自己動手開刀，在平常要經過漫長的時間，但在玉田抗震醫院，這中間的跨度不到一個月就完成了。

　　醫生間良性競爭使病人得益

　　當時醫生間也形成良性競爭。就這樣簡陋的設備和條件，我們什么復雜的手術都得做，必須做。開腦、開胸、開心臟，都開。今天你中山醫院來的醫生開一個心臟，明天我華山醫院來的醫生開個腦袋。大家就像在比賽一樣，暗暗較勁，得益的是病人。

　　我們幾位來自黃浦區中心醫院的年輕醫生，職業生涯后邊都是科主任、主治醫師，回想起來，這與唐山這一段經歷是分不開的。因為有任常裕、鈕善福等高年資有經驗的醫生帶教，與他們24小時生活工作在一起，互相非常了解，有問題隨時向他們請教，后者毫無保留地傳授，加上在極短的時間內接觸大量重癥患者，有大量的動手實踐機會，所以年輕醫生的醫療技術得到很大提升。

　　任長裕醫生收治過一個風濕性心臟病伴二尖瓣狹窄的病人，他在手術臺上用器械一分離開患者的二尖瓣，病人的臉色立刻變好了，渾身舒適了許多。現在任長裕醫生都快90歲了。

　　有個男病人送過來已經休克，家屬說是肚子痛，當時也沒有儀器，內科找不出原因，醫生就用聽筒，敲敲手指，從聲音來判斷病情，醫學上叫“叩診”。一聽，診斷為麻痹性腸梗阻，就送到外科。下午送過來，晚上就開刀。把病人的腸子全拿出來，也沒找到梗阻所在。于是緊急叫任常裕醫生過來接診，任醫生招呼我們過去看，學著怎么處理。我們記得很清楚，病人的腸子就像羊泡泡一樣。任常裕主任用“扭轉”的外科方法處理了一遍，回去后病人就好了。家人不久送來一封表揚信。他們覺得任醫生很神奇，因為什么設備也沒有，就是憑叩診，就得出準確的病因，而且用最簡單的外科方法治好了病，真不愧是上海來的高明醫生。

　　鈕善福醫生水平很高，有一次醫院來了個自發性氣胸的病人，拍片子后，我們說插管。鈕醫生一看，說不插管，馬上進行手術，然后打洞、引流。第二天，放射科再次給病人拍片，發現病人的氣胸吸收了，病人就給治好了。

　　外科還收治過一個交通事故受害者。這個人的身份很特殊，他是毛主席紀念堂工程建設指揮部的人，開著轎車途中發生車禍，方向盤壓在他肚子上，從脾臟到胃、肝臟、膽囊、胰腺全斷掉，是撞擊下活生生地斷掉。玉田抗震醫院所有外科醫生全體出動，花了很大力氣，竟然把他救活了。這個病人如果今天在上海也不一定能救活，但是在玉田被救活了。到現在我們都覺得是奇跡。病人后來都開玩笑說“你們簡直是神仙啊”！我們得到什么益處呢？當時毛主席紀念堂還沒有對外開放，我們被允許進去參觀。做醫生的，尤其是外科醫生，沒有比手術成功、患者被搶救回來更開心的事。

　　玉田生活花絮

　　考慮到有急診病人隨時被送過來，玉田抗震醫院的醫生不允許出院門。醫院建在學校里，就是不能出校門，我們每天就只能在足球場上活動，大家都住在這一個大院子里面，一半醫院，一半宿舍，沒有什么八小時工作制，有需要，喇叭一叫就來了，大家相互之間感情都很好。

　　我們和當地的醫務人員關系也很好。當地的醫院人員、衛校的同學都來進修，像玉田縣人民醫院，從業務院長到各科室主任，都分批到醫院輪訓。上海的醫生在當地威信很高，沒有架子，主動去接病人，都不收錢的。這在現在很難想象。

　　當地飲食和上海差別很大，當地人照顧我們，自己就吃小米，把好的都拿出來，怕我們吃不慣，整天都是面條、烙餅，在當時已經非常好了。

　　當地領導對醫療隊也給予特別照顧，過年時候給我們放假，讓當地的醫生上班。我們大年三十聚在一起看電視。1977年是第一屆春晚，馬季演相聲，我們就在一個棚里看，不少當地人也在醫院里和我們一起看，看得很高興。當時還組織了聯歡晚會。臨走時我們在鳳凰山拍了張照，回上海后倒是再也沒有聚過。

　　我們一生中再也沒有遇到這樣的經歷。

　　玉田抗震醫院建立起基于信任基礎上的醫患關系

　　那時候的領導是工宣隊，是工人，醫療知識并不懂，組織領導醫療完全是靠下面醫療隊醫生的覺悟和自覺性。那時候大家真的是拼命。病人和病人家屬對醫生都特別信任，醫生說東，病人家屬沒有說西的，哪怕是病人死了也會給醫院送表揚信，含著眼淚向醫生道謝，他們都相信醫生盡力了，因為他們眼睜睜地看著醫生的實際行動。像急診，醫生都是站立在門口，病人一到就主動出去迎接；只要一看和我科室有關，馬上就接過去診療。不存在今天有的病人家屬吵吵鬧鬧的現象。

　　我們今天回顧唐山醫療救災，第一，不能把這些功勞歸于工宣隊領導。當時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很多方面都很混亂，你不能說那時候領導有方。第二，醫務人員最寶貴的精神是什么？是救死扶傷、無私奉獻的白求恩精神。第三，中山、華山的那些老前輩，如果手里沒有過硬的本領，就算有這么多的機會，能看好那么多病人嗎？不可能。所以，醫生手上要有過硬的本領。

　　玉田抗震醫院救活了那么多人，不是憑一股熱情就能做到的。你光憑笑臉可以看好病嗎？你的笑臉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嗎？不行，還是要靠手上的功夫。為什么說玉田抗震醫院做得好，因為領班的這些醫生愿意做，愿意把功夫獻出來。

　　我們前面說，中山、華山形成了良性競爭，不管怎么樣競爭，醫生要有真本事，沒有本事和誰競爭？光是嘴巴說“我要為災區人民服務”，沒有用的，病人和家屬看得出你有沒有本事。

　　抗震救災40年的時候到底要紀念什么？不是統計搶救了多少病人，這意義不大，而是要通過紀念來看救災這件事說明了什么，它對后人有什么警示、啟示。

　　40年過去了，歷史不可能重來。時代不同了，現在的救災條件再也不像當年那么簡陋。但是嚴謹的態度不能丟，醫生救死扶傷的本質不能丟。盡管條件差，環境差，沒有很好的報酬，但是玉田抗震醫院救了很多人，建立了一種基于信任基礎上的醫患間的關系，這是值得今天的醫生和患者學習的。病人生病了，他們是在無助的情況下來求助醫生；醫生要有擔當，沒有必要害怕承擔責任。無論什么時候，再高明的醫生，都有看不好的病，這是客觀事實。

　　現在社會上有一個很壞的現象，顛覆了醫務人員以前堅持的一句話—“只要有1%的希望，醫務人員會盡100%的努力來搶救”?，F在，哪個醫生敢這樣講？有風險的不敢講，沒有風險的也不敢講了。

　　一個學校也好，一個醫院也罷，都是有靈魂的。祖宗留下的靈魂，不管醫院怎么變，條件是好是壞，這個靈魂不該變。什么樣的風格做什么樣的事情，我們一看就知道：這是上醫出來的，這是二醫出來的……像外科醫生，一看你動手，就知道你是哪里畢業的。這說明，學校是有教學傳統的，這種傳統現在還能看出來，說明這個靈魂還在。

　　搞醫的，真的不能來半點假的，不能有虛榮心，不能來假的。上醫的靈魂是什么？是做事情不后退、不吹，是實干，是過硬的技術。無論什么時候，醫生的靈魂不能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