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學界研究中共革命史的熱情有增無減。在黨史研究中，革命史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依然獨占鰲頭，最值得稱道的是“舊題新解”。本年度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新時期的黨史研究，拓展了若干新的研究領域和對象，新時代黨史研究開始受到關注。一級學科建設問題繼續被重點討論，同時史料挖掘和考據文章明顯增多。
寫綜述文章，無論是選擇論文還是概括其要旨，都難免見仁見智。本文遴選論文主要觀其是否表達新見解、挖掘新史料或有新的研究視角，三者有其一者即被歡迎。概括選文主旨時，突出或只述其主要學術貢獻。選文中的掛一漏萬和概括其主旨時的斷章取義，均由筆者負責。
一、總論
（一）理論與方法
宋學勤、衛瑋岑梳理了中共三個歷史決議與中共黨史學學術演進的互動關系。文章認為，第一個歷史決議的路線斗爭及革命史書寫范式，整合了之前關于黨史的零散性認識；第二個歷史決議推進了黨史學的學術化進程，表現在現代化范式的引入、實證主義取向的接續和黨史學科理論的建立；第三個歷史決議采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敘事模式，在學界發揮了規范引領的作用。民族復興敘事最大程度地避免革命史范式與現代化范式的對立沖突，帶來黨史敘事結構和理論范式的新氣象。黨史研究既以史學的理論和方法為基礎，又有其獨特的特點。“如果不能清醒認識到中共黨史學所走過的獨特學術道路，不能對這條道路產生理性基礎上的溫情與敬意，就無法對自身研究處于何種學術脈絡之中生成具有實質內容的批判性反思，也無法明白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背后的內生合理性。”
韓鋼、周逸寧從“闡發性原創”“建構性原創”“還原性原創”三個方面發掘和概括了龔育之黨史研究的學術經驗。“闡發性原創”是對既定結論做出新的解釋和開掘。龔育之的“兩個發展趨向”不同于“兩條路線斗爭史”模式的敘事思路和分析框架，它對黨史上的不同主張和方針的描述，既不是涇渭分明，也不是始終如一，而是前后變化，呈現了歷史的復雜性和多面相。龔育之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和民族化”是從“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中延伸出來的新命題。“建構性原創”是提出新的命題或形成新的理論。龔育之提出和概括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還原性原創”是指在厘清史實、復原真相基礎上的敘事或判斷。龔育之主張，編寫黨史應是“按照歷史原貌寫歷史和站在時代高度寫歷史的統一”。
針對一些當代中國史論文只是對檔案資料簡單梳理和復述、缺乏必要史實梳理和理論升華、無法清晰呈現歷史事物的復雜結構關系等問題，董國強提出當代史論文應該做到“三清”，即議題清晰、論點清晰、史實清晰。作者強調，應避免史料引用時容易出現的偏向。譬如，直接引用史料雖然能夠再現特定語境下的認知、行動和話語，但原始資料所包含的歷史信息往往有著特定的主觀偏好和內在邏輯，它們與研究者基于多種史料形成的重新解讀和論述邏輯并不一致。因此，“直接引用過多，反而使得論文的敘述內容交叉反復，雜亂無章，枝蔓過多”。
李里峰認為，中共概念史研究需要梳理黨史基本概念形成、譯介、傳播和演變的全過程，從概念與行動相互關聯的角度，深入探討概念如何成為中共開展革命實踐的理論指引和策略工具。概念史基本的和最有價值的史料“恰恰是那些上層的、公開或半公開的、傳播范圍廣的資料”。概念史通過檢索手段和統計分析獲得的史料是去語境化和同質化的，研究者很可能忽略概念形成和使用的時代背景、生產過程、上下語境、作者意圖等重要因素，得出似是而非甚至錯誤的論斷。
（二）學科建設
自2022年9月中共黨史黨建學成為一級學科之后，學界對如何建設和完善這一學科的討論持續至今。
關于如何構建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學科理論，王炳林認為，這一學科理論應由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構成。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是其本體論的基本內容；其認識論是對這一學科的學科定位、研究對象、發展歷程、基本特征、價值功能、資料支撐的整體把握和科學認知；其方法論是對指導中共黨史黨建研究的理論原則和方法的系統認識。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中共黨史黨建學的根本研究方法，它應包括調查研究、邏輯與歷史相統一、比較研究、文獻分析法等。現在將中共黨史黨建學單獨設置為一級學科，徹底解決了學科定位問題。它就是一門獨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于如何建設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多數人的意見是以大黨史、大黨建為主干，下設二級學科應包括“改革開放史”或“改革開放學”。肖建平認為，這一學科的設立有利于打破改革開放史研究“外熱內冷”格局，拓寬中共黨史黨建學的研究視域和空間，契合黨史與黨建相互融合、協同推進的需要。當下改革開放史研究的主要問題是：“描述性成果居多、學術性研究偏少；低水平重復性居多、重點難點盲點問題的研究偏少；結果性史料多、過程性史料匱乏，口述和回憶資料多、核心史料和一手檔案資料緊缺。”
關于中共黨史黨建學下設的四個二級學科之間的關系，何志明認為，中國共產黨歷史為二級學科的發展“提供歷史底蘊支撐”。因此，中共黨史學科建設應該擺在中共黨史黨建學科發展的首要位置。這一學科建設，應以“六個必須堅持”為指針，重溫胡喬木、胡繩、龔育之、張靜如等老一輩黨史學人的真知灼見，強化理論思維、問題思維和全局思維，推進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黨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
（三）史料挖掘
在史料挖掘及考證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增補修訂后公開出版。其主要編者分別撰文對此次增補和修訂情況作了說明。熊華源等重點介紹這次增補和修訂的“嚴謹精細和精益求精”。比如，內部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1962年5月12日毛澤東《代擬的給陳宗娥的信》一文的注釋，將陳宗娥身份錯寫為“在毛澤東家作過保姆”。2016年11月，陳宗娥大女兒陳敦麗看到內部版第10冊和《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內容相同的注釋后，隨即寫信給原中央文獻研究室，提出這個注釋的錯誤。后經多方考證，證明內部版的注釋確實有誤，現已訂正為：“陳宗娥是江青1929年至1930年在山東實驗劇院學習時的同學。這時在中央實驗歌劇院工作。”
張素華指出，公開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增補的文獻，盡量把毛澤東的手稿或經他審定的文稿，以及他生前公開發表的文稿收編進來；盡量把毛澤東文稿正文中提到的來信、來電、來件等介紹給讀者。從增補文稿的數量看，1953年以前的篇目相對較多。例如，內部版收編《關于注意提拔原四方面軍干部的批語》(1949年12月4日)時，沒有加注說明這個批示是針對什么情況提出來的。這次修訂時發現毛澤東的“這個批語寫在中央軍委1949年12月2日第二次工作會議作出的決定上”。這個決定有三個事項：“第一，各兵種司令部組織問題。第二，總參謀部下屬各部門組織問題。第三，干部總部抽調人員問題。”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伊始，軍隊系統需要抽調大批干部組建新機構。毛澤東及時指示要注意提拔原紅四方面軍干部，他的原話是：“配備人員時注意盡可能提拔原四方面軍干部，此點務須注意。”
周炳欽強調，公開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除了增補原文稿內部版未曾編入的文稿外，對內部版出版后發現的問題逐一核校改正，對編入的文稿從疑必考，尋繹辨正。在文稿編輯中，對文稿中有疑之處，堅持從多方面、多角度進行考訂，以確保文稿的準確性”。例如，毛澤東《給宋慶齡的信》，落款署時是1956年1月26日，但信封上所貼郵票是紀念中共八大召開的“紀37”號票。這枚郵票的發行日期為1956年11月10日，信封上的郵寄日戳為“57.1.27”。據《人民日報》記載，宋慶齡1955年12月16日至1956年2月4日，先后在印度、緬甸、巴基斯坦訪問。綜上，可以確認《給宋慶齡的信》署時有誤，應為1957年1月26日。落款寫1956年應為毛澤東的筆誤，編者推測“可能是因歲末年初，對新舊歷法記憶混疊所致”。
研究抗日根據地的歷史，革命回憶錄是最主要的資料之一，其“史料價值是獨有的甚至是唯一的”。游海華提出鑒別和使用革命回憶錄的若干規則：利用地方歷史大事記、萬年歷等判定回憶錄記述的是公歷還是農歷日期，并對日期是否準確作出綜合對比和分析；當時間(日期)、數字(數量)、地點、人物和其他要素所組成的歷史事件出現多種說法時，應以親歷者的回憶尤其是多數人的說法為準，或以離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最近的回憶為準，或以回憶錄中提到的傳統節日等時間節點為準，或以能夠得到其他文獻印證的回憶為準，兼以親歷者與歷史事件的親密程度、回憶的詳細程度為判斷標準，越親密的、越詳細的可信度越高。
李里認為，“地方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這套史料的突出特點，是其收錄了各地黨組織的日常事務類文件。一旦進入黨內事務層面，就有可能重新審視革命的實踐過程，發現既有研究中的盲點，并發掘新的選題。在使用這類文件時，最好關注兩種信息：一是文件反映的具體事務內容，二是文件折射的事務制度知識。通過前者發現后者，通過后者深化前者。比如雖然知道黨組織安排“革命夫妻”作掩護機關運作的情況，但研究者很少深入了解與此相關的住機關的制度知識。再如通過失聯黨員填寫的“保證表”，可以了解當時中共對這類黨員恢復組織關系時，所采取的審查制度。研究者在運用這套史料集時，不應止步于具體的事例分析，更需要注意其蘊含的豐富制度知識。
針對改革開放政策史的檔案開放程度有限、核心史料不足、非核心和高同質性的史料多不勝讀的困境，趙諾認為，可以“通過議題選擇來找到史料挖掘利用的著力方向”。具體言之，拉長研究的時間斷限，把政策演變置于更長時段的歷史脈絡里，形成對長時段的、完整的“政策鏈”的理解和解讀；拓寬研究視野，關注同一時期相互關聯和影響的“政策群”以形成對主要政策更準確的解釋。同時，將改革開放的政策史與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社會史加以匯通，充分兼容各家的“周邊史料”。如此，將有助于改變過去政策演變史研究被人詬病的“政策—執行”線性敘事模式。
劉曉晨發現，涉及1945年以后中越關系的開放檔案主要集中在河內的越南第三國家檔案中心。中越關系檔案主要在總理府、國家計劃委員會兩個全宗。總理府全宗涉及中越關系的檔案內容豐富，包括20世紀50年代雙方建交、互訪、商貿照會的檔案，以及越南駐華使館及其駐南寧、昆明、廣州的辦事處關于中國和越南華僑情況的報告。日內瓦會議的檔案主要是中越雙方代表團的會談記錄、備忘錄、發言稿、信札和會客日記。越南抗美戰爭升級后，中國對越南戰備援助的文件顯著增多，涉及成套設備、醫療器械、廣播電臺、野戰醫院，還包括中國援越專家的生活情況，以及廣東、廣西、云南、湖南等省區對越援助的檔案。20世紀70年代后，中國援越卷宗明顯增加。其中有李先念、李強和黎清毅的談話記錄，杜梅、黎筍訪問中國，越中邊界談判等內容。越南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全宗中有關中越關系的案卷主要是1955年、1959年和1961年中國向越南提供無償援助和貸款的檔案。
二、黨史人物研究
本年人物研究在繼續關注毛澤東、鄧小平等領袖人物的同時，出現了一些研究王明、包惠僧和臺灣中共地下黨洪國式、葉盛吉等人物的文章，成績斐然。
劉霞聚焦李大釗和陳獨秀在中共創建前后對“社會”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重新辨析了誰是《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起草者這一問題。李大釗將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創造“新生活”，而陳獨秀很早便將革命的目標確定為建立一個“新社會”。從《中國共產黨宣言》對“社會”概念的使用及其背后所蘊含的革命觀來看，陳獨秀更有可能是起草人。
徐光壽、王永芹主張認定“包惠僧中共一大廣東正式代表的身份”，因為包惠僧是武漢早期黨組織的首任書記，具備代表資格；他全程參與中共一大在上海的六次會議和嘉興南湖的最后一次會議，履行了一名正式代表的職責；一大結束后，他積極擔負黨中央交付的各項工作。
張藍天研究1932年至1936年王明在共產國際的表現和其推行的政策，認為王明對共產國際的指示并非完全“亦步亦趨”，而是有其主動性。根據1935年以來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王明主持的中共代表團在共產國際七大召開后公布的“八一宣言”中，明確提出組建包括一切政黨及軍隊在內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此后，他主動宣傳、多方聯絡，“采用聯蔣和批蔣相結合的策略，探索國共合作的有利條件”。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逐步確立，中共中央對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推動統一戰線政策的工作予以肯定。
馬忠文發現，1937年6月23日出版的上海海關職員同仁刊物《關聲》刊載了《申報》記者俞頌華的演講記錄《陜北之游》，披露了他在1937年4月訪問延安時與毛澤東、周恩來見面的過程及談話內容。毛澤東談到“閻氏土地村有的主張，說是比他們在江西實行的土地政策，還要徹底，是更進了一步”。關于小紅軍，毛澤東說：“的確多農民子弟，都是因了在家里過不活，所以跟了跑。”周恩來著重談了“平民政治”的重要性，認為共產黨缺乏平民政治的經驗。相關內容在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徐特立等人的年譜和傳記中未有記載。
本年對涉及黨史人物的若干史實作了考辨。關于劉志丹犧牲的時間和地點，多數學者認為他是1936年4月14日在指揮攻打中陽縣三交鎮時意外身亡的。方海興發現劉志丹應是1936年4月7日犧牲于山西臨縣三交。紅28軍入晉后僅經歷一次“三交”戰斗，即1936年4月6日晚突圍途中在臨縣三交發生的與章拯宇團的戰斗。1936年4月14日，紅軍未經戰斗就占領了中陽三交，中陽三交的戰斗并不存在。很多紅28軍成員的回憶，應是因記憶混淆而將臨縣三交誤作中陽三交；劉志丹追悼會召開時，東征戰事猶酣，《紅色中華》籠統報道劉志丹的犧牲，“應是不便擴散信息之故”；1943年《解放日報》仍寫“攻打三交犧牲”，應是因“難以確定劉志丹犧牲地而又未做仔細訪求”。張金梅對羅亦農、楊匏安兩位革命先烈內容非常相似的詩篇作了考證，認為廣為流傳的羅亦農《就義詩》應是出自楊匏安的《示獄友》，羅亦農犧牲之際未曾作詩。高潔認為1961年習仲勛作長葛調查時的到達時間應為4月10日，返京時間應為5月12日至16日之間的某一天。習仲勛所倡導的“包總產”是對已經實行多年的“三包一獎”的調整，本質上是一種生產隊的承包責任制，與包產到戶有區別，這次調查沒有違背“農業六十條”的基本精神。
關于在臺中共人物的研究更趨多元。林威杰研究了以洪國式為核心的中共在臺關系網絡。洪國式從被派遣至臺灣工作到被捕，前后不過兩月有余。臺灣的地理條件、區位環境，使得島內缺乏戰略縱深，外地派來的中共黨員無法很快融入當地社會。洪國式以已有的人際關系為基礎，在國民黨海空軍高層發展關系，策反的國民黨將領有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亦不乏投機鉆營者。人員的良莠不齊，是其失敗的重要因素。另外，戰后初期中共在臺灣多條線上的組織活動，彼此少有交集，且大都持臺灣將很快被解放的過于樂觀的態度。趙一順詳細梳理了臺灣本地中共黨員葉盛吉的人生，將葉盛吉的思想轉變歷程分為四個階段：少年上學時期，民族意識開始萌生；1941年至1943年間民族意識開始覺醒；在日本第二高等學校期間民族意識進一步增強；1944年在船岡軍需工廠做戰時勞動服務，1945年升入東京帝國大學，最終選擇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中國，并于1948年9月加入中共臺灣地下黨。
三、新民主主義革命史
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仍是學界用力最多的領域，本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研究呈現兩個鮮明特點。一是研究時段更為平衡。近年來較少受到學界關注的解放戰爭史研究，研究成果數量和質量都有顯著提升。二是對經典議題進行再討論。這些再討論大多不是依靠新見史料展開，而是遵循歷史本身的邏輯對史料進行再認識的結果。這說明史料固然是黨史研究不斷推進的基礎，但是遵循歷史本身的邏輯來解讀史料更為關鍵，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研究尤為如此。
（一）中共創建與大革命
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社會思想轉向，歷來是中共創建史研究中的熱點話題。桑兵認為，五四運動前的新文化運動只是面向知識群體尤其是青年學生的啟蒙新思潮，五四運動后知識群體尤其是青年學生走向民間與社會從事各種社會事業，并希望以此改造全體國民的活動才是真正的新文化運動。在轉向真正的新文化運動過程中，少年中國學會發揮了極為關鍵的助推作用。少年中國學會是“從《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到五四后社會性文化運動的重要一環，而不是從思想啟蒙跨越社會運動直接進入政治革命”。在本年出版的《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一書中，桑兵進一步指出，既往新文化運動研究存在的突出問題，即“用后來新文化運動的概念敘述之前的事實，混淆五四前的新思潮與五四后的新文化運動的聯系及分別”。跳脫這種敘事邏輯的可行做法，是將“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與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合為一爐”，避免將歷史事實與歷史認識混為一談，進而呈現新文化運動的整體歷史實況。瞿駿將五四運動放入江南地方社會來考察，通過聚焦地方讀書人如何獲得新文化、地方讀書人的主體性以及如何從地方反觀中心等問題，討論“地方的五四”和“長程革命中的五四”，呈現了另一種五四敘事，不僅使五四有了“更多細膩研究的可能”，更提供了讓專題研究“趨于整體和延續的可能”。
蘇俄與中國關系問題是近年來學界討論的熱點。孟永指出，蘇俄宣言引起中國輿論界熱烈反應的關鍵，“在于國人對公理戰勝強權、人類互助理想的熱烈期盼和對弱肉強食、侵略主義的排斥與防范，并非十月革命模式本身”。陳獨秀等人是在互助主義而非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思想框架內來解讀蘇俄宣言的。概言之，“中共創始人的社會革命轉向才是通往十月革命道路的橋梁”。薛小榮討論了1922年至1924年間中國社會在承認蘇俄問題上的爭議，認為這一爭議實則是中國社會在“為改造中國提供一個盡善盡美的社會藍本”的思想共識之下，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與改良以及蘇俄與西方之間道路選擇上的分歧。這種分歧不僅使20世紀上半葉的中俄關系跌宕曲折，更使中國社會解決自身問題的種種努力也“碎影斑駁，一言難盡”。
關于中共在建黨初期和大革命時期的發展問題，學界討論很多。王龍飛討論了建黨初期中共的組織發展歷程。建黨初期，中共并未急于擴充黨員，而是一再表明要慎重選擇志同道合者。直至1925年中共四大召開時，才決定將自身由“宣傳小團體”改造為“群眾性的黨”。中共龐大的組織體系之所以能夠快速成形，既與其自身的組織發展思路變化有關，也得益于現代交通通信的發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營造的時代氛圍。龍偉、徐洋以書報的發行和流通為例，討論了中共早期的信息流通問題。中共早期依附舊有社會信息系統建立的信息流通方式，存在著通訊滯后和指揮不暢等問題。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未嘗不是早期黨內信息流通不暢難以有效組織的必然結果”。大革命失敗后逐漸建立的黨內“交通網”，不僅保障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信息通達，也使各根據地成為一種外在于傳統社會的獨立空間。
王才友立足浙江東陽，討論了中共嵌入地方社會并推動地方革命發展的動態進程。中共借助宗族、學社、教育資源等地方社會元素嵌入東陽，在推動中共組織實現地方化的同時，給東陽地方革命帶來了有別于其他區域的鮮明特質，使其在大革命失敗后仍能憑借“重建國民黨左派”的方式推動地方革命的發展，沒有呈現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涇渭分明的階段性特征”。這一具有濃厚“統一戰線”特征的地方革命實踐，凸顯了中共革命的區域差異和多元發展路徑。瞿駿以返讀經典的方式，同樣強調了中共創建史乃至中共革命史研究中長期被忽略的區域差異問題。從中共成立至中國革命成功，中國的地域差異和由這些差異塑造的力量格局都對革命的拓展有重要影響，如果不能認識這一點，則“中共革命的前途就不會得到正確的解釋和把握”。郭呈才、閆舜堯在直隸南部中共革命的研究中發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并未使國共雙方在這個區域的合作關系遽然斷裂。在上級嚴令禁止的情況下，國共雙方的地方黨務人員仍然抱著一起革命的樸素想法在繼續合作。這既緣于中共對國民黨地方組織的滲透，也與中共上下級組織的溝通不暢、國民黨政權的黨政雙軌體制有關。
在中共早期的組織發展中，黨團關系是近年來的學界關注熱點。閔心蕙以俄藏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原始手稿為中心討論黨團關系變動。既往研究大多將這次大會視為黨團關系從“協定”走向“服從”的轉折點，但會議記錄手稿顯示，這樣的判斷并不準確。閔心蕙認為20世紀20年代初尚未形成以黨為主體、以團為后備軍的黨團關系模式，黨團間的組織關系較為松散，組織分工不甚明確，黨、團在地方各行其是。張新洲、呂延勤認為，中共早期出現黨團關系矛盾的根源在于黨團雙軌制下的體制內競爭關系，這使黨團矛盾很難通過降低團員最高年齡界限，以及推進團組織的青年化與無產階級化來解決。黨團矛盾的最終解決之道，是破除黨團雙軌制并將青年團納入黨的組織控制體系。吳淼、黃文治聚焦中共浙江黨團組織的早期發展，討論了黨團雙軌制下雙方的組織競存和發展問題，指出中共黨員發展策略由“質量優先”到“數量優先”的轉變，催生了黨團組織間的人才“拉夫”現象。中共浙江地方黨組織嘗試從青年團調來優秀分子填補干部缺口，造成了“兼團黨員”和“兼黨團員”的問題。中央為了緩解黨團成員調動的矛盾，雖對此作出明確的限制，卻并未避免“黨與團在發展對象上的交錯與競爭”。
既往學界有關中共發動工人運動的討論，大多強調中共自身的組織力量。徐遲對1922年浦東日華紗廠三次罷工的研究發現，上海華洋共存、北洋政府各派系互相傾軋，以及地方當局呈現的多層面、異質化的權力結構，為中共在地方權力的“縫隙”間開展革命提供了有利條件。張仰亮認為，作為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成果的上海臨時市政府雖因大革命的失敗而失敗，但其發起籌備、組織運作和革命活動等實踐，為土地革命時期蘇維埃政權及革命根據地的建設積累了經驗。
（二）土地革命戰爭
李里聚焦組織被破壞信息的傳遞與分析，呈現中共如何適應地下斗爭的過程。中共通過跡象判斷、內線與新聞報道等不同渠道，從外界獲取零碎的組織被破壞信息，并將其分析整理為秘密工作的經驗教訓在黨內傳播。因此，“在中共的組織理念中，組織破壞事件不是簡單的消極案例，而是與組織整體發展密切相關的研究對象”。張藍天圍繞大革命失敗后的黨員“自首”問題，討論了大革命失敗對中共的政治沖擊以及中共的因應之策。大革命失敗后，有不少中共黨員受各種動機驅使選擇“自首”，其中不乏應中共地方組織要求而“自首”，或將“自首”理解為斗爭手法、權宜之計者。中共中央通過恢復黨內垂直聯系、巡視員整頓、經驗交流等舉措，將“自首”認定為一種客觀行為，而非根據動機或后果的具體判斷，嚴格落實了開除“自首”分子甚至予以斷然處置等方法。在“中共黨內對反革命的高度警覺和對革命的極致化理解”的認識下，“自首”行為最終被歸入了“政治叛變”和“反革命”的范疇。
大革命的失敗雖使中共的革命重心發生轉向，但推動工人運動仍是中共各級組織的重要任務。萬義兵討論中共在蘇區初建工會時固守城市革命經驗，以階級意識作為吸收會員的標準，導致擁有生產資料的工農群體無法加入，在削弱工會組織影響力的同時也使蘇區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產生裂痕。在遭受挫折之后，中共又將工會會員標準轉換為是否以出賣勞動力為主，推動蘇區工會從階級工會到革命工會的轉變。侯竹青圍繞“無產階級”概念的變動，討論中共在探索并實踐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過程中，如何將“無產階級”概念的指涉對象擴展到雇農，并通過合理調整和補充、定義“工人”的經濟社會標準，最終將“無產階級化”的衡量標準從“以成分為主轉變為以思想為主”。
關于這一時期中共土地、財政政策研究有不少新成果。楊泰龍指出，“抽多補少”的土地分配政策是指調劑收獲量，目的是實現收獲量的等同；“抽肥補瘦”才是調劑田畝的類型、遠近、大小。因為蘇區分田需要優先考慮的是田地的收獲量而非面積。魏少輝援引英國駐華公使藍普森的報告指出，蘇區內部可供分配的私有土地并不充足，這使農民借助土地分配改善生活的可能變得“微乎其微”，更遑論支持戰爭。劉魁指出，中共初建蘇區時采取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只是一種應急之舉。為實現持續的財政供給，蘇區中央政府嘗試征收貨幣稅和實物稅，但都無法滿足革命戰爭的巨大財政需要，公債和借谷由此而生，造成了農民怠耕和商人怠工或歇業。最終，“階級色彩鮮明的籌款方式使得一些地主、富農和商人逃離蘇區，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蘇區的財源，影響了戰爭經費和行政經費的持續供給”。
蘇區的經濟困難在影響革命供給的同時，為中共以苦難為核心的政治教育提供了切入點。梁馨蕾關注蘇區時期紅軍部隊中的草鞋編織歷史，強調中共在革命戰爭中用草鞋武裝雙腳雖是客觀條件制約下的被動之舉，卻在后來被賦予了艱苦奮斗、軍民情深的內涵，將具象化的草鞋編織塑造成抽象化的歷史記憶。
關于紅軍長征的研究仍在推進。蔣建農指出，長征不是倉促無準備的行動，而是把持中央領導權和軍事指揮權的“左”傾教條主義執行者主動作出的決策。何友良指出，長征的決策在出發前半年就已議定，是中央基于國際國內環境并分析權衡敵我形勢后作出的正確判斷，“不能因為此決策由‘左’傾中央作出而避而不談甚或輕加否定”。何志明指出，紅四方面軍在川陜地區的發展使共產國際有了成立中央西北局以統籌對川陜蘇區援助的建議，雖然最終沒有落實，但其傳達到中共中央的信號，成為長征途中的重要方向性指引。黃正林指出，發生在環縣境內的山城堡戰役是紅軍長征結束的標志。因為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寧會師和紅一、紅二方面軍將臺堡會師后，國民黨軍仍然圍追堵截，直至山城堡戰役后，三大主力紅軍才真正實現會師，結束戰略轉移。
（三）抗日戰爭
抗日戰爭史在歷年的中共黨史研究中一直是熱門領域，本年也不例外。
抗戰時期根據地的經濟問題是近兩年中共抗戰史研究的熱點話題。王春英認為，華北根據地通過建立貿易統制制度并借助公營貿易網絡實現了對敵的反封鎖。根據地的經濟干部參與村莊政權建設，擴大了根據地稅收來源和兵源。
許俊拯發現，貿易統治制度的建立間接造成大量走私行為，走私行為的主體包括黨政機關團體和普通群眾。走私既消解了貿易統治制度的效果，還影響了根據地的稅收收入。山東根據地以提成等物質激勵的方式鼓勵群眾緝私，并通過緝私教育的方式盡可能消除走私行為。走私行為界限模糊，使群眾性的緝私行為經常限于對外貿易的統制和暢通根據地內外經濟交流的張力之中。中共不得不在戰爭觀念和群眾觀念之間尋找平衡。
鐘欽武研究了北海銀行管理體制調整過程。初建時的北海銀行采取的是股份制的組織形式，銀行的企業經營性大于政府職能性。在戰時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根據地政府不得不通過政企合署辦公的形式，加強政府對銀行的管制。在根據地連接成片后，北海銀行的管理最終定型在政企不分的模式上。這種管理模式使北海銀行集政治性與經濟性、革命性與商業性于一體，并兼具“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職能特色，成為此后中共建設全國統一銀行體系的雛形。
游海華討論了東江抗日根據地如何通過稅收提供軍事供給的問題。1940年9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成立和東江抗日根據地的開辟，意味著中共領導的東江民眾抗日武裝必須獨立自主地解決部隊給養問題。游擊隊所屬第五大隊遂在護商名義下創設稅站，對在寶安與香港之間交通要道上的來往貨物課以稅收。此舉在解決自身問題的同時，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的財源開辟提供了思路。循此思路，東江根據地在之后的抗日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三級稅務機構。這些機構主要擔負稅收職能，還兼有護商、宣傳、收集情報和對日占區封鎖等多重任務，有力支撐了根據地的生存和發展。
黃正林討論了皖南事變后陜甘寧邊區的財經政策轉型。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為了應對國民政府停發軍餉和日軍掃蕩，采取了發行貨幣、運糧和運銷食鹽等措施。這些措施加重了民眾負擔并造成干群和軍民關系的緊張。在陜甘寧邊區主要領導人中出現了是繼續發行貨幣并加強運鹽管控，還是收縮貨幣發行并取消運鹽“弊政”的爭論。最終中央明確了發展經濟才是解決財政困局的根本出路。陜甘寧邊區借西北局高干會和整風運動統一了思想。由此，“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成為抗日根據地財經建設的總方針，陜甘寧邊區也“成功實現由外援依賴型財政向獨立自主型財政的轉型”。
中共組織的建立與發展是抗日根據地各項經濟政治政策得以實施的組織基礎。趙諾指出，在1938年春季中共組織大發展之前，中共已通過恢復或重整地下黨組織，大體搭建了華北黨組織與干部隊伍基本框架。這批原本處在黨內較為邊緣位置的干部，未與黨內上層路線斗爭抑或權力斗爭有太多牽涉，地下黨的經歷又讓他們在思想上受蘇維埃時期“左”傾思想的影響相對較少，因而更能適應革命的新形勢，并成為1938年春夏中共華北敵后組織大發展的關鍵推動力量。馬思宇指出，抗戰初期，中共通過黨團制度逐步推動根據地的群眾組織由綜合性的過渡組織，轉變為以職業和社會類別劃分的常規組織，并確立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權，但實際運作中的黨團制度出現了黨團包辦群眾組織的現象。中共雖寄望黨團制度能推動和平衡“三三制”的施行與發展，但多數規定都停留在制度設計層面，黨團運作的深度和廣度都受到限制。
王龍飛的新著討論了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共武裝體制在太行根據地的發展演變及運作機制。中共武裝在太行根據地的發展，最終形成了一種“群眾—民兵—地方武裝—正規軍并存而又梯級發展的武裝體制”。這種體制的形成得益于民兵的動員。作為戰時中共軍事力量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民兵的發動不僅實現了中共軍隊生長于民眾的目的，更使軍隊能與社會結合為一體，通過兵民協作、兵民融合的方式，“共同構成‘全民皆兵’的武裝體系”。“全民皆兵”既“舒緩了直接動員參軍的困難，又確保了軍事力量的可持續發展”。在更為長遠的歷史進程中，“全民皆兵”的武裝體系在深度改造、重組社會的基礎上幫助中共渡過抗戰難關，也為其走向全國執政奠定了基礎。
李國芳指出，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制度旨在接續“一般民主”的理念，推動以工農階級民主、議行合一為核心的蘇維埃制度，轉向普遍、平等、直接選舉和議行并立制約的制度。但是議行制約并立的核心特征，使其與中共向往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國社會各階層追求的民主制度都存在相當的距離，以致在現實中難以全面落實，甚至出現立法權缺位、行政權替代立法權的現象。如此“與理想沖突，與現實捍格”的制度“顯示出很大的張力和不確定性”。此后，雖經過調整，參議會制度還是在法律規定和實踐效果上，都呈現復雜而矛盾的樣態。
在近年來的抗戰史研究中，新四軍以及戰時國共關系受到持續關注。陳力討論了1938年中共領導人“恢復國民黨黨籍”的問題。他發現，提議中共領導人“恢復國民黨黨籍”，并非國民黨中央出于“聯共”或“溶共”之目的精心策劃的行動，而是個別國民黨元老獨立提出并有人附議的結果。這并不意味著該提議是程序失誤釀成的烏龍事件，實則隱含了國共兩黨之間的復雜政治博弈。中共中央認為該提議利大于弊，并將跨黨作為統一戰線的最好組織形式。國民黨中央則基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記憶否決了這個提議。
李雷波以平江留守處的存續和變遷為線索，討論了戰時國共雙方在縣域社會中的博弈情形。平江留守處通過組織“破路”，“在政府與民眾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從而拓開中下層統戰的活動空間”。這樣的日常抗戰行為，因應了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抗戰需要。盡管如此，留守處還是在中央軍、雜牌軍和地方保安團交織的特殊政治環境中改為通訊處，只是仍然因為無法應對突然襲擊而難以存續。
郭洋指出，1942年雖為戰時國共關系較為緩和的年份，但地處鄂豫邊區的新四軍第5師卻因國民黨軍隊的持續攻擊遇到了建軍以來的“至暗時刻”，為此不得不進行了兩線“反頑”斗爭。這說明“‘三次反共高潮’的敘事框架不能完整反映戰時國共關系的全貌”。
郭輝討論了1942年中共為緩和國共兩黨關系，在根據地建設方面的政策調整及其影響。日軍“掃蕩”和國共關系緊張造成的根據地困難，使中共意識到改善國共關系的重要性。中共在根據地建設中實施了堅持“原有根據地”，并從物質上減輕民眾實際負擔的政策。與此同時，為增強民眾對抗戰勝利的信心，中共提出戰后建國方針并進行廣泛宣傳。這些政策調整在助力中共有效應對根據地面臨的極端困難的同時，強化了根據地建設與民眾的聯系，擴大了中共的政治影響力。
陳佳奇討論了皖南事變善后期間美國對國共關系的認知與介入。皖南事變后，美國政府結合駐華使館的報告和特使訪華了解的情況，作出了中國不會爆發內戰的判斷，并據此實施了“有限介入”中國內部事務的政策。這雖“為其應對多變的國共關系創造了較為充分的轉圜空間”，增加了對華外交的靈活性，卻難以滿足其在不同階段的外交需要。與此同時，國共關系“調處者”和對華關系“援助者”的雙重角色，使戰后美國的對華政策始終未能走出自相矛盾之境。這種情形既“影響到戰時中國內部黨爭之解決，亦深刻改變了戰后中美關系的走向”。
左雙文、陳柏成和盛差偲從國民黨視角討論了同期的國共關系。左雙文、陳柏成指出，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共在敵后的展開及快速發展，使國民黨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將提防和限制共產黨當作了最核心的幾項要務之一”。此為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重提“防共限共”，并在各地推行反共政策的源起。這些政策最終都沒有達到預期，原因之一是戰時國民黨陷入了“既要對付和壓制共產黨，又不能全力以赴地、徹底地擺出陣勢來對共產黨全面開戰”的矛盾和困境。由此，國民黨只能看著共產黨一天天發展壯大，并日益失去控制。盛差偲認為，通過借鑒中共組織制度，國民黨在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有了不小的發展，體現在黨員數量與代表性的提升，以及黨員訓練和組織生活受到的重視。然而，固有政治文化的束縛使移植而來的中共組織制度與國民黨的既有組織體系格格不入，最終未能發揮“起死回生”的作用。
抗戰時期的中共在積極推動國內統一戰線的同時，在海內外積極擴展國際統一戰線。孫楊討論了中共利用香港特殊地位爭取英美支持和援助，并推動國際統一戰線在香港落地實施的過程。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共通過派遣游擊隊的方式成功在香港開辟了港九游擊區，從而立足中國大陸和太平洋兩大戰場的連接點，與英國合作實施國際大營救，與美國通過情報合作制敵，進而推動國際統一戰線在香港落地。孫楊認為，中共在香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實踐，最終雖然因為國民黨當局的阻撓以及英美的政治轉向而被迫終結，但向世界展示了中共對中國抗戰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
（四）解放戰爭
在近年來的解放戰爭史研究中，中共如何在新區立足成為熱點話題。黃道炫借由蔡邁輪日記所記的陜縣歲月，呈現中共初到新區遭遇的艱難處境以及政策調適過程。解放戰爭初期新區開辟的艱難，既源于這些地方大多有繼續維持統治的國民黨政權以及強大的地方武裝，也源于中共政策失誤造成的沖擊。就陜縣的情況看，“急性土改”造成的脫離群眾明顯加劇了新區開辟的艱難。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開辟新區遇到的主要困難是人力不足。為解決新區開辟和建設中的干部匱乏問題，中共組織動員大批干部南下。劉志鵬、李健魁指出，被抽調干部受個人思想認識以及親情、鄉情影響產生顧慮。在山東解放區，打通思想認識的關鍵，是解決南下者對家中生產等實際問題的擔憂。董昊指出，大批干部南下造成解放區的組織困境，山東解放區出現“要害部門與專業機構內的干部尤為缺乏”的局面，以及新干部“怕南下”和老干部“盼南下”的情形。
孫小蕾指出，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當局依托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的支持，開始實施黃河渡口復堤工程，希望以此構建正面形象。與此同時，美國視黃河工程為其“全球糧食復興”構想的切入點和人道主義的外交工具，將工程納入對華援助范疇并交由國民黨當局自行辦理，但國民黨將工程實施和國共雙方的軍事斗爭相連接。在此形勢下，中共借助交涉、輿論與軍事調配等途徑爭取到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的支持，在掣肘美國對黃河工程干涉的同時破壞了國民黨軍的“黃河戰略”。
劉一皋在其有關抗戰勝利后北平地區學生運動行為研究的新著指出，既往的學生運動史研究，要么囿于革命史的視角，“使歷史解釋滲入過多的人為塑造成分”，要么“以政黨斗爭取消學生運動”，使“學生的位置被忽略或被掏空”。劉一皋以學生為對象，通過對學生集體行動而非認識、主張和政治意識的實證研究，揭示學生運動的行為特征及其歷史慣性。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環境，造就了學生運動的頻繁與多樣，也使作為重要政治參與內容和形式的學生運動，既具有特殊性又缺乏穩定性。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各種勢力對學生運動的滲透以及其中的利益交換，加重了學生群體的分化，并“導致了學生運動行為方式的濫用”以及“運動的低俗化”。
李在全指出，中共在1949年2月廢除國民黨當局頒布實施的“六法全書”，主要緣于其在國共和談時期對國民黨“偽法統”的否定，以及推動新解放區適用中共的政策、決議、指示等進行審判的現實需要。新解放區并未如設想般援引中共的政策、決議作審判依據，這在新舊司法人員中都是普遍的情形。這種隱性影響持續存在，使“六法全書”成為后來多次思想批判和組織清理中的禁忌。
與前述聚焦特定歷史時期的研究不同，陳穎佳和肖鐵立足較長的歷史時期，分別討論了近現代中國的電力工業和知識分子的群眾書寫問題。其中陳穎佳關于近現代中國電力工業研究的新著，將電力基礎設施視作制度韌性的來源之一，希望以此動搖“以政治領導人領導的革命運動為焦點的線性歷史進步觀”。陳穎佳認為，在近現代中國的歷史發展中，電力既影響了諸多角逐近現代中國命運的政治力量的興衰，也推動了歷史變革的發生。肖鐵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關于群眾書寫的討論中指出，知識分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用語言文字把群眾形象固定下來”，卻始終無法成功。知識分子對群眾形象的反復描繪，凸顯了群眾形象的內在不穩定性。這是因為針對群眾的書寫是各類知識分子話語地位的爭奪。浮動的群眾形象與各類知識分子文本描繪之間的張力，顯示了知識分子對保持自身敘述主體和闡釋權威之間的焦慮。與此相聯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蘇州城市學院等學術機構聯合相關學術期刊分別召開“從革命到建政：跨越1949”學術研討會、“星火燎原：從根據地建設到全國執政”學術討論會，共同提出對中國革命史和建設史進行整體性、連續性研究，極力倡導貫通研究歷史的思維方法和能力。
四、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史
本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史在計劃經濟、城鄉關系、央地關系等熱點問題上有了新突破，中外關系史研究也取得顯著進展，還有研究將煙酒糖茶等日常生活史問題納入當代史進行研究。
（一）社會主義革命
李坤睿、夏鳴考察了北京市建筑工人調配制度的建立過程。1951年，調配勞動力的職責屬于勞動部門，但權力并不統一。北京市勞動局只能管束市屬企業，無法命令在京的中央或華北行政委員會所屬單位。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出現建筑單位爭搶工人的問題。1954年，中央經反復考慮后決定“無論建筑單位是否隸屬于地方，地方勞動部門都有權統一調配勞動力”。作者認為，在反對行業“無序”競爭與勞動力“盲目”進京等問題上，北京市與中央的立場一致。勞動力調配的管理權統一到北京市，是在中央統籌領導下實現的。這體現出“中央的統一領導并未弱化，地方的統一領導不斷強化”的制度演進過程。
李俊杰發現，中財委財經計劃局的職責基本是以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為模板確定的。設立計劃局的目的是結束經濟的“無政府狀態”，使其具有一定計劃性。計劃工作的中心環節是建立一套關于預算、工程計劃、投資辦法和會計規程的制度，只有如此，計劃局才不會成為財政部的辦事機構。計劃局編制國民經濟計劃的特征是追求政治目標與經濟目標的統一，站在政治立場上處理經濟問題，通過做好計劃工作來完成恢復國民經濟、調整公私關系和加強公營經濟力量的任務。
林超超認為，1953年初的稅制改革提出的“公私一律平等納稅”，對于國營商業機構和私商而言意義不同。國營商業機構面臨的不利局面，不能被簡單歸咎于稅制改革。“五反”運動后，私商的衰落使工商稅收減少，國營商業也沒能獲得相應的利潤增長。1952年底國營商業企業實行經濟核算制與隨后的稅制改革，都是中央政府從商業流通領域增加財政收入的嘗試。市場供應中出現“公退私進”現象，是推行經濟核算制的連鎖反應。
本年學界在對新中國成立初期鹽務管理機構、行政執法隊伍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進展。杜俊華、任婷考察了四川省鹽務機構的重組與轉型過程。四川鹽區由之前的產銷二分模式轉變為按行政區劃分，強化了各行政區的鹽務管轄權；將運銷職能分給貿易部門領導的鹽業公司，鹽務管理局只管生產和稅收，隸屬于中央財政部，順應了中央統一財經的經濟管理。四川鹽務管理的革新為之后華北、華東、中南地區鹽務管理由“產銷分管”走向“集中統一”提供了借鑒。楊強、馬陵合以鹽務緝私武裝為考察對象，探討國家鹽務行政管理、財政治理能力的變化。在走私情況嚴峻時，鹽務緝私武裝得以組建并適當擴充。在發動群眾協助緝私，教育群眾防范走私的緝私策略下，緝私武裝的壓力隨之減輕。在精兵簡政的政治要求和統購統銷、降低鹽稅稅率的經濟政策下，緝私武裝最終被裁改。鹽務緝私武裝的變遷是財稅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反映了國家財稅治理、鹽務行政管理能力的提升。
常明明考察了農業合作化運動過程中家庭副業的發展變化。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國家的農村政策發生轉向，有些地區盲目反對“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模糊了正當副業與投機商業的界限，導致農戶不敢放手經營副業，出現農家收入減少及農村初級市場萎縮等現象。為活躍農村經濟，促進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國家出臺加強家庭副業發展的相關政策，農業社對社員家庭副業生產也給予一定扶助，家庭副業下滑的趨勢得到緩解。但由于合作化運動進程過快，出現勞動力參加集體勞作時間增加、自留地留得過少等問題，家庭副業的發展仍存在若干難以有效解決的困境。
既有研究認為中共在增產節約運動中發現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現象，進而發動“三反”。鄭維偉、閃晶晶指出，增產節約運動與“三反”運動并不存在因果關系。東北局以思想斗爭為主的“三反”與中央以階級斗爭方式推行的“三反”運動大有不同。認為高崗最早脫離整風整黨范疇，推動“三反”運動的觀點，是脫離歷史情境的“表面化的主觀臆測”。
郭子健考察了茅臺酒在20世紀50年代的發展歷程后認為，在計劃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品牌角色與功能定位受到政府輕工業布局和工商業政策的多重影響。在酒類專賣的初建期，政府的工作重點并非發展名酒。地方專賣部門和國營酒廠最重要的任務是確保專賣利稅。為達成充實稅收的目標，經營成本低、周期短、工藝簡單的普通白酒成為關注重點。糧食統購統銷后，茅臺酒廠配合國家節約糧食的政策，改變操作工藝，造成酒質下降。從經濟布局看，發展名產與政府扶持地方工業以平衡城鄉和地區差異的思路相悖，但取消名牌卻帶來一系列質量問題，造成商品滯銷和積壓，導致計劃紊亂，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因此，政府不得不調整甚至重構關于名牌的話語，通過“優質優價”和“特殊原料供應”等措施，為名產提供制度保障。
本年國際冷戰背景下的大國博弈與多邊互動受到學者重視。梁志、胡志丁指出，中緬建交前后，歷史記憶、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共同塑造了中緬關系。這一時期的中緬關系還受到英國、印度、蘇聯等國的影響。1953年，中國開始強調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緬甸也奉行中立主義，國家利益逐漸成為兩國交往中更重要的考慮因素，中緬關系由此迅速回暖。姚昱發現，20世紀50年代湛江新港的興建與國際冷戰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朝鮮戰爭結束后，原經臺灣海峽的傳統國際運輸通道被阻隔，中國政府決定將地理位置安全并有深水良港潛力的湛江開發為新的國際商港，得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迎合了彼此經濟往來快速發展的需要。姚昱提出：“唯有從國際冷戰視野出發，才能充分理解湛江新港早期發展的歷史脈絡和所產生的復雜國內外影響。”楊猛考察了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與波蘭航運合作的發展歷程。在航運合作談判過程中，波蘭政府的態度逐漸從積極轉為謹慎、猶豫乃至退縮。一方面是因為兩國在運力規劃、購船款項等方面存有分歧；另一方面是朝鮮戰爭爆發后，遠東海域的航運安全形勢使波蘭感到擔憂。蘇聯介入后，波蘭不得不結束“搖擺不定的談判立場”，中波航線最終得以開辟。楊猛據此指出，這一時期波蘭在發展對華關系時，主要考慮的是國家利益，意識形態因素則相對邊緣化，這折射出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中，意識形態一致性與國家利益特殊性何者占據優勢多有變化，“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合作的本質固然是政治合作，但其出發點也存在偏重經濟考量的可能性”。
（二）社會主義建設
學界對三線建設初期工業布局的研究，多呈現為“中央主導——地方響應”的單一敘述模式。張楊認為，既有研究忽視了“中央部委與一、三線地方政府之間基于本位理性的互動過程”，在三線建設中，各部委為本系統工業選擇布局場所時存在各自為戰的現象，這可能超出地方承受的界限，引發地方工業發展失序。地方政府提出符合本地特點的工業發展方案，并盡力與中央的三線工業規劃相銜接。最終確定的三線工業布局與地方工業規劃高度重合，可見地方政府具有較高的自主性，其提出的建議，補充、修正、完善了中央的三線建設計劃。
林升寶考察了上海政府對各知青安置地區進行物資援助的原因、形式、作用及其局限性。這種援助雖然能促進城鄉經濟往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知青的生活條件，緩解知青運動中的多重矛盾，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知青運動因違背社會經濟發展規律而造成的各種內在、深層次矛盾”。
馮裕強認為，由于民辦教師、赤腳醫生等公共服務的工分被放在農業內進行分配，國家和集體抽走大量物資，人民公社出現了“工分稀釋”的問題。人民公社生產效率低、平均主義盛行的主要原因在公社之外，在剩余產品被過多拿走后，可供分配的產品相對減少，人均占有量自然無法提高。
學界較少關注計劃經濟時期公營單位之間從事交易的內部市場。周永生考察1961年華東地區物資交流會期間主導商品交換的“物資對流”原則及其調整情況。工業品與農副產品的換購，以及參會單位間的對等互惠關系，在相當程度上緩和了商業系統內部商品交換的矛盾，提高了物資流通效率，但也使交易過程變得更加復雜。
劉亞娟發現，中共向在學校進修的干部發放人民助學金的主要依據是其階級出身和革命工作資歷。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固然是干部學生能否拿到助學金的重要衡量標準，而非工農干部也可憑借其更長的革命時間來彌補出身與成分的不足。革命資歷成為平衡階級出身差異的重要杠桿，意味著經歷了更多革命歷練和運動檢驗的干部更被信任。因此，延安整風運動、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等時間坐標，成為對干部進行分類的重要參照。
蘇菲發現，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對戲曲界“挖角”現象的有效控制僅集中在國營劇團，由于計劃管理、意識形態與民間實踐之間存在張力，建立在文化市場之上的“挖角”現象難以杜絕。該時期的文化行業并非處于國家計劃管理的一元模式中，因為缺乏足夠的財政資源支撐，難以建設完善的文化基礎設施、建立成熟的文化管理機制，也就無法為國家意識形態向基層滲透提供有效保障。因此，“僅僅依靠意識形態動員、國家機關的行政手段以及時起時落的政治運動，難以對民間社會自發形成的文化市場形成長期有效的制約”。
方小平發現，赤腳醫生制度最重要的影響是通過科學化、體系化和專業化使西方醫學順利地進入此前由中醫主導的中國村莊，并進而導致中醫的邊緣化。赤腳醫生潛移默化地改變了鄉村民眾的信仰，促成了他們對西醫療法的接受。西醫進入鄉村不僅依賴國家權力自上而下的推動，而且是一個自下而上接受與調適的過程。
新譯侯麗的著作著重探討了大慶如何成為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地標。作者認為，大慶模式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大幅削減城市建設成本的產物，其有效性在于能夠在條件困難和物資匱乏的情況下持續擴大生產，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幾乎所有積累都被轉化為擴大生產，消費的減少只能由家庭內部消化。20世紀六七十年代建設的模仿大慶的廠區集群，嚴格來說并不是真正的城區。這種分散的發展模式，可以用最低的人口密度來進行最廣的廠區擴張，還可以有效應對戰爭威脅。
五、改革開放史
本年改革開放史的研究熱點仍是農村與城市改革，觀察的視角、探討的問題未有明顯突破。不過一些新議題開始進入研究者視野，研究維度因此得以拓展，同時新史料受到更多關注。
（一）新時期改革開放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上冊，是本年改革開放史研究領域的一項引人注目的成果。該書記述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期間的歷史，首次公開了中央檔案館、中央有關部委和地方檔案館中的部分改革開放史資料，呈現了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細節。此外，該書在某些歷史表述上采用的新視角與提出的新見解值得注意。如設置“旅游業的新起步和新發展”一目，反映旅游業在改革開放起步階段率先實現突破，推動全國的開放浪潮，并催生所有制改革；關于中共在十三大后探索黨政分開的問題，該書呈現了當時黨內存在的不同認識和疑慮，并從黨的自身建設史的角度，對推行黨政分開的緣由、做法和存在的問題作出了客觀論述和評價。
學界有人提出，改革開放的提法不夠準確，應該是“開放改革”，即由開放推動和促進改革。杜磊、朱曉艷進一步認為，鄧小平主導推動的對外開放，一個重大特色就是高科技領域的開放合作。正是鄧小平前瞻性地作出發展高新科技產業的戰略決策，使中國成為發展中國家中率先發展高技術產業的國家。鄧小平推動對外開放的另一個特色，是借助華人華僑和香港的優勢連接國際資源，使香港成為中國內地與世界經濟連接的重要節點。鄧小平之所以堅持“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就有把港澳臺發展與祖國整體發展聯系在一起的戰略性考量。作者指出，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一個核心邏輯在于充分利用了經濟全球化加速演進的歷史契機，在推進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事實上形成了高科技、市場化、城市化、國際化四維互動的內生機制”。
肖安淼考察了改革開放初期深圳特區貨幣多次醞釀發行，又屢次被中央否決的歷史。他認為，只有將其放在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關系的視域下，才能更好理解這一決策過程。深圳的改革開放，既要平衡經濟特區與非經濟特區的關系，又要協調與香港的關系。深圳在政治上服從中央領導，在經濟上學習香港經驗，深港互動的限度取決于中央決策。如何妥善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是中央決策時的關鍵考慮因素。隨著改革開放的范圍逐漸擴大，地方性的貨幣改革最終轉化為全面性的貨幣改革，特區貨幣方案因而被放棄。
養老問題成為改革開放史研究的新議題。呂振宇考察了20世紀80年代北京地區機構養老改革政策的推行情況，認為民政部門的核心改革思路之一是通過簡政、讓利、放權挖掘傳統養老機構潛力，以發揮國家包辦型機構養老體制的社會功效，“社會福利社會化”并非改革的全部內容。黃岑玥對20世紀90年代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研究發現，基層民政部門逐步推行的“0—60歲一次性投保”做法侵蝕了縣農保的社會保險屬性，在降息背景下又引發農民預期收益與實際收益不匹配的矛盾，陷入多重困境，最終難以存續。
劉照峰發現，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過程中有三次政策轉變：第一次是允許貧困地區可以包產到戶；第二次是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將農村劃分為三類地區，推行不同種類的責任制；第三次是肯定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廣泛適用性，雙包到戶向經濟發達地區拓展。作者指出，各省份在政策轉變的關鍵節點各有復雜考量，在政策選擇上表現出較大的區域差異，對中央政策并非亦步亦趨。這并不意味著各省份的政策與中央不一致，其總體上仍遵循了中央的規定，差異主要緣于中央政策留有的空間較大。
張海榮通過考察1977年至1984年河北省蘇寺生產大隊記錄的“賬外賬”，呈現改革開放前后基層財務的運作和變遷情況。作者發現，蘇寺大隊為支出方便及規避稅收，將本該列入“公賬”(“大賬”)的售賣木材和磚瓦收入、購買文娛用品開銷、各類勞務支出等收支記入了“賬外賬”(“小賬”)。改革開放初期，隨著農村社隊工副業的起落與解體，“小賬”的體量由漲到消。從“小賬”的設置與變動中，可以看出處于弱勢地位的基層農村，也有其變通求生的空間。由此不難理解，計劃經濟時期基層社會管理中的“兩本賬”為何難以根除。為擺脫此類零和博弈的困局，“‘放權讓利’的農村改革便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夏林以擁有豐富煤炭資源的山西省懷仁縣為研究對象，探討其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推行歷程。在以工副業為主導的農村地區，經濟改善主要依賴工副業的發展，基層干部群眾缺乏改革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動力。與鳳陽縣相比，懷仁縣的基層干部和社員對包產到戶的態度更不積極。在這類地區，農村改革更多地具有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特點。“只有深刻認識這種復雜性，同時開展更多基于不同類型農村的個案研究，才能對中國農村改革有更加全面而立體的認識。”
龔艷、孫佳敏以深圳影視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20世紀80年代的電影體制改革。改革開放后，電影制度變遷的重要特征是從單一的宣傳工具走向“事業”和“產業”的雙重發展。深圳影視公司率先進行“轉企改制”，實行總經理負責制，落實對企業運營的責任；同時，實現了從“生產經營統管”到“以制片為主營業務”的職能轉變。這有利于其吸引電影創作的人才，還可根據市場需求調整制作方向。深圳影視公司雖然擁有時代紅利、政策支持、區位優勢等有利條件，但由于制片人才儲備缺乏穩定性、類型實踐淺嘗輒止、“廠牌”效應孱弱等原因，最終未完成“香港式”的電影產業化。
（二）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
新時代黨史研究開始受到學界關注，近年來陸續有文章發表，嘗試對新時代十多年來重大問題進行學理化研究闡釋。本年有些研究成果頗具代表性。
陳理對新時代改革的特征作了考察。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改革側重于某一方面，如農業、經濟、科技、教育等。與之相比，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的是一場全面的改革，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以及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等各個領域。其中制度建設是改革的一個重點，這是因為進入深水區的改革不得不面對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新時代改革把建章立制擺在重要的戰略位置，注重“破”和“立”的辯證統一，推動各項制度走向完善。
肖鵬、袁金輝考察了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的建設歷程。2013年以來，中央陸續出臺的自貿試驗區建設方案及相應的政策文件，涉及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政府職能轉變等多方面。這些方案和政策探索了以制度創新為核心的開放模式，推廣了一批水平較高的制度創新成果，如外商投資準入制度、數據跨境流通創新試點、自由貿易賬戶體系等。這些探索使自貿試驗區、自貿港發揮了制度創新的“頭雁效應”和改革高地作用，使營商環境得到持續優化。
杜博士、吳宗法對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研究指出，基礎研究的成果往往無法直接產生經濟價值，但其對于科學發展、技術創新、社會進步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科技創新的基礎。科技創新在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產業鏈向上游攀升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中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注入了科技動能。世界各國圍繞高端科技的競爭依然十分激烈，中國在一些核心技術領域仍存在短板。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突破核心技術壁壘，建設科技強國的重要舉措。
2024年的中共黨史研究延續了追求史學本原的特點和趨向。一方面，史料挖掘、史實考證的研究，日漸成為黨史研究新的發展動力和學術生長點。另一方面，對史料的利用和解讀更趨多元和深刻。本年有多篇文章在研討黨史研究中的經典或“舊”的議題時，盡管引用的基本上是常見史料，但通過對這些史料的重新編排和解讀，得出了有別于以往研究的新見解和新認識。這說明，多元史料的挖掘和利用，以及對史料的重新想象和解讀，在史學研究中不可偏廢。
有位黨史專家曾自信地說，只要給他比較完整的史料，就能基本上還原歷史真相，反之亦然。在他看來，還原歷史真相是史學家最重要的也許是唯一的任務。有人將此理念概括為“只說事，不說理，理在事中”。也就是說，黨史研究中得出的“理”應該以歷史上的“事”為基礎。“事”若不真，“理”則謬矣。所以，歷史學家探尋歷史真相就是追求真理。
盡管史學研究有一定的主觀性，甚至同樣的史料不同的史學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只要遵守史學研究的一般規范，就能有效地約束對史實的任意建構和對史料的過度解讀。以下四點，或許對史學初學者來說有些許助益。
其一，盡量搜集、挖掘完整和多元的史料。若關鍵史料缺失，史學家通常做法是暫時擱置或放棄本項研究，而有些學者卻不太在意史料的完整和多元，其研究的目的不是或不完全是還原歷史真相。這種做法就不太符合史學規范了。
其二，按照史料的時間順序編排大事記，以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歷史邏輯去解讀史料、建構史實。據此方法寫出的歷史，盡管不同的作者會寫出不同風格的論著，某些史實也還會有些出入，但其基本史實不太可能與歷史真相完全相左，甚至可以更加接近歷史真相。
其三，切忌生搬硬套某些新概念、新框架、新模式。有的年輕學人將史料的時間順序打亂，去遷就和滿足所謂“分析框架”“敘事結構”“運行機制”，寫出來的論著不像學術文章。在引用原始史料時，有的初學者想當然地用當代話語去概括史料，以使其更加符合作者論證邏輯的需要。這樣的研究成果，離歷史真相也許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了。
（本文作者：辛逸，華東師范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特聘教授；岳偉，華東師范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館員；滿永，華東師范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教授）
本文發表于《中共黨史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