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胡盛林，男，1926年出生。1947年參軍，經歷過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和解放上海戰役等。1950年入黨，1969年作為支左軍代表到上海小三線工作，曾經擔任后方基地管理局組織處副處長等。
口述：胡盛林
采訪：吳靜
整理：吳靜
時間： 2011年3月3日
地點：胡盛林寓所
到后方小三線去“支左”
去小三線之前，我是上海遠東飯店軍人招待所副所長。我是1969年上海警備區派去小三線的第二批“支左”干部，1968年是第一批。那時候上海小三線軍管會主任是張克寬，后來因“支左”人員少，就再次派出第三批，先后大概有180多人。我是在軍管會辦公室專門管軍隊干部的，后方53個廠都有軍代表，都有軍代表小組。我每年一兩次下廠調查、了解工作，抓“支左”人員思想工作。一些“支左”干部和廠干部問題，有什么矛盾，我們去處理。
開始南京軍區要求當地建軍管會，即徽州軍分區來管，當地調了很多干部，但是進廠根本管不好。于是，安徽打報告給南京說他們管不了，要讓上海自己管。1968年上海軍管會派人建立了后方軍管會。這是我們上海警備區干部去的大背景。1973年后方基地成立了黨委，軍管會撤銷。但是軍人還在，改為“支左”。直到1975年我們“支左”人員全部撤回。
我是報名去小三線的，我們警備區機關調15個人，要我帶隊。我們去后方的時候，小三線大部分單位正好在籌建，很有秩序，還是比較好的，因為聽毛主席的話，所以籌建的時候比較熱情，廠里的設備不都是上海去的，有外地配套的，具體的我們也管不了。
我們主要管思想工作。當時，與地方出了些矛盾什么的，我們就去做做工作。后方基地造反的情況不多，后方各廠籌建的時候，一個廠就幾十個人。當時有些廠的頭頭都是造反派，他們也不怕我們這些“支左”的。廠里搞派性的不多。有時候軍代表也參與廠里的安全保衛工作。
后方主要是生產軍工產品，這些產品是五機部管的。后方整個生產情況還可以。當時我們整個小三線有兩個武器產品：一個是57高炮，另一個是40火箭筒，高炮從煉鋼到制造部件，到最后總裝；炮彈，輕工公司搞的，五六個廠協作。還有炸藥，由化工公司相關廠專門生產炸藥、發射藥。57高炮是半自動的，有指揮儀，探照燈等電子方面由儀表公司研制。還有手榴彈，原來上海松江一個聯合廠，整個搬到后方，搞手榴彈。
為小三線爭取特困名額
后方基地下屬有4個公司，1969年我到后方基地后，812軍管會辦公室叫我到儀表公司。1970年以前，儀表公司是籌建工作，1970年后，搬遷進廠，進去以后開始搞生產。1969—1970年這段時間，我是公司軍代表組的支部副書記。
我們在旌德縣公司租借幾間房子，住在民房里面，吃的東西有限，有飯吃就行了。我當時的工作就是管理軍代表。儀表公司下面有19個廠，都是300—600人的中小廠，我們儀表公司軍代表組長兼支部書記叫莊杰，他是公司一級的，我就當他的助手，主要做軍代表的思想工作。
那時候儀表公司機關有六七十個人，這個公司軍工廠最多，每個廠都派軍代表。因此，我們當時就一天到晚下廠，東跑西跑了解駐廠軍代表的情況，我們在旌德，最遠的廠在祁門。公司在當地沒什么矛盾，安徽很支持小三線的。
1970年上海軍管會成立上海國防工辦，國防工辦實際上是個空架子，兵器方面國防工辦管，實際上是經委自己管。有些廠零部件不是專門搞的，是組建的，經委有個處專門管這個的。國防工辦成立的時候，就從后方軍管會辦公室抽回幾個人到上海國防辦公室，我被調到后方軍管會辦公室管軍隊支左干部。因工作關系跟后方組織組聯系密切，我被選為機關支部委員，在機關也做些事，也管機關的事情。
812指揮部和軍管會是平行的。我們去了以后，一起做工作。例如1973年左右，有的同志因上海家庭困難大，吵著要回來。但是自己回來是不行的，要得到正式的批準。上海當時還沒有人事局，由我出面到上海把后方情況講清楚。最后有關負責人說，我們給你們后方一年60個特困名額，你們自己掌握。我爭取到了60個名額回到后方，領導同意分配到各個公司，由各個公司自己掌握安排，再由后方批準。軍代表有困難要回來，可以從部隊調換，不占用這個特困名額。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轉業到后方局機關
開始后方機關是229指揮部，后來改成812指揮部，當時韓克辛在那里負責，他去的時候，還沒成立黨委。另外還有上海市勞動局副局長顧龍桂，他是管后方的駐在上海辦事處。另外還有原來是上海警備區后勤部部長張克寬和后方基地的高景平。1973年成立后方基地黨委，韓克辛擔任黨委書記，軍代表張克寬任黨委副書記，1975年他調回到上海警備區。
1975年，軍代表撤回上海，有些駐廠軍代表要求留下來，但留下后有兩個問題：一是留下來的工資待遇問題，二是家屬要進廠的問題。因為都是隨軍家屬，軍人到哪，家屬也到哪。最后有12位軍代表留在了小三線廠工作。上海警備區干部處因此要求我也留在后方做這項工作。回局機關后，當時的后方基地黨委副書記戴立清不讓我留在局機關，我又回到儀表公司做了一兩年。上海警備區留下的人都安排得很好，廠里都安排好家屬工，但不是正式工。而家屬原來在上海市區的就算了。我的家屬在軍隊的浦東大樓招待所當電話員，后來轉到地方。我的孩子都在上海，沒有跟我去小三線。
1977年我到了后方基地機關組織組工作。1979年3月，成立后方基地管理局，我被提拔為組織處副處長，分管人事干部組，曾經主持過一段時間處里的工作。組織處當時對口上海經委、上海工業黨委這個口，三個處我們要聯系：人事處、干部處、組織處。組織處提拔干部是批公司一級的干部，我們要上報國防工辦，國防工辦批了以后才算數。國防工辦正式領導是我們警備區政治部主任孫執玉，后來國防工辦被上海經委工業黨委合并了。于是我們后來提拔干部由上海工業黨委干部處批。工業黨委和經委是一個單位兩個牌子。經委管行政，工業黨委是管黨務和干部工作。
1979年軍隊一批干部轉業到后方，有上百人。一些干部對工作安排有意見，有些安排成了工人，市里要求調查清楚，然后考慮安排適當的工作。我參與了這個工作，我們兩三個人一個廠一個廠地查找、登記，最后要求相關廠考慮安排適當的工作。
1981年上海市要求建立第三梯隊。我們組織12個人分三組，到各廠去聽意見，選拔人才。所謂的第三梯隊指近期的、中期的和遠期的干部后備隊。我們將選拔人員的材料整理好，經局黨委討論，確定名額，報市工業黨委審批。后方基地管理局的最后一批局領導成員都屬于第三梯隊，只有黃彪是局機關的老成員。
回上海了
1984年9月，國務院批準調整小三線。那時候當地群眾和我們廠里的人結婚的有六七十個人，當地干部要求隨從回上海的，由廠和公司打報告，報告到我們局組織處，經請示上海同意后，我們就發調令。那時我們要請示上海人事局同意的，因為到上海來要報戶口的，人事局不同意，戶口報不上的。還有的人不要回來，因為回來到廠里不過當工人，而人家本來是干部。結果有五、六人沒回上海。調回來的以后有的安排當干部，有的當工人。
我留在小三線后方做掃尾工作，直到1988年春節才回上海。回來后在后方基地管理局上海辦事處幫助處理人事檔案和文史檔案。干部安排費了很大的勁，我們組織處專門有個同志在上海做這一工作。1991年我正式完成收尾工作，到上海市冶金局開始了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