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100年前的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中共四大的召開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問題認識的取得重大進展：在總結建黨以來尤其是國共合作一年來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與工農聯盟問題，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規定。從學理上看，中共四大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完型。

中共四大紀念館內景

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意識的樹立，是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組織的完型標志，中共四大確定“群眾性黨”的建設目標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參與和領導中國革命方式新思路，為迎接嶄新的國民革命做好了準備。

1無產階級政黨完型的要素構成

政黨是近代社會出現的組織形態，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團體。所謂“政黨完型”，指的是一個政黨具有了完備的組織形態。馬克思主義建黨思想對無產階級先進政黨提出過明確的要求，包括以下幾個主要的方面。

第一，必須具有先進的理論指導和科學的思想武裝。恩格斯指出：“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觀作為理論的基礎。”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堅強的社會主義政黨，因為革命理論能使一切社會主義者團結起來，他們從革命理論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們能運用革命理論來確定斗爭方法和活動方式。”

第二，必須樹立明確的革命綱領。馬克思主義強調：“新的黨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積極的綱領，這個綱領在細節上可以因環境的改變和黨本身的發展而改動，但是在每一個時期內都必須為全黨所贊同。只要這種綱領還沒有制訂出來或是還處于萌芽狀態，新的黨本身也將處于萌芽狀態；它可以作為地方性的黨存在，但還不能作為全國性的黨存在；它將是一個潛在的黨，而不是一個實在的黨。”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外界就根據它來判斷這個黨的性質。

素描《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大會上》（顧盼繪）

第三，必須形成革命的斗爭策略。列寧認為，如果只是一個理論家小組，可以沒有以對目前政治形勢的估計為基礎、能夠確切回答當前的麻煩問題的策略路線，“但是一個正在行動的政治團體就不能沒有這樣的策略路線”。斯大林指出：“我們黨有自己的綱領（運動的最近目的和最終目的），有自己的策略（斗爭方式）和自己的組織原則（結合形式）。綱領觀點、策略觀點和組織觀點的一致是我們黨賴以建立的基礎。”

第四，必須有嚴密的紀律和組織原則。制定黨的章程，遵守組織約束，堅持民主集中制，都要求有嚴密的紀律規定為保障。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甚至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鐵的紀律”來保障組織成員的思想和行動統一。恩格斯指出：“為了進行斗爭，我們必須把我們的一切力量擰成一股繩，并使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個攻擊點上”。

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建黨思想體現出無產階級政黨超越其他一切舊政黨的先進性。從這些建黨思想看，無產階級政黨不只是一個組織形式的問題，更是一個包括思想理論、革命綱領、斗爭策略和組織紀律等一系列要素在內的形態構建。

2中共三大沒有最終實現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完型

中國共產黨具備了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的建立要求，它的發展顯示了如上恩格斯所說的“萌芽狀態”的過渡和從一個“潛在的黨”向一個“實在的黨”的完型過程。即便中共三大形成了統一戰線的策略，但并未實現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完型。

中共一大宣告了形式上的組織誕生，標志著組織形式的確定，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歷史實踐的開始。然而，僅有一個組織形式上的名義對政黨的建立并不重要，中華民國初年數百個政黨都曾有過組織形式的確定，而后卻絕大多數都銷聲匿跡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本質上不同于中華民國初年的政黨組織，它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和社會力量，它所堅持的思想理論和革命取向，顯示了其將在中國社會實踐中長期發揮作用的規定性。中國共產黨組織形式的確定，代表著一種新的社會力量的誕生，標志著新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轉變。這種革命主體力量的轉變必然意味著政黨組織的性質轉變，這種新舊革命的轉變必然意味著政黨組織的面貌轉變。之所以說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這一組織從誕生之日起就與一切舊政黨有著根本的不同，它不是一個組織形式的符號，而是一種新興政治力量興起的載體。因此，中共一大宣告黨的誕生無疑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但一個呱呱落地的新生兒能不能存活下來？靠什么存活？需要進一步接受考驗。

油畫《在黨的一大會議上》（陳逸飛、邱瑞敏繪）

中共二大區分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這是在組織形式確定后向政黨完型邁出的重要一步。中共一大最早的綱領表現出明顯的政黨稚嫩，突出的地方就是直接將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的觀點移植為黨的行動綱領，沒有結合中國國情確定自身的具體目標。這個問題在一年后的中共二大得到了解決，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的區分使黨明確了當前任務和遠大理想的奮斗步驟，符合中國的實際。也正因為這樣的區分，政黨完型才有了更為具體的發展。為了執行和完成最低綱領規定的任務，需要解決策略方針問題。黨怎樣參與和領導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必須依靠什么樣的主體力量？斗爭的主要矛頭應該是哪些對象？這些問題不解決，政黨就難以正確地開展活動。中共二大后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的思考和研究，促進著中國共產黨從稚嫩逐漸走向成熟。

中共三大確定了統一戰線的策略。從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出發，中國共產黨采取團結和聯合一切革命力量的策略是正確的選擇。黨內對采取這個策略有個認識的過程。中國共產黨剛成立時主張排除與其他力量的聯合，“對現有其他政黨，應采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1922年4月6日，陳獨秀致信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明確表示反對共產黨和青年團加入國民黨。這個主張不久就有了變化。同年6月1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時局宣言，承認國民黨在現存的各政黨中算“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較是真的民主派”，認為“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這個認識的變化為統一戰線策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催促下，中共黨內雖然在與國民黨合作的方式上還有一些分歧，但中國共產黨必須采取革命統一戰線策略的思想認識上則形成共識，并在中共三大上形成決議。這是中國共產黨逐漸成熟起來的表現。

然而，與國民黨合作的統一戰線策略只是解決了聯合革命力量的組織形式問題，并未真正解決中國共產黨加入和領導中國革命的方式以及路徑問題。隨著國共合作實踐的展開，革命的方式以及路徑問題立刻暴露出矛盾。以國共合作為形式的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秘密狀態走了出來。這個情況的變化使中國共產黨便于更廣泛更深度地加入中國革命運動中去。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是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中共一大成立時的50多名黨員，主體也都是知識分子。因此，黨的組織在什么方位上進行定位是一個需要明確的問題。中共二大制定的《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作出了初步的回答：“我們既然不是講學的知識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們便不必到大學校到研究會到圖書館去，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斗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這樣一個“群眾黨”的建設思路，提出的就是革命的方式和路徑問題。在走出秘密狀態后，囿于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實踐，黨最先努力的方向是將國民黨改造成為一個群眾性的革命政黨，認為共產黨“在勞動群眾中須有大規模的國民運動的宣傳，擴充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國民黨還有許多手工廠的無產階級，手工業者及工商業的職員，可以做很廣泛的行動的基礎。我們黨的能力現在很有限，很不容易在這幾種民眾里有很大的工作；而且這許多民眾里，大致都適宜于用國民黨的宣傳”。很明顯，在統一戰線策略確定后，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出發點還是希望改造國民黨，將聯系和發動群眾的期待寄予國民黨身上。這種以國民黨為國民革命領袖地位的認識，很大程度束縛了中國共產黨加入革命的方式和路徑的明確。這個問題不解決，很難說中國共產黨實現了組織完型。

3中共四大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完型

1925年1月11日至1月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這次大會初步總結了建黨以來的經驗教訓，特別是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從理論上把有關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加以系統化，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雛形。中共四大的重大意義在于它解決了黨加入和領導中國革命的方式和路徑是什么的問題。中共四大最突出的意義是樹立了將黨建設成為群眾性政黨的鮮明意識，會議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加強黨的建設，使黨的建設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共四大召開前后，組織和發動群眾運動的思路清晰地浮現出來。隨著國共合作實踐的開展，一系列的矛盾開始暴露出來。其中主要的問題是黨與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是什么關系、黨怎樣對待農民運動、中國社會各階級對國民革命的態度有什么差別、黨在國民運動中居何種地位等等，核心是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中共四大之前，黨內圍繞上述問題展開了深入的研究，為中共四大的召開奠定了基礎。

中共四大議決案及宣言

中共四大的主題突出了如何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如何加大宣傳、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的力度，樹立了領導和發動工農革命的斗爭方向。中共四大對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問題形成的認識，是解決黨如何參加和領導中國革命的方式和路徑這個根本問題的關鍵。中共四大指出：“最近在中國之解放運動的全部進程上和我黨對于這個運動之積極的參加，實要求我們與勞動群眾和革命的智識分子——不能以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的國民黨之政策為滿足——之關系日緊一日。因此，引導工業無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革命的小手工業者和智識分子，以至于鄉村經濟中有政治覺悟的農民參加革命，實為吾黨目前之最重要的責任。”這里明確指出國民黨的性質為資產階級民主政黨，它的政策已經不能滿足飛速發展的革命形勢，所以，黨不僅要在工人群眾中做工作，吸收黨員，還要深入到農民、學生、兵士、知識分子、小手工業者等一切受壓迫的群眾中開展宣傳教育，擴大黨的影響，增強黨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吸收其優秀分子入黨，向建設群眾性政黨邁進。這就表明，中國共產黨發展到中共四大，形成了從“秘密狀態”轉向公開亮相，從一個“潛在的黨”轉變成一個“實在的黨”，從知識分子建立的政黨組織轉向“群眾黨”的發展目標。

中共四大以喚起工農，掀起大革命高潮為任務，并突出樹立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加強鞏固工農聯盟的意識，這不僅僅是建設群眾性政黨意識樹立的兩大理論基石，同時也是黨開展工農運動，領導促進工農革命風暴掀起實踐思路形成的理論依據。中共四大提出的思想理論顯示了黨的成熟，其正確性為日后的革命實踐所證實。中共四大以后，掀起了席卷全國的五卅反帝風暴、史無前例的省港工人大罷工、北伐戰爭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革命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向了高潮。中共四大以后，黨員迅猛增長，中共四大召開后8個月，即1925年9月，黨員發展到3164人，到1927年5月，黨員人數已經達到57967人。其中工人占53.8%，農民占18.7%，知識分子占19.1%，軍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4.2%。中共領導的工會會員，中共四大召開時只有唐山和上海等地的少數鐵路工人和礦工，中共五大前已發展到280萬；農民協會會員，中共四大時只有廣東20萬有組織的農民受黨領導，中共五大前已發展到972萬會員。中國共產黨開始由小團體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群眾性政黨。

作者齊衛平系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終身教授；張玉菡系中共一大紀念館·上海大學國家革命文物協同研究中心協同辦公室主任、中共一大紀念館陳列研究部主任。

文章原標題為《論中共四大與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完型》，略作刪改，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