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5周年。在上海，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在少年時代便見證風云激蕩、參加革命工作，他們既參與“戰上海”，又投身“建上海”……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他們和千千萬萬人共同努力，紅旗漫卷大上海，歷史翻開了嶄新的篇章。

遺愛般般在，勿忘締造難。在上海解放75周年之際，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與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推出“上海解放口述史”欄目，即日起陸續刊發多篇親歷者口述實錄，與讀者共同重溫紅色記憶，追尋信仰足跡，奮進偉大征程。

講述人：李仁杰，男，1932年生，全國關心下一代“最美五老”，曾任長寧區委書記。

為革命鋸鐵鏈離家出走

我老家在無錫，小時候正逢抗戰全面爆發，日軍打到無錫，我們家一路逃難到了上海。我父親在一家紗廠當總務主任，把機器運到上海后重新建廠，我們也就定居下來。

1946年10月，我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學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14歲。1948年2月，我擔任南洋模范中學黨支部委員，并被選為全校學生自治會主席。

少年時期的李仁杰

由于參加地下黨的活動，我遭到學校多次警告，最后被父親鎖在了家里。我們家有兩層樓，我被關在二樓一個10平方米的小房間里。父親上了兩把鎖，一把鎖在門上，一把鎖在我的腳上。我悄悄用小工具鋸斷了腳上的鏈條，又跟母親說想下樓吃飯。趁母親在后廚，我翻過鐵門離開了家。再次回家，已經是上海解放后的事了。

1948年9月，因我的地下黨工作暴露，組織安排撤退到蘇北解放區。我們一行6人先從上海乘火車到鎮江，再乘汽車到揚州，接著到了高郵，然后坐船渡過京杭運河。路上為了掩護身份，我們三男三女扮作未婚夫妻，中間還發生過一些插曲。那天晚上，國民黨警察來旅店巡查，問話時發現兩個同志關于訂婚的說法不一樣，就產生了懷疑，準備把我們都帶到警察局。好在護送我們的交通同志穿得很像國民黨政府官員，警察以為我們家長是國民黨政府里的，怕“大水沖了龍王廟”，再加上我急中生智，把同志的話圓過去了，他們也就放過了我們。

接管好上海意義重大

經過兩個多月的跋涉，我們終于來到了蘇北的合徳（今射陽）。當時合徳是華中黨校所在地，校長由蘇北區黨委書記陳丕顯同志兼任。我在黨校接受了短暫的學習，就被派任蔣管區的地下交通員。在進解放區時，應組織要求，我改原名謝紹申為李仁杰。

1949年1月1日，我和另一名交通員從益林乘船出發，經仙女廟到無錫，找到組織，接上關系，接送從上海撤退到解放區的技術人員及家屬。其時已是3月，國民黨封鎖長江，我們從丹陽轉赴鎮江，白天偵察地形，半夜偷渡，返回華中黨校。

說起來，國民黨那時候真是腐敗得不得了。他們控制了沿江幾十里長的地帶。我們上岸后，一個國民黨軍官來接洽，說只要交錢就能放行。我們給了錢，由另一個軍官押著船，一路跟各崗哨打招呼，就這樣把我們送到了解放區。

李仁杰夫婦

5月1日，我們渡江赴丹陽。為了準備解放上海，黨中央要求凡是從上海到解放區的地下黨，一律回去接管上海，加上由解放區抽調的干部，組成“南下干部縱隊”。我們是南下干部第2縱隊獨立支隊第5大隊。大家學習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紀律，認識到接收好、管理好、建設好上海這樣一座城市意義十分重大。當時對我們教育很深的是一次陳毅同志的報告。他針對極少數人進丹陽城時軍風紀不整齊的情況作了嚴肅的批評，指出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一定要有鐵的紀律。當時還專門成立了軍風紀檢查隊。

丹陽集訓，陳毅就入城紀律問題發表的重要講話（上海市檔案館藏）

5月25日半夜，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傳來：人民解放軍已經在上海從西郊攻入市區！26日，我們從丹陽乘火車到南翔，地下黨的同志組織了車輛來接我們。27日清晨，我們來到上海交通大學，住在新文治堂。當時這個禮堂還沒建成，桌椅等都沒有，我們都睡在水泥地上。

根據部署，南下干部按照黨、政、軍、群眾團體等系統開展接收工作。我們分在青年團系統，先接管陜西南路三青團的一處房子，又到余慶路接管漢奸任援道的房子，也就是在這里開始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南一區工作隊。之后，我也被分配到區里，隊長是錢其琛同志。錢其琛是地下黨區委的領導同志，他以身作則，平時寫材料、作報告都是親自動手，也很注重深入群眾。在他領導下工作的經歷讓我受益終身。

李仁杰與錢其琛（右二）

與廣大青年打成一片

那時我們的工作主要是發動廣大青年積極投身黨的中心工作。比如1949年6月，上海已經解放了，人民幣也成為法定的流通貨幣，但銀元仍在流通，販子很活躍，破壞市場秩序，價格持續攀升。為此，全市組織打擊銀元販子，我們也發動團員、積極分子到街頭進行宣傳，形成強大的政治攻勢，一場“銀元之戰”以我們的勝利告終。此外，我們還組織團員、青年參加慶祝上海解放的大游行和參加軍干校等等。

組織工作方面，解放前交通大學等學校都有地下黨組織，我們公開這些組織，并開始建立青年團組織，發展團員。沒有地下黨組織的學校，我們通過發動群眾，發展培養積極分子，建立團組織。1950年，又到工廠等單位開展建團工作。我們還發動黨員和積極分子參加南下服務團和西南服務團。我負責組織和秘書工作，通過各個渠道，輸送了數百人參加革命工作。

做好青年工作，其實也沒什么訣竅，關鍵就是用心。我們當時花了不少力氣向青年作報告，這些報告往往緊跟時事形勢，能夠啟發青年思考，引導他們進步。另一方面就是關心青年的切身利益。比如他們當時缺少學習機會，我們就組織他們進夜校學習，以便他們在工作之余增長知識，還關心他們的婚戀問題等等，總之就是跟青年打成一片。這些工作得到了黨委的肯定。截至1956年，我們長寧區建立了2個團委、46個總支、602個支部，共有13824名團員。

回過頭去看75年前的上海，變化真是天翻地覆！剛解放時，老百姓對新政權還是將信將疑的態度，之后通過一件件大事小事，他們看到中國共產黨是真正為百姓做事的，民心也就穩了。后來我在市、區工作，始終不忘的正是當時那份一切為了人民的初心。

對于當今的青年，我想說：首先要有志向，為國為民、胸懷天下，做一個“大寫的人”；其次要有知識，有本領，這樣才能為國家作出貢獻；最后要有強健的體魄，真正擔負起時代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