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俞品蓮 李志良

　　采訪者：金大陸（上海市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羅英（上海文化出版社副總編輯）

　　王文娟（上海文化出版社編輯）

　　時間：2016 年 3 月 29 日

　　俞品蓮，1942 年 3 月生，高級工程師，1964 年參加工作。1999 年退休前一直在上海市建筑科學研究院（現上海市建筑科學研究院有限公司）從事科研工作。1976 年唐山大地震時因工作需要赴唐山出差。

　　李志良，先后畢業于上海市戲曲學校、上海體育學院研究班、上海市文化局藝術管理班，先后任職于上海戲曲學校、上海市文化局演出處、上海市海外交流協會（任副秘書長）。1976 年參與唐山大地震時五七京訓班赴唐山招生工作，恰逢地震。

　　俞品蓮：

　　我大概也算“老上海”了，小學五六年級就在上海讀書了。以后從上海同濟大學畢業，因專業是建筑材料，我就被分配至上海市建筑科學研究所（現上海市建筑科學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作。

　　唐山地震那年，我35歲。記得我是出差到唐山水泥設計院購買一份圖紙的，7月27日中午到達唐山，出了火車站，我就直接到水泥設計院去了。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搞什么“反擊右傾翻案風”，他們單位因政治學習，規定下午不接待業務。這樣，我就在火車站附近找了個小旅館住下了。

　　小旅館是棟一層樓的平房，磚木結構的，平房旁邊還有棟三層樓的房子（地震后就堆到地上了）。下午我在唐山市中心轉了一圈，大概六七點的時候回到了旅館，那時，天已經黑下來了。我住的旅館的那個房間里，還有一位女同志。我正準備進房間，她從里面出來，我倆面對面打了個招呼。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后來我很早就睡覺了。

　　半夜，我醒過來了，一看窗外，怎么那么亮？平時這個時候，天應該不亮的，這會兒怎么那么亮！接著，吊著的電燈晃得好厲害。我沒有經歷過地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兒。本來我是朝天睡的，于是就翻了個身側著睡，把手擋在頭前面。剛翻身，就覺得不對了，感覺身上壓了好多東西，推也推不動；一推，就感覺粉塵掉進口里，呼吸即刻困難了。我那時腦子就清醒了：發生地震了。我不敢動，就那樣保持著，想等外面人來救援。因為我住的那間是平房，上面的東西即使堆下來，也不是很高，所以能聽得見外面的聲響。到后來就沒有知覺了。大概上午九點多鐘，我就痛醒了。為什么是痛醒的呢？因為人們已經把我上半身挖出來了，但是下半身還沒挖出來。把我挖出來的人都是這個旅館的旅客，他們沒有工具，也不敢用工具，怕傷到人，所以是用雙手挖。結果一拖，我就痛醒了。我被挖出來后，就被抬到地面的床單上，我一直躺在那里沒有動。幸運的是，我受傷不嚴重，只是頭上有東西摔下來時被砸出一個包，腳上也有些被砸出來的傷。

　　和我同屋的旅客出來得比我早，因為她有經驗，地震發生時，她就站在床上，所以她是半埋，很快就被救出來了。還有一些人很有經驗，地震時就沖到屋子外了。因此，首先參加救援的，就是那些沖到門外的人，也就是旅客救旅客。我在磚木里埋了六個小時。這間平房塌下來后，也有人死了。記得這旅館有一男一女兩位來出差的同志，女的還帶了小孩，倆人不是一家子。地震后，男的出來了，女的住在旅館拐角的地方，房子塌下去的東西很多，就沒有出來。當時怎么搶救的？如果活著的人說被埋的人還有命，那就搶救，如果認為那人沒有命了，就不搶救了。畢竟當時挖人只能靠雙手。那男的沒說女同志還活著，大家也就沒去搶救她。所以我得謝謝同住旅客，是她說我活著，是她叫邊上的人救我的。如果房間只有我一個人，別人也不知道那個位置有人的話，我可能就沒命了。我的行李很簡單，只有一個小包，因為我本以為當天我就可以回北京我愛人那里的。從磚木中脫困后，我的鞋子被埋在下面了。他們要給我去挖鞋子，我說不要了，靠一雙手挖，得多辛苦啊！我們這群旅客里有位內蒙古籍的解放軍戰士，他跑到外面，從倒塌的商店里面，給我拿了一雙半筒靴，我就是穿著這雙半筒靴回到上海的。

　　我們這里有個好處，就是旅館的鍋爐里面有水，那水可以喝。為了求生，走得動的人就到附近去找食品。有的食品店已垮下來了，他們撿回來一些糕點和蘋果，糕點拿來分著吃。蘋果一人發一個。

　　下午，那位解放軍戰士想要離開，就問是不是也有人想走。我當時還躺在床單上沒有站起來，就說我想走，但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后來站起來走了幾步，稍微有點兒痛，總的情況還可以，我便跟著這解放軍戰士走了。走到市中心的地方，看到一棟六層的大樓，這在當地算比較高大了，現在只剩下框架，墻都倒下去了。有很多的解放軍正圍在那里救人。應該說這是第一批救援的解放軍，別的地方都沒有看見。因為建材部正在這棟房子里在開會呢，甚至有一些級別較高的領導也埋在里面。后來才知道，我一位同濟畢業的同班同學，他是我們班104人的大班長呢，也在這個會議上遇難了。

　　這里的解放軍有好多卡車，救出來的傷員就放在卡車上面往外送。那位內蒙古籍的解放軍就上去商量說：“你們能帶我們一段嗎？”卡車上的解放軍說可以，我們就爬到汽車上去了。一會兒抬上來一位傷員，這傷員傷得很厲害，外表看不出什么，內傷很重，因為要救治那位傷員，汽車很快就開了。結果，車子才開到一半，眼看著這位傷員就沒氣了。

　　玉山地區有一個解放軍醫院，有點像臨時救護站。好多從屋里逃出來的人都在那里等候，因為屋子里不敢住，就搭了小棚子在那里煮粥。到玉山的時候，我們就下車了。有可能是經過組織安排的，我們往外轉移時，一路上都有東西吃，主要是饅頭和咸菜，不會挨餓。我又吃不下，結果用手絹包了一些饅頭和咸菜。

　　那天晚上，同行的那位解放軍幫我要來了一碗稀飯，那稀飯是人家自己煮的，真是很難得的。天黑了，地下有個很大的干涸污水管，我們就在這污水管里了待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同行的解放軍得到消息，有一批傷病員要轉移到石家莊去，因此會有卡車開到北京通縣。他就和卡車上的人聯系，希望把我帶過去。因為我愛人在北京，我到唐山時也是先到北京，再從北京轉來唐山的；而我要回上海的話，也應先到北京。這位同行的解放軍真是盡心盡力地幫助我。商量好之后，他們就讓我爬到卡車上去。當時，卡車檢查很嚴格，不是所有的傷病員都能得到轉移的，只有叫到誰，誰才有轉移的資格，而且還得一個個站點重新核查一遍。我當時在車子里面，又不是軍人，他們就把我藏在油布下面，等到開車后，再把油布拉開。這樣，到了通縣之后，問題就不大了，因為有公共汽車了。我當時的好處是身上有錢，因為我睡覺時沒脫衣服，錢就在口袋里。

　　回到北京后，我發現好多人都住在馬路上了。人們在床上支幾根竹竿，上面再蓋幾塊油布，煮飯的爐子就放在旁邊。當時北京也震動了，樓板和樓板之間的縫隙很大，有的房子也裂開了，屋子里不敢住人，回屋拿東西都得十分當心，因為不知道什么時候又會地震。我也是在馬路上找到我愛人的。我愛人當時很緊張，因為我生死不明，又不通音訊，根本沒辦法找我。

　　我愛人在北京的單位也有四人到唐山出差，他們專門派了輛汽車去災區找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一直請長病假，她說這次出差比較近，我就去吧。結果其他人都沒事，就她遇難了。她住的旅館是雙層床，她睡在下鋪，地震的時候，鐵架子往下砸，把她給砸死了。

　　我所在上海單位也急壞了，但是沒辦法，通訊中斷了，只好等消息。直至我安全到達北京后，我愛人才打電話給上海單位報平安。我回上海時，單位好多同事都到車站來接我。

　　28日地震，我29號就離開唐山了—是幸運，大概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跡吧，說明地震當天，就有解放軍施救并向外轉運傷員了。同時，我內心非常感激那天同住一家旅店的解放軍戰士和同屋的女旅客。那位解放軍在唐山的時候，還在服役，他一爬出廢墟，就忙著挖人，我也是他參與救出來的；后來一路上，他又照顧我。唐山地震后，倘若沒有自救和互救，死難的人數不知還要多多少。分手的時候，我們相互留了通信地址，此后還保持了好幾年的通信。后來他復員回到呼和浩特工作，好像在一家貿易公司。他結婚時，我還送了一對被面過去。現在年紀大了，那位解放軍的名字也記不清楚了。信嘛，搬了幾次家之后，就都不見了。連那雙從唐山穿出來一直穿到北京穿回上海的雨靴，也因搬家沒有了。實在可惜啊，畢竟它們見證了我在唐山的經歷呵。

　　同屋的那位女旅客，我們一開始也是有聯系的。她當時在唐山下面縣城的建筑公司工作，后來調到唐山建筑公司了。后來，我有一次到鞍山出差時，經過唐山時，還在她家住了一個晚上。她還領我到廢墟公園轉了一圈呢。我好像記得她叫崔淑英（音）；如果你們項目組能幫我找到她，就太好了。

　　李志良：

　　當年，我們是上海戲校（五七京訓班）去唐山地區招生的，一行共八個人。張美娟主管此事，她本來也會來，臨時有變化，決定在28日總復試時和王品素老師一起來。此前我們招生小組主要在唐山周邊如秦皇島、北戴河、豐潤等地進行初試、復試，所以，我們是27號下午五點多鐘從豐潤趕回唐山準備28 日的總復試。

　　我們住在唐山市委第二招待所。這是幢磚木結構的老房子，兩層樓，因為磚木結構有框架，地震時上面的瓦片、木板掉下來也比較慢，所以我們能在大地震中幸存下來；如果我們住第一招待所的話，就全完了，因為那是石頭壘起來的房子，地震以后壓下來，一些老外都死在里面。

　　我那時候是小青年，才二十幾歲，從小練京劇武功。與我同住一屋的是上海第三人民醫院五官科的余醫生（余養居），他是大名鼎鼎的權威，比我大二十多歲，今年已87歲了。他在招生組里是負責看喉嚨聲帶的。要說遭遇大地震，我1969年曾經在云南就碰到過一次，飯店屋子里的大吊燈，晃啊晃的，所以我非常敏感，甚至可以說是云南地震的經驗，救了我的命。

　　唐山那天晚上，我是被震醒的。我睜眼一看，外頭一片紅光，是地光嘛！我馬上想到，地震了！那天晚上熱得不得了，大概三十八九度。我跳起來以后，拿了條練功褲，就去開門，門已經打不開了。我一時以為不要是沒睡醒吧，糊里糊涂地，便使勁擰門，門已經開始變形了。我就馬上鉆到床底下，想等等再說。這時感到心臟受不了，跳得非常厲害。我想不行了，趕緊從床底下爬出來了，拎了個小包，就把玻璃窗打掉了。我正準備往下跳，回頭一看，和我同屋的余醫生還在睡覺呢，我大聲叫：“余醫生，趕快！”他問：“什么事情？”我說：“地震了！你趕快跟我走！”我抓起被單遞給他，說我先跳下去，他從被單上慢慢順下來，我在下面接他。我是練武功出身，跳下去以后就在底下接他。所以他現在跟我的關系好得不得了，每年一月一號，余醫生一定給我寄張賀卡。而每年7月28日，我們這個招生組的成員都會碰頭。生死之交呵！至于北京有人說，上海京劇院的武生，一個跟斗翻下去，想到行李包等還在上面，又一個跟斗翻上來，那是傳說。我跳下樓去，腳下碰了一個包；之前鉆到床底下的時候，腦袋上碰個大包，其他地方都沒事。

　　余醫生下來后問我怎么辦，我說先往空曠的地方跑。于是，我倆就跑到招待所的花園里，在那里等了一會兒，發現組里的人都沒出來，我們又追回去。當時，李多芬住在一樓，梅蘭芳的琴師羅文勤也住在一樓，因為他們年紀都比較大了。梅蘭芳的琴師還困在房間里。他很胖，門都堵住了，只能從窗戶出來，我們就把他連拉帶推才弄出來了。李多芬也是這樣。天熱女同志只穿了背心，我又進去把她的包拿了出來。還有兩個組員呢，一個是歌舞團的團長，一個是現在戲校的校長（當時和我一樣，是小青年）。他們逃出來后，不知道大家都散在哪兒。直到了天快亮了，我們才把大家集中在一起。萬幸萬幸，我們招生組的人都從那個老房里跑出來了，一個都沒有少！

　　這時，我們發現整個唐山成了一片廢墟，連高墻都沒有了，腳踩下去，彈起來的灰塵就像踩水泥一樣，兩邊的粉末都往上涌。我赤腳出來的，但我此前在秦皇島買了雙皮鞋，還好包扔下來了，就把新皮鞋穿上了。我包里還有一套新買的瓷器，扔下樓時碎了兩個，但我舍不得扔，原樣包著永遠保存著，算是紀念我的那段經歷吧！你們要辦小型展會，我可以借給你們。

　　大家一摸情況，知道走不了了，只好安頓下來。我們先去食堂找水，一層的食堂很大，塌下來以后，圓臺面、熱水瓶，還有塑料布，都露在外面，我們就搬了幾張圓臺面和塑料布，拿了幾個熱水瓶到安頓的地方。后來，我們看到旁邊有長的圓鋼筋，我們就把鋼筋拉起來，把圓臺面放在底下，用塑料布遮在上面，自己動手搭了個簡易的地震棚。在唐山，我們的地震棚大概可算是最早搭成的，當然很原始，全是從賓館里拿出來的東西，但確實解決了好多問題。其他住在旅館里沒地方去的人，也都聚集在我們這里。

　　沒東西吃怎么辦呢?恰巧附近有個糕餅倉庫，我們就在那兒搬了一箱糕餅。這樣水也有了，點心也有了，院子里的樹上還有蘋果，我們也摘了一些。那時候有規定，商店里的衣服、食品可以拿，老百姓可以拿這些東西自救。

　　安定下來后，幾個年紀大的本來就有高血壓，躺在地上都不會動了。我平時心跳每分70都不到，現在達到150跳。我忍不住想出去轉轉，看能不能有個消息，因為總得想辦法盡早離開唐山。剛出去的時候，一片茫然。直到下午，有一位姓車的唐山市革委會副主任，在一輛破舊的公交車上指揮救險，他的一條腿完全是紫顏色，這景況很感動人。這個臨時指揮所里有解放軍的電臺，時刻與上級保持聯系，反映情況。我就上去跟他們說，我們是文化部派來唐山的，現在唐山遭險，但是沒傷亡，我要求拍電報給文化部。他們開始不肯，后來就讓我快點寫個最簡單的電文，幫我排進去。我立即擬了個電文：“上海招生組唐山遇震，無傷亡。”

　　就是這個電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沒有手機，上海的好多家屬急得要死要活。電報發往北京后，文化部馬上告知上海。后來聽說那時候市革委會的副主任馬天水正在開辦公會議，接報后專門在會上通報了這件事。有些家屬還半信半疑，說那么大的地震，死了那么多人，你們一個人都沒事？！一直到我們回到上海后，大家才淚水相迎。

　　電報發出去以后，文化部派了兩輛吉普車來找我們，可我們已于29號下午離開唐山災區了。那時，北京第一批送帳篷、鍋子和用具的車準備返程，我們跟他們說，能不能跟他們一道回去（當時中央有規定，所有災民都不準帶到北京）。我們說是文化部派到這兒來招生的，不是唐山的災民。他們很敏感，就問中國戲校在哪里？我們回答在陶然亭。他們這才相信，就讓我們上車了。我們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地裂，路的兩旁堆著尸體，真是慘不忍睹。

　　車子把我們帶到建國門外，已是29號晚上了。建國門外廣場上全是人。我們就找個地方給中國戲校打電話，戲校的校長晏甬，現在是中國京劇院的大教授，親自過來接我們。到了中國戲校后，晏甬給我們泡了最好的龍井茶壓驚。

　　我們在唐山的時候都不敢喝水，因為火車站、汽車站全部塌掉了，不知道什么時候能離開，所以喝水很節約；到達北京后，一大缸子水，一下子全喝下去了。北京的同事一看，就知道唐山確實是很困難。

　　從唐山脫險是幸運，但人的心理仍然緊張得誠惶誠恐：在房子里坐了一會兒，就像驚弓之鳥，感覺房子隨時要塌下來，連忙往外頭跑。中國戲校的同事笑我們嚇破了膽。晏校長說：“讓他們去，讓他們去，他們受驚嚇太厲害了。”第二天，他就買了火車票，讓我們回上海了。

　　我們招生組有兩位是先離開的。一位是上海師大聲樂系的教授朱寶清，一位是工宣隊師傅。因為我們28號晚，碰到7.5級的余震，大地跟波浪一樣起伏搖動，我們根本站不住，十多個人手挽著手，圍成一個圈才勉強抗住，她們覺得唐山底下都挖空了，到時候癱下去會像包餃子一樣被包進去，所以，車聯系好了就讓她倆先走。誰知車到了遵化縣，人家看她倆怎么穿得這么好，懷疑她們是臺灣派來的特務。但她們又講不清楚，工宣隊師傅不太會普通話，一開口就是很重的寧波口音。這樣，她們被隔離了好幾天。后來電話聯系上了，才知道她們的身份和情況，才對她們加以照顧。

　　我大概31號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