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徐國光，男，1931年出生。1953年3月—1966年10月，在上海建工局系統工地技術員、工地主任，局計劃科科長、技術科科長。1966年10月—1985年4月，任上海小三線基建處副處長、處長。1986年5月—1991年2月，上海工程技術大學基建處長。
口述：徐國光
采訪：崔海霞吳靜
整理：崔海霞吳靜
時間： 2011年6月12日
地點：上海南泉路397號隨緣茶室
我是1966年10月去小三線，1985年4月回到上海，在那里待了近20年。為了做好帶頭工作，1973年，我把上海戶口遷了過去，到1988年遷回來。我原來在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工作，當時剛搞“文化大革命”，機關里的人基本是穩定的，不能動的，因工作需要就把我抽去。去小三線的人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要黨員，二是要科級干部。我當時是科長，去了之后那邊提了一級，成為副處級，從安徽撤回時是正處級。
當時小三線建設需要，上海建工局去的人很多，如果沒有建工局干部去，很難開展工作。但是，剛剛去的時候，市建工局機關就我一個人。上海建工局下屬的市建四公司的隊伍基本上都在小三線。后來，由于小三線建設的需要，施工力量還不夠，結果市建二公司和安裝公司相當部分也都去了。
我考慮從以下三個方面介紹情況：小三線建設的組織領導機構，小三線的建設規模，小三線建設和地方的關系。
小三線建設的組織領導機構
上海對小三線建設的領導機構配備名義是局級單位，實際相當于委辦一級，因為它是獨立作戰的。當時小三線建設領導機構，有過五次變化。
第一次是1965年11月，叫229工程指揮部。據我了解，229工程指揮部這個名稱的來源是當時總指揮羅白樺的辦公室，因為他當時上海市建委辦公室在市府大樓229號房間，所以起名為229工程指揮部。第二次是1967年3月，由安徽徽州軍分區和121部隊聯合實行軍管。1968年8月由上海警備區實行軍管。這一軍管之后，指揮部下屬各大單位均派駐軍代表。第三次是1968年8月改成812指揮部。812指揮部的由來是根據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七字方針發表的日期。第四次是在1969年珍寶島事件后，為了加強組織領導加速軍工生產，由原812指揮部一分為二，徽州地區沿用812指揮部，池州地區成立507工程指揮部。第五次是粉碎“四人幫”后，上海市委重新整頓了領導班子，1979年3月，成立了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及黨委。為了更好地為中央第五機械工業部（簡稱“五機部”）對口服務。它還有塊牌子叫上海市第五機械工業局，兩塊牌子一個班子。
我是1966年去小三線的，在施工組工作，由指揮部直接管理。去的時候，229工程指揮部下面有個施工組，組長是陳昌吉，我是副組長。這里我們講的組就是處，我的副組長就相當于副處長。“文革”的時候比較亂，徽州軍分區就來實行軍管了，陳漢運就是軍管會主任。當時229指揮部的領導都是四面八方來的，在市里都是有點影響的。羅白樺是上海市府公用事業辦公室主任，孫更舵是財辦主任，黎崇勛是科委主任，張子嘉是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副院長。那里的級別比局高一點，相當于部委一級。
我去的時候，上海市委組織部告訴我，最多去兩年，1968年就可以回來了。“文革”后期實行軍管了，那2年的說法就不存在了，軍管會頭頭告訴我1968年不能回上海了。結果一去就是近20年。
軍管還有個過程，開始時是地方軍管，是屬于安徽的徽州軍分區，與上海的121部隊聯合軍管。1967年3月，聯合軍管的領導一個是陳漢運，屬于徽州軍分區；一個是吳國余，屬于121部隊。1968年8月上海警備區去接替軍管，領導是張克寬。同樣是軍管，上海警備區去軍管上海小三線，聽上去順理成章。
1979年3月，我擔任后方基地管理局黨委委員，同年7月，擔任基建處處長，負責基建物資。小三線的物資都是上海各包建單位負責供應，我們主要是協調。我下面有位同志叫萬松文，專門管物資這塊的。基建物資這塊工作做完了之后我就一直做基本建設工作。基建的概念，一個是房子，另外一個就是設備。房子造好了，生產設備也有好多事情要管。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小三線的建設規模
小三線的建設規模到底有多大？簡單地說，就是2個省，3個專區，13個縣市。兩個省是安徽省和浙江省，安徽省下面有三個專區：徽州專區、池州專區和宣城專區，浙江省就是臨安專區的昌化縣。小三線的規模應該說是相當大的。
剛去小三線的時候，選點還沒完全選好。在邊選點邊建設階段，各個廠施工建設，我要到處跑，去看看進展情況，看有什么矛盾需要解決。由于山路崎嶇，我曾經遭遇兩次翻車，想起來至今還后怕。建設中如果建筑材料不到位，就跟當地協調，沙石材料都是用當地的。為了小三線建設，上海專門去建了個勝利水泥廠。記得有一次，我到協作廠選點，晚上睡在祠堂里。外面下大雪，我睡在里面，雪花飄了進來，落在我的被子上。真是室內飛雪襲面，徹夜通宵難眠。
醫療方面剛開始是借助地方力量，小三線醫療條件沒有保證，1968年4月，我們辦公室的秘書科科長朱伯奇遇到車禍，那次是他陪同上海衛生系統一些同志去看醫院選點。朱伯奇受了重傷，不省人事，之后，馬上送去安徽當地的徽州專區醫院，上海也緊急派醫生去，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于是，我們向市里提出來，上海就抓緊在皖南建設醫院，建設了小三線的瑞金醫院、古田醫院、天山醫院和長江醫院，其實，當時已經開始要造醫院了，因為這次車禍就加緊了建設速度。
小三線建設和地方的關系
小三線和地方的關系是“三結合”，即上海、安徽地方和南京軍區。沒有這三結合的組織形式小三線搞不起來。三結合具體是這樣的：上海是全包，從建設到生產；地方是全力支持，你定點在什么地方，這個地方就給你搞工廠，安徽當地主要出勞動力參與建設；南京軍區是參與，但是這是核心，定什么地方，上什么項目都是南京軍區定的。
上海怎么全包呢？比如各建設單位選址、定點、規劃、設計、施工、安裝、調試、投產，到工廠全部建成，這樣就整個完整了，一個項目發揮作用了。光有工廠還不行，還有為生產服務配套的行業，比如交通運輸，于是上海自己成立一個系統：電力供應、通信設施、物資倉庫、學校、幼兒園、公安、法院、專線班車、生活供應等。小三線就這樣在安徽自成了一個社會體系。
地方和南京軍區支持是這樣的：安徽每個專區下設小三線建設辦公室，專區下面縣中也有管小三線的辦公室。沒有安徽地方的支持，小三線根本搞不起來。南京軍區參與則是根據小三線建設的項目和產品的要求。定點之后，南京軍區來拍板的，不管大項目還是小項目。專區里的軍分區，都為小三線建設配合一起搞，縣里也有武裝部的支持。
我們去了之后，安徽地方和上海有些矛盾。農民是靠土地吃飯的。征地后，農民進廠也有的，但只是少數，多數是農民自己找出路。有沒有補償他們錢的問題我不清楚。從我經手的，沒有聽說過補償當地人什么的，不存在這個問題的。征地是縣里跟村里協調，我們協調解決不了的。但是當時毛主席威信高得不得了，要哪個地方弄下來就哪個地方弄下來，沒什么討價還價的。你看了什么地方要搞工廠了，就通過縣和專區兩級小三線建設辦公室報到省里，再通過南京軍區拍板定下來。
南京軍區叫參與，但是它是核心，搞57高炮、手榴彈項目等都是南京軍區定的。越是深山老林，南京軍區越是覺得是好地方。我們的意見、建議只能給他們參考，我們跟他們去主要是熟悉地方，最后拍板還是南京軍區。
1973年，上海后方基地成立了一個地區組，我擔任這個組的組長。因為后方基地領導考慮我去小三線比較早，和安徽地方關系比較好。從1973年開始到1976年，這個組的工作就是協調解決上海和安徽地方的矛盾。上海有的時候支援地方，比如農業機械包括拖拉機等，也通過地區組操作。我們給他們拖拉機的指標，他們自己去上海提貨。后方基地提倡干部周四下去勞動，也有去幫地方農民秋收，但是次數不多。
我們主要是和專區或者縣級的小三線建設辦公室打交道，協調關系，和村級組織不打交道。管得沒有這么具體，也管不了。主要是爭取得到縣級的支持和幫助。其中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位于績溪的萬里鍛壓廠事件，這件事情兩個星期左右才得以解決。
1973年5月13日，萬里鍛壓廠的工人和當地農民發生沖突，此事主要是因為征地引起的，農民的地沒有了，就沒了生產資料，地方上沒有做好工作，農民就把路攔斷了，不許廠里的人進出。
公司反映上來，我們地區組所有人都全力以赴，好幾天沒睡覺，去那做工作，做地方工作。我們不可能找老百姓做工作的，就做地區和廠里的工作。做他們的思想工作，沒有給他們什么利益。說實在的，我們做這個工作，還是要依靠地方上面，我們做工作，農民不聽的。當時以大局為重，主要是為了讓毛主席睡好覺，備戰備荒為人民。后來我們得到了當地農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