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中共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提出黨的最高綱領；中共二大提出黨的民主革命綱領；中共三大確定和中國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中共四大的主要任務是按照黨的綱領和任務，在國共合作的條件下推動中國革命，并使黨組織得到進一步發展壯大。

籌備

定期召開代表全體黨員意志的全國代表大會，總結全黨工作，指明努力方向，對黨的發展至關重要。1924年8月，時任中央局秘書的毛澤東簽署給“各區各地方委員會各獨立組長”的通知，說明：“第四次全國大會開會為期不遠，各地同志對于本黨一年來各種政策，工農，青年，國民黨各種實際運動及黨內教育上組織上各事必有許多意見，望各區各地方委員會各獨立組長發表其所見，并于每個小組會議時將上述各點提出討論，以其結果報告中央局；同志個人有特別意見者可特別指令他寫成意見書由委員會或組長匯寄中央局。中央接到此項報告及意見書，即于最近期黨報上發表以為第四次大會各項討論決議之材料。此次報告及意見書寄來以速為好。望回信。”

透過這則通知，可以看到中共四大的一些籌備工作情況。當時，中共成立的地方組織主要有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兼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石家莊地方執行委員會、張家口鐵路車務工人支部、太原支部、濟南地方執行委員會以及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杭州中共組織，還有旅法、旅莫支部等。中共中央為籌備中共四大，專門致函各地黨組織征求各地意見。但現在保存下來的、能夠看到的，只有給旅莫支部的通知。遠在異國他鄉的旅莫支部收到通知后，還特意在通知書左側加上兩行字說明：“這是C.P.（中共）中央來的信，各位同志有意見時，請趕快整理，預備開大會時發表為盼。”中共四大召開時，彭述之作為旅莫支部代表，從莫斯科回國參會。他不僅參加了中共四大文件的起草，還擔任了中共四大秘書長。因大會延期，又參與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和黨的理論雜志《新青年》，并擔任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

1924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了召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通知。這份通知也由毛澤東簽署。通知的單位，除了中共地方組織，還新增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通知內容，除了大會開會地點、時間、代表人數及其分配、路費問題，還催促地方工作報告等。其中，大會議案共10項，包括世界政治經濟報告、中國政治經濟報告、中央局報告、中央局報告的討論、共產黨與民族運動、中國勞動運動與民族運動、黨之發展計劃、章程修改案、黨的組織及教育、選舉。

如果中共四大按照這一通知上所說的1924年11月15日召開，那么毛澤東作為中共第三屆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主任、中央局秘書出席是沒有疑義的。實際上，就在11月17日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北上和談途經上海時，毛澤東還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秘書處文書科主任名義領銜，同組織部秘書張廷灝、干事羅章龍、宣傳部秘書惲代英等14人聯名致信孫中山，要求派員解決上海執行部經費自8月起即未能照發、近來內部更無負責之人、一切事務幾乎停滯的問題。

中共四大未能如期舉行，原因從陳獨秀1924年9月7日給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信中可窺之一二。信上說：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將提前舉行，“我們期望經過不長時間能從您那里得到一千多元錢來支付會議開支”。可這筆經費沒有及時送達，而毛澤東因病于12月離開上海回到湖南，一邊養病，一邊作社會調查。不過，毛澤東簽署的兩份通知基本反映出他對中共四大籌備、召開的基本思路和具體步驟，可謂其對中共四大的重要貢獻。

為保證中共四大順利召開，中共中央還進一步“指定人組織起草委員會”。彭述之作為“起草委員之一”回憶，在中共四大的文件起草委員會上，各種草案都經過了一番討論。其中，民族革命運動的草案討論得更為詳細，爭點亦較多。“尤以關于民族革命的性質問題，各委員的見解頗不能一致。”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在中共四大決議草案的討論中也是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關于青年運動，在起草委員會亦有一次爭論，不過到后來兩方互相讓步。”

根據中共中央的意圖，經過起草委員會成員的緊張工作，總共有七個重要提案準備提交給大會：一是關于民族革命運動之提案，二是關于職工運動之提案，三是關于農民運動之提案，四是關于青年運動之提案，五是關于婦女運動之提案，六是關于組織問題之提案，七是關于宣傳工作之提案。這些提案起草后，供大會召開時組織審查草案委員會加以審查，再由大會通過。

召開

出席中共四大的代表20人，分別來自廣州、上海、南京、濟南、北京、唐山、天津、武漢、長沙、安源、旅俄組、旅法組、青年團，還有特別邀請的代表。其中，有表決權的代表14人，代表全體黨員994人。當時的黨員究竟是多少？代表的回憶各說不一，這里依據的是陳獨秀在1927年4月中共五大的政治報告。

國共合作后，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幫助國民黨成立地方組織，開展工農運動。在這一過程中，卻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是右傾的表現，忽略共產黨的任務是要幫助國民黨進行國民革命，對阻礙革命的國民黨右派不敢斗爭，一味地容忍和妥協；另一種是“左”傾的表現，不愿讓工人加入國民黨，擔心工人運動會受國民黨右派影響，甚至對國共合作的黨內方式有所質疑。這兩種傾向對國共合作都產生了不利影響，也直接影響到中國革命的發展。

因此，中共四大對這些中國革命的重要問題、基本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探討，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關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大會指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既是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又含有社會革命的種子。對于這場革命，無產階級不是附屬資產階級去參加，而是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去參加。大會強調，中國革命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參加，并且取得領導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

在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中，提出和強調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地位、原則立場，是很有意義和價值的。共產黨必須堅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不能任由國民黨右派搗亂破壞而退讓、妥協。只有這樣，中國革命才有前途，才能勝利。

關于工農聯盟問題，中共四大強調，農民是中國革命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階級天然的同盟者。中國革命需要工人、農民及城市中小資產階級普遍的參加。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如果不發動農民起來斗爭，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中國革命的成功便不可能取得。

大會還進一步提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還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這表明黨對實現民主革命綱領反帝反封建的內涵有了更深刻認識。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沒有工農聯盟作基礎，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就會淪為一句空話。

中共四大及時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為堅持國共合作、推動國民革命發展指出了正確道路。比如，共產黨要在國民黨內和黨外堅持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思想上、組織上和民眾宣傳上擴大左派，爭取中派，反對右派；既幫助國民黨在實際運動和組織上發展，又加緊同國民黨內的妥協傾向作斗爭。

中共四大修改了三大黨章，對黨員、組織、會議、紀律、經費等問題作出相應調整和明確規定，使黨的章程更趨完善。比如，第一次規定黨的基層單位為支部；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改稱總書記，各級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改稱書記等。

中共四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棠為候補委員。按照分工，李大釗駐北京，譚平山駐廣東，項英駐漢口，李維漢駐長沙，鄧培駐唐山，朱錦棠駐安源，羅章龍、王荷波負責鐵路總工會工作，張太雷負責青年團中央工作，向警予負責婦女部。

意義

中共四大圓滿完成各項議程，通過11個議決案、2份宣言以及修改后的黨章，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從思想上武裝了全黨，為大革命高潮到來作了重要準備。大會閉幕后，馬上發動了1925年2月上海工人罷工，成為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前奏。

中共四大邀請青年團中央代表出席黨代會，可以說意義重大而深遠。緊接著中共四大在上海舉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動員全體團員貫徹黨的四大決議、積極開展革命運動，并決定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稱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張太雷擔任團中央總書記。

據不完全統計，到1925年5月，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的工會有160多個，有組織的工人約54萬人。在青年團的推動和影響下，各地學生聯合會日益活躍，會員達數百萬人。這些有組織的群眾不同程度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覺悟，為即將來臨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群眾基礎。

中共四大充分認識黨的組織工作的極端重要性，采取各種措施加強黨的組織建設，特別是中央組織部的各項工作。大會結束不久，中共中央于1925年1月31日發布《中央組織部工作進行計劃》，規定中央組織部的中心工作是指導各地方黨的內部組織及一切實際運動。為此，中央組織部須辦理黨員的統計、分配全黨人才，指導各區委、地委的組織部貫徹大會及中央委員會關于組織工作的決議與決定等。2月25日，發出《中央通告第九號——要各地向中央報告組織工作情況》，指出“認識組織問題是什么極其重要，可以說是本黨第四次大會重大進步之一；因為黨的生存發展及一切公開的秘密的運動能否依著黨的計劃進行，都視組織工作是否得力”。

中共四大后，為加強黨的組織建設，主要采取了幾項重要措施：一是在全國范圍內發展和建立黨的組織；二是為鞏固黨的基礎并有利于擴大黨的力量，將黨的基層組織由黨小組改為黨支部；三是簡化入黨程序，積極吸收工人、貧農和一般革命分子入黨；四是加強中央組織部；五是組織黨團。

中共四大前，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所轄黨員47名，5個黨小組為上海大學組、閘北組、西門組、法租界組、虹口組；到1925年下半年，黨員增加到109名，8個黨小組為上海大學組、閘北組、西門組、虹口組、楊樹浦組、店員聯合會組、南洋煙廠組、小沙渡組。中共四大后，上海黨組織在小組基礎上組建支部；五卅運動前夕，下屬中共支部達15個，黨員220名，黨員數量增加了一倍。

到1927年4月，全國黨員人數已由1925年1月的不足1000人發展至5萬多人，且分布在全國各地。其中，湖南1.3萬余名，湖北1.3萬余名，蘇浙1.3萬余名，廣東9027名，江西3000余名，陜甘388名，河南1300余名，山東1025名，福建168名，安徽233名，四川200余名。可以說，中共四大是我們黨成為“全國性大黨”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