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王根富，男，1940年出生。1958年3月參軍，1960年8月參加中國共產黨。1963年6月畢業于南京軍械學校，任上海警備區后勤部軍械處助理員。1969年6月進入上海小三線工作。1971年8月調上海市國防工業辦公室，歷任主任科員、副處級調研員等。1993年出任上海國防科技開發總公司副總經理。
口述：王根富
采訪：吳靜
整理：吳靜
時間： 2011年5月19日
地點：王根富寓所
曾經有過五六次規劃的皖南小三線
建設小三線有它的歷史背景，當時是在備戰備荒為人民，準備打仗，準備打仗怎么辦呢？沿海地區敵人一轟炸，炸掉了怎么辦呢？基于這個思想，各個省市建立自己的小三線，國家建立大三線。我們上海地區，就那么塊地方，一個金山一個寶山其實都沒有山，沒有地方建立小三線，當時華東局就劃了一塊地方，就是皖南地區，浙江的西天目山和皖南徽州地區。因為那里是山區，另外就是作為上海的三線來講，距離幾百公里不算太遠，不可能把上海的小三線弄到四川去。
整個小三線大概有四五萬平方公里，從東邊浙江臨安縣到西邊安徽東至縣，南邊到祁門縣，北邊到青陽、宣城等一個圈，那個地方都是山區。
上海小三線在建設中分兩個時期，一個是“文革”前就有個規劃，一共有五、六次規劃，有些東西我沒參加，當時我還不知道規劃，后來接觸了小三線工作才知道。第一次規劃的指導思想是“保存精華，發展精華”，上海科研部門搬了一部分項目過去，其實也沒有搞成，里面沒有什么東西，只是一個名義上的。“文革”期間，根據要準備打仗、要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在這個背景下，又布置了主要兩個方面武器生產線：一個是反坦克的武器，當時蘇聯在珍寶島向我邊防進攻，蘇軍用T62坦克進攻，我們上了40火箭筒和彈筒。所謂40筒，就是口徑40毫米，我們一般的彈藥就是觸機即發，它這個火箭彈是空心裝藥，可以擊穿300多毫米的鋼板，是用彈藥爆炸后的高溫高壓高速讓鋼鐵熔化，鋼水打到坦克里面，達到殺傷力。我們建了一個9383彈廠、9337火箭筒廠，這是反坦克武器；后來又上了一個防空武器57高炮，共上了5家廠；還有57高炮炮彈，就是為這個炮配套的彈。另外還有手榴彈廠、槍彈廠，當然還有好多單位，譬如電子方面的指揮儀、測距機等配套產品。又建了鋼廠（八五鋼廠）、電廠、水泥廠，又修了公路。成立了運輸隊，建立了通信站，4家醫院和學校。一共有81家企事業單位。
上海小三線基本收回了投資。為援外也生產了一批40火箭彈，賺了點外匯，也不多，因為出口的任務也是五機部下達的，沒有分配到指標也出口不了，上海不能私自買賣。
奔赴皖南軍管會
“文革”初期，小三線比較亂，上海組織了一批軍隊干部到皖南地區搞軍管，原先只有十幾個人，如上海警備區后勤部副部長張克寬等人，后來陸續去了好多軍隊干部，我是1969年6月與上海警備區副政委孫子宇一起去皖南的。軍代表有兩個含義：一是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些事，屬于管理協調性質的；二是軍工產品的驗收，他是代表軍方驗收產品。產品驗收的軍代表是屬于南京軍區，這部分軍代表是駐廠軍代表；我們這部分有的也是駐在廠里的，有的軍代表還參加了當時的廠革委會等。
“文革”初期，很多人造反，要回上海，廠里一些頭自己都顧不了自己，沒有解放軍去，誰聽啊？你是走資派怎么能聽你呢？軍隊干部去穿個軍裝，管理上比較好點，這樣的情況下成立了軍管會。
當時為什么派我去后方？這說來話長了。“文革”初期，要造反，紅衛兵串聯，這個事情影響到部隊，三大機關的絕大部分干部到北京，辦學習班，我沒有去，留在處里堅持工作。每個處留1—2個人，當時為什么我留下來呢？據說當時上海警備區調閱我們每個人的檔案，發現我出身苦，放牛出身，貧下中農，當時造反也沒有一些突出的事情，我就留在機關。部隊有好多東西都要管理，武器裝備等，我是軍械處留下來的兩個人之一。他們學習班辦兩年多，因為在北京一直要等待毛主席的接見，不接見的話回來不甘心，兩年多后，他們回來了，回來后正好皖南小三線軍管會要人，他們剛從北京回來不可能再讓他們去，他們就派我去了。我不能說我不去，那不行的。好多軍隊干部也有這種情況，叫你去不可能不去，當時是輪換的，一般是一兩年、兩三年換一換，從當時混亂的局面來說，起了一定的穩定作用。
精英赴小三線
當時去的人員都要經過政治審查，從當時政治角度業務水平來講，應該都進行了審查，干部隊伍總的是好的，工人隊伍總的也是好的，也進行了審查，但是當時歷史背景、條件，也不排除上海一些老單位把這些同志排擠出去的也有可能。當時話還是講得很好的：“好人、好馬、好刀槍”，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工作能力也不是很強。我們的軍隊干部總體是好的，當然也有一些干部在生活上面出了一些問題，特別是男女關系方面，雖然不是很多，但是影響很大。那么從青年、職工隊伍來講，總體是好的，好多都是剛畢業的中學生。
新三屆有好多學生去了小三線，那個時候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上山下鄉都要到東北去、到農村去，去小三線算好了。當時小三線擴建，需要人，有些人在上海培訓了再去，去了好多都是操作工，機床操作、手工操作，技術性不是很強，也需要老師傳帶。
當時講“好人、好馬、好刀槍”，但實際上也不都是好刀槍，有些設備從現在的角度講，并不是很先進。有一部分設備是進口的，但即使是進口的也是人家淘汰的。包建廠也不舍得把好的設備拿到后方，它自己也要進行生產，有兩臺設備給你一臺也不錯了，所以從試制到投產也拖了好長時間。
軍代表的職責
我是1969年去的，我們去的時候叫812指揮部，后來才成立了后方基地，組成領導班子。我們去了指揮部，廠里也有軍代表，后來組織了好多軍隊干部去各個廠，基本上每個廠里有1至3位軍代表，有的參與了廠里的革委會，就是進領導班子。這些廠我每年都去好幾次，有時候是去調查情況，有的是要協調，比如炮廠沒有鋼材料，它那里又不生產，就要組織協調。
開始我在皖南兩年，后來上海成立了國防科工辦，我就調到上海國防科工辦小三線處，主要聯系常規武器的生產。生產計劃由五機部下達任務給上海，再下達到各個軍工廠，當時有后方基地，就通過后方基地組織生產。因為當時是計劃經濟，特別是軍品，他給你多少任務就生產多少，這個產品要有人接收的，除了下達任務，還有保障原材料供應，比如說57炮彈，開始的時候炮彈的藥筒是銅質做的，銅質價格很貴，后來改用鋼質，軍工產品由軍代表驗收。
1969—1971年，我在小三線各個廠調研，一個是選點，要選靠山，椅子型，即三面都是山，當中有洼地的地方，也不一定是這樣的，有好多形狀的；還有一個是和各個廠聯系，有什么當地解決不了的，要和上海聯絡。我去的時候徐國光在那里負責。那時候我比較年輕，整天跟著老同志了解情況，我真正參與管理生產業務，是到國防工辦之后。我離開之后，其他軍代表陸續回來，不是整批撤回來的，廠里是一批批輪換的，一批回來了，再組織一批去。后來到了毛澤東逝世以后，這些人基本上都轉調了。
小三線廠基本上都能完成任務，因為當時作為軍品任務，是硬指標，一定要完成的。9383彈廠有一次裝藥車間爆炸，整個車間炸掉了，馬上就組織搶修，市委批錢緊急建車間，要把任務搶出來。完不成任務的比較少。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國防工辦與小三線
回到上海到國防工辦后，我每年還是要去小三線幾次。因生產計劃都是我這里管的，需要布置和落實，有些比如余琳主任等領導，要去小三線調查研究了，我們國防科工辦之前有個小三線組，后來小三線組就改成常規處，常規處的工作分兩個部分，一個是上海的動員線，一部分是小三線。小三線實際上就是我一個人聯系業務，對那里比較熟悉。余主任說：“王根富你和我一起去。”我就跟著他一起去了。
國防工辦負責的一個是布局，一個是協調。所謂協調，因為后方這些廠都是上海工廠包建的，包建就涉及很多局，諸如儀表、機電、輕工、化工、物資和建工局等。實際上國防工辦管不到很具體，主要是協調，比如說炮廠，炮廠的生產涉及材料的供應，材料的供應就牽涉到物資部門，物資局說我現在拿不出來，要鋼廠生產，那就涉及鋼廠，我們要到鋼廠去做工作。要和各個部門協調：財貿、勞動人事，勞動人事負責勞動力來源，要組織人到后方去，還有物資的供應、醫療衛生，那就要協調衛生局，要組織醫院去建醫院，要電話局到那里搞通訊，還有運輸，要交運局組織車隊到那里去。這個是協調，真正軍工生產，專門有一條線下來，就是第五機械工業部對口我們國防工辦，我們的任務就下達到后方，后方下面還有四個公司：輕工公司、機電公司、化工公司和儀電公司，公司下面再到廠。還有就是和當地的協調工作，安徽地市一級主要是靠后方基地的同志去協調，安徽省里的就由我們協調。一些大的東西，比如布局，到后來移交，就是上海市和安徽省來協調。
聯系小三線的話，生產上就我一個人。技術上、計劃上的協調，找軍代表，廠方和軍代表有矛盾了，產品驗收的時候軍代表說這個不合格有毛病，要和他處理、要怎么來解決，好多要協調；鋼廠鑄件拿不出來，炮沒法生產，我就要聯系炮廠、協調，所以我年年都要去好多次。
我們去了小三線就住廠里，因為小三線廠在山里，只好住廠里的招待所。我們去了以后，吃飯時每個人發一個搪瓷盆，一雙筷子，也要排隊。我們住在招待所，當然也會有職工向我們反映廠里有什么問題，生活上有什么困難，但是不多。后方基地干部，各個廠反映的情況比較多。
派系斗爭擾后方
我們到后方主要是做思想工作。當時各個廠都有兩派，我雖然到了指揮部，指揮部機關里就那幾個人，又沒什么事情，指揮部就派我去協同廠處理兩派糾紛。這個廠的兩派，一個是電焊機廠的，一個是鼓風機廠的，這兩個廠在協同廠就形成了兩派，要抓軍工生產，必須要把這個廠給穩定下來。
當時協同廠還在建設，還沒投產。其中電焊機廠有個造反頭子去協同廠，把電焊機廠搞得烏煙瘴氣的。有一天晚上，他突然組織了一批人，在全廠貼大字報，要打倒另一派，本來大家蠻穩定，他這樣一弄就不好了，我是指揮部派到廠里的軍代表，我就找他談話，我說：“這個事情據說是你搞的？”他說：“是我搞的，怎么了？”我說：“你為什么要打倒他們？”他說他們有什么什么問題。我說：“人家也講你什么什么，貼你的大字報，打倒你怎么辦？”當時有個老干部姓宋，他在那里當一把手，廠里一混亂，就要做兩派的工作。他說：“你們吵起來，我們軍工廠產品怎么做啊？怎么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啊？怎么準備打仗啊？”
后方派系斗爭不像上海那樣厲害，因為后方比較分散，不像上海一個電話或者一個小時就開到了。皖南山區力量形成不起來，交通又不方便。另外，去的人里學生比較多，在學校里有兩派，到廠里去分散了，不像上海市區那么厲害。兩派有是有，兩派主要是老廠，比如說有的廠是幾個廠包建的，像協同廠是電焊機廠來一部分人，鼓風機廠來一部分人，有的人認為你這個廠來的人掌權了，或者是好多位置都給你占領了，我們這邊就吃虧了。這方面兩派意見比較大，很多廠都有這種斗爭，那是為權力而斗。
生活問題是不穩定因素
因為是山區，生活中的很多東西是估計不到的。用現在科學思想來講，很多廠建在山區是不適合的。比如有的廠用水量很大，過去有句話，山有多高，水有多深，生活、生產都要用水。貴池有個前進機械廠，當時的水文二隊幫助找水，在《解放日報》頭版上寫了篇文章（那篇報道沒有寫明哪個廠，因為當時是保密的），這篇文章的題目，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大標題是《用毛澤東思想找水》，有三個小標題：《從無水到有水》、《從貧水到富水》、《從死水到活水》。從當時的情況來講，因為打了一口井，發現了魚，叫蛟魚洞，這個洞比較深，當時看了以后，找到水了，小標題就是無水變有水；發現這個水很少，后來抽抽么變大了；后來又在里面發現有魚了，就是死水變活水了，其實不然，它就是那么個洞。因為工廠用水很大，每天要幾百噸水，幾天就把這個蛟魚洞的水給抽干了，就沒有水了，不是貧水變富水的問題了。在我記憶中，一兩個月不下雨就完了，就沒水喝了，自來水也沒了。自來水不是長江里抽的水，也不是河里的水，皖南山區的河大都是很小的。這里自來水不是像我們這里從長江里抽來的，一直有，他那個地方自來水就是一個小水庫，小水庫干掉了就完了，自來水也沒了，所以我們把很大的精力花在這上面。
缺水是一直存在的。要根據情況，比如說，風調雨順的就好點，有時候連續幾天下大雨，就發生洪災。我們第一次去皖南的第三天，就遇到了皖南有史以來最大的洪災，我第一次體會到了洪水猛獸的感覺。我從來沒看到這么大的水，只看到大樹被水沖下來，看到房屋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來，稍微一下雨，水都集中到山溝，就會發生洪水。但好長時間不下雨，就沒水了。
生活上，確實是很艱苦，當然比當地的農民還是要好。工廠的布局不平衡，比較分散，有些工廠都是男性，儀表公司有些廠都是小姑娘，廠都分散在各個山溝里，有的相距幾百公里，接觸很困難。有的小姑娘找不到小伙子，有的小伙子找不到小姑娘，這樣的話就有思想波動了：我在這里一輩子完了，老婆都找不到了。為了這個，我們花了很多精力，1980年左右也組織了一些男女青年聯誼活動，有一點收效，但效果不大。
后期處理工作
1979年左右，后方已經軍轉民了，搞了一部分輕工產品，如鐘表和電風扇等，產品還蠻多的。那時候它也屬于國防工辦的下屬單位，我們也管。這時期我們主要負責收尾工作。以后實際上到了1984年左右，軍工產品的任務也很少了，這么多年生產的軍品不打仗，這些東西有保存期，有的20年就不能用了，到時就浪費了沒用了。生產任務少了以后，后方的一些廠主要靠軍品生產，沒有軍品生產了就停下來了，沒有事了，沒事了就考慮要待崗，發工資是個問題，工人一沒有事各種事情就來了，打打鬧鬧就多了。這個情況下國務院當時開了個會，就是對三線進行調整，軍轉民，講我們上海的小三線在安徽自成一個系統。根據中央的指示，市里經過反復研究，上海小三線準備全部撤回來，設備都交給安徽。
要移交，就牽涉軍品的處理。比如遺留下來的好多軍品，部隊沒有驗收，有的產品還沒有完成，這些不能放在那個地方，有的已經成產品了，要通過五機部配套的，比如有些引信，要配在炮彈上，我們小三線炮彈不生產了，外地有生產，那么我們就拿著個引信去跟人家配套，配套我們也不能自己去配套，一定要通過五機部去配套。有些東西要進行報廢處理，有的要交給民兵訓練用，有的就銷毀處理，軍品放在單位里不行的。
我除了搞軍品的銷毀工作以外，還在上海選點，小三線員工回上海，要安排。上海建了100萬平方米的住房，安排回來的職工和家屬大概七八萬人，都在當時的郊區，現在屬于市中心了，像浦東、閔行等。有些廠就是和有些老廠結合起來了，有些工人分配到各個單位去了，只有少數單位自己建了廠，有個衛海機械廠搞包裝機械，就這樣一個廠獨立的。有的廠搞聯合，有的老廠新廠合并，搞一個分廠，就這樣合并，這樣一來也花了八九個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