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

可見，中國式現代化就是既有各國現代化共同特征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它作為一條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首先是毛澤東帶領全黨全國人民開辟的；作為一個概念，首先是鄧小平提出的；作為一個理論，首先是習近平總書記加以系統總結和完整闡述的。

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習近平總書記概括出了五條，即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

只要回顧陳云在新中國成立后主持領導全國財經工作的實踐和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探索與論述，便不難看出他對于這五大特色，無論在認識上，還是在對策與構建上，都拿出過自己的獨到見解，作出過自己的獨特貢獻，成為留給黨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1.關于人口規模巨大

說中國人口規模巨大，是相對于先行現代化的歐美發達國家和爭取現代化的絕大多數亞非拉欠發達國家而言的。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大特色之一，也是它的最大難點之一和巨大優勢之一。正因為人口眾多，中國在現代化建設中的資源尤其農業資源和某些礦產資源，以及取得的建設成就，無論絕對數有多大，只要被巨大的人口數一除，都會變成很小的數字。另外，現代化的發展勢必會在一些領域減少用人，會給就業造成暫時的壓力。這些無疑都是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挑戰，給現代化達標提出了比其他國家更為艱巨的任務。同時，正因為人口眾多，也會為現代化建設提供比其他國家更多的人力資源，取得的成就也會更加耀眼，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高等教育普及的條件下，形成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超大規模市場和超大規模人才隊伍，從而為現代化建設提供更強大的動力，發揮更大的優勢。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提出：“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對于中國人口眾多的特點，陳云將其概括進了他所總結的九字國情，即“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他之所以把人口多與耕地少、底子薄聯系在一起，一方面因為我們的工業化、現代化建設是在農業生產力落后尤其糧食商品率低下和經濟基礎薄弱的條件下進行的；另一方面，也因為只有認清這個事實，才能真正做到把農業和民生放在工業化建設的首位，始終重視糧食生產，關心人民生活，特別是市場供應。

陳云說：“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在什么情況下進行的。講實事求是，先要把這個‘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過去總說我們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把自己放在蘇聯型和美國型、加拿大、澳大利亞型上，這是一種錯覺，因為我們國土面積雖然大，但耕地少，是人多地少的國家，是屬于日本型和德國、丹麥、荷蘭型的國家。他反復強調，近代中國遭受了帝國主義上百年的侵略和連續40年戰爭，經濟基礎十分薄弱，是一個經濟落后和貧困的國家，糧食不充足是我國較長時期內面臨的一個基本狀況，改革開放開始時仍然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進行建設的。他指出：“我們必須認識這一點，看到這種困難。現在真正清醒認識到這一點的人還不很多。”

1954年9月，陳云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關于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問題的報告

為了從這個國情出發搞工業化建設，陳云除了較早提出要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過快增長外，一再告誡大家，“中國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資金不足。因此，農業生產趕不上工業建設的需要，將是一個長期的趨勢，不要把它看短了”。他為此先后提出過“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搞經濟建設的最后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以及“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等著名論斷。在強調農業生產中，他尤其重視糧食生產，強調“十億人口要吃飯穿衣，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無糧則亂’，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

2.關于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區別于資本主義那種以資為本、實行資產階級所有制的現代化道路的另一種選擇。在社會主義社會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里，生產資料是公有的，或者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這就決定了在這種社會里的生活資料是按勞分配的，或者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說：“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只要堅持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就不可能兩極分化，就必然是共同富裕；只要實行中國式現代化，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就必然是“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完全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在那種歷史條件下，陳云對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共同富裕的問題，主要是從那時的歷史條件出發，從有利于占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出發，比較多地強調促進城鄉交流，增加農民收入和城市市場供應，防止通貨膨脹，穩定物價，對與城鄉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物價實行必要的財政補貼。

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經過長期戰爭、原有城鄉交流關系被打亂的局面，農村土特產收不上來，城里廉價工業品銷不下去，嚴重影響廣大農民的生活。為此，陳云在制定1951年財經工作要點時，把城鄉交流作為了其中的第一項。他解釋說：城鄉交流“是歷史上沒有一個政府提出過的，但卻是關系全國人民經濟生活的一件大事，我們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單去搞收支平衡，那么老百姓雖然也喊‘萬歲’，但因與他們的實際關系不大，就會喊得不起勁。”“如果沒有廉價的工業品供應農民，并且把他們的土產推銷出去，那么工農聯盟就不能鞏固，農民就會說：‘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都很好，但是雞蛋賣不出去，桐油跌價，那就不好。’……解決這些實際問題就是為人民服務，不解決實際問題談為人民服務，則是空話一句。”

1955年10月2日，陳云在中共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上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發言

在大規模工業化基礎建設開始后，我國對糧棉等主要農產品實行了統購統銷政策。陳云之所以主張實行這個政策，主要考慮之一是為了穩定市場物價。他指出：要做到物價穩定，一靠紗布，二靠糧食。紗布和糧食相比，糧食更重要。因為，勞動者的收入，用在吃的方面的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用在穿的方面的只不過占百分之十左右。“吃的東西，如蔬菜、豬肉和雞蛋等，價格統統是跟著糧價走的。糧價漲了，物價就要全面漲。物價一漲，工資要跟著漲。工資一漲，預算就要超過。這樣一來，就會造成人心恐慌，人民政府成立以后老百姓叫好的物價穩定這一條，就有丟掉的危險。”1956年，他兼任商業部部長，在部黨組會上說：“我們是從事社會主義商業工作的，不能沒有政治觀點、群眾觀點和生產觀點。……商業工作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六萬萬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系到廣大的城鄉人民對我們是否滿意。”“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應問題，其意義絕不在建設工廠之下，應該放在與建設工廠同等重要的地位。……我們共產黨領導革命成功，社會主義建設也能搞，如果連蔬菜問題都解決不了，還成什么樣子！”

要保證物價穩定，勢必涉及物價補貼。在這個問題上，陳云的一貫主張是，對少數人需要的商品可以隨行就市，但對多數人需要的商品，一定要有必要的補貼。他強調：“穩定蔬菜價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購買力愈低的人，對這個問題就愈關心。”改革開放后，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物價改革的問題，但他仍然主張改革時要采取既積極又穩妥的方針。在審閱黨中央和國務院有關文件時，他曾兩次建議刪去有關物價與價值要一致、物價與工資要掛鉤的內容。他說：這些話寫上去，會引起調高價格的猜測，弄得人心不安。價格與價值應當符合，但是現在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不能不背離。比如，進口糧食是要貼錢的，即使按照糧食進口價賣，我們還要貼錢。然而，糧食賠了錢，市場穩定了，市民有肉吃，有菜吃，使我們有時間搞體制改革，有條件發展經濟作物。錢從那里賠了，又從這里拿回來。西德的資本家對煤炭有補貼，在這里補，從別的地方收回來。如果馬克思活到現在，“他也會贊成保持一種合理補貼的社會主義，即小的方面不合理，大的方面仍然是合理的”。“農副產品價格是浮動的，有升有降；工業品隨著經濟效益的提高，有些也會降價；而工資一般說來，只能升不能降。因此，工資和物價不可能掛鉤。”最后，那兩個文件的改定稿都采納了他的意見。

1988年，黨中央醞釀更大幅度的價格和工資改革，總體思路是在5年時間里，每年價格上漲10%，人均收入增加11—14%，以期初步理順價格關系。對此，陳云明確表示不贊成。他分別對中央有關領導同志說：“物價每年上漲10%，連漲5年，我打個很大的問號。”“物價連續上漲10%，影響面很大。……物價上漲后不拿工資的農民怎么辦。”然而，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聽不進這個話，堅持認為“物價這一關非過不可”，并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通過了價格、工資改革方案。方案基本內容在報上一經公布，立即引起居民恐慌，出現全國性搶購和提款風潮，物價猛漲到百分之二十多，迫使國務院發出緊急通知，進行解釋，并表示銀行將開辦保值儲蓄。之后，陳云再次強調：“國家財政補貼取消不了。暗補、明補，都是補貼。在我國，還是低工資、高就業、加補貼的辦法好。這是保持社會安定的一項基本國策。”

3.關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

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是否協調發展，同樣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顯著區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贏利乃至超額利潤為目的，導致整個社會以金錢為中心。競爭中的勝利者往往會追求享樂，甚至窮奢極欲；失敗者則往往變得精神頹廢。而政府為了延緩經濟危機，減少民眾反抗，不僅不會禁止紙醉金迷和賭博、吸毒等社會病，相反還會提倡自私自利、貪得無厭、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社會風氣。而社會主義社會以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為前進方向，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質量為奮斗目標。因此，它不但要創造高度的物質文明，也要創造高度的精神文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也要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也要發展私營經濟，但主導國民經濟的仍然是全民所有制，市場經濟仍然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聯系，仍然要防止和抑制私人資本的無序擴張和野蠻生長。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內的競爭，最終目的是為了增加社會財富，增強國家實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社會在精神層面上，必然是關心人的思想，提倡社會主義的覺悟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崇尚勤勞、節儉、積極、向上、團結、互助等美德，反對一切向錢看和損人利己、巧取豪奪、享樂主義、精神頹廢。

改革開放后，由于種種原因，一度出現了精神污染和某些社會丑惡現象。為此，我們黨自“十二大”以來一直致力于抓精神文明建設，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精神領域、意識形態領域上的總體形勢一直十分復雜、嚴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在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識形態工作。在這方面，我們有過深刻教訓。”他強調：“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我們不斷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不斷夯實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質條件，同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傳承中華文明，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

陳云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重新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并兼任新成立的中紀委第一書記。在這個崗位上，他對精神文明建設主要是從扭轉社會風氣和黨風方面加以關注的，著重強調的是要用加強黨的建設引領社會風氣的好轉，用發揮中央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的帶頭模范作用促進精神文明的建設。他指出，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消極現象不可避免，原因在于要引入競爭機制，就會出現“種種為謀取小公和個人利益而損害國家利益的不正當手段”。對此，他在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書面發言中說：這種情況是不奇怪的，“不必大驚小怪”，但“如果我們不注意這個問題，不進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這些現象就有可能泛濫成災，敗壞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因此，我們在抓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必須抓精神文明建設，兩個文明一起抓。只要我們的頭腦是清醒的，看到這些現象，并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這些消極方面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對外開放，不可避免地會有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作風的侵入。這對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是直接的危害。”“忽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我們的整個事業就可能偏離馬克思主義，偏離社會主義道路。那種‘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資本主義哲學，那種不顧國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就是危害社會主義事業的因素。”

1982年9月13日，陳云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講話

怎樣才能在加強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呢？陳云認為，首先，需要全黨特別是各級黨委對這個問題從思想認識上引起高度重視；其次，必須從端正黨風抓起；再次，要從嚴治黨。他在改革開放伊始就提出了“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著名論斷，主張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強調“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存在‘松綁’的問題。沒有好的黨風，改革是搞不好的”。為了貫徹從嚴治黨的方針，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和建議，總的精神是要加強對黨員的共產主義思想和愛國主義的教育，要建立黨風治理責任制，高級干部特別中央領導機關、領導同志在黨風好轉中要起模范帶頭作用。他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號召所有高級領導人員，“在教育好子女的問題上，給全黨帶好頭。決不允許他們依仗親屬關系，謀權謀利，成為特殊人物”。他還批示：“中央要求北京的黨、政、軍機關，在實現黨風和社會風氣根本好轉中做表率。我建議，做表率首先從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和國務院的各位同志做起。”

4.關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如何對待人和自然的關系，也是社會主義區別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決定了它必然為了追逐利潤的最大化而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不顧及環境污染；同時，必然會為了延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而提倡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刺激社會“過度消費”，從而造成自然資源更嚴重的浪費，生態系統的進一步失衡。隨著科技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的覺醒，先行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也開始注意保護本國的資源和環境，但卻把資源與生態危機向不發達國家轉移，不僅大肆掠奪那里的資源，而且把各種有毒垃圾向那里傾倒，結果把污染擴大到了整個地球。

我國自從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來，一直十分重視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問題。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號召勤儉建國、節約辦一切事業，提倡植樹造林、綠化祖國，發展水力發電，加強農田基本建設。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是把“綠色”作為新發展理念中五個要點之一，把“美麗”納于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五個前置詞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大都經歷了對自然資源肆意掠奪和生態環境惡性破壞的階段，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往往造成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嚴重問題。我國人均能源資源稟賦嚴重不足，加快發展面臨更多的能源資源和環境約束，這決定了我國不可能走西方現代化的老路。”他強調：“無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壞自然必然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我們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自然和生態環境，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1960年10月24日，陳云視察河南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

陳云主持和參與領導財經工作期間，基本處在中國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初期和中期。那時，一方面工廠建的還不多，對資源的開采和環境的污染還不十分明顯；另一方面，資金不足在客觀上也制約了對污染的防治。但資源節約和污染防治問題，仍然較早地引起了他的重視。他不斷強調和提醒大家，要注意水資源的保護和節約，對付旱澇要蓄泄兼顧，以蓄為主；對于防治污染，要從設計時就開始，防害于先。他明確提出，要“把計劃用水、節約用水、治理污水和開發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糧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把治理污染、保護環境作為“我國的一項大的國策”。

5.關于走和平發展道路

是靠發動戰爭、掠奪殖民地和國外資源、在世界爭奪霸權來搞現代化，還是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自力更生，加上國際合作來搞現代化，也是資本主義特別是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顯著區別之一。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就制定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倡導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同時，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為我國進行和平建設爭得了長達數十年的有利國際環境。進入新時代以來，人類既處在一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期，又處在一個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時期，同時，也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期。面對新形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發揮歷史主動性，倡導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加強調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走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是我們的制度決定的，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文化傳統決定的，也是對當今國際形勢、時代潮流冷靜分析所決定的。他強調：“我們渴望和平，但決不會因此而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會拿國家的核心利益做交易。能戰方能止戰，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這就是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就是說，走和平發展道路不能靠乞求，必須通過斗爭去爭取。

1956年9月24日，陳云在北京會見瑞典共產黨代表團

陳云在主持全國財經工作和擔任黨中央領導集體成員時，中國先是處在抗美援朝的戰爭環境，后來又長期處在被帝國主義封鎖、禁運和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環境下，以及與蘇聯關系破裂的環境。在那種歷史條件下，為現代化建設爭取走和平發展道路，他更多地是強調國內建設要服從抗美援朝戰爭的需要，就是說，只有抗美援朝戰爭早些勝利，才能使國內建設早些取得和平的環境；強調中蘇兩國關系的正常化即使在“三大障礙”沒有排除的情況下，也要在經貿等問題上進一步改善和發展關系，就是說，中蘇兩國盡早改善和發展經貿關系，不僅對雙方有利，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強調帝國主義的本性并沒有改變，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并沒有過時；要警惕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所謂“和平演變”，就是說，要用社會主義的正義的兩手對付帝國主義的兩手，通過斗爭贏得真正的和平。

陳云逝世到現在已經過去了近30年，國內國際形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陳云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與論述，許多已不再適用，但他在探索與論述中表現的方法論，以及得出的許多原則性結論，對于啟示和指導今天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在長達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陳云同志為新中國的建立、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確立、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建立的功勛，黨和人民將永遠銘記。”“陳云同志身上表現出來的堅定理想信念、堅強黨性原則、求真務實作風、樸素公仆情懷、勤奮學習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永遠銘記陳云同志的豐功偉績，學習陳云同志的可貴精神，沿著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們開辟的道路不斷前進，為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努力奮斗，以陳云研究的高質量成果，迎接陳云同志誕辰1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