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王美玉，女，1943年出生。1965年入黨，曾任上海無線電七廠團委副書記，小三線期間任東方紅廠黨委副書記、后方基地管理局工會副主席、主席等職。

　　口述：王美玉

　　采訪：吳靜 李婷

　　整理：吳靜 李婷

　　時間： 2011年1月22日

　　地點：王美玉寓所

　　夫妻一起去支內

　　在去小三線之前，我是上海無線電七廠團委副書記。當時全廠大會動員，開始時我不屬于去小三線的對象，因為那時候我大哥在西藏，大妹在新疆，小妹在讀初中，只有我在上海工作。我有幾個要好的小姐妹勸我，說我們一起去吧。于是，我到支內辦公室說我也要去，報了名以后他們就同意我去了。報名沒有強制性，當時政審的要求很高的，去的話，祖宗三代都要審查，凡發現家里有海外關系或社會關系復雜，政治上有問題的，哪怕你自己想去，也不會讓你去。

　　我申請好以后跟我在上海機械學院工作的愛人說了。我愛人看到學校里夫妻分居兩地的情況挺多的，覺得分居兩地不僅經濟負擔重，而且精神上也增加了負擔。他說既然要去，我們就夫妻一起去吧。我們是軍工單位，動員時的第一批都是自愿報名去的，去的都是黨員或入黨積極分子。

　　我是1969年去的，當時小三線的廠房基本造好，還沒有投入生產，家屬區還沒有造好。去了以后，一開始連住的地方都沒有。馬路是自己修筑的，自己挖溝，鋪石頭，吃的都是上海運過去的。我們夫妻有一個雙人床鋪，下面睡覺，上面放火油爐，偶爾可以燒飯，但大多數的時候都是去食堂吃。

　　本來當地沒有電，電燈就更不用說了，那時候那里還沒有開發，我們進去以后，建發電廠，鋪設電線，當地也用上了電燈。雞是一只只賣的，一元錢一只，我們去了以后覺得怎么是按只賣，不是按斤賣。當地人不吃老母雞，因為要用母雞生蛋，舍不得吃，要吃就吃雄雞。當地的東西很便宜，大閘蟹幾毛錢一斤，山貨、土特產很多，很受我們歡迎。

　　小三線的承諾：生活不變，工資不變，戶口關系不變

　　安徽皖南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山清水秀，空氣很好，但是時間待長了不行，難道要每天看風景嗎？那時候沒有電視，只能聽廣播、聽音樂。作息制度有點軍事化的意味，早上6點鐘廣播一響，大家就起床了，號令一響就下班了。吃飯也是這樣，全部按照部隊的形式，上下班工人們匆匆忙忙地走。我們做干部的就更加辛苦，吃完晚飯要開會，過組織生活。我去的時候管理車間里整條線，做試驗，有時候沒時間出來吃飯，有時候在食堂5分鐘吃好飯就進去了，基本上沒有時間。

　　剛剛去的時候生活很艱苦，各單位就自己開荒種地，吃的魚肉等葷菜都是上海運過去的，蔬菜去縣城買，食堂基本上都有。當時吃的東西都有，就是生活設施比較落后，我們小三線的廁所造在山上，沒有在房間里的，半夜上廁所要往山上跑，我們下基層的女同志住單位招待所里面，上廁所也都往外面跑。后來改進了，在房間里放一個痰盂，晚上尿在痰盂里，白天去倒掉。

　　小三線最好的一點是所有供應的東西都是上海運來的。我們被動員去小三線的時候承諾過幾個不變：生活不變，工資不變，戶口關系不變。都是上海的，去了以后，生活都保證，糧票、肉票、全都是按上海供應標準分配的。1970年全部開始了正常的流水線生產。廠里與當地是沒有什么聯系的，就是交通上比較困難。一個廠就像一個小社會，吃用住都在里面，自成體系。那時候支內可以帶家屬，有些人把子女都帶過去了。我的小孩放在上海，讓我父母帶，我們覺得沒有必要讓小孩也跟我們一起進去，假如打仗的話，把小孩帶進去也沒什么，沒有打仗的話，畢竟上海的生活條件、教育質量都比較好。

　　剛開始的時候沒有當地的農民、征地工去廠里工作，所有的人員都是上海去的。后期的當地征地工人也很少。由于那里的生活比較閉塞，很多東西他們都沒有看到過。我們剛過去的時候有個笑話，我們的汽車、卡車開過去，他們問這輛小車是不是那輛大車生出來的。有一次上海警備區文工團到我們那邊演出，他們為了看這場戲，從很遠的山里走了很長的路，背了點心過來看，這說明他們的文化很有限，娛樂生活很單調。我們有幾個放映隊，一星期放映一場電影，有時候甚至是兩場。生活是比較單調的，對我們成家立業的人來說，因為有家庭，有小孩，生活還不是太單調，但是小青年不可能24小時都待在寢室里面，休息日的時候會到縣城里去。那時候風氣好，看到車子，你招招手，人家就會停下來，把你帶到縣城去，人家回來路過，你招招手又會把你帶回來，不要你錢的。

　　小三線的小賣部、食堂基本上是供應廠里的工人，但當地人來買也是可以的。當時小三線的管理很嚴格，但是也得跟當地人搞好關系。

　　我們在小三線有十幾年沒有回上海過年過節，過年過節要照顧職工回去，領導都要守崗位。春節期間休息，不生產，干部全部都要留守后方，相當于值班。我在后方十幾年，第一次過年過節回來還是1983年。平時我們經常出差，過節不回來的，平時市里開會我們就回來，開會挺多的，普通職工一年才回來一次，一般放一個星期，最多半個月。他們平時積著，譬如平時加班，過節就休息10天。

　　矛盾凸顯

　　當時剛去的時候很有新鮮感，感覺空氣很好，山清水秀。休息天想去縣城，從早晨出發，到下午1點還沒有到縣城，再走下去回去要來不及了，所以走了一半路就回去了。那時候，根本沒有辦法到縣城街上買點東西，所有的東西都是上海運到廠里，廠里設立小賣部，所需東西都去那里買。那時候的生活有點像共產主義，有吃大家吃，沒吃大家都沒吃。我們一個單位一千多個人是個大家庭，大家都認識，因為天天在這個相對封閉的環境里面，時間久了就覺得生活單調、枯燥，門窗一開就是山。還有一些社會問題，如小孩子的教育問題，在上海的父母年老多病等問題，這些矛盾問題到后來是比較突出的。

　　當時我爸風癱在床上，我媽服侍我爸，后來我媽股骨摔斷了，兩個人都沒人照顧了，我工作忙走不開。單位里有規定家里老人沒人照顧，夫妻兩人可以有一個人回去照顧老人，我跟我愛人都走不開，家里的小孩都在讀小學。直到1982年我愛人才回來。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局里事情很多。在小三線時，開會都是利用業余時間開的，有時候開會開到晚上12點，甚至凌晨1點鐘。我們沒有休息天，休息天都在基層。我基本上跟我愛人是分居的，本來我們一起去就是為了不分居，但是后來我去了局里工會工作后，他在績溪我在屯溪，乘車都要3刻鐘，沒車就沒辦法過去。那時我們覺得夫妻分居算不了什么，這都是革命工作需要，是組織對我們的考驗和信任，我們決不能辜負組織對我們的信任，我們要做得更加好，在其位盡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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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干部：我們學習的榜樣

　　我覺得我們后方很多老干部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們心里只有一個概念：黨把這些任務交給他們，他們就是要把這個工作做好。你不要看他們是部隊轉業干部，盡管識字不多，但這批人絕對是好的。他們是我當時學習的榜樣。

　　譬如我們廠已經去世的王文亭原來是上海市環衛局領導，對干部的要求很嚴，我覺得對干部要求嚴格是有好處的。加工資的時候，上面的政策，有多少人可以加3元，有多少人加6元，有多少人可以加9元。執行這個政策是要把大多數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但是有些單位領導擔心擺不平，情愿把指標浪費掉。但王文亭就沒有浪費，他認為符合條件能加的就加。他經常說，老百姓的事情，只要符合黨的政策，他一定會做。“文革”時期，他被造反派批斗游街，吃了很多苦頭。到小三線去的這些干部整體素質挺好的，可是這些干部的生活條件都挺差的。儀電公司的韶山廠黨委書記周鴻文，后方基地管理局的副局長馮秀芝的生活都很艱苦。周家只有十五六個平方米，睡地鋪，因為房間狹小，睡覺的時候雙腳得放在桌子下面。當年我們全部是低工資，我在1962年的工資是最高標準——45.9元，這個工資拿到“文革”結束。當時我們的干部可以加百分之一，很多人寧愿自己不要，給別人。

　　“文革”時期在工會

　　1973年，我去后方基地工會工作，當時，工會的兩派斗爭挺厲害的。一派以老干部為代表，一派以造反派為代表，那時候工會以造反派為主，我們的工會主席就是造反派的戴立清，他任后方黨委副書記兼工會主席，實際上是一把手。我是工會副主席，主持工會的日常工作。一正三副，三副里面除了我其他兩個都是造反派。實際上我也沒有參加什么斗爭，大家都是工作，斗爭什么呢？但給人的感覺就是工會是以造反派為主的。那時候規定要配備女干部，可能我當第一副主席也是老干部的意見。我到后方基地工會以后基本上在五七干校勞動，每次下鄉勞動都有我份，工會里的造反派千方百計要排擠我。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問題？這是政治斗爭的需要，他們的行為我能理解，但是我不參與，我這個人最大的優點就是我從來不跟人斗。“文化大革命”時期我也從來沒有參加過造反派或保守派，我跟他們關系都不錯。在其位盡其責，我是跟著事情走，不是跟著人走。我們局里兩派斗爭很厲害，我從來不參與。他們想排擠我，但是也無從下手，因為他們抓不到我的把柄。

　　小三線的工廠在“文革”期間運作還是比較正常的。粉碎“四人幫”以后挺忙的，要充實黨委領導班子，整頓隊伍，我負責政工團，黨內整黨整風。工會也會清理整頓隊伍，把原來跟造反派關系比較密切的人，就是所謂的小兄弟，把他們清理掉。有些造反派本來還是可以的，有些造反派原來的素質就不太好。整頓改選工會，讓基層單位民主選舉出工會委員、工會主席。黨內凡是黨委一級也都在清理整頓，搞了很長一段時間。民兵也在整頓，每一級組織都在整頓。首先把班子整頓好，然后再開展日常工作。市里有一個精神，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參與過打砸搶的，一律都不能進班子。每一個運動中都有好人和壞人，有些人是趁機來搗亂。其實“文化大革命”時期，廠里首先參與造反的人工作都是吊兒郎當的，不想干活的人開始先造反，在廠里老老實實本本分分工作的人根本沒時間去造反。后來規定跟造反派有關系的一律不能進班子。

　　走基層，管工會

　　粉碎“四人幫”以后，工會的重心放在民主管理上。“文化大革命”時候的工會處于癱瘓狀態。原來的工會都是由造反派主持工作的，粉碎“四人幫”以后體制就改變了，工會要民主選舉，選了以后再參與企業管理。民主管理不抓的話，工會就沒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要維護職工的利益就要讓職工自己研究討論，比如，分房、分配都由職工自己討論，不是廠長說了算。所有事情都是廠長書記說了算的話，工人就沒有權利了。

　　工會是在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企業一定要讓職工代表大會通過一些日常決策，不是廠長說了算。那時候工會還是有權利的，在日常管理中起到了監督的作用。

　　工會在后方的主要工作是發展會員，開展日常工作包括職工的聯誼，我們的中心工作是職工參與民主管理，那時候市總工會抓得比較緊，讓職工參與企事業單位的民主決策。小三線的幾個大廠的民主管理搞得比較好。實際上我們在局里很辛苦，一年365天，八十幾個單位，就算每天都在下基層，人家一年也可能只看到你一次，因為有些單位一天之內不能到達。早上5點出發，到下午四五點到。大多數廠都是在山區里面，少量單位靠縣城比較近，比較近的也要有十里路左右的路程。

　　我們平時基本上都在廠里，到廠里去調查。我在局工會工作那么多年，起碼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在基層。下面各個廠平時不聯系，有時候會自己個別聯系。我們開一次會，幾十個單位兩三百個人從四面八方趕來，住在局機關的招待所里面，很熱鬧。后來發展之后有了電話會議，但我們工會都是人過來，開兩天會議。有些事情在會議之后還要檢查落實，我們會請民主管理落實得比較好的單位過來介紹方法經驗，總結以后我們會開一個交流會議，給人家啟發。剛開始的時候民主管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們都不是很清楚，有些單位搞得比較好，他們什么事情讓職工討論，發現有些職工討論得挺好的，譬如領導要怎么樣尊重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如果領導管理得比較好，我們會請黨委書記、廠長總結，叫他們談談怎么接受民主管理，把人家好的方面推廣學習。我覺得我們后方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好像沒什么空閑的時間。如果我們下午到一個單位，我們會馬上找他們談，晚上談，晚上還沒有談完的話，明天早上繼續談。假如我們是晚上到的，我們會約好在第二天早上去黨委辦公室先找書記匯報。小三線的工會和黨委的關系很密切。

　　小三線的單位像一個小社會，我們弄得好一點，職工心就心平一點。我們工會會開生活交流會，還開展食堂比賽。哪個食堂花樣比較多，我們來一個比賽。那時候冶金系統的單位食堂挺好的，早點品種有幾十樣，生活比上海搞得還好。周日我們休息，周六晚上食堂就開始準備很多冷盆，讓大家過周末。

　　向全國總工會反映問題

　　我們小三線的人回上海是托了當時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福。1984年3月，趙紫陽在湖南視察工作，針對湖南小三線出現的問題，指出小三線要調整。我們內部看到湖南小三線的精神，小三線移到縣城了，他們回來了。我們把這個作為理由，向全國總工會寫了一份報告說明情況。

　　20世紀80年代初，我們搞調查研究，小三線進山以后產生了很多的實際問題。如老三屆的男女青年二十幾歲進去的，年紀都很小，后來70屆進來了，年紀大一點之后，因為男女比例失調，男青年找對象困難，在山溝交朋友難。我們這批人進去的時候小孩還小，讓父母照顧，后來要讀書了，我們的父母文化水平不高，沒有辦法解決小孩的教育問題。還有一些人兄弟姐妹都出去了，父母身體不好，沒人照顧等問題。凡是上海職工會碰到的問題，我們小三線的職工全部都會碰到。山溝里面的教育肯定是不好的，不能跟上海比，想要統考考入重點學校是成問題的。我們做了很多調查研究，讓市里引起重視。以前覺得教育小孩子是自己的私人問題，不會想要跟市里甚至中央提要求。比如，立新廠的一對夫妻職工來小三線時只有三十歲多一點，他們支內的時候把小孩放在上海，因為沒有長輩照顧，后來變壞被勞動改造。其父母知道以后特別傷心，母親甚至因此得了精神病。

　　這些問題不僅僅上海有，全國各地的大小三線都有。全國總工會、國防科工委專門負責軍工系統的國防工會在全國各地調查，然后到北京開會，我們如實向全國總工會等匯報小三線存在的問題。后來，后方基地黨委還把調研情況匯總形成一個報告向市里進行了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