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地下黨緊緊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對新四軍給予多方面支援，使上海成為新四軍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回望抗戰崢嶸歲月，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全民族的風雨同舟、肝膽相照。

先看輿論支援。

1937年10月，新四軍皖南軍部印刷廠廠長兼交通員陳吉昌來到上海，帶來大批宣傳新四軍的照片和文章，并通過上海地下黨主辦的進步刊物《譯報》及《譯報周刊》，向上海人民詳細介紹新四軍英勇抗戰的事跡。

“他們的槍支凌亂不一，有些已是鋸去了半截的，也有只能開一二槍就再不能發射的……從去年六月十五至八月十五，我們就已大小一共打了三十多次仗，平均每二天打了一次，都是獲得勝利的。”這是《譯報周刊》特刊對新四軍在艱苦條件下取得不俗戰績的介紹。這一期的封面還專門刊登葉挺軍長照片，圖文并茂地宣傳新四軍的主要任務是“打破敵人江南統治的迷夢”，讓廣大民眾“在黑暗中看到了燃燒著的火把”。

1938年，《文獻》月刊出版發行。作為首個以文摘形式介紹抗戰內容的資料性刊物，其所選載的文章主要來源于上海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報刊。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文獻》卷三刊載馬駿寫的《戰斗中的新四軍》，詳細介紹了新四軍的改編經過及主要戰斗任務，先后列舉了新四軍先遣部隊及3個支隊從1938年5月起挺進日軍后方、給予日軍沉重打擊的情況，盛贊新四軍是一支獲得民眾敬愛的鐵軍。

這一時期，美國記者杰克·貝爾登也給《申報》英文版、《良友》畫報和《大美晚報》等提供了多篇關于新四軍的圖文報道，內容涉及新四軍的政治工作、軍營生活、戰術訓練、軍民關系等。杰克·貝爾登認為，與國民黨軍相比，新四軍執行了正確的抗日政策方針和堅強的政治思想工作，官兵具有強烈的自我犧牲精神，“作戰異常勇猛”。之后，杰克·貝爾登將采訪所得的材料以及其他外國記者關于新四軍的報道，整理為《成為時局中心的新四軍》一書。

再看人力支援。

1937年11月，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重建。之后，中共中央明確指示：“江蘇省委應派一些得力干部到新四軍戰斗的地方去，并從上海有系統動員學生、工人、積極分子、革命分子、黨員到那里去工作。”

上海淪陷初期，楊樹浦及北四川路一帶涌入大量難民，中共江蘇省委隨即開展動員難民參與新四軍的工作。比如，成立難民收容所，組建難民委員會，重點加強對難民的抗日教育、階級教育。難委會負責人周克編寫的國語教材第一課名為《我們偉大的祖國》，每逢紀念日還會召開小組座談會、舉行公開報告會和討論會，有力激發了難民的抗戰熱情和階級覺悟。

難民收容所的主要活動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可以說是一個“小解放區”。其中，逾20個收容所成立秘密黨支部，發展了一批積極分子入黨，最終共產黨員數量一舉增至300余人。四年間，累計輸送3000人到新四軍和其他地區參與抗日斗爭。

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的命令。中共江蘇省委和新四軍軍部在上海成立新四軍上海辦事處，主要負責“動員大量人員參與新四軍、組織軍用物資和搜集敵偽報刊送往根據地及做好新四軍干部到上海治病的掩護工作。”

資料顯示，1940年至1942年，新四軍上海辦事處往蘇北根據地輸送了約2000人。其中，黨員、文化界人士、青年工人、職員、學生約占2/3，直接參軍者約為70%。

這一時期，新四軍響應黨中央號召決定成立江淮大學。中共江蘇省委隨即動員復旦、之江、交大等一批高校教授，如教育家張宗麟、經濟學家何鋒、哲學家馮定等前往任教，并組織動員百余名學生前往讀書。

接著看物力等支援。

為幫助新四軍發展醫療衛生事業，上海地下黨多次動員紅十字總醫院及仁濟、仁德等醫院的醫護人才到新四軍工作。比如，同仁醫院醫生張賢主動變賣家中首飾，自費購買部分藥品和醫療用品帶到常熟游擊隊；上海選派的醫護人員張惠新、趙如靜、趙政等，先后在新四軍開辦的衛生學校及培訓班擔任教員。

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共江蘇省委先后派出兩批代表團赴皖南慰問。慰問團返滬后，即向上海各界團體報告新四軍的英勇事跡及物資短缺的情況：“目前在大江南北浴血抗戰的新四軍，由于國民黨政府克扣軍餉，不僅缺衣缺藥，而且時界嚴冬，身上還沒有寒衣穿。”為此，在上海的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決定舉辦物品慈善義賣會，為新四軍征集十萬套棉衣。

“上海人民念著新四軍，新四軍想著上海人民。”在八字橋戰斗中，外岡游擊隊英勇伏擊日軍，戰斗從中午12時持續到下午4時。初創時期的外岡游擊隊員，全部是當地農民。隨著共產黨員邱生凡和上海的一批工人、學生加入，游擊隊伍進一步發展壯大，并得以正式編入江南抗日義勇軍，成為新四軍領導的主力部隊之一。

在浦東地區，新四軍淞滬支隊在頭橋奇襲擊上海偽武裝警察總隊、在蔡家橋襲擊偽十三師教導隊等，一舉粉碎了日偽“清鄉”企圖。據統計，抗戰期間，淞滬支隊共發動敵后游擊戰50余起，殲滅、俘虜日寇及漢奸1500余人，策反偽軍部隊100余次，極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