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0年4月18日，是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紀念日。

　　三十而立，浦東告訴世界：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如何書寫一座城市新的傳奇。中國奇跡的密碼，是浦東三十年來的思想解放、制度創新，是一代人的艱辛探索和奉獻。

　　三十而立，浦東的崛起，不僅是嶄新城市天際線的立起，更是中國昂首走向世界、擁抱世界的步伐。

　　上海的浦東，中國的浦東，世界的浦東。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澎湃新聞·智庫報告欄目推出“人海潮·浦東開發開放30年口述”系列專題，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以陸家嘴、金橋、外高橋、張江四個開發區為切入點，采訪了浦東開發開放的決策者、參與者、執行者，講述那段浪奔浪流的進取故事，致敬那段激情似火的創業史，更為今天的浦東改革開放再出發提供一個大歷史視角。

　　口述：李善芬

　　采訪：黃金平、龔思文

　　整理：龔思文

　　時間：2019年10月28日

　　我1962年從上海海關學校畢業后就來到上海海關參加工作，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老海關人”。

　　1990年，為全面支持浦東開發開放，上海海關在中央駐滬單位中率先成立了支持浦東開發領導小組，當時我擔任關稅處處長，關稅處承擔了支持上海改革開放的職責，我也成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同時兼任上海海關支持浦東開發辦公室主任。1991年10月，國務院接海關總署專報后特批成立上海浦東海關籌備處，任命我擔任籌備處主任。1992年4月，浦東海關籌備處在上海船廠附近的一處居民樓掛牌，同年10月對外開辦海關業務。我們打破了海關在籌備階段不開辦業務的慣例，“邊籌建、邊運轉、邊完善”。1995年4月18日浦東海關正式掛牌，任命我為關長；2001年我擔任浦東國際機場海關關長。服務保障浦東開發開放，一直是我所從事和分管的最重要工作。

　　我想著重談談上海海關在浦東開發開放初期，為外高橋保稅區的建設發展所做的一系列工作。

　　當好“建設者”：固本強基力促封關運作

　　回想20世紀90年代初，外高橋所在的浦東東北片區還是成片水稻田，通往長江口的那片區域則被蘆葦蕩所覆蓋。但凡有領導前來視察、參觀，我們就在水稻田邊向他們展示外高橋保稅區10平方公里規劃圖，再陪同他們站到兩層樓高的友好小學樓頂上俯瞰，介紹說這就是我們規劃中的外高橋保稅區。

　　1991年8月，外高橋保稅區首期開發的4平方公里工程開工，保稅區的隔離設施及卡口，成為上海海關為保稅區規劃設計的第一項基礎性工程。我們每天安排兩名同志趕赴施工現場蹲點守護、實施監管。當年浦東公交線路很少，我們的同志要騎自行車行進20多公里前往外高橋；當地沒有食堂，只能從家里帶些飯菜或干糧作為午飯，再到周邊農民家去討開水喝。

　　建設保稅區隔離圍墻，這在中國沒有先例。隔離設施和卡口的設計要美觀、經濟，而且要能管住。為此我們翻閱了大量資料，借鑒國際上的通行規范，花了很大力氣設計出保稅區建設標準，擬定出“驗收外高橋保稅區的必備條件”，提供給建設單位——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開發公司。我記得很清楚，首期0.453平方公里區域的隔離圍墻總長度是3.35公里，圍墻總高度是3米，圍墻下部是50厘米的水泥磚墻，中部是215厘米高的金屬網，水泥磚墻與金屬網之間距離為5厘米，頂部是三道刺鐵絲、間距各為10厘米，共30厘米；在D緯三路西端與楊高路相交處設置海關卡口一個，卡口處建21平方米檢查房一幢，卡口附近設置900平方米的貨物查驗場地，D緯三路作為進出通道實現“人車分流”，人行通道和車輛通道寬度分別為4米和12米。

　　當初為了方便建設單位施工車輛的進出，我們大膽提出設想：施工期間增設二個臨時通道，專供施工車輛進出，用開啟式鐵門加以封閉。這樣對于我們海關派駐現場監管的同志而言，雖無形中增加了成倍的工作量，但卻為工程建設節省了大量時間。

　　隔離圍墻在建設中需要越過四處河段，對河流的封閉該如何進行？我們的同志通過現場調查研究，創造性地提出用草包和鐵絲網攔到河底的做法，以確保全封閉、不留缺口。建設單位采納了上述建議。

外高橋保稅區圍墻工程開工。本文圖片均由口述人提供

　　1992年3月7日至9日，由時任國家海關總署副署長劉文杰同志帶隊的驗收小組，對外高橋保稅區首期隔離設施進行了驗收。驗收評審會上，驗收小組提出了一些問題。有同志問“隔離圍墻高度為什么縮短了幾厘米？”后來才知道，由于工程是建在水稻田上，提前完工后又放置了一段時間，所以下沉了一截。建設單位聞訊后立即整改。再比如，大家普遍認為查驗場地面積不足，查驗設施過于簡單；檢查房實在太小，只能臨時派派用場。詬病最多的要屬海關辦公用房。我們暫時使用的潼港新村一套房屋只有70平方米，距離保稅區還挺遠，確實不利于海關監管。3月9日，外高橋保稅區首期0.453平方米通過驗收，正式封關運行。

　　有了首期驗收的經驗之后，后面的幾次封關就順利多了。到1993年3月，由外高橋聯合發展公司建設的新一輪總長9.36公里的隔離設施也已基本完成，這次驗收的事項很多，包括倉儲區、管理區的全部，以及加工區D緯四路以北部分等都順利通過了，封關后總面積約2平方公里。4月17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鵬為外高橋保稅區2平方公里區域封關營運典禮剪彩。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市長黃菊，以及國務院特區辦主任胡平、海關總署署長錢冠林等領導同志都出席了儀式。李鵬總理在講話中指出，無論是保稅區、浦東新區還是整個上海的對外開放工作，都應該和國際接軌，要按國際規則辦。到1994年底，保稅區新建3.5平方公里區域經海關總署驗收合格，使外高橋保稅區封關運營面積達到5.5平方公里。這時的外高橋保稅區，已經由雛形趨向成熟，一大批現代化的生產廠房、商貿大樓、倉儲庫房拔地而起，成為全國開發建設速度最快的保稅區。

　　當好“引航員”：主動服務推動政策落地

　　浦東開發開放啟動后，上海海關參與擬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進出上海外高橋保稅區貨物、運輸工具和個人攜帶物品的管理辦法》。上海海關還參與《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管理辦法》等規范性文件的研究制訂工作。我們還結合上海實際情況，制定了《上海海關對進出上海外高橋保稅區貨物、運輸工具及個人攜帶物品的監管和征免稅實施細則》《上海海關對進出外高橋保稅區貨物、運輸工具及個人攜帶物品的海關須知》，并針對企事業單位在浦東落戶推出了“進口減免稅貨物審批操作規程”等20余項工作制度和優惠措施。

　　然而，我們在調研中卻發現，成立之初，保稅區里許多部門和企事業單位對這些優惠政策并不熟悉，更沒有把這些政策用足、用好。優惠政策得不到有效落實，小而言之是增加了企業單位運營成本，影響業務發展；從大的方面講，意味著營商環境得不到實質性改善，那是要錯過開發開放大好時機的呀！我很快意識到，當務之急是要將大好政策廣為宣傳。

　　于是，我們的同志利用當時浦東地區還為數不多的影劇院、社區廣場等場館或公共空間，舉辦各種形式的大型宣講會和咨詢接待活動。浦東開發辦和海關在東昌電影院共同舉辦了大型宣傳會，千余人的場館座無虛席，上千家企業的書記、廠長、經理來聆聽政策宣傳。那天黃奇帆副主任和我宣講了兩個多小時；散會后仍有許多人走到臺上來圍住我和海關同事，要我們幫助他們答疑解惑，還邀請我們到企業去宣講政策。1991年秋，上海電視臺連續播出了四集關于保稅區海關優惠政策的電視宣傳片，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有些企業負責人看過之后才恍然大悟，說“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知道；不是沒政策，而是不會用”。宣傳片播出后半年，差不多是外高橋保稅區首期封關啟動之際，統計顯示0.453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已有92%土地被批租或征用，投資及意向投資項目達11個，投資總額約1.4億美元，還有許多企業想方設法要“擠進去”。我們的及時宣傳在助力保稅區“筑巢引鳳”方面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同時我們也意識到，保稅區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只有在一個個具體的項目上得到體現，才能顯示出對中外投資者的吸引力和競爭力。在他們舉棋不定時，海關只有主動提供服務，為他們釋難解惑，才能幫助他們增強落戶浦東的信心和決心。進入保稅區的第一家外資企業是日本著名的JVC公司。1992年，上海廣電公司想同JVC合辦電視機生產企業，歷經曠日持久的談判，日方卻遲遲不肯拍板。原來，他們主要擔心的是政策有變。廣電公司后來找到海關，希望我們能提供咨詢和幫助。那天在花園飯店，JVC公司派出一個規模不小的代表團前來咨詢。他們先是給了我一張很大的紙，上面密密麻麻寫滿幾十個問題，然后像連珠炮似的輪番提問，大多數問題關乎具體事項，也有些是虛虛實實的試探性提問。我在回答他們的時候把握好幾條大的原則：一講我國推進改革開放的堅定性，二講浦東開發開放大趨勢，三講保稅區政策的優惠力度，先解除他們心中的疑惑；在此前提下再對各類細節問題一一予以解答。外商很明顯是釋懷了，當場拍板簽合同。此后，我們的經辦關員還繼續保持與JVC公司的聯系，加速驗放該公司所需的各項裝潢材料、機器設備，推動其“當年立項、當年基建、當年投產、當年出口”；第二年還幫助該公司利用出口優惠政策解決了產品積壓等問題。1994年初，JVC增資1000萬美元。

　　看到JVC公司在浦東外高橋蓬勃發展，眾多中外企業也紛至沓來，通用汽車、貝爾程控交控機、東芝電腦、華虹NEC集成電路等一大批項目相繼落戶浦東，海關都是提前介入，耐心解釋海關規定，引導他們將減免稅等優惠政策落到實處。湯君年先生(湯臣集團創始人)當年在外高橋保稅區內建設10萬平方米倉儲場所和湯臣國際貿易大樓，我們海關也給予了大力支持，幫助這位生于浦東的臺灣商人回到家鄉投資實業。

　　外高橋開發公司決定建設一批標準廠房和倉庫，但在鋼結構的進口上遇到了難題，我們經過研究并報請總署批準，對這批鋼結構特案予以放行。不僅僅是外高橋保稅區，浦東的其他幾大開發區、核心商務區、配套功能區、中外企業，以及機場、港口，等等，我們都多次實地踏勘、深入調研、宣傳政策、提供服務。當年戴杰署長到浦東考察時，曾這樣評價浦東海關說，“浦東海關有兩個特點：一是介紹浦東，對三大區、六小區、數百個大小項目，發展進度，如數家珍。二是帶著一種感情在介紹，感情上、思想上與浦東融合在一起”。

　　當好“守護人”：積極探索新型監管模式

　　對企業，我們著眼于發揮區域性監管優勢，在流程和手續上給予快捷和高效的服務。比如，對進區倉儲的轉口貨物，企業只要到保稅區海關辦理一個轉運申請單，就可將貨物（集裝箱）直接運入保稅區倉庫；對轉口到第三國貨物，特殊情況經海關批準，貨物可不進區，以單證報關流轉審核，海關派員到口岸驗放；對加工貿易貨物，海關按審定的單耗定額實施總體核銷，取消登記手冊和減免稅審批表，保稅區貨物運往非保稅區時才按常規辦理海關進口報關手續。同時，我們較早地實現了保稅區內企業與海關、銀行等部門和單位的計算機聯網，既有效發揮海關監管職能作用，又最大限度地免去企業奔波之苦。

　　對保稅區本身，我們首創“境外出入保稅區貨物申報備案制”，凡是自境外進入保稅區或由保稅區直接運至境外或其他保稅區的貨物，一律實行申報備案制，簡化了手續、加速了通關。我們推進實施“四個就地”監管模式，即：就地辦理報關手續、就地辦理轉關運輸手續、就地辦理減免稅審批手續、就地辦理加工料件審批手續。我們還落實了一系列便利措施，如報核報驗24小時不間斷；個人攜帶物品屬暫時進區的，以進區時的申報單位作為出區憑證；對區內經營加工貿易的企業實施總體核銷；區內的企事業單位相互之間轉讓、出售或移作他用的物品事先不必向海關申報，事后向海關備案即可，等等。這些措施在上世紀90年代的保稅區落地實施，可以說都是首開先河，也為后續的海關監管模式改革創新打下很好的基礎。

　　有意思的是，隨著越來越多不直接銷往國內市場的貨物都存放入保稅區里，保稅區倉儲規模顯著擴大后，原來關于“所存貨物儲存期限為1年”的規定，實際上是被突破了。這項突破后來被納入到浦東開發開放首部地方性法規——《上海外高橋保稅區條例》中。2001年我赴浦東機場海關擔任關長后，從空運出入境貨物量增加的趨勢出發，利用外高橋保稅區業已具備的通關便利化條件，探索開展“空運貨物直通式”試點，實現保稅區生產型企業進境貨物通關時間由原來的3天縮短到6小時。2002年，外高橋保稅區又率先探索實行電子數據交換（EDI）無紙化報關試點，進境備案通關時間被進一步縮短到5至10分鐘。

　　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我們海關助推外高橋保稅區在全國范圍內率先設立生產資料交易市場。當年市政府辦公大樓還在外灘時，上海海關大樓就在隔壁，上海市有關領導經常同我們一起討論。在討論中，黃奇帆同志較早提出建立生產資料交易市場，將國際市場交易放到國內來進行的設想；我們也意識到發展生產資料交易市場對拓展保稅區內貿易公司的經銷渠道、加快保稅區貿易功能開發和同國際接軌等具有重要意義。生產資料交易市場成立后，既是現貨展示的平臺，又是談判交易的平臺，保稅區內企業生產出的產品可在市場內進行保稅展示，區外的貿易商看中后可直接簽合同，海關則通過現場辦公形式或計算機網絡實施監管，一來一去，節省了大量時間和物流成本。

　　后來，外高橋聯合發展公司還同一家外資實業公司成立了一家中外合資的貿易公司，專為生產資料交易市場服務。我們推進的這項工作實屬“超前”，后來也得到了海關總署認可。1994年5月李鵬總理視察上海浦東時，專程前往保稅區生產資料市場觀看所展示的保稅商品。同年12月，保稅區“國際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正式落成啟用，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國際商品展示交易中心。隨著對外開放政策持續推進，保稅交易平臺的商品范圍日益擴大，國際化妝品、酒類、醫療器械展示貿易中心等專業貿易平臺相繼建成，功能也得到不斷拓展。

呈大寫字母“M”型的外高橋保稅區五號門卡口

　　大家現在看到位于洲海路的外高橋保稅區五號門卡口，呈大寫字母“M”型，這正是來自我們的創意和設計。從拼音上念，字母“M”代表的是“門”：它的一層含義是外高橋保稅區敞開大門，歡迎中外客商前來投資發展；另一層含義海關要切實做好把關服務，在保稅區這片熱土上守護好國門。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座“M”型卡口，以標志性建筑的形式，將上海海關作為保稅區建設者、引航員和守護人的職能作了很好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