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阮崇武，男，1933年出生。1953—1957年莫斯科汽車機械學院學習。回國后曾經擔任一機部上海材料研究所副所長、上海市科協副秘書長、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館科技參贊兼教育參贊等。1983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上海市常務副市長。1985年后，歷任國家公安部部長、國家科委常務副主任、國家勞動部部長、中共海南省委書記兼海南省省長等職。
口述：阮崇武
采訪：徐有威 黃金平
整理：徐有威 李婷
時間： 2013年3月27日
地點：海南省海口市阮崇武寓所
去小三線的都是好樣的
上海小三線是在皖南和浙西建設的。當時挑人過去的時候是挑好樣的。當時那個地方要材料沒材料，要配件沒配件，什么東西都沒有，就是一塊土地。上海臨時到那邊去建廠、建公路，到最后弄出了很多麻煩。1983年初，我結束了駐西德大使館的外交官任期回國，3月份中央任命我為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上海市常務副市長。主要是在汪道涵市長的領導下作為常務副市長，我分管的事情特別多，在上海的時候累得不得了。
韓哲一是我們前一屆的上海市委副書記，在任時分管小三線。到我們這一屆的時候就是我分管了。我具體分管計委和編委，財政我也管一點，具體還有一位副市長分管財政，但是大事都得找我來商量。對于當時小三線我們也是苦惱了很長時間。前期大家都是按照中央的指示說支援小三線，建設小三線，但是中央從來沒有明確的指示要我們撤退小三線。
1983年12月12日，我在聽取了關于小三線問題的各方面意見后，認為有幾條需辦的事，并報告了汪市長。這個報告反映了當時我們的處境。報告中說，當前還是要以穩定、鞏固為好，并在政策及措施上給一些保證，如解決醫療、文化生活等突出問題；后方黨委要加強領導班子，要盡快調整；產、供、銷等仍由各局、公司負責，不急于改革、調整，小調整只能悄悄地、個別地進行；以扭虧增盈為中心，安排好小三線的1984年生產任務，各局、公司都應給予關心和照顧（盈利大的產品要給)；結合七五計劃全面、綜合地考慮小三線發展方向和調整方針；如何與當地經濟發展有機地聯系起來，為皖南地區的經濟發展服務；如何把上海的協作內聯項目與小三線發展規劃結合起來，考慮各廠的就地調整方案，整頓產品結構。
市里落實在紙面上的意見，雖然還是以穩定鞏固小三線為基調，但是實際上，我們的心里是很矛盾的。對于小三線到底怎么搞？還要不要搞？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秘密做調查，低調迅速搞調整
1984年2月，鄧小平在視察廣東和福建后，肯定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并建議增加對外開放城市。同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并于5月4日發出《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的通知，確定進一步開放包括上海在內的14個沿海港口城市。
這個時候我們就看到了機會，于是馬上提出來說，小三線產品成本比上海高出了一倍都不止，還得把上海的零部件、各地買的原材料，派汽車和火車拖過去。吃的東西也要上海供應，喝的東西也要上海供應。這東西要多大的成本啊。當時小三線的同志多次找過我，說他們困難得不得了，要東西沒東西，要錢沒錢。這些人在那里悶得不得了，不能跟家人見面，有很多很多的問題。而且他們跟我說了不止一次兩次。我不停地安慰說我們要想辦法的。
小三線的問題，我跟中央反映過了，但是當時誰也不敢拍板。這是毛主席定的，還不光是林彪的戰備原因。當時誰都不敢隨便改掉它。現在機會來了，我們就馬上操作。我心里想的是，把小三線全部撤回，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全部撤回，并且連家屬一起撤回。
我先派和這件事沒有利害關系的人下去調查，因為我也沒去過小三線，也不能光聽小三線的人說呀，還是要深入了解一下情況。上海搞軍工的、搞財政的，跟這些都有利益關系，我得找一個中立的、跟這件事情沒有關系的，而且只要幾個人，多了也沒用。最后我安排上海社科院幾位專家以學者的身份下到小三線搞調研。專家調研回來后，我也沒開什么專題匯報會，我就一個人跟他們兩位去安徽的專家談。專家的匯報基本上跟小三線的人說的情況差不多。
我們是在很小的一個范圍內做這件事情。只有負責小三線的后方基地管理局很少的幾個人，還有一個財政局的，因為要花錢，要保證這件事情順利地進行。而且要干脆地、咔嚓一刀下去就完，不要拖拖拉拉。
我曾經跟陳國棟等幾位市領導談過根據國務院辦公廳的精神解決小三線問題的具體思路，他們幾位領導對我還是比較信任，比較放手的。整個三線建設都是保密的，搞軍工產品也是保密的，又牽扯到那么多的人。這個東西是不能宣傳的，你什么都不能講，講了以后傳出去麻煩就大了。要知道在1984年，思想還沒有那么開放，膽子也沒有后來那么大。這個事情下了決心要辦，那你得有點擔當。當時上海各個局都是很努力配合的。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我們自己養自己
真正撤回的時候，全部的廠房、設備和資產我們都留給了安徽，我們一樣資產都不帶，我們帶的就是家屬、行李。我們還留了流動資金給安徽。如果安徽方面要繼續自己搞的話，我們上海還可以從技術上、資金上幫助他們。這樣安徽方面就覺得損失不大，就沒有什么反對了。我們家屬一車車回來的時候，趕快往回撤，就怕夜長夢多，萬一出事就更加不得了了，影響很大的。我們趕緊撤，結果沒多少時間就全部撤回來了。
東西全部留給安徽，連廠房機器設備全部都不帶，還有剩下的糧食和副食品全都留給了安徽。表面上看我們是吃了大虧了，但是我們算賬下來，覺得這些不算什么。我覺得人和東西留在那里更麻煩。這些東西還不夠自己吃的用的，還得往里面不斷運東西。我們什么都不要，回來自己養自己。
回來以后就把他們暫時安排在學校等空閑地方，也有借房子的。這樣很快就把人安頓下來了，沒有在全國引起任何的騷動。這么多人回來以后，市里面容納不了。因為當時就業問題也很大，所以當時就下了決心，除去原來的包建企業外，上海郊區各縣也吸納一些，金山化工廠、大眾汽車廠和寶鋼也吸納了一些。把小三線員工放在金山也好，放在嘉定也好，總比放在安徽好。
我覺得當時這個決定非常重要，特別是時機把握得好，上海市各部門齊心配合。
當時如果再晚的話，機會就過去了，而且到處都要鬧起來了，就不好辦了。我們是第一個，一下就回來了。當時是從大處著眼，而不是從小處算賬的。當時市里面沒給多少錢，每年我掌握的機動經費只有1200萬元，花錢的話主要是一些運輸費，那個時候沒有大巴，只有大卡車。這個事情如果上海市不管了，一下子全扔給安徽，安徽也難以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留給安徽的那些廠房設備，到后來基本上什么也沒有了，安徽沒有產品也生產不起來，那些東西到最后基本上都廢了。
我是搞工業出身的。在我看來，小三線建設和搞工業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因為搞工業首先交通要發達，第二要跟市場靠得近，第三資源容易利用，小三線這三條沒有一樣可以滿足。這些很值得我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