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上海市委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充分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尋訪黨的革命活動遺址，其中中共一大會址、陳獨秀寓所和中共一大代表住宿處的博文女校等，即是第一批被找到、復原和開放的紅色遺址。

20世紀50年代，上海在成為人民的城市后，如何確認和復原第一批紅色遺址，全力以赴守護好、建設好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精神家園，其間的一些做法，通過檔案資料的梳理，仍可予以具體呈現(xiàn)，這對今日上海紅色資源的傳承弘揚和保護利用，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三處紅色遺址相距很近

中共在上海秘密召開過三次代表大會，中共一大誕生在望志路石庫門里，中共二大、四大同樣是在石庫門里召開的，而且都在三界四方的邊緣和交界地區(qū)。中共一大會址在法租界南面，靠近華界，20世紀50年代被尋訪到。中共二大會址（今老成都北路7弄30號）地處公共租界南部，與法租界可說一路（河）之隔。閘北淞滬鐵路附近的中共四大會址（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則與英租界毗鄰。這些地方一般屬于“三不管”，難得有巡捕、警察現(xiàn)身。

1920年初春陳獨秀來到上海后，將《新青年》由北京遷來上海，居住于老漁陽里2號，即今南昌路100弄2號，此處既是陳獨秀的寓所，也是《新青年》的編輯部，《共產(chǎn)黨》月刊、《勞動界》周刊等也在這里編輯出版過。

其他如李達、李漢俊、陳望道、施存統(tǒng)、俞秀松、沈雁冰等人都居住在附近，時常來陳獨秀寓所商議事情，并在此基礎上組建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在上海建立黨的組織作了準備。毛澤東來上海后，為討論馬克思主義和組織湖南改造促成會計劃，也曾多次來此會晤陳獨秀。

就像陳望道后來回憶的：“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經(jīng)常在一起，反復地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chǎn)黨的必要。”

在中共建黨歷史上，老漁陽里2號是一個繞不開的中心。具體位置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南側，以前有弄堂通往霞飛路，北出可進到繁華的商業(yè)大馬路，就近南出則可徜徉在幽靜的環(huán)龍路（今南昌路），出入十分方便，便于分散和隱蔽。房子為舊式石庫門建筑，兩層樓磚木結構，門楣采用簡單的三角形雕飾，進大門有天井，中間是客廳，后有廚房通向弄堂。

左圖：1951年中共一大會址被找到時的樣貌，右側有解放軍戰(zhàn)士守護（上海市檔案館藏）；右圖：現(xiàn)今的中共一大會址外景

7月23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距漁陽里不遠的另一幢石庫門里召開，即望志路106號（今興業(yè)路76號），成為開天辟地的歷史事件，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中共一大代表大部分住宿在白爾路389號（后改蒲柏路，今太倉路127號）博文女校，這里距一大會址很近。時值暑假，學生已經(jīng)放假回去，代表們就以“北大師生暑期旅行團”名義借住在那里，并在那召開了一大的預備會議。博文女校是石庫門兩層樓房，半月形門楣，前后兩進，第一進樓下2間、樓上3間，第二進樓上樓下6間。代表們住在第二進樓上，因為人多，天氣炎熱，大家就睡在鋪著草席的樓板上。

陳獨秀寓所、中共一大會址、博文女校都集中在當年法租界范圍內(nèi)，幾乎呈一個不規(guī)則的三角形，相距很近。陳獨秀寓所稍遠，也不過十幾分鐘路程。新中國成立后，這三處成為上海最早被尋找到的革命遺址。

1958年前后的中共一大會址歷史照片

二、差點鬧了“調(diào)包計”

1950年秋，在百廢待興之際，根據(jù)中央的指示，上海開始積極尋訪中國共產(chǎn)黨的精神家園——中共一大會址。但出乎意料的是，時過境遷，人事蒼茫，一大會址的具體地址已經(jīng)被遺忘在巨量的城市街道某個角落了，變得難以尋訪和確認。

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弄堂總數(shù)有9000多條，弄堂里的住宅超過20萬幢，在上海所有的住房中占了60%，居民約占上海常住人口的70%，要在連綿成片的石庫門里找到中共一大會址，確有一定難處。

中共一大會址在哪里？當事人、知情者回憶的地點有好幾個，基本認定在法租界霞飛路附近的石庫門弄堂里，但卻從來沒有具體踏訪過，更沒有確認過哪一幢。于是在即將迎來建黨30周年之際，作為黨夢想起航的地方，一大會址具體在哪里，竟然成了未解開的謎。

上海方面高度重視尋訪工作，將此作為一項極為重要的政治任務，指定市委宣傳部負責，并專門成立工作小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負責牽頭，他指派市文化局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處美術室主任沈之瑜、市委宣傳部干事楊重光等人具體落實查找。沈、楊立即全身心投入尋訪工作。時間很快到了1950年底，此時距建黨30周年不過大半年，任務十分緊迫。

在尋訪和后來的復原工作過程中，許多當事人和知情者參與此項工作，對揭開謎底起了關鍵作用。其中起過重要作用的有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李達、劉仁靜等，早期共產(chǎn)黨發(fā)起組成員陳望道，以及當年知情者如李書城薛文淑夫婦及其女李聲英、周佛海妻子楊淑慧、博文女校校長黃紹蘭的女兒黃允中等，工作人員多次上京拜訪，或邀請來滬，就紅色遺址的具體方位和內(nèi)部陳設征求他們意見。

更加難得的是，工作人員還邀請了這些紅色遺址的房東、老鄰居和居委會干部等多次召開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征集各方線索，以盡可能恢復歷史原貌。

在尋訪中共一大會址過程中，最先找到的重要革命遺址是環(huán)龍路漁陽里2號陳獨秀寓所，也就是《新青年》編輯部。

本來尋訪的重點在中共一大會址，想不到有了漁陽里2號的發(fā)現(xiàn)，尋訪人員信心倍增，接下來很快尋訪到的革命遺址，便是興業(yè)路76號中共一大會址和太倉路127號一大代表住宿處（博文女校）。一開始尋訪人員根據(jù)有關資料，將博文女校定為“中共一大會址”并上報中央，差點鬧了“掉包計”。

經(jīng)中央宣傳部調(diào)查并呈毛澤東、董必武查看照片，中宣部明確告知，博文女校實為當時毛澤東等代表寄宿處，會議系在原法租界貝勒路李漢俊寓所舉行，但具體位置和門牌號不詳，請上海方面繼續(xù)查尋。

回上海后，沈之瑜、楊重光等人再次到貝勒路進行實地查勘。貝勒路以法國遠東艦隊司令貝勒的名字命名，北起延安東路，南至徐家匯路，馬路兩側有2000多座房子，經(jīng)過幾十年來的發(fā)展變化，早已面目全非。

最后尋訪到貝勒路樹德里（今黃陂南路374弄），發(fā)現(xiàn)弄底兩幢房子，最有可能就是中共一大會址所在地。轉過路口便是望志路，沿馬路共有5幢，都是一上一下的石庫門建筑，清水磚墻，沒有廂房。上海人習慣，一般出入不走前門都走后弄——也就是貝勒路樹德里。后來李書城夫人薛文淑也說，他們從來不通過大門進出，那兩扇黑漆大門極少開啟。這就可以解釋當事人為什么都記得貝勒路樹德里，而不記得望志路。

1951年4月，興業(yè)路76號中共一大會址，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寓所，太倉路127號博文女校，這三處紅色遺址基本獲得確認。

三、黨中央和上海市委高度重視

毛澤東和黨中央對上海革命遺址的尋訪、確認和利用工作高度重視，并就此多次過問和作出指示。

上海方面出于慎重起見，為確保遺址內(nèi)外風貌原狀，曾多次派人去北京送交三處革命遺址調(diào)查資料、報告、內(nèi)外部照片、模型等，反復征求參加過中共一大的中央領導人、知情者和有關部門意見。當時被誤以為“中共一大會址”的博文女校非常破舊，且擠進了10多戶人家居住，亂搭亂建現(xiàn)象嚴重，已經(jīng)面目全非。市委宣傳部派人將博文女校的房屋外形及其有特征的地方，拍了一組照片，指派楊重光等人攜帶照片赴北京中宣部，呈報毛澤東、董必武等當時參加一大會議的代表審定。其間包惠僧來上海參與紅色遺址勘查。他自己說：“毛主席要我去看看上海革命紀念館的模型，并要我寫一點有關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的材料。”他在看了三處模型后，受中宣部委派來上海參與調(diào)查，在上海期間，寫下了多篇關于早期革命活動和遺址勘察的報告。

7月3日，中央致電上海市委，除對三處紅色遺址要求進一步予以確認外，尤其要求上海對今后如何開放利用提出意見，“中央認為這幾個地方如屬可靠，即可用適當方式保存留作紀念。但據(jù)報告這些房屋都極破舊，恐不易久存，望你處研究一下，這些地址是否確實，及是否可能保存，保存下來如何利用，如何布置，并望將你們的意見電告”。

中共上海市委旋經(jīng)華東局復電中央：“根據(jù)李書城、包惠僧、李達、楊淑慧（周佛海之妻）及法租界老居民等提供材料，并實地察勘查明：（一）舊望志路一〇六號即現(xiàn)在的興業(yè)路七十六號（該屋后門系從貝勒路樹德里出入）確系卅年前我黨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之處（李漢俊之家）。（二）蒲柏路（現(xiàn)太倉路一二七號）舊博文女校確系卅年前毛主席等出席第一次代表大會時臨時宿舍。（三）南昌路銘德里二號即卅年前之環(huán)龍路漁陽里二號，為黨中央領導機關的第一個所在地。”明確這三處遺址真實可靠，并報告擬設立紀念館。

1951年9月，中共一大會址、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寓所和太倉路127號博文女校，由市委宣傳部正式接收管理，后分別辟為紀念館，并成立以夏衍為首的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管理委員會，成員有惲逸群、陳虞孫、方行、沈之瑜、楊重光等，負責這三個革命紀念館的管理和開放工作。草擬《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建設計劃與說明文字》，呈送中央宣傳部審核。

上海市委再三強調(diào)，“認真辦好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非常必要”。根據(jù)當年檔案資料，紀念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按歷史原貌恢復原狀布置；二是在館內(nèi)系統(tǒng)完整地陳列黨史資料；三是“好好保養(yǎng)革命紀念館的原建筑物”；四是積極征集、整理文獻資料，調(diào)查了解當年的政治活動情況；五是通過經(jīng)常的工作實踐和理論學習，提高工作人員的政治水平和工作熱情。這些工作為后來中共一大會址等擁有豐富館藏和對外陳列開放，奠定了扎實基礎。

上海找到這三處富有紀念意義的革命遺址后，為防止后續(xù)損壞，分別在三處門口派駐解放軍戰(zhàn)士站崗，從當年拍攝的照片上，有的還能看到解放軍的身影。曾居住在老漁陽里的居民回憶說，弄口每天都有2個解放軍戰(zhàn)士站崗。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老漁陽里2號閉館后，站崗的解放軍戰(zhàn)士才撤離。

20世紀50年代修復后的博文女校

四、實事求是恢復歷史原貌

接下來的重要工作是盡快復原和逐步開放，但當時這些建筑內(nèi)還有許多居民，因此首先需要動員搬遷。

1951年7月25日，中央致電華東局轉上海市委，要求搬遷工作“必須待原住戶真正同意后再辦，萬勿急躁勉強，引起群眾反感”。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上海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寓所

據(jù)此精神，有關方面在附近預備了適當?shù)姆吭矗员阍粽{(diào)換，并盡量滿足住戶的合理要求。一般來說，住戶調(diào)換的房子大都比原來大，解決了擁擠的問題；對部分生活比較困難的家庭，搬家時補貼了搬運費；對無法承擔新房子租金的家庭酌予減免租金；住戶原來自搭的閣樓要求拆除的，代為拆除后發(fā)還材料，不愿拆的補償他們材料費；部分可遷移的店鋪，盡快幫它們辦理電表、電話的遷移工作。

本來以為，要在這么短的時間內(nèi)搬遷完畢，會有很大的困難。但沒想到的是，居住在這些建筑內(nèi)的居民絲毫沒有糾纏的情況。居民說，原來不知道自己居住的房屋是革命紀念地，現(xiàn)在得知情況，感到十分光榮，愿意積極服從大局，主動搬遷。加上搬遷工作做得到位，群眾都很滿意。不到2個月，搬遷工作基本結束。

在三處革命遺址復原問題上，上海方面一直秉持尊重歷史的態(tài)度，極為慎重，也極為實事求是，但開始的恢復還只是初步的，無論是建筑外觀還是內(nèi)部陳設，均未完全復原到本來面目，因此紀念館的復原布置，在不斷考證和調(diào)整下持續(xù)了多年。

如中共一大會議場景的布置，原先按李達、包惠僧的意見，以及陳公博、周佛海的回憶文章，認定在二樓客堂間，因此會場起先布置在樓上。李書城夫人、李漢俊的嫂子薛文淑則持不同意見，說會議是在一樓召開的。直到1956年2月，董必武來到紀念館進行視察，肯定地說：“當年我們開會不是在樓上，而是在樓下，會議室應該布置在樓下。”董老的話是有權威性的，紀念館工作人員又再次前往北京訪問了李達、包惠僧、劉仁靜和薛文淑等人，并向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作了匯報，最終確定了中共一大會場應該是在樓下。

中共一大會場剛剛布置完成時，曾在室內(nèi)懸掛過馬克思像、列寧像和毛澤東的手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52年冬天，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從北京來，參觀了中共一大會址，說：“革命歷史紀念館的布置，應該完全恢復當年原狀，使來館景仰者，能想象當時情景，生肅然起敬之感。”

紀念館的工作人員接受了這一意見，將墻上的馬克思像、列寧像和毛澤東手跡取了下來，因為當年召開會議時，墻上不可能懸掛這些物件。

包惠僧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到上海幫助勘察革命遺址，回憶陳獨秀寓所的情況是：“樓下的堂屋堆滿了《新青年》雜志和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叢書，統(tǒng)廂房前半間有一張假紅木的八仙方桌，有幾把椅子，也有幾張凳子，沒有什么紅木家具。樓上的統(tǒng)廂房是陳獨秀夫婦的臥室，統(tǒng)樓是陳獨秀的書房，書柜書架堆滿了書，排列在東北兩方。靠南的窗下有新寫字臺，寫字臺的兩邊都有椅子，另有一方靠壁有新小圓桌，圓桌靠壁的南北各有椅子一把。陳獨秀夫婦的臥室在當時的眼光看起來算很漂亮，有銅床，有沙發(fā)，有梳妝臺，有寫字臺，壁上還掛了幾張精致的字畫。”

楊淑慧也告訴沈之瑜，她與周佛海當年經(jīng)常去老漁陽里2號，并在里面借住過。楊淑慧詳談了她所了解的內(nèi)部陳設，并作了書面記錄，她說樓下客堂間有一塊小黑板，上書“會客不超過十分鐘”，但中間客堂無黨旗。后按她的意見作了調(diào)整。

博文女校復原的重點，在于考證毛澤東住在東廂房還是西廂房，為此李達、楊淑慧與包惠僧、黃允中有不同意見，因此“目前暫布置在東廂房的前間”。

五、征收掌握周邊建筑“徐圖擴大”

此外，1952年2月，在工作小組調(diào)查的基礎上，又經(jīng)李達、包惠僧等人確認了新漁陽里6號社會主義青年團（外國語學社）舊址，以及輔德里“人民出版社”原址與北成都路勞動組合書記部原址。

對于新漁陽里6號社會主義青年團（外國語學社）舊址，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意見，建議“將此屋作為青年團的紀念館”，“把該屋改建為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要求將該屋及鄰近房屋加以征收掌握，預備一兩年內(nèi)修建復原，同時考慮，“俟客觀條件，再進一步徐圖擴大，做到掌握該處整個里弄，為將來正式開放做好準備”。也就是說，其時已經(jīng)考慮，要將整個漁陽里作為革命紀念地統(tǒng)籌規(guī)劃，待時機成熟后一并對外開放。

1952年7月2日，上海市長陳毅、副市長潘漢年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其他領導前往參觀瞻仰革命遺址。9月，中共一大會址、老漁陽里2號和博文女校開始內(nèi)部開放，接待一些外賓和領導參觀，當時被稱為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一館、二館、三館，并繼續(xù)進行調(diào)查和資料收集工作。

與中共一大會址不同，二館老漁陽里2號、三館博文女校在開放后不久又被關閉，并一度被改造為文化系統(tǒng)員工宿舍。老漁陽里2號后又作為上海美術設計公司宿舍，20世紀70年代后有居民入住。不用說這與當時的政治氛圍有關，尤其老漁陽里2號原系陳獨秀寓所，雖然一度開辟為紀念館，但很快被認為“意義不大”。三館的博文女校，“雖有相當意義，但中央負責同志認為毛澤東同志住宿地方很多，不必作為紀念館之一部分”。

中共一大會址的保護復原和對外開放進展順利，按當年市委宣傳部的設想，中共一大會址“亦擬準備適當?shù)丶右詳U大”，“至于將來進一步的擴大計劃，我們認為可以在該館的臨近建造一個革命博物館，復制資料，作有系統(tǒng)的陳列，將來配合紀念館同時開放，對群眾的教育意義更大。原有紀念館做到完全恢復原狀，不再陳列資料”。

上海南昌路100弄2號(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舊址外景（郭長耀攝）

為此，要“在其周圍勘察收購一些房地產(chǎn)”，“為保證館址安全及便利將來開放參觀，亟須在目前即開始有計劃地逐步掌握紀念館附近一些房屋，以作擴建紀念館的準備并應作必要整頓”。

在這樣的考慮下，紀念館管委會又專門“調(diào)查了中共一大會址附近的房地產(chǎn)權及新漁陽里的里弄情況，獲得了若干材料，為將來擴建館址做了一些準備”。

也就是說，為了更好地維護作為文物保護建筑的中共一大會址，曾考慮為今后進一步拓展留存充足空間，另在周邊建造一座以文獻、實物展覽為主的新“博物館”，但礙于當時的客觀條件，此事一直未得到實質(zhì)性推進。這一頗富遠見的設想，終在建黨100周年之際得以實現(xiàn)。2021年6月3日，新建的中共一大紀念館開館，這是上海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以實際行動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100周年的重大工程。這座紀念館仿造石庫門建筑風格，與修繕一新的中共一大會址隔街相望。

（原載于《世紀》2021年第4期，作者系上海市檔案館原副館長、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