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0年4月18日，是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紀念日。

　　三十而立，浦東告訴世界：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如何書寫一座城市新的傳奇。中國奇跡的密碼，是浦東三十年來的思想解放、制度創新，是一代人的艱辛探索和奉獻。

　　三十而立，浦東的崛起，不僅是嶄新城市天際線的立起，更是中國昂首走向世界、擁抱世界的步伐。

　　上海的浦東，中國的浦東，世界的浦東。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澎湃新聞·智庫報告欄目推出“人海潮·浦東開發開放30年口述”系列專題，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以陸家嘴、金橋、外高橋、張江四個開發區為切入點，采訪了浦東開發開放的決策者、參與者、執行者，講述那段浪奔浪流的進取故事，致敬那段激情似火的創業史，更為今天的浦東改革開放再出發提供一個大歷史視角。

　　口述：黃彥正

　　采訪：郭繼、孫寶席、劉捷

　　整理：劉捷

　　時間：2019年12月13日

　　上海羅氏制藥有限公司（下稱“上海羅氏”）是首家進駐張江高科技園區的跨國制藥公司。我當時是上海三維制藥有限公司（下稱“三維制藥”）總經理，從1987年就開始跟羅氏接觸，在工作上與羅氏集團建立了較好的聯系，十分幸運地參與和推動了上海羅氏落戶張江的全過程，并作為中方代表當選為上海羅氏董事長，一直到2008年退休。頭尾22年，前面7年，我參與談判并籌建了上海羅氏。后面15年，我做上海羅氏的三任董事長，見證了羅氏制藥促進上海生物制藥產業發展，與浦東開發開放共發展的過程。

　　緣起三維制藥與羅氏集團的合作

　　講起羅氏集團到張江投資，必須從三維制藥說起。三維制藥前身是建于1958年的上海第二制藥廠，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上海的第一個國營制藥廠，1993年改制為三維制藥有限公司。

　　1982年，上海第二制藥廠開始對維生素C的合成工藝進行研究，很快維生素C成為廠里的主要產品之一。世界范圍看，當時大規模生產維生素C的龍頭企業是羅氏集團，羅氏集團是一個有著100多年歷史的家族公司。

　　比較我們兩家企業的生產工藝，還是有所不同的。我們用的是兩步發酵法，就是細菌先發酵一次，然后放到更大的發酵罐里再大規模發酵。這個工藝比羅氏用了50年的工藝成本更低。于是，他們想要購買我們的技術。1987年，我正好擔任上海第二制藥廠廠長，在改革開放的格局下，國家在擴大產品出口的同時，也想技術出口。就決定與羅氏集團合作出口這項技術。最后是國家總理親自批示同意的，被稱作是當時中國第一個最大的軟技術出口項目，約550萬美元。

1987年10月，上海第二制藥廠與瑞士羅氏公司簽訂轉讓維生素C生產技術合同，圖為驗證合格證書簽字儀式。本文圖片均由口述人提供

　　技術轉讓過程中，我們考慮，羅氏集團的好多產品和第二制藥廠類似，但我們在技術管理水平上明顯比羅氏落后，有沒有可能請他們來幫我們改進下技術管理水平？經過研究，我們向羅氏集團發出了邀請，希望他們派一個專家團隊，對我們藥廠的工藝技術做一個全面診斷評估。羅氏集團欣然接受，派了2位專家在我們廠里蹲點2個月，對我們的安全、技術、環境，包括職工的勞動保護等方面做了一個全面評估，并為我們提出改進建議。比如，我們當時有一個車間的一個化學反應崗位是嚴重致癌的。他們經過評估說，這個崗位上工作的工人，今后基本上都要得肝癌。后來我們再論證認定他們是對的，馬上就把這個崗位停掉，產品也不做了。他們真的是認真建議，我們也是認真接受，我們相互之間的信任得到建立和加強。

　　到1988年，雙方就開始考慮在上海建立一個合資公司。當時合資公司的地址考慮選擇開發環境已經相對比較成熟的閔行開發區，辦公用地的定金都付了。但受大環境影響，合資項目到1989年戛然而止。但羅氏方面覺得我們上海人還是蠻有人情味的，雙方反而加深了信任。

　　助力張江力推上海羅氏制藥落戶

　　1990年國家宣布開發開放浦東，大家又看到了希望。1992年7月，上海宣布成立張江高科技開發區，意欲把張江高科技園區打造成具有競爭力的世界級高科技產業園區。這需要把世界著名高科技企業吸引到張江，產生示范集聚效應。在一個合作項目簽約會上，上海市副市長趙啟正同志特地把我叫到領導休息室跟我講：你過去跟羅氏有過合資談判，你再想想辦法，把他們再找回來落地張江。

　　也是在這段時間，徐匡迪同志有一次專門對我說：你要把羅氏叫回來，它對我們上海的醫藥發展會起很好的帶頭作用，我們上海浦東張江就可能更有希望了。

　　那時候，羅氏集團有把合資企業放到廣東珠海的想法。我聽到消息后，非常著急。于是，在張江開發區宣布成立前后，我就動員羅氏集團的第二把手，他們的副董事長、副總裁專門到上海來看一看，聽一聽上海改革開放構想。這位副總裁人很好，應我邀請就來了。我帶他訪問了浦東，訪問了張江，帶他到現在羅氏制藥所在地的現場。當時那里還是一片農田，什么都沒有。他很是驚訝，連說了幾個“nothing”，反復講這個地方“all countryside”，問我為什么帶他到這里。不過，他知道我是一心一意想把這件事辦成，了解到上海領導也是真心實意想讓羅氏來，就對我說：我可以幫你安排一次羅氏集團的董事會會議，你去做一個演講，你自己來說服董事會。

　　兩三個月后，也就是1992年年底，我如約參加了他們羅氏集團的一次特別董事會。為了準備演講，我去市外資委拿了好多資料、圖片，當時張江高科吳承璘總經理和其他部門的同志都很支持我，給了我不少資料。我就用這些資料做了一個PPT，花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向羅氏董事會介紹了上海改革開放和浦東張江。我感覺當時我就像畫了一個餅給羅氏集團，就看羅氏他們饑餓到什么程度。最后效果很好，打動了他們。1993年年初，他們給了我一個明確信息，他們決定合資企業放在上海張江。

　　從1993年年初開始，我們和羅氏就合資辦企業進行深入談判。1994年1月7日，羅氏集團與上海三維制藥公司草簽合資成立上海羅氏制藥有限公司合約；當年4月，上海羅氏舉行合資廠奠基典禮。上海羅氏項目正式簽約奠基晚宴前，趙啟正副市長又找我說：美國有硅谷，上海的張江能不能建成一個藥谷？我回答說：羅氏今天簽約了、奠基了，這是一個領頭羊企業，我估計它一旦進來，會有好多中小甚至大的國際制藥企業也會跟進來。他聽后說了聲：好，就這樣。然后，他就在當天的致辭中宣布張江要建成一個藥谷。“張江藥谷”這個概念就這樣由趙啟正副市長提出來了。

1994年4月，上海羅氏制藥有限公司開業典禮在張江舉行。

　　期間，上海各級政府，相關部門對這個項目的大力支持是前所未有的，這與浦東開發開放大背景是分不開的。根據協議，合資公司中方占股30%，要出資3000萬人民幣。上海第二制藥廠是國有企業，每年利潤都要上交，我拿不出3000萬元。當時，浦東發展銀行浦東分行的一個副行長，年紀很輕，冒著下崗的風險，把這3000萬元作為流動資金貸給我們。整個過程，我跟他沒吃過一頓飯。當時這個項目在張江需占地120畝，鎮政府以每畝30萬人民幣的低價賣給我們。還有“七通一平”，張江高科技園區開發公司保證什么時間做到，就肯定做到，外方也很感動，說你們中國改革開放講到做到。本來龍東路是不給企業開大門的，因為是條高速路。羅氏堅持說，我這么大的企業，門開在后面的小路上不像話，一定要開在前面。市里方方面面出來協調，最后破例讓羅氏的大門開在現在的龍東路上。

　　一個標桿性企業帶來張江藥谷滿園春

　　在我看來，上海羅氏落戶張江，真的非常具有標桿意義。很快，一批大的國際制藥企業陸陸續續進到張江，比如日本的麒麟制藥、三共制藥、搞漢方藥的津村制藥；美國的通用制藥、德國的勃林格殷格翰制藥、英國的葛蘭素史克疫苗公司。同時，國內國外的一批制藥中小企業也都陸續到張江去選地方落腳。

　　2003年羅氏集團又在張江成立了羅氏研發（中國）有限公司，是羅氏首個位于發展中國家的研發中心；2007年羅氏藥品開發中國中心成立，使羅氏成為首家在中國建立研、發、產、銷完整醫藥價值產業鏈的跨國藥企；2015年，羅氏又增資9億人民幣建設上海羅氏創新中心，這是繼羅氏總部瑞士巴塞爾、美國舊金山之后的全球第三大戰略中心。由于羅氏帶頭，美國輝瑞中國研發中心、禮來中國研發中心，英國葛蘭素史克中國研發中心也都紛紛進入張江。張江藥谷研發氛圍濃厚，逐步發展起微創、凱利泰、澤生、艾力斯等一批高等級的新藥研發創新創業企業。

　　上海羅氏的標桿性，還在于它對中國醫藥行業發展，特別是生物醫藥行業發展的促進上。上海羅氏產品結構很好，技術含量比較高。當時我們談判的時候大家就有共識，“把羅氏最好的最新的藥，拿到合資企業來生產”，這個是我們的要求，也是他們的承諾。所以羅氏現在所有的產品都是中國市場上的熱銷產品。比如單克隆抗體一類的生物藥——治淋巴癌的美羅華、治乳腺癌的赫賽汀，以及把腫瘤實體周圍的細胞供血阻斷的安維汀，等等。都能比較明顯地延長癌癥患者生存期。比如抗排異的藥物——驍悉，羅氏進入中國以前，我們不大敢搞器官移植，因為器官移植以后排異問題解決不了。自從上海羅氏生產了抗排異藥——驍悉，中國的器官移植很快就發展起來了。在產品結構方面，羅氏還帶來了“基因治療”理念，就是通過診斷試劑，在血液中找到一種針對性的基因靶點，然后治愈疾病。此外，羅氏在上海生產的17個藥品里面，有5個生物藥已進入國家醫藥保健目錄，使得我們中國用到最新藥的時間，跟發達國家基本同步。

　　羅氏還提升了中國制藥企業的質量管理水平。舉個例子，當年，羅氏在張江造了一個高致敏車間，生產致敏藥物。1000多平方米的廠房，是完全排除了有害氣體的清潔環境。這種新技術，大大提高了我們藥廠車間工人的勞動保護條件。再比如，藥廠有個世界通用的藥品質量管理規范，叫GMP，羅氏就帶進來一個怎么執行這條標準的方法。江蘇泰州的揚子江藥業從當地一個集體小企業發展成幾百億銷售額的中國最大民營藥廠，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它學習了羅氏的這套質量管理系統。

上海張江生物醫藥產業集群。

　　上海羅氏這個項目還有一個溢出效應。2005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向全世界宣布，全球將要暴發H7N1型禽流感，各國都很緊張。應對這種病毒性流感的唯一特效藥，就是羅氏生產的“達菲”。當時全世界好多政府都向羅氏采購達菲，他們三年后的訂單都已經滿了。2005年3月的一天，衛生部部長高強突然把我叫到上海衡山賓館，跟我說，現在中央領導非常著急，胡錦濤書記、溫家寶總理非常擔憂，如果疫情暴發，我們中國人這么多，又沒有藥，怎么弄？一旦大流行，不僅是健康問題，可能是個政治問題。中央已專門成立了一個特別小組，溫家寶總理牽頭，衛生部、科技部部長是組員，要求這個小組制定一個應對方案。我們研究下來，最好的辦法是從羅氏手里把“達菲”的全套技術轉讓過來，我們自己生產。

　　這個事情很重要，我要代表國家去談判。當時真的一點把握都沒有。高部長說，一定要千方百計完成任務，越快越好。于是，我準備了兩天，第三天就飛到瑞士，直接沖到羅氏CEO辦公室。我向他表明了中國政府派我來的意圖，我也特別講了一句話，為了羅氏在中國長遠的戰略性發展，我建議你們要處理好這件事情。我當時就帶了一位同志同去，結果就是我們2個人跟羅氏方面談了3天，最后簽下“達菲”技術轉讓協議。我們帶回了包括全套的技術資料、一罐標準品，以及他們生產產品的技術人員。馬不停蹄地組織人員搞復制、搞報批、搞投產、建車間，中科院上海有機所一些科學家們全力配合，國家醫藥管理總局一路審批開綠燈，大概過了六七個月，我們生產出大約100萬人份的藥品，并上報中央。一位科技部副部長專程到上海對我們科技人員說了一段話，我記得關鍵的一句是：在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候，你們上海人又做了一個重大的貢獻，我代表國務院領導，謝謝你們！

　　這次和羅氏談成技術轉讓，與我們之前上海羅氏在浦東張江順利落地、發展，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關照，有著千絲萬縷聯系。

　　我們合資的投資比例中方是“3”，他們是“7”，從來沒變過。雖然中方只是“3”，但是根據合同規定中方派董事長，我當了前三屆的董事長，上海羅氏董事會大的事情上我很有發言權。現在的董事長是上藥集團的總裁，就這么一直延續，他們也都能夠接受，總之，中外雙方合作非常融洽，相互非常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