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王志洪，男，1941年出生。1982年入黨，大學本科，高級工程師。1963—1972年間任上海市第一、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技術員、工程隊副隊長。1972—1985年任上海八五鋼廠技術員、高級工程師，副科長、黨委書記。1985—1988年任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局長。1988—2006年間任上海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發展總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黨委書記、董事長。

　　口述：王志洪

　　采訪：徐有威 吳靜 李婷

　　整理：吳靜 李婷

　　時間： 2011年4月14日

　　地點：王志洪寓所

　　逢山開路，遇水架橋

　　大學畢業后，我在上海工作了6年，1969年到皖南上海小三線工作。1988年小三線調整結束，我回上海時已經47歲。人生最好的時間都是在小三線度過的，所以我對小三線感情很深。

　　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很重視小三線建設，強調要投入“好人、好馬、好刀槍”，特別強調人的政治條件，要根正苗紅，視出身為首要，這是政治和路線問題。我因家庭出身原因，第一批政審不過關，但是小三線又急需人，我是作為第二批1969年進去的。

　　我們剛剛到皖南上海小三線時，條件很艱苦，先是搞基礎建設，什么都沒有，真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平整山地，山谷中建廠房。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我們第一天去的時候，就像電視劇《愛在蒼茫大地》中所描述的：前面卡車坐人，后面的車里是毛竹、木頭等，塵土飛揚地進去。行李放下來，毛竹卸下來，就在山上搭棚。抵達目的地的當天晚上就住在棚里。

　　我們那時候想得最多的是：毛主席為了三線建設睡不著覺，我們要為毛主席分憂，寧愿自己睡不著，也要讓他老人家睡得著。為了搶時間抓施工進度，開山時我們就已經進場做施工準備了，頭頂上經常石頭飛舞，就是放炮炸山，因為等不及，幾乎同時作業。當地安徽民工做最苦最累的活，作出很大犧牲，他們的奉獻精神是不能忘記的。基建結束后，建工系統都撤回上海來了。由于我愛人畢業后分到外地工作，也是建筑公司，流動性很大，帶個孩子跟著單位跑，所以我要求留下來，在八五鋼廠工作了十幾年。

　　1972年以后，我在安徽池州地區貴池縣的八五鋼廠工作。1985年調到后方基地管理局，主持上海皖南小三線的調整工作，局機關在安徽屯溪市（現在稱為黃山市）。小三線是上海的飛地，和當地體制上是分開的，建設、生產、生活、小社會相對獨立，帶點我們租借他們土地的味道。如果我們有了困難，當地很支持，很關心。當地對我們支援很大，沒有這些支持，小三線無法生存。

　　到小三線后期，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生產銷售遇到困難，生產發生困難，人心有點不穩。20世紀80年代前期中央明確了調整政策，大家就拼命生產，賺足回上海重建的錢。有盼頭了，心情不一樣。至1988年，調整工作全部結束，7萬多人幾乎全部回到上海。這7萬多人，大約搬了1萬多個家庭。能做到這樣很不容易，得益于當時的體制。

　　山溝里生產難以為繼

　　皖南人杰地靈，在深山溝里，搞計劃經濟的軍工還行，但搞商品經濟之下的工業，就搞不下去了。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下，軍工產品賺錢。比如我們打坦克的40火箭筒、火箭彈的產品質量很好，出口受歡迎。上海小三線的軍工產品質量好，服務好，銷路好，總體上賺錢，日子過得下去。較之全國其他地方的小三線，上海小三線是經濟效益佼佼者。

　　改革開放國家整個經濟形勢發生變化。因為不打仗了，軍轉民，面臨商品經濟，小三線越來越困難了。1978—1988年這10年中，上海小三線很痛苦，軍轉民初期的那段時間特別困難，如八五鋼廠生產民用不銹鋼、建筑用鋼。建筑用鋼按理來講，是平爐煉鋼，單位成本就低了。電爐煉鋼是煉合金鋼、高級鋼才劃算，它本身就賣得出價錢。假如電爐轉到煉普通鋼的話，單位成本就上去了。又如后方輕工公司在軍轉民之前做炮彈，炮彈的外殼是用沖床沖軋的，炮彈用沖床很大，后來轉產上海牌手表的表殼，用沖軋炮彈的沖床來沖軋手表的表殼。炮彈多大啊，一個表殼這么小的東西，怎么算都是劃不來的。但是我們當時別無選擇，這是調整初期的辦法，沒辦法的辦法。當時，上海有名的“三五牌”臺鐘也是小三線生產的。

　　到1988年完全調整回來上海時，企業反而比較活了，由痛苦到主動轉型，逐步適應，逐步走向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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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難重重

　　去皖南小三線時，人都是很單純的。有上海戶口的人可以不遷過去，但遷了也沒什么，覺得這樣方便，過去就過去了，大家準備一輩子在小三線。但是到后來是越來越難了，難在獨生子女多，父母在上海生病了，沒人照料，子女在山溝溝里干著急，怎么辦？調回來不可能，沒有辦法，我們向市里和中央都反映，這樣下去不行。那時候政策比較剛性，幾乎不開口子。記得一次上海的一位領導到小三線視察講：你們有很大貢獻，要好好堅持。皖南這么好的地方，山清水秀，鳥語花香。小三線職工知道后就發牢騷，風景是很漂亮的，但待不下去啊。其實老百姓不一定知道，這是當時的國家體制所限，全國一盤棋所決定的。

　　那時候去小三線的人都是選了又選的，素質都非常好，都是“好人、好馬、好刀槍”，準備畢生奉獻小三線建設。到了后期，經常有基層單位電話報告說，某廠某某人今天一早回上海，于是我們馬上派人開車去追。出走的員工乘車速度四五十碼，我們的汽車60碼，要趕到他前面去。有時員工車都已經開到湖州了，追到了再請他回安徽。這些職工不是不安心，只是因為家里確有困難。父母身體都不好了，如果父母其中有一個身體是好的，可能就不會找兒女。現在可以說這是人的權利，但是當時強調得更多的就是犧牲小我，為國家奉獻。

　　青年職工找不到愛人，也是當時的一大難題。男女比例失調，幾個小伙子追一個小姑娘，是常見的事。市里很關心，我們和團市委在報紙上登廣告，牽線搭橋，面向全國，也解決了一部分。但是，通過這一方式找到的老婆一般缺乏感情基礎，所以回到上海后離婚的較多。

　　面對各種困難，干部職工自力更生，解決了很多生產、生活上的難題。到后來，吃的、用的越來越得到改善，不比上海差。職工的文化娛樂活動日趨豐富，電影、電視和文藝演出也都有了。

　　在安徽堅持生產，到上海繼續生產

　　1985年年初，我到后方基地管理局參加了最后一屆局黨委和行政班子的工作。我們的任務是執行中央關于小三線的決策，即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領導下，具體負責小三線的調整工作。

　　我們的調整分幾個部分：第一個堅持生產，第二個搬家，第三個安置。調整時期堅持在當地生產，繼續創造效益，賺錢搬家，創造條件回到上海繼續生產，在工作上不斷不亂。做好干部、員工安置。最初到小三線的時候，都有對口單位保建支援的。調整時，市委的決定是原則哪里來哪里去，基本上都有歸宿。但是也有不少難以安置，原來在上海的廠正常生產，小三線的廠調整后，一下子多出來幾百乃至幾千人，要原來的廠安置，比較困難。因此市里要給安置單位經費，用于擴大廠房等。回滬小三線職工的安置房由上海市建委負責，把指標劃給接收廠建新房，房子造好之前，職工投親靠友自己過渡。

　　到上海之后環境變了，人際關系也重新開始，上海小三線職工經歷了一段不適應期。干部降級使用，心情不暢。我們就做思想工作，調整本是好事，大家想回來的愿望實現了，回到上海后碰到這些問題，是得大失小，上海接收的單位已經有大局、有風格、盡心盡力了，你總不能要求他們把職位也讓給你啊。小三線干部本來就素質高，識大體顧大局，兢兢業業，很快就融入新的生活，并把小三線員工的精神財富帶到新單位。

　　當時調整的時候，發生很多動人故事。市委市府對我們提出很多的要求，其中包括邊生產，邊建設，邊交接，邊搬家。但最大的困難是缺錢缺設備，因為上海和安徽經協商決定全部設備和流動資金留在當地。職工回到上海生活條件非常困難，市里財政也非常拮據，心有余力不足。當時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朱宗葆分管我們，他心急如焚地到小三線來調研，跑了38家廠了解實情，尋求解決之道。當時是夏天，天氣炎熱，連續9天在整個皖南到處跑，工作強度極高，年輕人私下都喊吃不消。朱副市長每天6點起床，下到基層廠，晚上還開會分析調研資料，忙碌至深夜乃至凌晨。晚上朱副市長還自己洗衣服。我深感不安：“朱市長，我找女同志幫你洗吧。”他堅決不肯。這種作風令人動容。工作拼命，生活簡樸，就是那個年代干部的真實寫照。朱副市長一以貫之地如此工作，直到最后倒在工作崗位上。

　　回到上海后，市里給了四十幾個項目，是由市計劃委員會統籌安排的，以此安排員工。比如小三線有個培新汽修廠，原來上海所有的大客車都是這個廠生產的。后來它搬到閔行，要立項要資金，資金一部分自籌，一部分市里給，一部分市里疏通渠道，幫它到銀行借一點，開始創業。當時造公房都是政府出的錢，各個局分配，逐步解決。

　　小三線與當地的親密關系

　　小三線對安徽的影響還是相當大的，上海工人階級的品格精神對當地有較大影響。我們后方基地管理局的局機關在屯溪，工作就像在上海一樣，嚴謹、負責、遵紀、守時。而當地的單位可能環境所致，上班相對松散，效率較低。在當地人看來，上海人就是不一樣。

　　我們和當地的關系是蠻好的。每當生產生活遇到困難，當地全力支持。他們物資遇到短缺，我們會傾其所有。時間一長，安徽本地和我們小三線逐步趨同，當地人進廠學的就是上海話，穿著和發型都是跟著上海學。修橋鋪路、醫療衛生等我們均盡其力。安徽急需的設備，我們盡力支援。當時三大件，即自行車、縫紉機、手表，上海拿過來購買的票子（自行車、縫紉機、手表等當時均憑票供應），就往他們那邊送，但是錢還是要他們自己出的。總的來說，我們對當地還是有不小的影響，第一給安徽帶來經濟效益；第二個是觀念和文化上的變化，包括管理上的；第三是物質上的。我們撤退時，安徽對我們的評價是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