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李曉航，男，1932年出生。1952年9月就讀于北京航空學院飛機和導彈設計專業。1957年9月起在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上海航天局工作。1960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總工程師、上海航天局科研處處長、副局長（正局級）等職。1984年4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國防科技工業辦公室主任兼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1986年1月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黨組書記，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副書記，上海武警總隊第一政委、黨委書記等職。1991年2月任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政協委員和常委。1997年3月起任上海市工業投資公司董事長等職。

　　口述：李曉航

　　采訪：吳祥華 徐有威 唐旻紅 吳靜

　　整理：吳靜 徐有威

　　時間： 2011年3月18日

　　地點：李曉航寓所

　　調整，迫在眉睫

　　1981年7月，我擔任上海航天局副局長，主要抓科技科研工作。1984年4月我調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國防科技工業辦公室（簡稱“國防科工辦”）任主任兼上海市經委副主任，接余琳、席炳午和周曉華同志的班，在這個崗位上干了不到2年的時間。

　　這兩年我在國防科工辦主要是做一件事，就是上海小三線調整。小三線的企事業單位分布在皖南和浙江臨安的13個縣，后方基地管理局設在屯溪，具體管這81家企事業單位。為什么要調整小三線呢？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一個是當時的環境。鄧小平同志講，20年不會打仗，國防工業大部分力量轉為民品。但是，上海小三線的問題比較特殊，它在皖南山區，在那生產出來的產品成本比較高，主要是前后方運輸的問題，另外大家也感到在那里搞民品不像上海這么方便。第二個原因是整個上海小三線有81家企事業單位，企業經營狀況都不好。這些同志工作不安心。

　　1984年3月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湖南有個講話，說三線工廠可以從山溝里搬出來，改為民用經濟，來降低成本，增強適應市場的能力。但是國務院沒有下發文件。我看到這個講話后，受到很大的啟發，因為我去過上海小三線兩次，對這個事情比較敏感。小三線的很多廠長當著我的面說：“這個地方離上海太遠，可是我們的市場在上海。我們再不調整，越投入越虧損?，F在廠房還算比較新的，也不用維修，今后時間一長，廠房破舊就要維修，再加上虧損，麻煩就大了。”

　　我就向時任上海市市長汪道涵同志報告說，咱們小三線面臨困難太多了，和湖南小三線差不多。道涵同志對我說，那么你就寫個建議，然后討論決定我們怎么辦吧。為了寫這個東西，我到皖南小三線調研了將近一個月，小三線企業之間距離很遠，一個單位到另外一個單位，開車沒半天開不到，全在山溝里跑。我去了和小三線干部職工談話，了解情況。他們心情很迫切，覺得在那個地方搞不下去。特別是企業的領導，他們反映，一個是成本很高，第二就是市場信息閉塞，第三和當地的農民關系搞不好，所以弄得我們這些企業領導在這方面負擔很重，又不能得罪當地人。我去一看，加上干部職工家屬將近8萬人啊。我說這么個無底洞陷進去，不是越陷越深嗎？當時我的唯一的反應：這個地方不實用，條件太差了，效率很低。

　　我調研回來后給道涵同志寫報告。道涵同志看了后說：咱們調整吧。我說我贊成調整，干脆把這個小三線撤掉算了。當時建設上海小三線的時候投資將近8個億，我對道涵同志說：咱們要是撤回來啊，8個億就打水漂了。他說：曉航同志，打水漂就打了，再過10年我們就賺回來了，我們得看得遠點。道涵同志讓我準備一個調整方案，并報告給市委。報告寫了將近一個月，因為要把整個情況，包括歷史情況、現實情況、回來后的打算、各方面的投資和損失，都要一一表述。

　　小三線調整是眾望所歸

　　市里成立小三線調整辦公室，成立一個領導小組，組長一開始是李肇基，大概不到半年就改為朱宗葆。朱宗葆是上海市委常委兼常務副市長，他對這件事情比較熱心，應該說領導小三線調整，朱宗葆是盡了力。從結果看，他也是有功的。我們匯報了市委，那時候主持工作的是陳國棟、胡立教和汪道涵等同志，領導小組成員包括市計委副主任楊志華、市財政局副局長鮑友德和市經委規劃處處長許冠庠。結果市委常委會都同意。國棟同志說：曉航同志，你要把這件事情搞好，你就是立了一大功，我們肯定支持你。道涵同志也表態：曉航，你看著處理吧。這樣市里就通過了。

　　隨后小三線調整小組成立，我是小三線調整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把這些事情從各個方面研究得比較細，各單位要干什么，怎么干，將來回來哪個企業往哪里安排，哪個企業可以獨立繼續搞下去，調整辦公室做到這么細。所以前前后后為了搞調整方案，朱副市長和我以及辦公室的同志去了小三線三四次，才把這個方案基本上定了。

　　我們一去小三線，企業的干部和工人都非常興奮，他們甚至跟我開玩笑說：李主任，如果我們以后回到上海，一定給你立個碑。我說，你給我立什么碑?。克麄冋f：小三線調整是眾望所歸，沒有一個人反對，都贊成，你干了一件大好事。我說這個你說得過分了，這個事情不是我一個人干的，領導是朱宗葆同志，他在負責。當時我們定了一條：企業自己籌錢，組織利用現在的設備搞好生產，我們一分錢不收。誰籌錢籌得多，誰早回上海。我說沒有錢，回上海后，沒有地方住，工資也發不出來，能做什么呀？起碼要保證工資發得出來吧。那些群眾，真是感動人啊，他們抓緊工作，為了自己的企業能早點回上海，那時不用動員的。

　　在上海我們這邊規劃建住宅100萬平方米。我們領導小組里面有計委副主任楊志華和市財政局副局長鮑友德。我對鮑友德說，這次你這擔子很重啊，我是一分錢都沒有，你看著辦，咱們要調得快，你就要多拿錢；你要是少拿錢、晚拿錢，咱們就調得慢，我們對小三線的干部職工就不好交代。鮑友德說，你不要將我的軍了，我保證盡可能多地支援你。我說，你這樣子就可以了。所以一下子就建了100萬平方米的住房。

　　事情進展分兩部分，一部分是上海這邊，造房子、尋找出路，把小三線職工分到市里其他廠去，這個工作由我們來做。小三線那邊的事情，由后方基地管理局來做，他們經常到下面去檢查，看有什么事情需要幫忙的，后方基地管理局副書記兼副局長黃彪具體負責這個事，他每星期到我辦公室報到一次：主任，我沒錢了，你要支持。我對黃彪說你開單子，我來給你想辦法。我們國防科工辦因為當時搞武器出口，賺了2000多萬元，都貼給小三線了。這貼的錢主要用于小三線職工的搬遷費和獎金。在我腦子里，想得最多的就是盡快調整，否則越陷越深，那個地方不可能適應商品經濟。趕快離開那個地方，離開后給企業創造適應商品經濟的環境。這批干部費了很多腦筋改善生活，并且努力不讓企業虧損太厲害。所以，我說這批干部是非常寶貴的，總是從大局出發。

　　回滬人員安置的確是個大問題。我們的原則是，原來是輕工業局的就由輕工業局包辦，原來是機電一局的就由機電一局包辦，反正都是回到各個局里，由各個局自己安排。有幾個比較好的企業表示說：我們不愿意分散。我說好，保證你們廠房征地，房子你們自己蓋，所以有十幾個企業在閔行、寶山等地造了些廠房。而大部分企業搬回來后，絕大部分由各個局安置。我們小三線的同志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這些干部工人的素質都比較高，所以一回來還沒到這個企業，這個企業就已經把他聘了，擔任副廠長、副書記，真正擔任正職的比較少。這些方案就開始行動了，方針也定了，接著就剩和安徽談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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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安徽的談判有難度

　　在與安徽的談判中，圍繞上海小三線的設備，我的意思是，你挑一點與你們使用水平相適應的，只要適用你們的就行。但是安徽不同意，他們說東西都要給他們留下。

　　后來我向道涵同志匯報說，我是談不下去了。我說我已經表態了，他們需要的我都給留下，你不需要的或者你現在不會使用的，我派人留下來教你。就這樣，比如我們八五鋼廠留下來500多人，就為了教他們怎么使用。每個廠都有人留下幫助他們。我們干部好就好在這個地方，干部先帶頭，繼續留下來幫教。這件事情最后驚動了安徽省長王郁昭，他建議說：咱們兩省的領導來談。他們知道道涵同志是安徽人。就這樣大家在合肥召開會議，道涵同志談了第一次后就到我宿舍來了。他說：曉航，他們說都要留下來，你看怎樣？我說：我給他們說你們需要的留，不能全留，全留下來干嗎呢？道涵同志說：曉航，全留就全留下來吧。他說安徽給當時已經去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曾任安徽省省委書記）報告，萬里同志給我打電話，要我們上海照顧安徽。他們要全留就留給他好了。我說既然這樣，我沒意見，就全留下來吧。所以后來就都給他們了。客觀地講，小三線確實幫安徽建設了水路電等基礎設施，給皖南的工業發展起了一定推動作用，培養了一批工業骨干和人才。

　　小三線的職工和家屬回來后，絕大部分一開始都在親戚家落腳，100萬平方米房子還在造。半年以后，房子造好了，職工住進新房。小三線同志非常高興，蓋的房子都是兩室一廳，采光也好。我們在寶山、閔行建的房子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大家比較滿意。后來，我幾次去看他們，問他們過得怎么樣，還有什么困難要我幫助的。大家都說：挺好挺好。我去了哪家，哪家都說挺好。我說真要挺好，我就放心了，我也好交差了，你們要講真話。職工們說：真的好。小三線就這樣回來了，前后時間很快。小三線回上海后，恢復生產很快，職工的勞動積極性很高。

　　1986年1月，我調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后續工作就交給別人處理了。

　　難忘小三線

　　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后，我還是忘不了小三線的職工，我還是會經常關心他們的戶口問題、房子問題。小三線的一些企業領導和我比較熟悉，他們告訴我說：“我們一定會處理好，請你放心?！蔽艺f：“你們有困難讓你們老職工承擔，不要讓新回來的這些人承擔，他們本來就很困難，已經困難多年了，你們要多關心他們?！焙髞恚∪€廠長們有時集中在一起，請我吃飯，都聊得不錯。到現在我和他們的聯系還沒斷過。

　　當時小三線回來給市里寫的報告，定的幾條優惠小三線職工、單位的條件，市里基本上都支持。但是在調整過程中，有些老同志也有些不同的看法：“小三線現在稀里糊涂回來了，將來再打仗怎么辦？”我說：“小平同志講了，20年內不打仗，我說等20年，咱們職工也老了，設備也陳舊了，都沒用了，咱們空等20年干啥？而且真要打仗的話，小三線企業也不行，全市的工業企業都要動員起來生產武器。小三線那么幾個企業怎么承擔得了??？第一設備陳舊，第二力量很小，承受不了將來的戰爭?！?/p>

　　這些老同志有想法，我經常向他們報告進展情況?？偟膩碇v，市里支持，決心比較大。這件事情，當時的國棟同志和道涵同志，都明確表態。特別是我跟他們匯報小三線調整打算，我匯報完了，國棟同志有句話：“曉航同志講得頭頭是道，咱們也提不出什么問題來，我看咱們就按照他說的辦吧，反正將來他去操作?！边@個事情我向道涵同志報告多次，他代表市委全解決了。這件事情說起來比較簡單，但是做的過程中很復雜。為了小三線調整，1984年市委、市政府重新任命了小三線的新領導班子，最后一屆的后方基地管理局的局黨委書記王昌法、局長王志洪，其中副書記兼副局長黃彪是上一屆干部班子中留下的唯一的老同志。

　　小三線的好處之一是鍛煉了一批干部。這批干部確實很不錯，我有時很感動。那個地方，各個企業自成體系，和別人不搭界，因為相距太遠。他們的干群關系都很好，關系非常密切，像一家人一樣。當時后方基地管理局在上海的吳中路有個招待所（現在改名叫錦輝賓館），是一棟三層的舊房子，小三線干部回上海就住那里。我很喜歡這些干部，這些干部回上海后我是親自過問安置情況的。機電一局和儀表局的負責同志都對我說：曉航同志你放心，這些干部當時選的時候就是最優秀的，他們回來我們還作為優秀干部來考慮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