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以歷史主動精神克難關、戰風險、迎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不畏艱難險阻、直面風險挑戰，頑強拼搏、不懈奮斗，展現出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構筑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形成了黨的光榮傳統。掌握歷史主動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大力倡導的優秀品質，是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的優良傳統，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精神密碼。
第一，掌握歷史主動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大力倡導的優秀品質。
“歷史主動”，就其內涵而言特指人們在創造歷史、發展歷史的活動中所展現出來的主動心態與主動行為。作為一種致力于改變世界、努力謀求無產階級和全人類徹底解放的學說，馬克思主義肯定“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同時強調，“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這一充滿辯證色彩的論述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歷史主動”的本質特征，即在尊重歷史規律的基礎上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推動歷史進步。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因此馬克思主義強調的“歷史規律”其實主要是就經濟因素而言的。盡管馬克思、恩格斯承認“經濟的前提和條件”在人們創造自己歷史的過程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但他們不認為經濟因素是歷史發展的“唯一決定性的因素”。在他們看來，“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回于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在歷史進程中“起著一定的作用”。
繼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寧在深入剖析、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過程中，將馬克思主義哲學推向新的高度，進行了對歷史主動精神的理論建構。大體上，列寧對歷史主動精神的理論建構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是在論戰中，闡明全部歷史是由個人的行動構成的這一立場，宣揚“馬克思最重視的是群眾的歷史主動性”這一深刻體現人民主體精神的重要論點。
二是在批判以馬赫主義為代表的唯心主義哲學的過程中，表明歷史主動精神所蘊含的在實踐活動中既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又尊重客觀規律的科學態度，論證在歷史主動精神的指引下工人階級不斷總結歷史經驗、科學預見革命未來、正確把握歷史走向的可能性。
三是在《哲學筆記》中，通過分析客體反映性與主體創造性、歷史發展中一般與個別兩對辯證關系，論證歷史主動精神對工人階級深刻洞見復雜形勢和未來走向的指導意義，以及落后國家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行性等一系列問題，從而為無產階級發揚歷史主動精神奪取政權提供哲學依據。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列寧不僅是歷史主動精神積極的理論建構者，還是將這一精神貫徹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堅定踐行者。在一次次面臨歷史抉擇的關鍵時刻，列寧不是被動、消極地等待，而是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民的主動精神”。正因為列寧能夠做到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保持歷史清醒與自覺，掌握歷史發展的主動權，所以他才會“使過去看來不可能發揮的才能發揮出來”，進而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人類歷史的跨越式發展。
第二，掌握歷史主動是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的優良傳統。
1921年，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共產黨成立。為了給中國人民創造幸福美滿的生活，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在百余年奮斗征程中不僅養成了善于總結歷史經驗、科學把握歷史大勢、提煉升華歷史精神的歷史自覺與歷史智慧，鍛造了對馬克思主義守正創新的理論品格與實踐能力，還培育了深刻洞察世情、國情、黨情的戰略思維與政治定力。
正是在這些優良品格的共同滋養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關鍵法寶——歷史主動精神應運而生。這是一種戰略眼光，更是一種在實踐中錘煉而成的核心能力，深刻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高度歷史自覺與主體能動性。百余年的黨史就是一部我們黨在不同歷史時期面對重大關頭與風險挑戰，不斷爭取、保持和運用歷史主動的實踐史詩。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對內憂外患、山河破碎的危局，沒有盲從于既有教條或屈服于強大敵人，而是憑借“自覺的能動性”，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獨立自主地探索出正確的革命道路，經過28年浴血奮斗，終于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從而使中華民族告別了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時代。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面對西方封鎖的國際形勢和百廢待興的國內局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提出“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這一深刻體現歷史主動精神的觀點。在爭取歷史主動的思路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順利完成了“三大改造”和“一五”計劃，不僅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還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代表的三代領導集體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背景下，分別聚焦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通過發揚歷史主動精神，創立了切中各自所處時代之脈搏的理論學說，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使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出臺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使中華民族實現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第三，掌握歷史主動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精神密碼。
縱觀人類文明史，以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希臘為代表的諸多曾經無比輝煌的古老文明皆湮沒于歲月塵埃中。然而，中華文明歷經滄桑而賡續不絕、屢經劫波而浴火重生，其背后蘊藏著超越時空的韌性與智慧。究其根本，深植于民族血脈中的歷史主動精神可謂解鎖這一文明奇跡的核心密碼。
在數千年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雖然也像其他古老族群那樣經歷過無數天災人禍，但我們在面對災難時從未被動地接受歷史命運的擺布，而是以一種高度的主體性自覺，通過“鑒往知來”的深刻洞察、“經世致用”的實踐理性、“通變求新”的革新勇氣，認真總結歷史經驗，科學把握歷史大勢，提煉升華歷史精神，進而培育了綿延不絕的精神血脈。
世界其他文明常將史學創作視為純粹的客觀記錄活動，但中華文明對史學的重視早已超越簡單的記事功能，有意識地升華為一種關乎治亂興衰的哲學思考。在中國古圣先賢看來，歷史從來不是故紙堆中的陳跡，而是承載著價值判斷、經驗總結和未來導向的文化與政治實踐。
《尚書》云“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奠定了通過歷史反思獲取治理智慧之基調。司馬遷倡“述往事，思來者”，司馬光著《資治通鑒》以“考興衰，明得失”，體現了從歷史長河中主動提煉規律的前瞻思維。這種持續的歷史回望，使中華文明在面臨與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似的挑戰時能夠保持清醒，作出更具遠見的選擇。
歷史認知的終極指向是現實關懷。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以微言大義介入當時的政治；歷代士人“兼濟天下”的擔當，將歷史經驗轉化為治國安邦的實踐方略。這種“知行合一”的傳統，確保歷史智慧不斷轉化為維系文明發展的現實力量。
《易傳》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深刻揭示了中華文明內在的辯證法則。從商鞅變法至戊戌維新，無論成敗，均展現面對時代困局時突破陳規、主動調適的魄力。這種自我更新機制，使古老文明在歷史關頭能夠通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獲得新生。
進一步看，歷史主動精神是融歷史反思、現實擔當與未來開創為一體的文明生存發展智慧。它使中華文明總能于變局中開新篇，在連續中謀發展。歷史主動精神是穿越時空的智慧之光，是砥礪前行的力量之源。它源于中華文明的深沉滋養，立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基石，成于中國共產黨的百余年奮斗。理解這一特點，不僅關乎理解過去，更為我們在新時代賡續文明血脈提供智慧源泉。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黨委書記、教授，上海市社聯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