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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長握著我的手 哭了

2017-03-16 ?來源: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口述】

  王志平,男,1953年出生。原上海工農器材廠安徽征地工。

  口述:王志平

  采訪:徐有威 吳靜 顧雅俊

  整理:吳靜 顧雅俊

  時間: 2011年5月4日

  地點:王志平上海寓所

  我是怎么進小三線廠的

  上海小三線在皖南1965年就開始動工了,上海建筑公司就開始造房子。造房子為了不影響當地,而且為了讓外面看不出,和當地徽州的民居看起來差不多,很隱蔽。

  我們旌德家鄉小三線的那個地方樹木很多,當時要征一部分地,我就是征地工,三畝地征一個人,這個指標都是上海勞動局去征的,后來征了140多人,就意味著征了400多畝地。山上都不算的,山上的樹規定:3厘米以上周長、1米以上高算五角錢一棵。就像現在造商品房一樣,一畝地按照當地的平均收入,付3年的報酬。地是賠青苗費,比如一年500斤稻谷的平均產量,三年下來1500斤,一百斤稻谷大概7元錢,按這個標準賠償,因為米是賣9分1斤的。當時物價很便宜,工資也低,就十幾塊錢。旌德地區本來就是山區,地少,如果地都征光了,沒有田耕作的農民就要餓死。

  當時進廠名額一個隊里只有兩三個人。大家都努力爭取,這是好事情,到廠里就是拿工資的,吃商品糧的,農轉非了。我們村一共就去了3個人,因為土地也征掉蠻多的。有的隊里一畝地沒征,也征了人過去。大家村里互相平衡。一個公社,大隊,生產隊進行統籌名額。我們總共一個縣140多名,我們公社里分了70名,我們大隊里分了30多名。地方比較近,名額多點,附近的優先考慮。

  我是1972年進去工作的,當時不到20歲。我是農民,讀過小學,之前在家務農。我兄弟姐妹6個,大家都想去,但只有我去了。上面派下來指標,隊里推薦和選舉,隊里無記名投票推上去的。做征地工進小三線廠的條件是家里最起碼是貧農,家里有一個黨員或本人是黨員。

  生活在小三線

  我們10個生產隊進廠有30多個人。我們生產隊進了3個人,兩個女的,普通工,我是技術工。剛進去的時候工資拿的低,還沒那兩個小姑娘工資拿的多。因為進去有兩個工種:一個是普通工種,一個是技術工種。技術工種要學手藝技術的,我們男同志學手藝要兩三年,第一年18多塊,她們進去有30多塊,加上津貼有40多塊。小姑娘是普通工種,后勤工作,食堂里。我父親想不通,說我們男同志的功夫比她們大,但工資拿得比她們低。但其實我們有技術有前途。三年之后我的工資是44元,加上什么飯貼米貼之后總共50多元錢。我們是按照蕪湖造船廠的標準,比方當地33元,我們則是39元,還有進山補貼費什么的10元錢。后來也有獎金了,每個月5—10塊錢。當時很公平的,職務高多拿點這是不可能的,多拿一分也不可能,每個月看考勤。

  廠里都是上海人,師傅和同事都是上海人。我學的是無線電專業技術,真空鍍膜。學了兩年,上海師傅教的,學起來也不吃力。我和上海師傅關系好,從來不吵架。我老老實實干活,在廠里好幾年評到先進工作者,做到生產組長和工段組長,只是車間主任沒有做到,因為要求大專文化程度以上。當地人去了廠里十幾個,他們中間工資加得最高的是我。

  我們如果生病了,就去位于胡樂的古田醫院看病。我們勞保醫院就在那個地方,生病了廠醫務室看不好就到那邊去,每周六都有救護車開過去的。我有一次去看病回來,病假工資扣了1元錢,配藥6毛錢,來回車子1元錢。

  我和當地老鄉結婚,廠里分配房子給我,算是客氣的,因為分房是按照女的分,而我的愛人不是小三線職工。分房有兩個階段,結婚的話分配給你一套小房子,結婚了之后再分一套,大概五六十個平方,是燒柴的。我們當時是住2層樓的,是老房子,幾家人家一起公用,蠻好的。房錢好像是1元錢或者2元錢。公用事業費的單子上是水費、電費、房費,加起來就幾塊錢。記得每個月水費是1毛錢,剛開始只要5分錢。

  我愛人是在當地工商銀行工作的,這個銀行是為小三線廠服務的,這個銀行什么都做,發工資,存款,叫303辦事處。剛開始的時候是屯溪下設的,里面人多的時候有十幾個人。小三線廠的錢是存在這家銀行里,比如說每個月哪一天發工資,財務科的人就到他們那里去取了。貸款是不可以的。小三線撤走之后,銀行并到縣城里面去了。

  我老家離廠2公里,平時都是不回去的,住在廠里的宿舍中。小三線從小學到中學都有的,就是沒有火葬場。但是我記得那個時候當地有個地方是專門葬上海人的,我們那個時候叫它八寶山。死在小三線的職工的遺體是不允許運進上海的,要在當地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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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線與安徽

  小三線對安徽人肯定有影響,比方思想觀念、著裝等都有影響。安徽人以前燒紅燒肉不放糖,吃糖吃不習慣,后來基本也都放糖了。我們吃黃鱔的,甲魚吃得少,也不是不吃,4角錢一斤。后來安徽人都吃了,但是青蛙還是不吃。我們都習慣上海的生活了,上海人到安徽去也相當的習慣。

  我們那原來沒有的發電廠,當時不通電,點煤油燈。后來小三線造了自來水廠,原來也沒有的。當地人說小三線去了之后哄抬物價,其實沒有,因為是計劃經濟,但是當地東西是好賣了。星期天早上,老母雞、芝麻、花生、瓜子就擺出來了,當地人的現鈔因此多了點。小三線吃的帶魚都是上海運過去的,那邊沒有。

  小三線照顧當地人,比如廠里放電影,我們廠里的職工去看,門票是一毛錢,當地人去看則是5分錢。一開始是在露天放,就是在食堂里看。票子有號碼,要對號入座,如果有認識朋友關系好點的,就可以拿到前面的好位子。自己廠里有放映機的,片子都是上海提供的。基本上一星期一次,兩次的少,每周都有。上海放什么電影,那邊就放什么,像日本電影《望鄉》也在我們廠里放映過,當時是屬于內部電影,按理說不能放的,廣電公司進口有規定的,哪些地方能放哪些地方不能放。旌德當地就不能放,但是我們小三線廠能放。因為上海放什么,我們三線廠就放什么電影,上海能放,我們也就能放。像上海的文藝團體經常來演出,比如滑稽明星楊華生等。這是免費的,在食堂里表演,我去看過,挺有意思的。

  洗澡也要向當地人收錢的,洗澡也有吵起來過。每個廠的政策都是不同的,工農廠當地人洗澡要收錢,衛東廠不收的,其他廠是一星期有一天給本地人免費洗澡。小三線剛去的時候,當地農村沒有水電,洗澡就是用一個木盆。

  總的來說,上海人和當地人、當地政府關系還過得去,當地人好像和上海人不搭界,上海人管上海人,當地人管當地人。經濟上沒有什么關系。小三線的車子當地發生車禍,軋死一個人不得了了,一條人命賠幾千塊。

  安徽人其實有點羨慕上海人,上海人工資高,吃得好,穿得好。大沖突沒有,每個周日他們來買買農副產品,走走人家也蠻好。小三線退出后,當地人覺得你們走了反而好,物價還能跌呢。其實也沒有,因為后來改革開放了,市場經濟了,就更加不會跌了。

  上海人幾乎每家都有當地朋友的,不然怎么會有這么多人到上海工作呢?像現在我們旌德縣只有十幾萬人,到上海打工的就有一萬多人,因為當地老鄉都有上海朋友,每家每戶都有,這也是因為小三線的緣故。他們到上海來打工之后,對當地的資源開發利用就減少,樹木都長好了,不用砍伐了,工業污染也少了。他們賺了錢寄回家,一人帶1000塊回來,1萬人就有不得了的錢了。一年要多少產值?一兩億的產值能耗要多少啊!

  廠長握著我的手,哭了

  我們工農廠離縣城大概27公里,都是盤山公路。車子翻車的情況也很少,因為越不安全的地方越不容易翻車。每年會放寒假,春節的時候放兩三周,當時我們到上海去玩,要乘十幾個小時的汽車,現在只要三四個小時。廠里有時會派我到上海來出差,有時候過來玩。當時在上海,騎著自行車出來,路上沒什么人,也沒什么車。

  廠里職工之間、群眾和領導之間的關系都還可以的,大的矛盾沒有。因為當時廠長、廠革委會主任,他們講話就算數。工人如果不買賬,也會吵,但是很少有打起來的。加工資等不開心的事情總歸有的,打起來的很少。

  但是廠里的上海職工一開始到后來就沒有安心過。當時1976年去的一批小青年,剛剛去過年不許他們回來,就在寢室喝酒鬧事,想回家,哭。

  1986年小三線開始撤退回上海。上海市和安徽省談了以后,廠留下來安徽要,安徽的職工上海一律不收。但是,職工年輕的時候進了小三線廠,不能到了老頭了上海不收,上海要給一批補償金的。每個人都給了9000元安置費,這樣我就留下來了。

  當時上海人都走了,我們有點失落的,畢竟是去上海,不是去什么偏僻的地方,不是去西藏。那時我也想來上海的,只差了一點點。因為這個工種需要我,我是班組長。上海和安徽簽好協議的,有規定的不可以的。廠里本來想把我借到上海,但是時間長了也麻煩,會覺得對不起我,因為不可能正式進來工作。

  后來走的時候,廠長招待我們吃飯。廠長最后和我握手的時候,眼淚都出來了。他說:“我對不起你,不是我不要你,因為國家有政策。”我說:“我不怪你。”我們一起工作的一些安徽征地工,曾經一起到我們上級的公司去反映過情況,但是沒有用。公司說上面有規定,他們只好按照規定辦。我們是騎自行車去公司的,公司還客客氣氣用汽車送我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