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楊涵銘

　　采訪者：金大陸（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戴潤明（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黨委辦公室副主任）

　　張鼎（中共上海市靜安區委黨史研究室綜合科科員）

　　時間： 2016年1 月 11日

　　地點：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哈佛樓

　　楊涵銘，1939年生，主任醫師，先后從事神經內科、神經外科和急診及 ICU等臨床工作。1999年退休前，擔任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急診科主任。曾任中華醫學會急診學會委員、上海醫學會第33屆理事和急診醫學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大地震發生后，作為第一批上海醫療隊隊員，趕赴唐山參與抗震救災。

　　我1939年出生，1976年唐山發生大地震時，剛好37歲，年富力強，已在神經外科工作十余年。唐山地震當天，我們華山醫院緊急組織了三支抗震救災醫療隊，每支隊伍15人。像我們這種大醫院，派出一個人是沒有用的，沒有協作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所以必須成立了一個大的醫療組，大醫療組下再分幾個小組。

　　我記得那天下午，上海的天氣格外晴朗，誰知在祖國的北方，會有一場天大的災難呢！我正在神經外科看門診，突然接到醫院黨委辦公室的通知：因唐山發生了大地震，你們要立即赴前線參加抗震救災。我當時只穿著白大褂和短褲，下面一雙塑料鞋，就問能不能回家換身衣服，但通知說情況緊急，馬上會有飛機來接大家，讓我們不要離開。所以醫療隊員全都留在了辦公室等待。后來考慮到口袋里沒有錢，我就回去拿了十元。我們醫院有一個黨委副書記，是從沙家浜地區的新四軍部隊里出來的，他說：我們打游擊的時候都配帶有一張草席，所以給我們每個人都買了一張。結果，我們在辦公室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因為唐山機場發生事故，一架飛機的機翼撞到房子，機場封閉搶修，原來準備承載我們的飛機無法起飛。恰巧哈爾濱到上海的火車回不去了，所以我們才改坐這趟車趕赴唐山。當時每個醫療隊配備一輛大卡車，車上插了很大的“紅十字”旗幟。上海市各大醫院都派出抗震救災醫療隊，所以幾十輛卡車集結在人民廣場，車上密密麻麻的都是穿著白大褂的醫務人員。當我們的車隊浩浩蕩蕩地從人民廣場開往老北站時，老百姓看到這個場景，還以為要打仗了呢。

　　雖然火車上有電風扇，但那個晚上大家都迷迷糊糊的，沒有睡。第二天凌晨，火車到了天津的楊村，路就不通了。大家便在旁邊的楊村機場待命。我們的救援隊里有軍宣隊和工宣隊，軍宣隊聯絡溝通能力比較強，他們就跟楊村機場的軍人說明了我們的情況。機場同志有經驗，他們說最要緊的是鹽，于是我們每個小組各買了三斤鹽，我們還買了肥皂等生活必需品，每人還買了頂草帽，因為當時是盛夏，太陽暴曬。機場開闊，我們沒有地方去，就都躲在飛機下面，避免太陽照射。不過一會兒就有駕駛員過來說：“老鄉，我們飛機要飛了。”我們就轉移到另一架飛機下面去。另一架飛機又要起飛的時候，我們就再繼續轉移。

　　下午，終于來了兩架運8飛機。我們每個醫務救援人員都帶了很多東西。作為神經外科大夫，帶了必需的手術器械、A超（用來確定腦內疾患定側）、整箱鹽水等，后面背得像山一樣。但是我們精神振奮，力氣也變得很大。我們排著隊上了飛機。飛機里面什么都沒有，就是一個地板。我們把東西堆放在當中，大家圍著坐在地板上。飛機起飛后，飛得很低。一出楊村機場，我們就看到下面化為了一片廢墟的村莊。其實，唐山大地震發生后，包括北京通縣、天津郊區也都遭受了很嚴重的損失。我們在飛機里感到悶熱，就跑到了駕駛室，看見駕駛室里的飛行員都打著赤膊，穿著短褲。我們問他們有沒有水可以喝。他們說：“沒有水，只有牛奶。需要牛奶的話你們可以喝。”我們就喝了一點牛奶。后來，我們發現有個女同事懷孕了，不宜背沉重的行李，男同事就義不容辭地分擔了。

　　飛機降落在唐山機場，唐山機場也很亂。那里的房子都是解放以后用磚頭和預制板造起來的，這種房子很不牢固的，很容易倒塌。唐山機場的指揮所也垮了，據說機場各類指揮和后勤人員是從北京急調來，機場上是人拿著報話機和紅燈來指揮飛機起飛和降落。我們暫時還沒有接到任務，就在原地休息。北京的消防車送水來了，我們就去拿水。喝完后就拿塑料袋把水扎起來儲存。天亮以后，指揮部派人來通知：“你們的任務在豐南，那里是震中。但是現在鐵路不通，北京方向不通，東北方向也不通，橋梁也斷了，唐山火車站也毀了。只能用汽車送你們過去，但是也不知道路上是什么情況。”

　　一籌莫展之際，我們看到旁邊有解放軍駐守的大帳篷，猜想應該是抗震救災的指揮部，于是就過去找那里的領導。因為我們帶著“紅十字”標志，所以通行無阻，解放軍對我們也很客氣。抗震救災中央指揮組成員楊富珍（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聽見鄉音，出現在大家面前，對我們表示歡迎，她說的也是上海話，問我們怎么樣，我們就把具體情況向她匯報了。楊富珍告訴大家，陳永貴副總理也在這里，他是抗震救災的總指揮。通過楊富珍的引見，醫療隊受到了陳副總理的接見。一身北方老農裝束的陳副總理沉重地給大家介紹了唐山的災情，也對我們上海醫療隊表示了歡迎。陳副總理說了很多，我記得最清楚的兩句話是：“唐山地震是毀滅性的！災情太嚴重了，至今，我們都還不敢和毛主席講。”因為當時我們已經失去了周總理和朱總司令，毛主席也身患重疾。

　　在陳副總理的安排下，我們醫療隊終于乘坐直升機到了豐南地區。直升機上沒有空調，也沒有地面指揮，駕駛員也都是光著膀子，短褲赤腳，憑經驗把飛機開到目的地。飛機上的座位全部拆除，大家坐在兩邊的地上，中間放著醫療器械。我記得中央電視臺新聞中還播出過這個鏡頭。到了豐南，進了中學操場，駕駛員關照我們，飛機不停車，下了飛機以后背著東西趕緊往后跑，不要向前跑，否則有被直升機的螺旋槳打著的危險。因為廣場上聚集著成千上萬的老百姓，他們會圍著飛機往上送傷員。如果遇到一些還沒有送上飛機就已經死去的傷員，他們也沒有力氣再送回去，只能把尸體放置在機場邊上。我們這些人做了十幾年的醫生，對尸體不會太恐懼，一起來的醫學生沒有見過這種場面，十分害怕。我們就安慰他們，并讓他們躲在我們身后。其實現場秩序很好，武裝民兵等飛機一落地，就包圍了操場，一般人很難靠近。

　　我們來到豐南中學的操場。當地人說，地震發生后，交通、電訊全斷，縣城已經與外界隔絕三天了，更嚴重的是還沒有電。當時天氣很熱，我們就去水里面沖涼。其實水里也有死尸，但因為太熱的原因，大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沒有飲用水，我們就把溝里的水取上來，放到鍋里煮，煮開了再喝。豐南縣城是不能住的，余震不斷，房子倒下來非常危險。隊員們就乘手扶拖拉機到了胥各莊。大家在一大片菜園子旁邊的打谷場支起帳篷，插上旗幟，馬上就有傷員送來，當即開始了搶救工作。

　　唐山地震的傷亡是很慘重的。第一批送來的多是截癱病人，傷情常常使隨隊的醫學生害怕得叫出聲來。很多截癱病人有尿潴留，小便拉不出來。導尿管用完了，我們就剪下倒塌房屋的電線，抽出銅芯，將塑料管（電線包皮）的一頭在火上加熱封好，再打上兩個側孔，就成了一根可以應用的導尿管了，再用二鍋頭消消毒，這樣就解決了很多尿潴留的病癥。病人的生命體征如果穩定的話，就暫時安置在當地老百姓家中。因為我們也沒有更好的地方安置。我們自己有一個帳篷，楊村機場送給我們一個帳篷。我們扎帳篷已經習慣了，因為是平時的專業訓練。除了我們自己睡的帳篷，還剩下一個小帳篷，用來存放醫療器械。

　　有些危重的病人需要進行開刀搶救，包括神經外科、骨科和普外科等方面手術。說實在的，當時根本沒有適合開刀的外部條件。余震不停，沒有人敢進房子。于是我們就在露天開刀。消毒的資源也很緊缺。老北京二鍋頭和當地老白干作為酒精消毒，應當可用。我們就去問生產大隊有沒有酒，他們都很慷慨地拿給我們使用。

　　天氣炎熱，需要給病人動手術時，我們就用洗干凈的裝化肥的塑料袋子剪三個洞，消毒后套在身上當手術衣，護士就在身后為我們擦汗打扇降溫。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我們醫療隊共進行了幾十臺各類外科手術。手術一般在遠離房子的打谷場上，支起兩張凳子，擱上一塊平整的門板，鋪上消過毒的被單、塑料布。所謂消毒就是將要消毒的東西放在蒸饅頭的蒸格內蒸。北方的蒸格很大，很管用，用磚和泥架一個灶臺，燒火，用蒸汽消毒，就解決了。作手術衣使用的水泥或肥田粉塑料袋，就在河里洗凈，時值盛夏，紅日高照，一會兒就曬干了。經消毒后再在外面一層用酒多次擦拭，以保障無菌。手術時，麻醉師、手術臺上下的護士和醫師均按正規手術操作。

　　我收到過一個病人，神志尚清晰，一側眼睛的瞳孔很大，A超檢查在這一側有一個外傷引起的血腫。我們上麻醉后就切開頭皮，發現是一個凹陷骨折，及硬膜外腫。我們取下顱骨清除血腫，止血，將顱骨整復后放回原處，縫合頭皮。這種手術在華山醫院是屬于小手術，但在那種環境下，不得不做，否則兩到三天后，血腫變大了，就可能有生命危險。手術后這個病人一直神志清醒，直至轉到外地。其實骨科手術更多，普外科換藥很多，但沒有TAT（預防破傷風），所以后來發生了許多破傷風。

　　我們在上海做此類手術時，還有感染的情況。但在唐山，在露天或帳篷里面做的手術，卻沒有發生感染的。當時傷病員確實很多，大家深知搶救的時機對于生命的重要性，所以從早到晚不停息地忙，工作強度非常大。還有一些隊員則白天冒著酷暑，一個村莊接一個村莊地巡回，輕傷員當場治療，重癥病人則拉回醫療隊治療。

　　豐南沒有平坦通順的馬路，路上都是一堆堆的瓦礫，救護車只得在瓦礫上開，我們也只得在瓦礫上走，不曉得地震前這里是馬路，是田地，還是人家，反正認準方向往前走就是了，根本看不見路，高高低低像爬山一樣。

　　在當地生活，最大的問題是上廁所。剛好在我們駐地旁邊有一個菜園子，我們就自己動手在菜園子旁邊挖廁所。另外，睡覺也成問題。男男女女擠在一個大帳篷里怎么行？我們就想辦法，男女同志分為兩邊，中間用行李隔開。但酷暑難熬，洗澡更成了大問題。男同志不要緊，晚上黑燈瞎火，弄點水來洗洗就可以了。女同志怎么辦？我們也不放心女同志獨自外出洗澡。于是，我們就想了一個辦法：男同志背對女同志在外面圍一圈，女同志自己在里面圍一圈，當中留一個女同志在洗澡。這樣女同志一個挨著一個洗就可以了。吃的方面，一開始我們是吃壓縮餅干，自己煮水喝。我們這支醫療隊吃蔬菜是沒問題的，因為旁邊就是菜園子，茄子、長豇豆之類的蔬菜都有。考慮到我們平時工作量特別大，后來當地老百姓就拿來了鍋，幫我們做飯。三天以后，通電了，可以打水了。老百姓派一個小同志每天騎著毛驢來給我們送水。

　　不久，電話也通了，公路也通了，我們可以直接將截癱、顱腦損傷等危重病人送到火車站進行轉運。于是，我們就聯系了解放軍。解放軍對我們很好，時常給我們送來大米、鹽，還有筷子、鐵鍋等生活物資。可以說我們醫療隊缺什么東西，解放軍都盡量供應給我們。解放軍派來了兩部車子，把我們這邊的重傷員送到火車站，我們男醫生是跟著一起去的，女同志則留在駐地守候。到了火車站，我們看到“唐山站”三個大字都被震得掉落在了地上。人們說火車站旁邊的房子倒塌了，阻擋了火車軌道，要把房子拆掉。我們就等著拆了一個晚上。誰知，當晚突遇狂風暴雨，沒有人敢進房子里面，大家只得在露天用四個棍子支一塊塑料布，搭起一個篷，在塑料布底下待著。這種狀況下，大人還勉強受得了，小孩子因為環境又冷又濕，都哭了起來，到處都是哭聲。我們聽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段經歷讓我終生難忘。

　　于是，我們找到火車站解放軍指揮部，說我們上海醫療隊是來送病人的，中午飯和晚上飯都沒吃。解放軍就送來一大箱餅干，我們就用解放軍的水壺把水灌滿，邊吃餅干邊喝水。天亮后，火車通了，當時沒有電話聯系，寫信既沒有郵票，也沒有地方郵寄，大家想到出來這么久了，都沒有和家里聯系，心里又惦記又著急，于是趁著這個機會，就都抓緊時間寫家信。信封好以后，我們又拿錢給了火車上的解放軍工作人員。等到我們回到家以后才發現，這些信都是從哈爾濱寄出的，這也是因為當時唐山火車只通東北方向的現實情況造成的。

　　送病人的那個晚上，又凍又餓。第二天回來后發現我們自己的帳篷也在狂風暴雨中被毀壞了。等天放晴，我們只好重新把帳篷支起來，點火燒稀飯，曬一曬衣物。

　　在救援過程中，解放軍戰士的火氣都很大，因為任務緊迫、緊急，不容辯解，和當地老百姓經常吵架，但是服務特別好。我在送病人的過程中，看到一座座六層樓，被地震摧毀，推倒后就像一座山一樣。像上海一樣，當時唐山的六層居民樓也是磚堆砌后架上預制板，沒有框架結構，地一搖就塌，大家說像手風琴壓縮了一樣，住在里面的人損傷很大，幾乎無人幸免。解放軍開來了很多吊車，把尸體從廢墟中一個接一個地吊出，簡單地包一包，放在卡車上。因為天熱，他們穿帶著防毒面具、長筒靴、長橡皮手套，勞動強度非常大，好多解放軍還被感染得了病。當時處理尸體很簡單，包好后，挖一個坑，把尸體放進去，撒點石灰，打上消毒藥水。尸體就是這樣一批一批地進行處理。后來發現這種方法不對，許多年以后，大量尸體在地下不會腐爛怎么辦？于是就把尸體挖出來再重新處理。不久，上海運來了一批尸體袋，可把尸體放進去慢慢腐爛。

　　這是我們工作的第一個階段，就是搶救傷員，護送病人。第二個階段就是預防傳染病。以歷來的經驗，地震過后，疫病很有可能流行。疫病導致死亡的人數，往往比地震死亡的人數還要多，而且規模還要大。據說1936年唐山附近地震，震后疫病流行，死亡無數。針對這種情況，唐山采取了多種辦法。一是用農用飛機噴灑敵敵畏，噴灑之前都會通知民眾，把飲用水等東西蓋好，但這樣也難以全面覆蓋，于是另外還用汽車后面裝一個水兜，像灑水車一樣沿著馬路噴灑。還有個人肩背噴霧器補死角，做到消毒全覆蓋。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我們醫務人員給當地老百姓打預防針，這種方法是徹底的，而且每天都在進行。經過全面的努力，這次地震過后，整個夏天都沒有因疫病死亡的人。

　　給老百姓打預防針，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針筒和針頭。于是我們就問當地醫院的醫生，他們說有，但是在縣醫院里，一旦余震發生，醫院的斷垣殘壁隨時有倒塌的危險，所以沒人敢去拿。面對這種局面，我們醫療隊員冒著危險，組成“敢死隊”，一個接一個，輪流地憋住一口氣沖進去，到達指定地點，拿到了東西就趕緊往外跑，場面真是驚心動魄，因為萬一房屋倒下來就完了。但是沒人說這件事不應該做，也沒有考慮如果發生意外怎么辦，就是為了把這份工作做好，而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當地老百姓也很配合。以前給他們打預防針，都要到每家每戶去做動員工作，有時候還會出現罵人打架的情況。然而，這次打預防針，因經過前期動員，老百姓都很自覺地排隊。大概一個星期以后，預防針都打完了。這樣第二個階段也結束了。

　　之后，我們從豐南搬到唐山師范學校，準備籌建抗震醫院。那時天氣已經冷了，當地人給我們造了蘆葦的房子，稻草房頂，四面墻內是空的，門口燒火，熱氣從另一個口冒出來，這樣房間就熱起來了，這就是當地的火墻。我們不習慣睡這種火炕，睡火炕不能穿衣服，否則渾身都是汗。睡上時炕上很熱，天亮就冷了。我們到老百姓家里去看，他們地震后造了簡易房，每家人就是一個炕，家里有幾代人的話，就用一塊布隔開。一家人就這樣住在一個大炕上。因為我們用不慣炕，火墻要用煤。一開始給我們的北京鑫龍煤燒不著，后來給我們的開灤煤就很好，真像汽油一樣，拿張紙引著，就冒出了藍色的火焰，等開灤煤燒旺了以后，再把鑫龍煤加上去。房間內整天溫暖如春，不比空調差。

　　因為沒有辦法洗澡，我們身上都長出了跳蚤。后來上海送來了很多樟腦丸。我們就把樟腦丸放在床上，跳蚤自然就少了許多，否則身上會很癢，需要天天曬被子，曬太陽。有時晚上零下40℃，溫度實在太低，我就在下面鋪了幾層棉毯，上面蓋了三層，還鋪了兩件衣服。這才勉強挺得住。在吃的方面，后來也有大師傅來給我們燒飯，主要吃饅頭、面條和油條等。雖然條件仍然艱苦，跟上海家中不可比，但是大家苦中有樂，還是很開心的。所以，我體會到，打仗最要緊的就是要讓解放軍吃飽，大戰前一天一定要吃飽飯，這樣打起仗來才不會受影響。所以在抗震救災過程中，我們的后勤保障是不可少的。

　　唐山的余震很多。有時候人在上廁所，地震就發生了，人還沒來得及提褲子，就馬上從廁所跑出來，然后抓牢一件物體，保持身體的平衡。有時晚上睡覺也會發生地震，大家都很害怕地穿著棉毛衫、棉毛褲從房子里面跑出來，外面又特別冷，短時間內也不敢回去睡覺，只得在風中挨冷受凍。我們在房上掛了馬口鐵，地震的時候，馬口鐵會“鐺鐺”作響，一天會響很多次。

　　記得我經歷過一次最厲害的余震。當時我們去廣場看電影，因為怕余震，一般都在露天放電影，我們坐在很大的石條上，石條足有幾米長，一米左右直徑，幾百上千斤重呢。突然聽到好像有幾十架甚至上百架飛機飛過一樣的聲音，發出很悶的“嗡嗡”聲，有一種無形的恐懼感。響過以后，人和幾千上萬斤的石頭都被震得跳了起來，先是垂直跳起來，片刻即大幅度左右搖擺，感覺眼前所有的東西都在動。人根本就站不住，坐不穩。余震歷時很短，震后的一分鐘，周圍沒有一點聲音，一片死寂。過了好長時間，人們才“哇”地一陣尖叫起來，大家都嚇懵了。但電影繼續放，大家也繼續看。后來聽人說這次余震很厲害，但沒有造成人員死亡，只有幾位在房子里的人跳出來，受了下肢骨折之類的外傷。這也是我人生中經歷的最驚險的一次地震。

　　當地的醫院基本上垮了，我們就在唐山師范學校里面建了一座“抗震救災”醫院(此時已不稱“醫療隊”)，這是上海一醫系統以華山、中山醫院為主，聯合上海多家醫院建成的。這樣，很長一段時間就靠我們在那里撐著。殊不知，我們開始的重點工作是治療破傷風。當時破傷風的病情很嚴重，人數眾多，整個大禮堂都是破傷風病人。每個病人每日需要用十萬單位破傷風疫苗，分配給我的是每支1500個單位。我們就動員全院的醫務人員都出來切割安瓿，因為用量很大，所以一天從早到晚都在鋸安瓿。骨科和傳染科醫生奮戰在第一線，在大禮堂搞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同時也接收外面來的病人。來院的病人骨折的很多，骨科大夫來不及做石膏繃帶，也是動員大家有空就幫著做。其實我們大家也是首次或很少見到破傷風發作，因為在上海已基本沒有這種病況了。

　　為了利用原縣醫院的X光機，我們在不穩固的X光間內搭了一個原木結構的房子，像大房內襯了一套小房子。這樣我們就有安全攝X電和各種造影的能力，這機器太小，攝電或造影時間長。工作人員要多受X光的照射，明知對身體不利，大家也泰然處之。醫院有了各個部門和科室，也有病房，開刀手術就都可以做了。中山醫院的醫生像心臟兩尖瓣方面的手術都做了。骨科醫生做過股骨頭置換術，我在其他醫院的醫生幫助下，也做了腦血管造影、腦瘤等手術。這些手術都是當時上海三級醫院的水平。所以老百姓對我們反映都很好，非常感謝我們，邀請我們到他們家里去吃飯。

　　記得有一次，老鄉駕著解放軍送來的一輛膠皮輪馬車接我們。我們坐在后面，穿帶著解放軍的帽子、大衣、棉褲和鞋子，到了百姓的家里。老百姓怕我們冷，連忙招呼我們炕上坐。我們三點鐘去百姓家里，就是不想麻煩他們請我們吃飯。結果他們還是很熱情地做飯招待，還拿出凍山芋和凍柿子等唐山特產給我們吃。有時晚上去百姓家里急診，天氣太冷，我們都凍得發抖。條件還是比較艱苦的，但老鄉很熱情。

　　我認為，那次抗震救災的成功，都是因為我們祖國的偉大、毛主席的威望、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忠誠，當然還有老百姓對國家的充分信任。在當時這么亂的情況下，地震發生后，還在當地進行操練的解放軍兩三個鐘頭后就趕到了唐山。當時聽聞38軍軍長曾下命令：三個鐘頭內必須趕到唐山，否則軍法處置。解放軍進駐唐山后，就馬上把銀行、核電、監獄等地方控制住。到了地震發生的當天下午，又從北京和天津地區調來大批民警，抓了一些壞人，基本上在三天內就控制住了局面。我在當地就參加過槍斃一批不法分子的公審會。在特殊的局面下，不用重法是不行的。據說監牢里的犯人都沒有逃脫，人民銀行沒有少一分錢，百貨店也基本上得以保全。唐山農村的老百姓也都是好樣的。當地大隊黨支書說，地震一停，就有人自救解脫，他們首先去救支書、隊長、民兵隊長和婦女主任等干部。因為干部一出來，有號召力，就能將人組織起來，大大提高了救人的效率，所以農村傷亡比城市小得多。而且根據當地習慣，將死亡者依據性別分開埋葬，得到群眾支持。在震后，老鄉也很鎮靜，沒有哭喊連天的現象。少數反應性精神病者，用很少藥物即可緩解。當地民兵雖然家家都有點傷亡（北方人習慣將親屬都稱一家，所以一個家族有幾十口人），但仍堅持巡邏，支起很多高射機關槍，保家衛國。

　　唐山地震中也有很多奇怪的現象。例如我們所在地區有幾個慢性精神病患者，他們家里人有傷亡，但他們那天晚上均未在屋內睡覺，第二天發現他們毫發無損回來了。老鄉們很奇怪，我們這些醫生也講不清楚什么原因。還有就是動物比人敏感，地震中大牲畜關在欄內，只要不用繩子牽牢，一般都能在震前逃到屋外，特別像豬，當地豬欄有幾尺高，地震中均能跳出來，能跳好幾尺高，震后老鄉為了捉豬，要騎馬去包圍追趕，常常十幾個人半天才捉到一只會飛奔的豬，原來豬急也會跳墻，即“豬急跳墻”了。

　　在抗震救災的日子里，從外地飛來的直升機基本上天天都可以看到。飛機上會不斷扔下來《人民日報》、各種通告、整包的衣服、大餅等東西。我們隊里當時有個骨科醫生，飛機飛來的時候，正好在給一位病人看病，恰巧看到飛機上扔下來一個大包朝自己方向飛來。他和那位病人馬上離開，結果這包東西把他們剛在坐的椅子砸碎了。如果不離開的話，二人均有受傷的可能。他隨即打開這個大包一摸，里面裝的是大餅，而且還是熱的，后來聽說都是山東做的。上海方面對唐山的支援也是很多的，每天都有飛機飛來。為豐富文化生活，首先送來了一個大彩電。在那么困難的條件下，我們每人還都可以分到一個蘋果。上海派來的醫療隊，也都是實實在在有能力做事的。

　　毛主席去世的時候，我在唐山。消息傳來，大家都哭了，覺得不得了了，留下了這么大一個爛攤子可怎么辦？我們醫療隊和縣上的百姓一起召開了毛主席的追悼會。

　　此間，我曾回上海短暫休假。在經過一座大橋時，見到橋墩是用枕木架起來的，非常高。原來的橋已塌，尚未修復。火車在橋上行駛，比人走得還慢。其他的醫療隊員還在當地堅持著。“四人幫”打倒后，一天，單位黨委書記突然來我家，說有事情需要我趕回到唐山。他對我說：在唐山的醫療隊伍正在開會，需要對打倒“四人幫”進行表態，他們情況不明，消息不通，不知道應該怎么表態。打倒“四人幫”的中央文件，你只能用腦子記，不能寫下來，下午就動身去唐山傳達。

　　我們醫療隊的軍宣隊和工宣隊的同志到天津來接我。在汽車上我就向他們傳達了單位的指示，叫他們趕快去表態，要堅決擁護黨中央決定，堅決支持打倒“四人幫”。

　　我們華山醫院輪流派去的醫療隊在唐山工作了三年。我也在唐山工作了一年后才回來。醫療隊撤回上海后，我得知唐山那邊的醫院派了兩名醫生來華山醫院神經外科進修，其中一位是唐山人民醫院的外科醫生。他曾在地震中受傷，被護送到外地去治療。他來上海進修時和我住在一起。這期間他就跟我說，救援唐山大地震就是一場沒有槍炮和硝煙的“抗美援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