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沈嘉麒，男，1940年出生。大專畢業，政工師。1956年參加工作，1962年入黨。1956—1959年上海滬東造船廠工人，1959—1965年歷任海軍東海艦隊通訊處通信連代副排長等職，1965—1972年，上海海運局宣傳處干部，1972—1986年上海后方基地和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黨委辦公室秘書、宣傳處干部、理論教育科主任科員、代處長等職。
口述：沈嘉麒
采訪：徐有威 吳靜
整理：吳靜
時間： 2010年8月21日
地點：上海嶗山三村居委會
被迫答應去小三線
記得1971年6月1日下午，作為上海市“工交五七干校”第八兵團政宣組組長的我正在忙于工作，和我最要好的姓李的軍代表（空四軍上海基地高橋高炮營的作戰參謀）帶著我去面見了812指揮部政工組軍代表。當這位軍代表在講完了當前的國內外局勢情況后，接著對我介紹說：由于當前戰備的需要，原來由上海警備區后勤部派員進駐上海小三線的“229工程指揮部”（是“812指揮部”的前身）的情況，要有所改變。現在上級決定，上海警備區后勤部派出的所有軍隊人員，都要全部撤出“229工程指揮部”機關，改由地方干部接管。在地方干部還未全部進駐機關前，先組成軍代表與地方干部共同管理的機關領導班子。經我們審核并報工交“五七”干校領導批準，你被批準到上海小三線的“812指揮部”去工作。因為你是共產黨員又是復員軍人，所以希望你服從組織上的決定，愉快地接受組織上的安排，并且要做好家屬的思想政治工作。不過，這一次，原則上是作為干部借調性質，不遷戶口，不轉組織關系。如完成任務后，仍可調回原單位工作。
6月10日下午，我和其他兵團的九個同志，按照規定分別先到市革委工交組轉好了組織關系，便又再到福州路福州大樓三樓的小三線的812指揮部上海辦事處去報了到。當時，給我們準備時間只有5天，6月16日一清早就出發。6月16日早上，我們全部在福州路福州大樓門口集中上車，一起坐長途班車進皖南山區。
初會戴立清
在到后方機關時，我是先在政工組宣傳小組搞宣傳工作。1973年4月下旬，靠造反起家的戴立清到后方基地擔任后方基地黨委副書記，當時局黨委就決定要成立批林批孔運動辦公室，人員由黨委辦公室、黨委宣傳組、工會、團委等政工部門抽人組成。
1974年2月的一個下午，黨委宣傳組組長通知我，說黨委副書記戴立清要找我談話。于是，他就把我帶到三樓戴立清住的宿舍去，邊走邊對我說：“黨委決定叫你去批林批孔運動辦公室工作，你去后，就要好好干，這是黨委對你的信任。”到了戴立清住的宿舍，一進門就看到他正好在刮胡子。他一見我們進來，就忙說：“坐、坐、坐。”于是，黨委宣傳組組長就把我介紹給了戴立清。戴立清一邊刮胡子，一邊就對我說：“叫沈嘉麒吧？好啊，歡迎你來，要好好干。領導上布置什么，就要干好什么。人要活絡一些，要能領會領導的意圖。運動辦是個小班子，人不多，但要辦大事，抓大事。這是黨委對你們的信任，你們一定要搞好。”大約談了五六分鐘，我就下來了。從2月11日起，我就正式到“運動小班子”工作。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戴立清經常在我們面前講什么“后方文化大革命席卷不夠”，“后方有掃帚掃不到的地方”等。1974年2月15日晚上，我在與儀電公司運動辦公室聯系中，了解他們公司開展運動的情況，遵義廠有個黨總支委員和該廠三車間一個支部委員，分別貼了兩張大字報，主要內容是：揭發該廠黨總支書記生活腐化問題和廠總支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點錯誤問題。1974年2月18日上午，在運動小班子工作會議上，每個同志根據自己的分工，匯報了最近幾天各單位開展運動的情況。那天，戴立清和韓克辛（時任后方基地黨委書記兼局長）聽取了我的匯報。當我匯報了遵義廠的情況后，戴立清就叫道：“好！把這個情況馬上寫成簡報，發到后方各個單位黨組織去。”于是，戴立清就對這個簡報的寫法，提出了以下幾點要求：（1）這位總支書記的錯誤，是嚴重的錯誤，政治上不抓大事，不抓階級斗爭，不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2）嚴重意志衰退，玩物喪志。（3）道德敗壞，腐化墮落，玩弄女性。當時，我就根據他們定的調子，并又加上了該廠開展運動情況，起草了一個簡報稿子。后來，就發在了1974年第21號的《情況簡報》里。簡報發下去之后，由于情況了解粗糙，與事實有些出入。當時，儀電公司和遵義廠的干部群眾很有意見，認為發這個簡報是錯誤的。要求基地黨委，收回簡報，并消除影響。我聽到這個信息后，當時心里很是緊張。于是，我就立即向時任批林批孔運動辦公室負責人匯報。戴立清聽完我的匯報后就說：“簡報發下去有反應，是好事，怕什么！”我聽后，心也就定下來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小三線的干部群眾的抗爭
1974年3月28日，后方基地黨委在聯合廠召開“再批‘克己復禮’大會”，為后方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揭開了序幕。
聯合廠是生產地雷、水雷和手榴彈的工廠。當這些產品試制成功，開了鑒定會后，這個廠的黨委書記就請有關方面的人，辦了幾桌酒席。當時的基地生產組組長也被請去吃飯。但是，這位組長在吃完飯后，回來向基地黨委匯報說聯合廠黨委書記搞大吃大喝，還說這個黨委書記，是如何的主觀驕傲等。戴立清聽了匯報后，就派出了一個調查組去這個廠調查。調查組回來后，就寫了一個調查報告，說后方聯合廠實行資本主義全面復辟。戴立清看后，就把這個“后方聯合廠實行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結論的調查報告，寄給了在北京的王洪文。同時，他向市委馬天水匯報。
當時戴立清說，要把聯合廠作為后方基地“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典型來批判。馬天水看了調查報告后說：“現在全國還沒有提哪個單位是‘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因此，對戴立清要把聯合廠作為后方“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典型批判的意見，馬天水沒有表態。但是，又不敢當面否定。只是說：“上面現在是講毛主席革命路線占統治地位，不講全面復辟。”實際上，他是不同意戴立清的意見。然而，戴立清回到后方基地后，在基地黨委常委會上就講，市委馬天水同志已經同意將聯合廠作為后方“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典型來批判。于是，基地黨委常委會就決定籌備召開聯合廠“再批‘克己復禮’大會”。還決定出席對象是所有后方各單位的一把手，全部都到聯合廠參加現場批判會。另外，還要通過后方電話通訊系統，向后方各單位廣播現場會議實況。韓克辛對戴立清在后方基地的做法不滿，氣得心臟病突發，住進了醫院。
戴立清為了在后方全面奪取黨政權力，就對韓克辛等進行排擠。當時，戴立清正好接到要他去上海開會的通知。為此，他就想乘機把正在后方瑞金醫院住院的韓克辛一起帶到上海去。
為了能將韓克辛騙到上海去，戴立清等人在運動小班子辦公室里商量辦法。最后，他們商量結果是：要運動小班子起草一個“電話記錄稿”。后來，他們商量說這是馬天水打電話來的，要韓克辛到上海去開會。擔心韓克辛不相信，于是，戴立清就親自起草了一個“電話記錄稿”，并決定在第二天上午，趕到后方瑞金醫院去，硬要把住院的韓克辛拉到上海去。我也跟車到了后方瑞金醫院。
當時，戴立清就將他親自起草的“電話記錄稿”交給韓克辛看。韓克辛看后，就問我：“小沈，是不是有這回事？”我知道這是假的，但又很難回答，只好推說：“電話不是我接的，不太清楚！”說完我馬上離開病房，在走廊里轉圈。那時，我看見戴立清和駕駛員等人，硬拉著韓克辛給他穿衣服。韓克辛已經意識到戴立清的意圖，死抱著病房里的柱子，不肯走，并叫著：“我不走，我不走！”然而，戴立清卻沒有理會他的叫喚，就把韓克辛半拉半推地拖上了車。結果，韓克辛在半路上心臟病又發了，戴立清只好將韓克辛送進了古田醫院住院。
就這樣沒有辦法，在聯合廠“再批‘克己復禮’大會”的大會上，戴立清只好自己既當主持，又作大會發言。晚上一回來，戴立清就罵韓克辛是老滑頭。在“三·二八大會”后，這股全面篡奪后方黨政大權的惡浪掀起了，再也收不住了。這樣，就不符合“四人幫”關于“搞亂全國，穩住上海”的旨意。所以，戴立清受到了“四人幫”的訓斥。于是，他就借著當時中央十二號文件的貫徹，收一收后方的爛攤子。
1974年5月22日上午，戴立清來到了運動小班子辦公室，對我們發表了一通長篇大論，意思是要回顧總結一下前段運動的情況，要體現政策，要保上海，保重點。總之，要想辦法穩住后方小三線。接著，在5月24日下午，他又一次來到了運動小班子辦公室對我們說，為了貫徹市委指示精神，黨委要開一次拉線廣播大會，你們把前兩天我講的意思，寫一個講話稿出來，我準備在會上做報告用。后來，運動小班子討論下來，由我執筆寫這份講話稿。我就根據戴立清在5月22日上午到運動小班子辦公室談的內容，起草了一個講話稿，主要講三點：第一，對批林批孔運動偉大意義的認識；第二，當前我們運動如何搞；第三，全國保上海，上海保重點，我們怎么辦？因在這個講話稿中，再一次肯定了“三·二八大會”，并又再一次鼓吹要在后方奪權，所以在黨委常委會議上，討論這個講話稿時，就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但是戴立清的一個在黨委中的親信知道這些都是戴立清的原話，因此根本就聽不進去這個意見。當時他就拍板說這個講話稿不能改，就這樣定了。于是在6月1日光明廠拉線廣播大會上，由一位黨委常委代表后方基地黨委作了發言。
光明廠拉線廣播大會結束后，聯合廠的廣大干部群眾聽了很是氣憤，提出了強烈抗議，他們深夜步行到后方基地局機關，要與后方基地黨委辯論，要與戴立清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