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人：虞頌元，男，1923年生，上藥集團離休干部

我是浙江慈溪人，年少時來到上海求學。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我正在震旦大學化工系讀書，因為經濟上的困難，只得中途退學。1942年，我進入中國生物化學制藥廠，在制造部（相當于原料合成車間）當練習生，其實就是最底層的工人。

那時候，我們每天要接觸各種易燃易爆炸的化學品，沒有保護設備，一不小心就會發生事故。廠方實行侮辱人格的抄身制，出門都要搜查，還規定男女工人不能在廠里交談。每月工資只夠買30斤大米，像我這樣的年輕人連填飽肚子都成問題。

虞頌元在中國生物化學制藥廠時的工資單。當時通貨膨脹嚴重，26000元月薪只夠買30斤大米。

從學校到工廠，我對社會了解很少，又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心中很是苦悶，感到前途迷茫，當然不愿就此下去，但出路何在呢？

轉折發生在1943年底。我聽說上海藥劑生聯誼會創辦了一所藥學補習學校，這剛好能滿足我多學些專業知識、改善目前處境的迫切愿望，于是我在1944年2月考進藥學補習學校，成為二年級插班生，同年7月畢業，是第四屆畢業生。

藥學補習學校學生們自發出版的刊物

當時我還不知道，藥學補習學校是在上海新藥業地下黨領導下創辦起來的。學校里的同學中有不少黨員和積極分子，當然更多的是我這種青年職工。我們以前除了接觸本單位同事外，很少有機會接觸社會，也沒有條件與同行往來。藥學補習學校為我們開辟了一個新天地。學校雖然是業余的，但治學嚴謹、管理正規。為我們授課的老師們不但專業水平高，還熱心教學，一心培養新藥業青年職工成為有用之才，推動醫藥事業發展。

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政治思想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每天晚上下課后同學們都結伴回家，邊走邊談，談生活上的困難，談工作中不稱心的事，也談個人前途，談國家命運。在這些談話中，我得到了很多啟發和幫助，開始擺脫個人的小圈子，視野變得開闊起來，對社會上許多不合理現象有了更深的認識，逐漸產生了對革命的向往。可以說，在藥學補習學校，革命的種子開始發芽。有的同學畢業后就去根據地加入新四軍，有的成為本單位的職工運動骨干和積極分子，走上革命道路。

1944年夏天畢業后，我感到悵然若失。這時，我在藥學補習學校的同學介紹我到藥劑生聯誼會圖書館去工作，在那里我認識了錢乃正、程功章、趙天佑等地下黨員同志。我定期到圖書館值班，閱讀了許多進步書籍，包括魯迅、巴金、鄒韜奮、高爾基等人的作品，這些書籍對我教育很深。我還讀了很多社會科學方面的書，趙天佑同志也不斷幫助我提高覺悟。1946年初，我寫下入黨志愿書，加入了新藥業地下黨支部。

年輕時的虞頌元

此后，我努力學習，勤奮工作，在青年中起帶頭作用；參與文體活動，吸引青年到集體中來；組織圖書館活動，鼓勵行業青年多汲取精神食糧，適時傳播進步革命思想，在廣泛交友中發現進步青年，發展先進骨干。

很快就到了上海解放前夕。當時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密切配合解放軍，組織開展宣傳活動。1949年5月25日，我們來到南京路進行大規模的宣傳。還記得我們就在新新公司門口宣傳黨的政策，傳遞黨的聲音，呼吁大家堅守崗位，共同迎接上海解放。我們還把黨的政策油印成傳單，沿途發送，吸引了很多人。

在新新公司門口宣傳黨的政策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其實早就前兩天，很多地方已經解放了，路上有很多解放軍，沒解放的區域還封著路。到了27號早上，我們起來一看，所有的路都通了。我趕緊去找其他同志，大家都高興得不得了。

1949年年底，按黨組織通知，凡沒有進行過入黨宣誓的同志，參加在上海文化廣場舉行的集體入黨宣誓，我就是那時進行的入黨宣誓。曾經不敢大聲說出的誓言，穿透了漫長的黑夜，與無數在黑暗中攜手前進的同志一同喊出，打破了恐怖與枷鎖，不再蟄伏與靜默，厚積薄發，驚天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