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前記】
邱云德，男，1931年出生。1952年畢業于上海東南高級藥科職業學校，畢業分配在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廣慈醫院任藥劑士。1956年調上海第二醫學院創辦《上海二醫》校報，任編輯、編輯室主任。1970年6月在上海小三線后方衛生工作組任組員、第一副組長（主持工作）。1979年調回上海繼續任上海第二醫學院校報編輯室主任，被衛生部評為副編審。先后任上海高校校報研究會秘書長、理事長。
口述：邱云德
采訪：徐有威 李婷
整理：李婷
時間： 2012年7月21日
地點：邱云德寓所
1970年6月30日，我作為醫療衛生戰線的一員，奉命與上海第二醫學院黨委宣傳部長以及市衛生局的一位老處長一起乘坐長途班車奔赴皖南績溪，去上海后方衛生工作組報到。后方基地下屬的電力組、三工區（由市輕工業局負責的廠區）和小三線基建承包單位上海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也都在此設址辦公。
籌建四所后方醫院
后方衛生工作組（以下簡稱后衛組）在上海三線建設開始不久后的1969年時就已建立，工作人員由主要包建單位市衛生局和上海第二醫學院（現為交大醫學院）共同委派組成，擔任組長的是時任市衛生局局長洪明貴，具體工作班子由副組長、組員以及財務、后勤人員等七八個人組成。
兩位老干部和我到達后，原工作班子中的兩位副組長被調回上海，他們兩位擔負副組長職務，我任組員，被安排做辦公室工作。另有一位組員是上海職業病醫院的醫生，料理日常醫務。后方衛生組作為市衛生局派出機構，主要負責檢查落實建設后方四所醫院的基建工程、開診所需的人員配備、醫療設施等。醫院包括由上海二醫附屬東方紅醫院（即現在的瑞金醫院）包建的瑞金醫院，設200張病床，主要承擔包括后方指揮部、績溪、歙縣、休寧、黟縣、祁門等地區共32家小三線單位的醫療任務；上海二醫附屬工農兵醫院（后改名第三人民醫院，即現在的仁濟醫院）包建的古田醫院，設150張病床，負責承擔寧國、旌德及浙江臨安地區共29家小三線單位的任務；由市衛生局所屬的第一人民醫院包建的長江醫院，設150張病床，承擔貴池地區周圍包括八五鋼廠等10家大廠的醫療任務；由長寧區所屬的天山醫院，計劃設100張病床，承擔東至地區8家單位的醫療任務。后方基地指揮部負責督辦。1970年6月我們三人到達時，瑞金、古田、長江三所醫院已完成設計，正開始做基礎工程，夯實地基，準備砌墻。
四所醫院分建于皖南四個縣區，瑞金醫院建址在離績溪縣城六公里外的雄路村一個叫“蛤蟆坑”的山坳中，與后衛組相距較近，其余三所醫院相距都較遠。古田醫院建在寧國縣胡樂區山谷中，相距45公里。長江醫院建在貴池縣梅街山區，相距更遠，從績溪出發，需經過旌德、涇縣、南陵、青陽幾個縣，有250公里。天山醫院打算建于近江西省的東至縣，負責7個單位的醫療任務。這個醫院從績溪出發需經過歙縣、屯溪、休寧、黟縣、祁門、石臺幾個縣也有約200公里的距離。我們如果坐自己的車，對幾個醫院巡視一下，需10天左右。其中一半時間要花在顛簸不平、崎嶇彎曲的山間公路上，公路狹窄，柏油路很少，地面坑坑洼洼，十分難行。
簡陋環境艱難工作
后衛組和后方醫院在籌建之初，環境條件很差，開展工作十分艱辛。后衛組辦公借用了績溪縣內一個陳舊的祠堂屋，中間堂屋連著天井，沒有隔窗，四個舊寫字臺拼在一起就是辦公室，接待室、會議室一概沒有，有個老式手搖電話機。堂屋兩側分割成幾個小間，其中一間作為財務小張姑娘的宿舍，其余人就各睡在三個小間里。后衛組出入都要經過縣民政局的大院。兩個小間的窗外就是雜草叢生的山坡，因為沒有紗窗，伸手出去就可抓到荒草。正因如此，有窗的宿舍曾發生過兩次毒蛇進屋事件。一次是財務小張進房間午睡時，撩開蚊帳，看到她的睡床中央竟盤著一條花蛇，嚇得她大聲喊叫，奔出屋外請鄰居民政局的干部趕來幫忙，才把蛇打死，原來是條毒蛇。從此，小張嚇得不敢進房睡，只得住在民政局的女職工宿舍內幾個月。還有一次是駕駛員老何在午睡時，聽得窗前臺上紙張堆里發出陣陣響聲，他睜眼一看，見一個蛇頭在紙堆里昂起晃動。他嚇得馬上從床上跳起，趕緊叫人幫助將蛇打死。
當時績溪縣城自來水還沒普及，我們的辦公住處，有燈卻沒有自來水，開始就靠堂屋前天井內的一口大缸，靠截流下來的雨水和屋檐水燒水喝。后來發覺附近縣人民醫院有水井，征得他們同意，組內幾個人每周用鉛桶去挑井水，采取接力傳送的辦法倒入后衛組的大缸，加蓋后使用。這樣固然累些，但感到用井水總比喝雨水、屋檐水要衛生多了。至于洗澡，就只得用盆盛一點水擦一擦來解決了。吃飯倒是不愁，一天三餐都去績溪縣街上的上海市第四建筑公司總部食堂搭伙，他們建筑工人住在附近，吃飯人多，食堂伙食不錯。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四年左右，直到1972年底搬入新辦公樓。
后衛組與醫院的聯系除用小車直接前往聯絡外，平時就用手搖式老式電話機聯系。由于通訊設施落后，打電話十分費勁費時，不是打不出，就是通了也聽不清，對方講話聲音像蚊子叫，要大喊大叫才能互相呼應，有時候甚至還要蹲在寫字臺下求得安靜才能聽清。1971年后方通信系統建設完成后，這種情況才得以改觀。而乘車去各醫療單位也是非常艱難的，從后衛組去貴池的長江醫院路程需顛簸一天，中午在南陵或青陽縣吃午飯，縣城飯店供應簡單，而且吃飯還要搭配山芋團子。到達醫院了解情況后，當天無法趕回，晚上就睡籌建人員的空鋪（借住在民居內），或是入住附近鄉鎮點油燈的簡陋小客棧，經常被床板上的臭蟲叮咬，覺也睡不好。當時車輛狀況也不好，我們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一輛老式的羅馬吉普，加上路況差，路上經常拋錨，好在駕駛員老何（從上海救護大隊派來的）經驗豐富，基本沒出現過大的車險。
以建設小三線為榮
后方幾所醫院的籌建班子成員多數是共產黨員，都是有較強工作能力的干部和醫護骨干。上海東方紅醫院（瑞金醫院）派出了黨委副書記和兩名科級干部、外科支部書記以及醫療技術人員等10名左右籌建人員；工農兵醫院（仁濟醫院）派出了原黨總支書記、總務科長、內外科醫生等組建的籌建隊；市一醫院派出了革委會副主任、人事科長、護理部主任等人員參加第一線籌建。他們有的請農民燒飯，有的搭伙在林場，日夜不辭勞苦在建設戰備醫院的第一線工作。他們中有的以前從來沒有離開過繁華的上海，有的沒有到過山區，但是他們在毛主席對三線建設的重要講話：“三線建設不好，我睡不好覺”、“三線建設道路不好，我騎毛驢也要去走一走”激勵下，都鼓足干勁，加快建設步伐，以讓老人家放心。
根據三線建設要“靠山、近水、扎大營”的要求，戰備醫院要建在隱秘的山谷中，因此我們建設的四所醫院除天山醫院規模小建在平原外，都建在當地農民都不太進入的山坳中。籌建人員每天要從暫住地翻山越嶺才能到達工地，他們從選址、設計起，都與建筑師、建筑工人工作在一起，幾乎天天要迎著朝陽，頭頂青天，腳踏荒山，到現場參與施工，以保證醫院建設符合質量地如期完成。大家都以建設小三線為榮，滿腔熱忱，積極參加工地建設的勞動。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提前開設宿舍門診
1970年6月，正值毛主席發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六·二六”指示紀念日的前夕，籌建的醫院尚未建成之際，上海瑞金醫院就組建了第一批20名左右的醫護人員提前進山，表示要在即將到來的1970年6月26日這一天，在剛建成的醫院職工宿舍區開設臨時門診，提早為小三線職工和山區人民健康服務。這一舉動，當時受到了小三線單位和當地鄉民的熱烈歡迎和贊揚。
瑞金醫院宿舍臨時門診開始不久，歙縣地區有一位農民因放火藥炸山取石引爆不慎，當場被炸傷，一只眼睛被炸瞎，全身是血，情況十分危急。他們聽說上海醫生在績溪雄路開診，就馬上把傷者送到宿舍門診。當時，醫院醫技人員看到體無完膚的嚴重傷者，毫不猶豫地全體動員起來，想盡辦法利用簡陋設備和醫藥，對病人從頭部、胸腹、上下肢全面清創，進行手術和精心護理。沒有病房，就將傷者安置在宿舍的臨時病床上，24小時徹夜不眠地進行搶救、監護。經過搶救，這位病人除被炸瞎的一只眼睛無法修復外，最終轉危為安。從此，上海醫生救死扶傷的崇高精神和精湛的醫術在皖南山區流傳開來。瑞金醫療隊的宿舍門診一直維持到醫院基建竣工正式開張為止。
醫院開張業務繁忙
作為小三線單位，上海不僅選了當時最好的市級醫院作為后方戰備醫院的包建單位，而且對進山的醫務員工的條件要求很嚴，必須“好人、好馬、好刀槍”，政治歷史不清的人不能進山，醫療技術要過硬。同時，醫療設備要一流，醫院要做到“小而全”，即要做到規模不大，科目要全。當時前方包建醫院確實從人力、物力上作了大力支援，許多醫技骨干被抽調進山，除內、外、婦、兒、五官、中醫等常規科室外，連燙傷、腦內外、心臟科醫生等也一應俱全。總之，要保證讓后方醫院及早開張，為小三線職工服務好。
為適應戰備需要，三所醫院都重新起名，地處寧國的后方工農兵醫院起名古田醫院，地處貴池的市一醫院靠近長江，命名長江醫院，績溪的瑞金醫院開始稱東方紅醫院，后改名為瑞金醫院（因上海東方紅醫院地處上海瑞金路，瑞金又是革命圣地，瑞金醫院由此得名，不久上海東方紅醫院也正式改名為瑞金醫院）。
1971年，幾所后方醫院除天山醫院外陸續正式開張。因醫技精湛，醫德高尚，很快就贏得上海小三線職工的信賴，還獲得當地干部群眾特別是農民的歡迎，名揚皖南山區，鄰近浙江、江西和長江北岸的安慶等地都有病人前來求醫。就診量逐漸增多，各醫院原計劃的住院病床應接不暇，不得已突破了定額，到1975年瑞金醫院增設到近250個床位，古田醫院、長江醫院也加床到150多張。盡管醫院業務非常繁忙，為了密切與地方的關系，凡醫院所在當地縣人民醫院要求協助會診的，有求必應。后衛組還為他們安排培訓醫技人員；深夜農民在家急病、婦女難產接生，我們醫院醫生都是挑燈夜戰，立即行動，奔走于山區羊腸小道，前往農民家中救治；當地發生嚴重車禍，傷者顱腦損傷，四肢斷裂，醫院腦外科、骨科醫生都隨時出診進行搶救，經常獲得好評。平時，醫院藥劑室、中藥房醫技人員和一些醫生幾乎每個星期都和院領導一起，挖掘山區資源，上山采集中草藥，制成如復方垂盆草糖漿、保肝糖漿等中草藥制劑供臨床應用，節省了醫院開支，又造福于病人。西藥房在高年資藥師指導下，開展了葡萄糖鹽水的大輸液生產，免去了來往上海長途運輸供應的麻煩，又節約了不少資金。在毛主席“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下，各醫院在繁忙的日常工作外，還定期組織醫療隊到農村蹲點駐扎，為缺醫少藥的偏遠山村送去了溫暖，受到了當地政府和農民群眾的好評。
適當照顧困難職工
那時許多職工以醫院為家，盡心盡責為病人服務。雖然親人和子女遠在上海或外地，也都克服家庭困難，安下心來，堅守崗位。由于處于“文革”時期，受極“左”思潮影響，上海包建醫院又有進駐改造上層建筑的工、軍宣隊領導，強調知識分子的改造。因此，當時對確有家庭困難，如父母有病缺人照顧、孩子年幼無人帶養的醫護員工缺少實事求是的關心照顧，造成這些醫護人員由于思家心切，在后方醫院工作思想不集中，愁眉苦臉，心情不愉快，這給后方醫院領導增加了不少壓力。對此后方醫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對患大病（如癌癥）的職工安排回上海治療調養，對有家庭困難的安排在上海包建醫院的支內組辦公室工作以便照顧家庭，對困難職工則做出特殊照顧。長江醫院一位腦外科醫生家屬向后衛組反映家里有幼孩，住在一起的公婆都已經是古稀老人，特別是公公還有癡呆癥，有時吃飯要人喂。獲悉情況后，后衛組干部在回上海到衛生局匯報工作期間，抽空去他家探望，發現果真如此，家庭確實十分困難。而這位腦外科醫生在后方醫院幾年中工作量并不大，一年的開刀數還不及他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腦外科一周的開刀量。根據這一實際情況，后衛組經研究寫出報告，建議衛生局讓這位醫生和瑞金醫院一名神經外科醫生在編制留在后方的前提下，一起暫回上海工作，同時明確后方一旦有腦外傷病人，他們當日就要乘專車趕回到后方醫院。這樣靈活的處理既讓這兩位醫生家庭得到了照顧，又沒影響員工隊伍的穩定，還使上海醫院的腦外科補充了力量，后方病人也能得到應有治療。
后方小三線企事業單位有81家，地跨皖浙兩省的13個縣市。因為有了后方醫院，而且都是上海著名大醫院前來服務，小三線職工感到健康有所保障，在后方從事軍工生產也較安心。但是畢竟小三線單位量多、面廣，又分散，有的廠離醫院較遠，少的是幾公里，大都是幾十公里，多則百公里以外。如祁門縣內三個廠離瑞金醫院單程就有126公里，休寧、黟縣四個廠也有上百公里。小三線工廠自己雖有醫院或者醫務站，限于設備條件和技術，醫務室和單位領導為使職工感到放心，就經常讓一些患病職工轉到后方醫院去確診、住院、觀察或者手術。那時公路狹窄，地面高低不平，下雨天泥漿滿地。去醫院看病的職工乘坐的不是大巴士，而是坐在卡車上放置的木質長板凳上，坐著硬邦邦的又不斷地顛簸，很不好受。工人們從清早乘車，中午趕到醫院就餐，有的途中停車吃飯，下午看完病回到單位已近黃昏。全天乘車看病，工人是十分疲勞的。
處理好醫院和當地醫院關系
有一些鄰近專區所在地的小三線廠，遇到職工急病，只得暫送附近的地區人民醫院或縣級人民醫院。患病職工雖被救治表示感激，但終感不放心，要求廠領導電請后方醫院有豐富臨床經驗的醫生再去會診。開始廠領導不懂醫療單位相互會診的規矩，直接找醫院請派醫生去地方醫院為小三線工廠病人會診，醫院認為由小三線廠領導來電邀請會診，馬上派醫生前往地方醫院，會引起地方醫院誤會和不滿。事實是，廠領導未征得當地醫院同意擅自請上海醫院會診，地方醫院就會認為上海醫生自作主張來看病人，是看不起他們，對所做的會診醫囑不太高興接受。得知這一情況，后衛組通過后方基地召開的有關會議，專門向小三線廠打招呼，要求他們小三線職工住在地方醫院內要求會診時，應先取得地方醫院同意，由地方醫院向小三線醫院發出會診邀請才行。強調我們必須尊重地方醫院的會診權，注意搞好與地方醫院的關系，后方醫院也要有了地方醫院會診邀請，才能派醫生去，而且也應虛心傾聽地方醫院醫生的治療意見，與他們商量，爭取他們密切合作，做出恰當的治療方案。按這規定辦以后，地方醫院與小三線醫院的關系也融洽了。
尋醫找藥治療蛇傷
我們小三線醫院全面開診后，人員力量、設備技術要優于地方這是不假，但也有不足之處，就是對于皖南山區經常發生的毒蛇咬傷的治療，特別是對當地的五步蛇、金環蛇、銀環蛇、眼鏡蛇、蝮蛇和竹葉青蛇等毒蛇咬人致傷，開診初期是一籌莫展的。毒蛇咬傷，情況危急，如不及時治療，就會危及病人生命。我們醫院自感缺乏治療毒蛇咬傷的辦法，經我們了解，在祁門有個治療毒蛇傷研究所。當時安徽省委書記李德生親臨視察過該研究所。這個所的所長在治療五步蛇等劇毒蛇咬傷頗有成效。考慮到后方醫院為小三線醫院服務的需要，后衛組派人前往祁門該研究所與所長直接面洽，請求他為小三線醫院培養兩名醫務人員，掌握毒蛇傷的治療方法。在他欣然同意后，我們從長江醫院抽調了一名神經外科醫生和外科護士去該研究所進修學習，滿懷希望能從該所學習取得毒蛇咬傷的治療經驗，將來在后方醫院交流推廣。不料，時隔月余，我們去祁門看望兩位醫務人員時，他們告訴說這個所長非常保守，十分神秘，他查房給病人用的藥都是他從身邊小腰包里摸出直接給病人沖服的。小腰包內是他自己按秘方研制的藥物。藥物是什么，他從不告訴我們去進修的醫生。后來了解到這個所長是個醫術不正的人，從他那里很難學到東西。于是我們把兩位醫務人員撤回長江醫院。要求后方醫院下決心發奮圖強，自力更生，各自組織小分隊，深入山區鄉鎮，尋訪當地治蛇咬傷祖傳的中醫秘方和土方，加以匯集研究。經過努力，終于逐步積累了一些治療毒蛇咬傷的方法。而不久傳來消息，祁門那個醫術不正的研究所長因犯敲詐勒索、貪污腐敗罪被撤職關入監獄。原來過去他所用的治療蛇咬傷秘方是在他當縣法院院長時從一個重刑犯人那里用免刑的交換手段獲得的。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穩定發展醫護員工增多
20世紀70年代中期，除東至的天山醫院因進山人員不足百人，醫院尚未建成，以醫療隊形式應付東至7家小三線廠職工的醫療任務外，瑞金、古田、長江三醫院醫療業務全面開展，并形成一定規模。而且根據需要病床數不斷增加，各醫院還定期向偏遠工廠和鄉村派駐醫療隊，醫務工作日漸繁重，各醫院人員需求緊張。但隨著“文革”進入中后期，當時上海的包建單位由于自身業務發展的需要已難于向后方持續增派人員，因此我們在醫院發展的同時，一方面穩定原有的隊伍，同時采取了很多發展隊伍的措施，不僅解決了人員緊張的矛盾，而且使各醫院都得到了發展，到1976年四所小三線醫院醫護員工總數從開始時的數百人已增加到1170多人。
1972年起，從醫院發展出發，我們請上海市從各種醫護衛生及技術人員培訓班中抽調部分青年學生，進入后方醫院作為新生力量培養。醫院從需要出發，分期分批將他們培養成為行政后備干部、醫生、護士、藥劑、檢驗和放射等技術人員。1975年又從上海爭取了一批工農兵大學生畢業赴三線醫院工作，這批青年人員正是青春年少時，很有活力，成為醫院發展中不可忽視的有生力量。同時向一些長期與配偶分居兩地的醫務員工放寬政策，如果他們愿意，通過申請經批準，配偶可以遷到皖南，與親人團聚。這在當時對長期分居的后方醫務人員無疑是個福音。當時申請到上海小三線的配偶不少，而且遷來的配偶不乏需要的專業人員，多數是醫生、工程師、教師、行政干部，其中既有醫學院畢業的專業人員，也有像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著名大學畢業的科技人員，有的來自遙遠的新疆、貴州等地區。這樣既穩定了原有隊伍，又使各醫院醫務力量得到了充實和提高。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我們還組織三所醫院挖掘潛力，抽調近30名醫務人員前去救死扶傷，受到市衛生局表彰。
機關著重衛生預防
1973年，后衛組機關搬出績溪的祠堂辦公室，遷入了新建的兩層辦公樓和職工新宿舍，成員已從早期的七八人擴大發展至20人，建立了辦公室、政工組、業務組、后勤組，后來從上海又分配來了一批接受過培訓的青年，于是自己辦起了食堂，設立了門衛。通訊也得到了改善，不再使用老式的手搖電話，換成了程控電話，與各醫院及后方各單位聯絡暢通；交通工具也作了更新，老式吉普已淘汰，新配置了北京吉普、救護車、面包車等車輛，出行更為方便。1976年前后，上海市還規劃在績溪河東岸建立一座后方防疫站，從市里又調派了30多名防疫班培訓的青年和有經驗的防疫人員來后衛組報到工作。后衛組因醫院包建任務完成，主要工作重點放在面向小三線單位職工的預防保健方面，從建立工廠衛生防疫制度起，定期與不定期發放各種預防藥品，聯系落實上海市結核病防治所，每兩年派出X光線體格檢查車，定時、定點、定人巡回于后方山區兩省13個縣市，為6萬多小三線職工服務。檢查車一個循環費時兩三個月。后衛組經常派人深入三線廠了解衛生工作狀況，督促幫助他們加強工廠衛生建設，切實保障小三線職工健康。
我記得旌德地區有一個小三線廠職工突然猝死，死因不明。消息傳開，附近工廠職工人心惶惶，有的說死者是中了山里的邪氣，有的說是工廠周邊水質有問題。后方醫院一下子也未查出究竟，建議做尸體解剖，但死者家屬不同意。后衛組前往做家屬工作，講清尸解是為了找出死亡的真正原因，也是為了消除小三線職工的疑慮和不安心理，家屬最后同意。尸體解剖結果證明，這名工人是患肺吸蟲病而猝死。但家屬認為死者生前身體健康，平時無病，就是在節假日里經常在工廠周圍山區沼澤地里捕捉石蟹吃。為了弄清真相，后衛組特地從上海邀請了華東師大的生物專家，和結核病防治所、傳染病院、市防疫站等專家一起前來后方研討，并作實地調查。后來調查出的結論是，原來山間的石蟹覓食了山里感染肺吸蟲尾蚴的野生動物，石蟹被食用后，尾蚴蟲卵被人吸收，死者就是由于食用石蟹感染肺吸蟲病而猝死。這一結論經過上海多名專家論證，在后方公布于眾。而且勸告三線職工不要再捕捉、食用石蟹。這才安定了該地區小三線職工的情緒。
后方生活充滿人情
我們幾所小三線醫院在皖南山區開診多年，與當地鄉鎮干部和農民相處十分和諧。居住在深山的農民有急病來醫院困難，醫院就出診上門醫治。周圍農民用電發生問題，醫院會派電工幫助解決，醫院辦職工子弟小學也照顧附近的農民子女入學。各醫院數百人伙食的蔬菜和雞鴨魚肉由當地供給。醫務員工業余生活比較枯燥，節假日里他們在宿舍開伙，附近賣肉的鋪子會挑最好的賣給他們。當地長途汽車司機見到路邊在休息散步的醫務員工會主動停車招呼，把你帶到縣里去游玩。后方基地電影放映隊到醫院放電影，醫院里也會拿出竹椅板凳讓附近前來觀看的村民坐。醫務人員還經常去附近山村農民家串門，向農民買些山筍、山核桃和栗子等當地土特山貨。皖南山區的山山水水猶如大家的第二故鄉。醫護人員也因為朝夕相處工作、生活在醫院而彼此間感情深厚。節假日里，各家比廚藝，你來我往，經常在一起舉杯歡敘，十分熱鬧，無家勝似有家。晚上，大家還經常招呼一起搭車或步行，去附近的小三線單位看電影。休息天會集聚搭上醫院外出采購的車子，去幾十公里外的鄰縣游玩、購物。時至今日，在后方醫院一起相處過的醫護人員在上海見面，都特別親熱，有講不完的話。有些人退休后還相約定期會餐團聚，暢敘在后方的往事情誼。不少人從后方基地撤回后，仍聚合在一起，甚至帶著子女專門驅車去皖南工作過的醫院舊址游覽懷舊，重溫過去工作的情景，并和曾經一起工作過的征地工笑談山區的發展變化。
上海小三線的衛生工作建設歷經10余年，后方醫院醫護員工從頭頂青天、腳踏荒野選點、設計開始，到醫院建成開診，付出了辛勞的汗水。他們有過背井離鄉的艱辛和苦惱，但也有過在上海得不到的愉快和歡樂。在那些歲月里，后方衛生系統發揚救死扶傷精神，在皖南山區救治了無數病人，獲得了各方的贊揚與肯定。醫院收到了無數病人的感謝信和給醫護員工的慰問信。地處皖南著名的黃山風景區管理處工作人員與后方醫院關系密切，職工前去黃山游覽會得到特別歡迎。安徽省召開衛生工作會議，后衛組與后方醫院被提名表揚。我受邀代表后方衛生系統去合肥參加了會議，介紹后方醫院開診的經歷和受到當地支持的情況，并表示了我們對地方的謝意。后方古田醫院一名高年資內科醫生作為后方衛生界的代表，光榮當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出席市人代會。瑞金醫院一名女醫技人員被推選為后方唯一的婦女代表，光榮出席了上海市婦代會。
1980年起，傳出了中央要撤銷上海小三線建制，要撤走所有工廠、醫院以及后方基地管理局一切辦事機構的消息，后方職工聞訊都很高興，認為終于可以回上海了。但大家同時又嘆息，認為上海20年左右的小三線建設的資源全部被丟棄。后來知道中央決定要把各單位的生活、生產用房和其他建筑以及軍工生產用的機器設備，無償無條件移交給當地政府，是幫助山區能用我們的軍工資源發展工農業生產，造福山區農民。因此小三線單位不得有任何物資設備（包括交通運輸車輛）撤回上海原單位。關于撤回上海的小三線人員，也只限帶走個人生活用具或少許農村土特產。當時后方基地還給后衛組與后方醫院提出要求：在小三線單位及其職工沒有全部撤離皖南山區前，必須繼續維持醫療衛生預防工作業務，以保證小三線職工留在后方一天，就要有醫院可看病，使他們的身體健康時時有保障。
結束使命撤回上海
根據后方基地管理局的要求，后衛組與后方醫院始終堅守崗位，在小三線單位和職工逐步撤離的情況下維持著正常的醫療預防工作。后衛組原計劃籌建的后方防疫站下馬了，從實際出發待崗的青年防疫人員只得撤回上海，繼續進修學習。正巧那時上海寶山鋼鐵廠要新建防疫站，大多數青年技術人員調入了寶鋼，部分后勤組人員也支援了寶鋼。后衛組機關有幾個青年干部報考讀大學，業務組人員有的調到市衛生局有關部門，有的去醫院當了醫生。我已于1979年下半年被二醫黨委調回工作，之后另有一位在崗的副組長調到上海血站當領導，一位老干部副組長已年邁離休回家。遵照基地要求，后衛組有兩名工作人員一直堅守崗位，在1986年后才撤回上海。于是，上海小三線的衛生建設就正式宣告結束，我們也就這樣結束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后方醫院在后方基地下馬的撤離聲中，醫療業務逐步冷清起來，許多青年技術人員報考大學，有的讀醫科，有的讀文科，有的讀法律，有的到上海進修業務。大部分醫務人員回歸到上海自己原來工作的醫院，有不少外地遷來的醫護、行政、工勤人員，不屬于上海包建醫院編制的，市衛生局都安排落實到浦東新建的濰坊醫院、浦南醫院和洋涇醫院（現公利醫院），為他們找到了適合的工作崗位，同時也給這些新建醫院增加了新生力量，補充了新鮮血液。
小三線人才出類拔萃
事實上，當年在小三線衛生部門經受過鍛煉的不少人撤離后方后，成為新崗位上出類拔萃的人才。有不少青年上了大學，努力學習，畢業后又刻苦鉆研，最后成了著名的專家、教授。如1969年就參加后方瑞金醫院籌建工作的兒科醫生胡慶澧，在山區工作成績出眾，被譽為“土工程師”。他在后方工作不久就被調去聯合國衛生組織工作，直至成為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副總干事。他在聯合國工作時間之長，閱歷之豐，職務之高，在世界衛生組織乃至整個聯合國系統的中國大陸籍職員中，還無人能與他相比。他退休后仍活躍在上海交大醫學院的工作舞臺上，為醫學院的教育發展和科學研究獻計獻策。又如原在后衛組業務部門工作的工農兵大學生姜慶五回上海后繼續努力，現成為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我國公共衛生領域的著名專家。
還要特別一提的是，20世紀70年代從上海靜安區烹飪專科學校畢業后被“一鍋端”分配進入上海市衛生局后方衛生組機關工作的青年曹建明，在后衛組幾年里一直勤奮好學，艱苦樸素，認真負責，工作孜孜不倦。1979年他從后方報考進入華東政法學院，由于他刻苦努力，品學兼優，每年都被學校評為三好學生。畢業后留校當老師，出國深造后任國際法系主任、院長，并受邀作為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講課教授講授國際法，受到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贊賞。不久被調到北京擔任中國人民法官學院院長，后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至今，在他的經歷中，缺不了曾在小三線后方衛生工作組工作的表述。還有更多的人員回到上海后成為各自單位和領域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