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國近代留學史，大半部與上海有關。無論是留學美國、歐洲，還是日本、蘇俄，大多數人從上海出發。無論是出國學習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還是工程技術、管理科學，歸國后很多人留在上海發展。上海成為全國各地與留學文化關聯度最高的城市。近代虹口，為上海國際客運碼頭集中地，外國領事館相對集中地，也是很多留學生的歸國創業園，因此成為上海各城區中與留學文化關聯度最高的地區。從留學與城市關系的角度，剖析近代上海特別是虹口的文化底蘊，對于解讀上海特別是虹口的城市精神與城市品格，具有特別的價值。

一

留學是不同文化之間進行交流的普遍現象，無論在東方西方，均歷史悠久，內涵豐富。古希臘時期，巴爾干半島的雅典學院，就以其燦爛的文化，吸引了來自鄰近的亞平寧半島與小亞細亞半島的青年學子前來留學。那以后，古羅馬時期、中世紀時期與文藝復興時期，留學一直是歐洲普遍現象，亞歷山大、君士坦丁堡、羅馬、巴黎等城市，都曾是重要的留學目的地。在東亞，魏晉以后、到中唐以前，因佛教東傳，影響深遠，中國西行印度求法的僧人，絡繹不絕，至少有190人，東晉法顯與唐代玄奘是其中翹楚。隋唐時期，日本學生多次隨遣唐使來到中國，留在中國，學習中國文化與佛學，有的歷時達二三十年。宋元時期延續了這一傳統。到了近代，隨著全球化速度持續提升，留學運動以更大的規模、更高的頻率在全世界范圍內展開，日益成為國際文化交流的常態，但若論規模之宏大，人數之眾多，地域之廣泛，影響之生員，則以中國為最。

近代中國留學以目的地而論，可分美國、歐洲、日本與蘇聯；以路徑而論，可分政府主導與民間主導兩大類，政府主導包括官派公費、庚款留學等，民間主導包括私人自費、教會資助、企業或富者資助、黨派組織、勤工儉學等；以時段而論，可分洋務時期、清末時期、民初時期與五四以后。

近代中國第一波留學高潮是在洋務運動時期。清政府接連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慘遭失敗，被迫對外開放通商口岸，被迫同意外國使臣駐京，被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秩序，被迫走上學習西方的道路，包括開辦同文館、向外國派出使臣、仿造堅船利炮、興辦近代企業等。與此相適應，清政府陸續向美國與歐洲派遣留學生。從1872年到1875年，由容閎倡議，得曾國藩、李鴻章鼎力支持，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國留學。這是清政府首次官派如此眾多學生留美。1876年，李鴻章奏準由福建船廠學生及藝徒30名赴英法兩國，學習制造與駕駛，正式開始中國官派留學歐洲的歷史。1881年，李鴻章又奏準一些船廠學生赴英法學習。

近代中國第二波留學高潮，始于甲午戰爭失敗以后，到辛亥革命以前。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被蕞爾島國日本打敗，舉國震驚，單學船炮以強國的迷夢至此破滅。研究日本、學習日本的熱潮由此興起。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便是向歐美大量派遣留學生。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情勢相類，風俗相近，路近費省，于是，向日本派遣留學生成為朝野共識。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首批留學生13名，各省地方政府也陸續派遣學生赴日，到1899年已有二百余人。庚子事變后，清政府廣開新政，獎勵工商，廢除科舉，鼓勵留日，并宣示預備立憲，各種官派留日、自費留日風起云涌，1903年達1000人，1906年高達7000至8000人。此后，鑒于留日學生中留而不學、魚龍混雜等問題，中日兩國政府聯手對留學資格、招生學校做了限制，留日勢頭有所遏抑。即使如此，到1909年，中國留日學生仍有三千多人。估計清末十余年間，中國留日學生總數在2萬以上。民國成立以后，特別是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以后，由于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中國學生留日再掀高潮，1914年有五千多人。據估算，北洋政府時期，中國留日人數在二萬人左右，仍居各國留學人數之首。

近代中國第三波留學高潮，是清末與民國時期留學美國與歐洲，延續時間較長。鑒于大批中國學生留日，美國感到必須與日本爭奪中國留學生資源，以擴大美國對中國的文化影響。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議案，決定將其超過實際損失的一千多萬美金的庚子賠款退還給中國，作為中國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的經費。翌年，清政府成立游美學務處，主管考選學生、建設學堂，選任游美學生監督及內外各處往來文件等事。1909年、1910年和1911年，游美學務處分三批招考，第一批錄取金邦正、梅貽琦等47人，第二批錄取趙元任、胡適等70人，第三批錄取梅光迪、張福運等63人，三批共180名，年齡都在20歲上下。1911年，作為留美預科的清華學堂正式成立（后相繼更名清華學校與國立清華大學）。1912年清朝覆滅，民國建立，革故鼎新，但“庚款留學”繼續進行。1925年，中國在美留學生總數達2500人。以后有所起伏，但整體持上揚態勢，1949年達3797人，為近代留美人數之巔。

清末民國時期，留歐也較前有很大發展。自1900年至1911年，中國向英、法、比等國，相繼派遣留學生1001人，其中英國315人，法國107人，德國83人，比利時250人。民國時期，英法等國效仿美國前車之路，相繼與中國訂立協定，退還應付賠款。中國政府利用此款，向英法等國派遣了部分留學生。

近代中國第四波留學高潮，是留法勤工儉學。出洋留學，費用昂貴，并非普通家庭所能承擔。考取官費留學者，絕少出自普通家庭，且大多出自江浙等地富庶人家。鑒此，清末民初，李石曾、蔡元培等留歐先行人士，發起組織留法儉學會，鼓勵國內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一邊打工，一邊求學。法國政府對此熱誠歡迎，予以配合。從1919年8月17日第一批89名啟程離滬，到1921年11月13日104名勤工儉學生被遣返回國，前后不到三年時間，先后有1600多名中國青年抵達法國。他們來自全國18個省份，內地以四川（378人）、湖南（346人）人最多，包括蔡和森、向警予、鄧小平、聶榮臻、陳毅、趙世炎、王若飛等。以勤工儉學方式出國留學，是中國留學史上一大創舉，使留學人選從沿海擴展到內地，從富庶家庭擴展到貧寒子弟，放低了留學門檻，降低了留學成本，也加大了四川、湖南等地進步青年與上海城市的聯系。

近代中國第五波留學高潮，是留學蘇俄。共產國際高度重視在遠東各國培養領導干部。1921年4月，蘇俄在莫斯科成立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設國內班與外國班，外國班分中國班、日本班、朝鮮班、伊朗班等，費用由共產國際承擔。1921年，中國班學生有36人，到1923年增加到52人。這些中國學生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選送，如劉少奇、任弼時、瀟勁光、羅亦農、汪壽華等；二是留法勤工儉學學生轉道而來，如趙世炎、王若飛、劉伯堅、陳延年、陳喬年、聶榮臻、肖三、李富春、蔡暢等。1924年，國共兩黨合作成功。1925年，蘇聯在莫斯科建立孫逸仙中國勞動大學（簡稱“中山大學”），招收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骨干入學。蔣經國與鄧小平等都是中山大學的學生。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后，國民黨停止選送學生留蘇，中山大學的國民黨學生也撤回國內，此后中山大學的學生全為中國共產黨所派。1928年，東方大學中國班并入中山大學，中山大學改名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直到1930年秋停辦。1925至1930年，在中山大學和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留學過的國共兩黨學生，總計在1300人以上。

與政府選派、政黨組織成規模的留學相一致，較為零散的民間留學也很發達。從清初到鴉片戰爭以前，陸續有零星天主教信徒隨傳教士西航歐洲，留學教廷所在地羅馬。1645年隨傳教士赴羅馬的廣東香山人鄭瑪諾，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留學歐洲的基督教留學生。從1645年到1840年，中國赴歐洲的基督教留學生共有96人。鴉片戰爭以后，這一留學通路仍在延展，特別是與基督新教相關留學異軍突起。1847年，容閎、黃勝、黃寬等三人隨美國傳教士鮑留云（一譯布朗）赴美留學，開啟了基督新教系統學生留美的歷史，也開啟了近代中國民間留學的歷史。隨著時間的推移，民間留學規模不斷壯大，目的地更為多元，諸如顏永京（1839-1898）1854年隨美國傳教士赴美，留學美國俄亥俄州建陽學院；舒高第（1845-1919）1859年隨美國傳教士赴美，后獲醫學博士學位；何啟（1859-1914）1872年赴英國留學，后獲醫學碩士學位；辜鴻銘（1857-1928）自1873年起先后留學英國、德國，獲博士學位；伍廷芳1874年留學英國，后獲法學博士學位；宋耀如（1861-1918）獲教會支持，1881年起，在北卡羅來納州圣三一學院等多所學校留學。據不完全統計，1861年至1895年，中國民間留學歐美的學生約80人。甲午戰爭以后，特別是興辦新政以后，民間留學人數急遽增多。以留日學生而論，自費生大體占40%~50%。民國時期，民間留學更勝于前。據1924年《留美學生錄》統計，留美1637名學生中，自費為1075人，占總數近三分之二。這些民間留學的費用，有的來自家庭，有的來自教會，有的來自相關學校的獎學金，有的來自具有公益精神的資本家資助。民國時期，有“棉紡大王”之稱的資本家穆藕初曾資助羅家倫等五人留學，有“煙草大王”之稱的簡照南曾連續三年共資助37名學生留學。周恩來留學法國的經費來自南開大學的“范孫獎學金”。

近代中國一波又一波的留學熱潮，雖時起時伏，波濤洶涌，但總體上奔流而下，呼嘯向前。這是中華民族覺醒的表現，也是中國開啟了走向世界的步伐。以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為重要標志與轉折關節點，曾經雄踞世界東方的大清帝國急速地、無可奈何地走向衰落，綿延幾千年之久的中國文化遭遇到西方文化空前猛烈的沖擊。日趨深重的民族危機，喚起了一批又一批不甘沉淪的志士仁人的覺醒。他們開眼看世界，學習新知識，尋找新出路，留學就是看世界、學新知、找出路的具體實踐。上述五波留學浪潮，恰好與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步伐呼應關聯，幼童留美、藝徒留歐，對應的是洋務運動；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年的留日大潮，對應的是維新與革命，而庚款留學與五四以后留學蘇俄，對應的是那個時代的知識精英對于民族前途的新的思考與探索。正如李新先生所概括：

一百多年來一浪一浪的留學運動充分地說明：中華民族一部分勇敢、優秀的兒女們一直在掙脫妄自尊大、閉關鎖國的束縛，艱難而又堅決地走向世界！在此意義上，留學運動的發生和留學生群體的崛起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邁出的最初一步，他們正是一支新興的、特殊的先導力量。

近代中國留學歐美與日本等地的總人數累計超過十萬，其規模宏大、影響廣泛、深邃與久遠，均為同時代世界之最。如此眾多的留學生，就個體而言，其成就與表現自然千差萬別，但作為整體，則有鮮明的共同特點：

其一，崇高的愛國精神。他們遠離祖國，辛苦治學，學成以后，忠心報國。容閎學成以后，不愿留在美國發展，不愿意當傳教士，回國后也不愿做買辦，而是不辭辛勞地奔波于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路上，并有力推動晚清官派留學的起步。這是成千上萬留學生學成報國的典范。至于李大釗、周恩來、鄧小平等一大批共產黨人留學報國的事跡，我們早已耳熟能詳。

其二，杰出的學術成就。無論是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工程技術，還是管理科學；就人才而論，如果撇開留學生的貢獻，撇開留學的影響，都不可思議。1926年，舒新城便說過：中國高等教育界之人員，“十分之九以上（據民國十四年東南大學、北京師大同學錄）為留學生”，民國以來中國學者在地質調查、物理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為國際學術界承認的成就，全部出自留學生，“高等以上學校之科學教師，更無一非留學生”。1931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名人錄》，收錄教育界名人1103位，其中留學出身的904人，占82%。1948年，中央研究院評選全國第一批院士，經反復篩選，最后入選者凡81人，其中數理組、人文組各28人，生物組25人。此81人中，接受過留學教育的有77人，占95%。沒有留學經歷而入選院士的僅4人，全在人文組。這充分說明留學教育對于中國學術的重要影響。

二

近代中國留學史早已成為專門的學問，各種留學通史、專史，包括國別留學史、專業留學史、留學人才史，佳作迭出，目不暇接。這套叢書關注的重點，是以往研究不大關注，或關注較少的領域，即近代留學與上海的關聯，特別是與虹口的關聯。

梳理近代中國留學史，可以發現一個突出的現象，即相當多的留學生與上海有關聯。這種關聯有兩個方面，一是他們出發與歸國的口岸大多是上海；二是他們留學以前與回國以后，相當多的人與上海有關。正是這兩個方面彰顯了上海城市的特點與地位。

近代中國留學海外，絕大多數是從上海出發的，也是經上海歸國的。這是因為上海很早就成為中國的遠洋交通樞紐，遠洋客運中心。

上海位于中國南北海岸線的中點，長江東流入海的終點，兩點疊加，使得上海航運優勢無可比擬。在主要以輪船為國際、國內載客工具的前飛機時代，上海正好處于內河航運與遠洋航運兩大網絡的連接點上。

內河航運方面，1860年以后，西方列強通過《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強迫中國開放長江及沿江城市，包括漢口、九江、南京與鎮江四個沿江城市。據此，外國軍艦、商船可以駛入整個長江和各通商口岸。1876年，英國借口馬嘉理案件，逼迫清政府簽訂《煙臺條約》，規定將宜昌、蕪湖等增添為通商口岸，大通等眾多城市為外輪停泊碼頭。由此，宜昌、蕪湖，而安慶、沙市等成了準通商口岸。1890年中英簽訂《煙臺條約續增專條》，將重慶添列為通商口岸。1895年簽訂的中日《馬關條約》，規定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為通商口岸，日本輪船可以駛從湖北省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省重慶府，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附搭行客裝運貨物。到19世紀末，從上海到重慶已全線通航輪船，長江成為全國最為繁忙的運輸通道。內河航運網絡的形成，極大地便利了長江流域有志留學的青年向上海流動。

遠洋航運方面，上海位于那些往來于北美西海岸和日本、中國、東南亞之間的輪船所遵循的世界環航線路最近點之西不滿一百英里的地方，所有西太平洋主要商業航道，都在那里匯合。中國遠洋航線以香港與上海為中心，香港為歐亞航運中心，上海為東亞與中國海運中心。航行到歐洲、美洲、澳大利亞以及南洋等外洋的輪船，大多數經過香港與上海。近代中國的遠洋航路以大連、上海、廈門、香港四個口岸為據點，上海居中心位置。就航運距離而論，上海到西歐與美國東部港口大約相等。上海所處的遠東航運的焦點位置和大西洋歐洲與美洲之間的正中位置，這是任何其他遠東港口所難比擬的。

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搶先開通了到上海的遠洋航線。1844年，有44艘次外國商船進入上海港。1845年，美國商船駛入上海港，開辟了美國至上海航線。1849年，進入上海港的外國商船達133艘次。1850年，大英輪船公司開辟上海至香港的航線。此后，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商船也都開辟了至上海的遠洋航線。此后，航線越來越密集，航班越來越多。1873年，中國第一家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日后派船航行日本、美國、東南亞和西歐等地運貨載客。到20世紀20年代，上海已成為世界級著名客運港口，從上海直達倫敦、馬賽、漢堡、新加坡、舊金山、西雅圖、溫哥華、檀香山、神戶等航線都有定期客輪，且每條航線都有好幾家輪船公司經營，相互競爭。

與航線發達、航班眾多相適應，上海港碼頭建設不斷發展。到1870年，虹口境內黃浦江岸建有匯源、怡和、旗記、伯維船塢、順泰、海津關、同孚、虹口、耶松船塢、耶松船廠、寶順、仁記等十幾個外商碼頭和船廠。到20世紀初，上海港已有5個碼頭可以停靠國際客船，分別是公和祥碼頭、太古碼頭、日本郵船會社三菱碼頭、亨寶洋行碼頭與寶隆洋行碼頭，虹口沿黃浦江地帶已是上海最為繁忙的外洋客運中心。

出國留學是一項牽涉面眾多的復雜工程，除了輪船、碼頭等硬件設施，還有管理、服務等許多軟件需求，特別是留學預備工作，如出國前的培訓、出國手續辦理、服裝置辦與信息咨詢等，都對離岸城市有所要求。近代上海在這些方面都比較發達。

先看最早的留美幼童出國前的準備。從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分四批共派120名幼童留學美國。這些幼童就籍貫而言，廣東籍84人，占69.7%；其余是江蘇籍21人，浙江、安徽、福建、山東籍各有1到8人不等，廣東籍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如果從航行距離考慮，從香港出發最合理，其時香港已有通往美國的航線。但是，這四批學生，不是從香港出發，而是從上海出發的，原因在于，留學不同于簡單的跨國旅行，不是買了船票、提了行李即可登船出發的，事先要有出國培訓，包括中英文強化訓練、官府訓話、外國禮儀須知等教育。為此，清政府在上海設立西學局，建立出洋預備學校，聘請專門教師，負責此事。出國前培訓，相當嚴格。相關章程規定：無事不準出門游蕩，擅行私出三次者即除名撤退，爭鬧喧嘩、不守學規、慢視教令、屢戒不改者，亦予以除名。學校規定：“夏令時五六點鐘起上生書一首，八點鐘用點心，寫字一紙，請先生講書。十二點鐘午飯。一點鐘至三點鐘溫理熟書，文義不明者質疑問難。四五六點鐘學習外國語言文字。九點鐘寢息。冬令時七點鐘至九點鐘課中國書籍或課古文字一篇，講先哲格言數則。”一位幼童回憶當年在預備學校學習的情景：“他們沒有網球、足球及籃球，也沒有這么多假日。那時只有中國陰歷年、五月端午節及八月中秋節放假。故在學校讀書時間多，而游戲時間少。學校監督是一位‘暴君’，他力主體罰，而且嚴格執行。但多少年后，幼童們仍然懷念他，他們恐懼他手上的竹板，但是他強迫大家讀寫中文，在幼童回國后，都能致用不誤。”顯然，要一屆又一屆地連續幾年實施這樣的出國前培訓教育，對離岸城市的師資質量、管理能力等是一項很高的要求，其時中國沿海城市只有上海能夠具備。

出國培訓這類工作，不光官派留學需要，有些民間自費留學也同樣需要。鄒容在1901年秋，自四川赴日本自費留學，便是先在上海停留，進入江南制造局附設的廣方言館補習日語，然后再去日本。那時，上海外語培訓班多如米鋪，英、日、法語均有，日后又增添了俄語，以英語為多，日校、夜校均有，費用也不貴，很多人都是先在外語培訓班打下一定外語基礎以后再出國留學的。最典型的是穆藕初，他赴美國留學時已經34歲，此前的英文基礎都是在外語培訓班打下的。

上海遠洋航線多，經營公司多，航班多，適應各種不同層次、不同需求、不同價格的艙位也多，這給顧客提供了很大的選擇空間。對于大批自費留學的人來說，上海更是比較理想的離岸港。

清末民初，很多出國手續是在上海辦理的，上海有很多為留學服務的專門機構。比如，留學美國的護照，晚清時由上海道臺衙門辦理。申請護照，大約出發前一個月可以前往辦理，其他地方的省級海關衙門也可申請，但不如上海方便。申請護照的費用，自墨洋10元至24元不等，無一定價格，如能找到署內熟人，還可便宜一些，最便宜的只需不到6元。領取護照以前，需改換西裝，上海西裝店很多；要附近照3張，上海照相館也很多。申請到美國簽證的地方，在上海虹口黃浦路36號，費用為2.4元墨洋。購買到美國的船票也有講究，清末上海只有協隆洋行一家經理，地址在外灘花旗銀行隔壁，需事先選好船期與艙位。到舊金山的票價，一等艙45英鎊；特別三等艙，20英鎊；三等艙，10英鎊。如果近期有傳染病流行，申請人還須經美國在滬的專門醫生檢疫，給予無傳染病的憑單，方可成行。此美國在滬醫生，住在外白渡橋堍四川路49號。至于出國所需備的各種用品，包括襯衣、皮鞋、領帶、帽子、毛巾、剃刀之類，南京路近泥城橋有幾家專門商店，可供選購，相當方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輪船啟航前幾天，要不時地打聽開船準確信息，有時因為要避開臺風影響，要延期啟航。這樣，啟航前在上海便可能要多逗留一些時間。這都加大了出國準備工作的難度。

至于赴法勤工儉學，準備工作難度更高，那是自費與組織相結合，即經費由各人自己負擔，但由華法教育會在各地的分會具體組織，包括報名、簽證、聯系船票等事宜。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籍貫以四川與湖南二省最多，都是先從家鄉到成都、長沙等各自省會集中，然后匯聚到上海，一起出發。從上海至馬賽或巴黎，全程需時要四十余天。船上耗時較長，途中生活用品也要有充分的準備。因此，為赴法送行，成為一項重要活動。遠洋客運碼頭所在地虹口一帶，因一批又一批赴法勤工儉學學生的到來，平添很多來自各地的送行人員，也增加了很多生意。是時，虹口碼頭附近的客棧，全都生意興隆，人滿為患。一些學校與居民家中，也會住滿候船學生與送行親友。每逢各地大批赴法學生來滬，或者每一批留學生乘船出發，上海各界特別是各地寓滬同鄉組織，都要舉行隆重的歡迎會或者送別會。留學生在黃浦碼頭登輪起航時，碼頭上都會車馬紛紜，送行者絡繹于道，蔚為壯觀。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留學蘇俄的中共黨員、青年團員，其中很多人本來就是在上海工作或生活，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俄語，接受無產階級革命基本知識教育，目標就是留學蘇俄。比如，湖南籍的羅亦農，便是在1919年來上海謀生，在法租界一家報館當校對工，后來與陳獨秀發生聯系，進入上海外國語學社。這些學員主要來自湖南、安徽、浙江三省，都是長江流域的省份，而上海一向是這些地方人遠赴海外的口岸城市。

民國時期，上海外國領事館眾多，也是上海留學文化發達的原因之一，因為領事館是留學簽證的機構。其時，留學主要目的地國家，美、英、法、德、比、日、蘇俄，在上海都設有總領事館。虹口及其附近地區，外國領事館尤其集中，美國、日本、俄國駐滬總領事館，都在黃浦路；德國、奧地利、荷蘭駐滬總領事館，都在或一度設在四川路。

三

近代從外國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無論是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還是工程技術、管理科學，相當部分選擇定居上海，在上海謀求發展。

我們無法確知，究竟有多少留學生回國以后，留在上海發展他們的事業，但可以斷言的是，這個數量一定相當可觀，比例一定很高。

且以法律方面的留學人才為例。據研究，自1920年代至1930年代末，先后在上海工作或生活的歸國法學留學生共計374人，其中歸自東洋的185人，歸自歐美的189人。他們的工作，包括做律師和在大學任教，有不少人既當律師，也在大學里兼任教授。1936年，全國有資質進行法政教育的私立大學共10所，其中設在上海的有4所，即復旦、光華、大夏與滬江。同年，全國私立法政專門學校凡7所，其中設在上海的有4所，即上海法學院、上海法政學院、正風學院與中國公學。由此可見，上海在法學教育方面，在全國幾乎占了半壁江山。

在這些法政學校，歸國留學生占了絕對優勢。1929年，上海法政學院校董會有11人，其中9人是歸國留學生；有教授38人，其中22人有留學經歷。1933年，上海法政學院有57位教授，有留學經歷的為41位，沒有留學的僅16位。1930年，上海法學院校董會由24人組成，其中18人有留學經歷。1933年，持志大學法律系學歷清晰的9位教授中，有6人是歸國留學生。1949年以前，復旦大學法學院學歷清晰的28位教授中，19位有留學經歷。

以上是法學系統的情況，再看一些綜合性數據。1929年，大夏大學有54位教授，其中41人有留學經歷，包括30位文科教授，11位理科教授。同年，中國公學有教員36人，其中25人有留學經歷。

從這些并不完整的數據，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留學生的巨大影響力。再看學術界一些著名人物情況。據鄒振環、忻平研究，生活在上海的歸國留學生很多，不勝枚舉。留法歸來的有陳綿、巴金、梁宗岱、黎烈文、李健吾、戴望舒、王力、周太玄、李丹等；留英歸來的有陳源、呂叔湘、徐志摩、伍蠡甫等；留美歸來的有胡適、穆藕初、趙元任、王造時、羅念生、唐鉞、冰心、梁實秋、何炳松、余家菊、潘光旦、李安宅、章益等；留日回來的最多，如張東蓀、劉文典、郭沫若、成仿吾、陳望道、李達、李漢俊、陳啟修、周佛海、田漢、夏衍、張資平、謝六逸、郁達夫、周昌壽、鄭貞文、劉吶鷗、傅子東、傅子東、王亞南、夏丏尊、樓適夷、穆木天、王學文、楊之華、鄭伯奇等；還有不少是雙重留學生，如任鴻雋留學日、美，文元模留學日、德，夏元瑮留學美、德，馮承鈞留學德、比，焦菊隱留學英、法，楊端六留學英、德。

留學生來源地很多，但那么多人最后選擇上海作為其居留地與事業發展地，是上海城市對于留學人才拉力綜合作用的結果。

上海在開埠以后，發展很快，外貿方面在1853年以后就超過了廣州，成為全國外貿中心。1919年，中國排在前十名依次是：1.上海，2.廣州，3.天津，4.北京，5.杭州，6.福州，7.蘇州，8.重慶，9.香港，10.成都。其時，上海城市人口245萬，比第2名廣州（160萬）多85萬，比第3名天津（90萬）多155萬，是第4名北京（85萬）的將近三倍。1935年，上海已是遠東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1947年，上海人口430萬，排在后面的依次為：天津（171萬）、北京（163萬）、廣州（140.3萬）、沈陽（112.1萬）、南京（108.5萬）、重慶（100萬）。上海人口是排在第二位天津的2.5倍，是當時首都南京的4倍。民國時期，上海是全國多功能經濟中心（貿易、金融、工業、商業、旅游、郵電等）、多領域文化中心（教育、科學、文學、藝術、新聞、出版等），也是中國與外國文化交流的樞紐。如此巨大的經濟與文化體量，現代化方面的領先程度，使得上海對于從外國歸來的留學人才吸引力特別巨大。誠如自法國留學歸來的、曾翻譯都德《娜拉女郎》、司湯達《紅與黑》的四川人羅玉君所說：“當年離開巴黎時我就想，只要這個世界上有地方放下我的書桌，有地方出版我的譯著，有年長的年輕的讀者喜歡我的書，珍藏我的書，那地方就是我眷戀的……正因為如此，巴黎留不住我，歐洲留不住我，四川太凋敝也留不住我，留住我的恰恰是上海。”

對于留學生集聚上海的情況，留美歸來的梁實秋，在述及民國時期上海文化人才時曾寫道：“同時有一批批的留學生自海外歸來。那時候留學生在海外受幾年洋罪之后很少有不回來的，很少人在外國久長居留作學術研究，也很少人耽于物質享受而流連忘返。潘光旦、劉英士，張禹九等都在這時候卜居滬濱。”難計其數的留學生在學得現代知識以后，返棹還鄉，報效祖國，放眼望去，既能發揮所學知識，盡其所學，又能過上與留洋時相差無多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大概上海最為理想。

虹口是近代上海留學文化最為繁盛的區域。虹口區領導一向高度重視發掘、研究近代上海留學文化，特組織相關學者編寫了《睜眼看世界》叢書。本書按留學目的地，分為赴美、赴日、赴歐與赴蘇四卷。撰稿人何方昱、翟海濤、嚴斌林與楊雄威，都是對相關課題研究有素的專業學者。披覽全書，盡管各卷所涉國度不同，時代有異，相關留學生所學科目各有千秋，學生結構各具特色，但全書有以下四個共同的特點：狀其概貌，完整概括各卷研究對象的總體形態，包括時代特點、留學規模與社會影響；述其歷程，清晰敘述留學各地的醞釀、起步、鼎盛與終止的演變過程，以及相關階段的特征；析其特質，論述各地留學學生結構、所學內容、留學成就等特點，解釋何以如此的社會根源；聚焦上海，突出虹口，不是泛論整個近代中國留學，而是在交代清楚面上概況以后，集中討論與上海城市特別是與虹口的關聯。

如果將四卷合在一起，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留學美、歐、日與蘇俄，都與上海城市特別是虹口有重要的關聯，但各有各的關聯，其關聯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其影響也各有不同。

如果將宋耀如（留美）、嚴復（留歐）、魯迅（留日）、柯慶施（留蘇）比較一下，就可以發現他們留學的實踐，與上海的關聯便很不相同。宋屬民間留學，嚴是官派，魯迅是考取官費，柯是組織選送。宋、嚴并不是從上海出發的，但他們歸國以后，都與上海城市發生了重要關聯。這種關聯，有的看上去是自我選擇的結果，如魯迅定居在虹口；有的則明顯不是，如宋定居上海，是教會安排的；嚴在1900年以后自天津移居上海，屬形勢所迫；柯來上海做市領導，則完全是組織安排。當然，即使看上去是自我選擇，深究起來，也還是整個社會發展大勢與城市特點在起作用。魯迅定居上海以前，也曾居留過好幾個城市，最后，他沒有選擇北京、廣州或廈門，而是選擇上海，這顯然是上海特有的城市品格正好與他的需求相匹配。他之所以選擇定居虹口，而不是靜安寺、法租界或其他地段，也有他自己的考量，其背后仍然與上海不同區域的特點有關。宋定居虹口，也與虹口區域特點有關。

對于關聯的影響，可以想象的空間更大。如果我們深問一下，假如當年宋耀如沒有留學美國，沒有定居上海，那后果會怎樣？后果有無數種可能，其中一種可能是顯而易見的，即上海就沒有宋氏三姐妹，就沒有宋氏三姐妹留美，就沒有宋子文等人留美，就沒有所謂的宋氏家族，那整個民國史就將重寫。如果把此類想象性分析發散開去，比如落實到蔡元培、胡適、章士釗、巴金、劉海粟等人身上，那我們就會看到完全不一樣的近代上海文化圖像。歷史考據的結論從來不允許假設，但歷史影響的分析從來不排斥假設。當我們沿著這一思路，展開想象的翅膀，那我們對于留學與近代上海、留學與近代虹口的意義闡釋，就會廣闊得多，深入得多，也有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