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迺摶

　　汪曾祺寫過，昆明鬧霍亂時，梅貽琦告誡學生不要在外面亂吃，有同學侃侃而談自己在外面亂吃了好多頓至今也沒有得一次霍亂，梅校長神色凝重地說：“同學們！這種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

　　1938年4月4日，西南聯(lián)大經(jīng)濟學系教授趙迺摶抵蒙自。南遷路線有一條是坐汽車出鎮(zhèn)南關(guān)抵越南，改走滇越鐵路入云南，名曰旅行團，成員以中老年教授為主，趙迺摶為團長。昆明房屋不足，西南聯(lián)大將文、法商兩院暫設蒙自，成立蒙自分校，作為校務委員會成員之一，趙先生的當務之急是視察校舍，不想下車伊始即遭下馬威，劇烈嘔瀉來襲，工作不得不終止。萬幸的是，“醫(yī)云非虎列拉”。

　　虎列拉，Cholera的音譯，霍亂的舊稱，當年治療以補液為主，無有效抗生素，雖已是1930年代，仍是談“虎”色變。據(jù)《申報》1932年9月報道，本年度上海霍亂大流行，共發(fā)病4281例，死亡318例。上海在舊中國無論衛(wèi)生防疫或醫(yī)療救治都堪稱首善之區(qū)，這不足10%的死亡率已是極低。到了1938年，難民涌入上海，8月7日的《文匯報》載：“本市霍亂流行,日來有增無減，愈見猖獗，兩租界時疫醫(yī)院之病房，早告人滿，竟至無法收容，為歷年所未有。”此次疫情記載的發(fā)病人數(shù)為11365人，死亡人數(shù)為2246人。至于昆明的情況，汪曾祺寫過，昆明鬧霍亂時，梅貽琦告誡學生不要在外面亂吃，有同學侃侃而談自己在外面亂吃了好多頓至今也沒有得一次霍亂，梅校長神色凝重地說：“同學們！這種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

　　內(nèi)政部法定傳染病九種，其中傷寒、斑疹傷寒、赤痢、霍亂均以腹瀉為主。日記中以斑疹傷寒多見，如1942年底，鄭天挺大病一場，即罹患此疾。12月19日，病情迅速惡化，“口干又不得水，覺有高燒，作嗝不已，屁多，苦甚”，晨起測體溫大增，達38.9℃，下午更升至39.5℃；此后發(fā)熱反復達九日之久，且一直臥床不起，進食極少，還間歇性腹瀉；直到24日才有起色，可以離床下地；27日熱退盡；又將養(yǎng)了幾日，30日至袁家驊家小坐，“病后初出臥室也，日光直射，神怡身曠”，病體方告復原。

　　鄭先生一直自負強壯，亦自知謹慎，除民國十五年曾病臥兩三日外，近三十年來無大病。病愈反思有三：第一，飲食失節(jié)，每日工作至午一時才出辦公室，或就小店零食，或回住所啃饅頭佐冷菜冷肉，“多寡冷暖無常無序”；第二，起居失當，每日枕上必讀，就寢往往遲至凌晨一時半以后，睡眠不足六小時，午睡也不能保證；第三，保暖不足，其時早已入冬，月初又驟寒，衣被仍寄藏鄉(xiāng)間，“在城僅薄被一床、襯絨袍一件、破棉袍一件，已不能穿”，日間勉可支持，夜眠多不能酣。

　　鄭天挺孤身南下，自顧不暇，由此導致的抵抗力下降確為病因。更重要的是，斑疹傷寒屬傳染病，校方卻一直缺乏針對性防疫。那幾年聯(lián)大教職員中患斑疹傷寒的不少，如1943年3月哲學系鄭秉璧，4月常委會秘書劉本釗，10月訓導長查良釗和北大辦事處文牘組主任朱匯臣。來年仍不消停，6月北大辦事處事務組包尹輔抱恙，到了10月，英語系錢學熙、數(shù)學系江澤涵、物理系鄭華熾紛紛病倒，用當前的說法，可稱“聚集性發(f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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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lián)大總務長臥病，并未前往醫(yī)院，因昆明醫(yī)療不甚高明。國立中正醫(yī)學院和國立上海醫(yī)學院，不久即遷走；其他幾家，公立的有昆華醫(yī)院，1938年12月，董作賓患副傷寒于此住院半月有余；惠滇醫(yī)院是英國教會醫(yī)院，1939年6月21日，湯用彤長子、極具才情的湯一雄，割盲腸時麻醉過量殞命；還有國立云南大學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即云大醫(yī)院，1941年剛剛建立，聯(lián)大生物系吳韞珍教授因十二指腸潰瘍割治不效于1942年6月7日病故。

　　除卻心理陰影，去了也無藥可用。30年代中期，人類第一個抗生素“百浪多息”問世，抗菌機制也已研究清楚，大量廉價的磺胺藥品都在快速生產(chǎn)中。磺胺屬廣譜抗生素，對斑疹傷寒有效，完全可以使用，而抗戰(zhàn)軍興，實為天價，如航空工程系莊前鼎致梅貽琦的《申請困難補助》：“鼎于六七月間患痢……（藥物）價格過昂，均由鼎自購，僅藥費一項即達三千元。”

　　只能“居家隔離”。校醫(yī)徐行敏大夫的方案以支持治療為主，臥床休息、多飲水、退熱、清淡飲食，藥物僅予“加斯加拉”，即“Cascara”，這是美國鼠李皮，一種植物成分的藥物，多用以潤腸通便。中醫(yī)藥于是登場，有一位同事沈剛?cè)缦壬催^，他并非中醫(yī)師，而是隸屬教務處，因家傳中醫(yī)，聯(lián)大教授們常請他診治。謂無大熱，以疏表為主，處方為：淡豆豉四錢，川柏花五錢，蘇梗二錢，桑葉三錢，荊芥穗二錢，薄荷二錢，蔥白三枚，生姜三片。

　　這個方子很溫和，廚房即可備齊一半藥材，類似于民間的驗方。不過，求助于中醫(yī)，引發(fā)了好友毛子水的非議，他“大不謂然，以中醫(yī)不可信耳”。鄭天挺自己的態(tài)度是將信將疑，自敘三十年來僅食湯藥兩次：一次是民國十五年于北平，因中煤氣發(fā)高燒；一次是民國十八年于杭州，因咳嗽恐轉(zhuǎn)冬瘟。這一次所開數(shù)藥尚平穩(wěn)，他沒有聽毛子水嘀咕，托人購回煎服。

　　確實有功效。服下藥后，鄭天挺自覺周身輕快許多，胃口甚好。聽聞平時不太信服中醫(yī)的鄭先生用了自己的方子，沈剛?cè)缬謥硖讲。鏋闈駵卣骱颍俅伍_具藥方，鄭天挺循例與羅常培商量，羅常培又與袁家驊、許寶騄談，三人不放心，告之姚從吾，姚從吾以“不知藥性”搪塞。見好友們?nèi)绱藨B(tài)度，自己堅持服用中藥，“不知諸公笑我否耳”，鄭先生只能作罷。

　　還有心理疏導。聯(lián)大總務處胡蒙子是前清秀才，南社老詩人，當時已六十有二，鄭天挺口稱“胡蒙老”。胡蒙子篤信佛法，將床前開水施以番咒請先生飲下，謂明日必燒退，對于老先生的好意，鄭先生總是順其心意，“知無傷，謝而飲之”。次日又來，送小米粒藥一粒，謂食之寧神，先生“知其為佛法中之心理作用以安人者，必無傷也，謝而飲之”。

　　斑疹傷寒非人際傳染，主要因鼠蚤體內(nèi)的莫氏立克次體侵入破損皮膚或食用了被鼠尿糞污染的食物而起，防疫關(guān)鍵在于滅鼠。鄭天挺病中得句“漏盡鼠無跡，天寒鳥忘晨”，其中提到鼠患，應為寫實。又有1939年11月15日載“夜雨達旦，為鼠子驚覺者再”，1943年1月5日載“中間為鄰舍高歌及鼠鬧擾醒者多次”，看來聯(lián)大宿舍這方面一直做得很差。事實上，云南一直都是斑疹傷寒的高發(fā)地區(qū)，中國最后一次大流行就在昭通地區(qū)。

　　大疫一旦襲來，場景極度可怕，日記于此也有描述，1944年4月9日載：“晚間邵光明來，言自思茅甫還，其地三年來連傳大疫，死亡殆盡，十室九空，在城內(nèi)行走，恍若警報景況。全縣不足萬人，土田荒蕪。往時之富庶之鄉(xiāng)，今竟如此，而外人罕知之”。

　　另有赤痢，即細菌性痢疾，當年有五字歌：“每屆夏秋季，赤痢最流行。疴紅又疴白，痛苦十萬分。一日幾十次，晝夜都不停。體力大消耗，衰竭亦喪身。”菌痢由痢疾桿菌引起，現(xiàn)已少見，當年可是烈病，并發(fā)感染性休克或中毒性腦病者大多死亡。前述莊前鼎教授是緊俏的軍工人才，也被此病耗去了家底。

　　尋常腹瀉更是常見。1938年4月11日載“昨夜四時腹大痛，如廁大瀉，七時起，復瀉”，初到昆明，鄭天挺以為是大病，后來“幸即止”，虛驚一場。之后病瀉數(shù)不勝數(shù)，如1939年5月23日至25日，教員公舍中十人病倒了四人，湯用彤、羅常培、黃國聰、陳雪屏先后腹瀉，鄭天挺有“水不潔歟？飯不潔歟？”的懷疑，不過也就是懷疑罷了，沒有追究的下文。

　　腹瀉多了，慢慢也就習慣了。1940年4月6日至7日，鄭天挺腹瀉十二次，一直未就診，到了4月8日，“氣結(jié)腰弱，倚扶而立，頗不能支”，可當晚七時半，聯(lián)大有課安排，相授“清初之圈地與逃人”，課程隔周一次，為了不讓學生白跑一趟，鄭先生還是勉力前行。

　　1940年11月的這次腹瀉最狠，從24日持續(xù)到28日。除了繼續(xù)狐疑“水不熟乎？新米不易消化乎？食不潔乎？”之外，就是口服了幾次“蘇達片”。蘇達片為小蘇打（碳酸氫鈉片），可用來補充體內(nèi)電解質(zhì)丟失，對腹瀉本身并無治療作用。尤以27日最尷尬，不巧趕上一天四會（遷校委員會、赴川教職員茶會、聯(lián)大常委會、文科研究所委員會均開會），其間大瀉數(shù)次，且腹?jié)q異常，又不敢進食，最終困憊至極。

　　過了兩年，腹瀉這事不僅見怪不怪，簡直成了生活調(diào)劑。1942年7月16日，遇見陳雪屏，陳氏最近拉肚子，自疑為痢疾，請醫(yī)診之，非也。鄭天挺打趣這位心理學教授，他人都是由水瀉轉(zhuǎn)痢疾，而陳氏卻由痢疾轉(zhuǎn)水瀉，豈亦心理作用耶？兩人相視大笑。

　　到了1943年，都可以給自己開方子了。11月10日至12日，鄭天挺水瀉十五次，自服“藥特靈”愈。“藥特靈”即磺喹碘，是治療腸道阿米巴病的良藥，一直到八十年代還在臨床使用，對其他病原體并無作用。原來鄭先生誤打誤撞，治好了自己的腸阿米巴病。

　　當年為了遏制猖獗的傳染病，也可采用疫苗預防。上世紀30年代以前多依靠國外疫苗，后來中國衛(wèi)生試驗所和上海衛(wèi)生試驗所相繼成立，國內(nèi)研發(fā)出多種疫苗，還總結(jié)了符合國情的接種方法：春天種痘，夏季注射霍亂、傷寒、痢疾疫苗，秋季注射預防白喉、猩紅熱毒素，冬季注射流腦疫苗。不過，春去秋來，南渡北歸，縱覽日記，鄭天挺和同事均未有過疫苗接種的記載。

　　附記：本文部分論述曾另文刊載于《點滴》，今結(jié)合時事重新成文，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