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黃彪，男，1928年出生。1947年7月入黨。1969—1972年，上海機電一局507指揮部二分部負責人。1972—1974年，上海后方機電公司黨委書記。1974—1976年，上海后方聯合機械廠黨委書記。1976年，上海后方新光有色金屬材料廠黨委書記。1976—1977年，上海后方基地黨委清查辦公室副組長。1977—1979年，上海后方基地黨委辦公室主任。1979—1989年，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副書記、副局長。
口述：黃彪
采訪：徐有威 崔海霞 吳靜
整理：吳靜
時間： 2011年1月17日
地點：上海市華東醫院
悄悄地去山里
1969年我在上海機電工業專科學校（即現在的上海機電學院前身）任常務副校長。當時的國際形勢很緊張，黨中央將三線建設提到了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議事日程。毛主席提出“三線一天建設不好，我就一天睡不著覺”。就是在這種歷史環境下，動員大家參加三線建設的，包括我自己也是這樣的。當時的機電局局領導對我說：“我要去三線選點，你和我一起去吧。”1969年春節過后兩天，我就跟著他一起去安徽了。那時市里要求各系統都派人去選點籌建工廠，我們兩個是代表機電系統去的。當時我媽媽年近80歲，兩個女兒尚小，還在讀書。中華民族歷來是有自尊心的，日本侵略我們，大家站起來反抗；現在蘇聯在邊境蠢蠢欲動，我們要準備打仗，所以很自覺地跟著到小三線了。我們去是沒有特殊待遇的，沒有加工資，沒有獎勵，單憑政治號召和政治動員去的。
我們企業的干部職工確實是很好的，服從黨的領導，自覺性很強，當時沒有強迫他們去。大家聽到毛主席為三線建設睡不著覺了，就積極報名投身三線建設，到深山老林去了，有的連家都搬去了，全家老少一起去。不講條件，也不知道什么時候回來，得到的榮譽就是搞個歡送會，戴上大紅花，我則是悄悄地到皖南山里去的。
到小三線要通過政審，當時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及有“港、澳、臺、海外社會關系”等九種人是不可以去的。因為小三線是絕對保密的，工廠也是隱蔽的，我們的工廠及通信的郵箱地址都用代號。
剛開始去時，由部隊負責小三線建設，按區域設工程指揮部。徽州地區是812指揮部（時至1968年8月，229指揮部改稱812指揮部），池州地區是507工程指揮部（1967年12月成立，以生產57高炮而命名）。我在貴池507工程指揮部二分部。1973年4月，812指揮部與507指揮部合并，成立了上海后方基地黨委，由上海直接領導。按上海的系統成立公司黨委，比如機電系統的成立上海后方基地機電公司黨委，輕工業系統的成立輕工公司黨委。同時后方又是軍事管制，部隊有總指揮，每個公司每個廠都有軍代表駐扎。我到寧國的機電公司任黨委書記，后來聯合廠打派系戰斗，問題較多，我就主動提出到聯合廠任黨委書記，隨后又被調到冶金系統的新光金屬材料廠任黨委書記。
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我被調到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黨委，先是任黨委清查辦公室副組長，后任黨委辦公室主任。1979年，任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
建廠選點時，我們住過牛棚、羊棚
剛到安徽，我們先到屯溪812指揮部報到，然后由南京警備區后勤部部長及其他軍隊干部陪同一起到貴池去爬山選點，部隊是帶有槍支彈藥的。建廠選點的首要條件是“靠山、近水、扎大營”，要求建廠點遠離縣城50公里以上，而且要選高山，認為大山下面才能隱蔽。找到高山，先到山腳下，察看是否有水源可以解決這么多人的生活、生產用水，然后到周邊觀察地形是否隱蔽。這些都是基本要求。選點的這一階段是相當的艱難，也存在一定的危險。因為沒有路，車子也開不進，都是靠雙腳走路，我們爬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即使有路，也是把泥土耙下來夯實后筑成的土路，只有一部吉普車可以開，不能調頭。在高山的半山腰七盤八轉的，對面車子過來經常是看不到的，尤其是轉彎的時候，瞬間就已經在眼前了，因此，經常發生交通事故，我就有過差點翻車的經歷。
我們晚上借住在老百姓的家里。山區的老百姓生活困苦，我們住過牛棚、羊棚，打著草鋪，睡到半夜，蛇、蟲、老鼠等爬過來都是不稀奇的。剛開始我們指揮部就在一座祠堂里辦公、住宿。上海的小三線是按系統選點的，像我們機電局，就是機電系統小分隊這一塊。儀電局、輕工業局、電力局都是一樣的。當時是軍管的，上海警備區有部隊駐扎在那里，成立了工程指揮部，“229”、“812”、“507”等代號也是部隊編的。
確定建廠點后還存在很多問題，如看中這個地方，山是隱蔽的，但沒有路；有的有水，但沒有橋。那就要劈山開路、造橋。那時，條件很差，沒有機械類設備，都是靠人工的，炸藥放炮炸山，然后耙出一條路，敲碎大石頭，用小石頭筑路，非常艱苦。為了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安徽作出了很大貢獻，騰出地方讓給上海建造軍工廠，當時土地都是無償的，也沒有任何報酬。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絕對保密
建這些廠的時候，雇用了當地的老百姓開山、修路。當時農村是掙工分的，農民工挖山是有收入的，他們開心得很。但是他們炸山、筑路也都是付出代價的，他們用土法炸山，搞不好炸藥就要爆炸。我親眼看到過傷亡，當地的百姓也出了很多力。
小三線對當地人是絕對保密的，要建廠也不會跟他們說，而且還有軍代表在旁邊壓陣。對我們上海的職工也是保密的，生產什么也不說的。實際上我們是生產反坦克武器的，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國人的坦克很厲害，我們主要靠手榴彈、炸藥包炸坦克，效果很差。因此，我們在皖南、浙西一帶生產反坦克的火箭筒、火箭彈。還有手榴彈，以前是木柄手榴彈，我們造的是美式手榴彈，就當時來說算是先進的。507指揮部在貴池一帶，主要是造57高炮，專打飛機的。小三線有很多工廠，東至那邊是化工局系統，基本沒有生產，即使投產后產量也很少。
現在講起來是不稀罕了，但那時我們國家沒有，就靠自力更生了。至于生產任務具體指標我們是不知道的，當時工人、干部是我們管的，但產品生產是軍代表管的，絕對保密，武器造好后由軍隊負責運出去。押運的也是部隊，運到什么地方去，我們也不過問。卡車是上海警備區自己的，雖然我們有683運輸隊，但是主要為各廠運輸鋼材、設備、配件等生產材料，也為部隊承擔一些運輸任務。生活資料、蔬菜等也都是上海運去的，但都是由各廠自己負責運輸的。
勝利水泥廠是民用的，公開的，屬于建工局。電廠也很有名的，325電廠在寧國，這些民用的、不保密的單位就靠近縣城，保密的單位就在山溝里。其他省市有些小三線在山洞里生產，我們沒有這種情況。
小三線給當地帶來了變化
我們去了給當地農村帶來了很多變化。當地本來沒有水電的，我們把電線架起來，自來水也裝起來，這些都是免費的，當地也是很感謝的。以前山溝溝里的農民是很閉塞的，我們工廠都在露天廣場放電影，他們都可以來看，有的還翻山越嶺趕來看電影，給他們開闊了眼界。附近的老百姓就像鄰居一樣，進進出出，大家關系都蠻好的。看電影都是自己帶凳子，一家老少一起來，他們不用上班，白天就排好凳子搶好位子了。反正露天廣場很大，各管各看電影。
為了降低成本，我們的家屬宿舍都未造衛生間，就在家屬宿舍區域造幾個公用廁所，農民也可以用。當地原來是沒有廁所的，由此也改變了他們的衛生環境和衛生習慣。
當地農民中的少數人能來小三線企業上班，從事炊事員、后勤等工作。用現在的話就是打工，不是正式的職工，因為正式職工涉及編制，而我們上海職工都是有編制的。一些當地小青年吸收進廠后，打扮穿著比較現代化了，生活也比原來要好多了。我們這么多人過去，也帶動了內需。當地的物資很豐富，但山溝里誰會去買東西？離開縣城幾十公里，種的蔬菜都是自己消化，我們去了之后可以賣給我們，增加了當地老百姓的收入。當然也有缺點，隨著需求量增加，物價提高了。剛開始的時候，甲魚只有五角錢一斤，當地人迷信都不知道能吃，也不吃蝦的。原來，我住在祠堂里，祠堂前有條河，河里有很多蝦，上海人很喜歡吃，結果什么都漲價了，影響了當地的物價。
我們與安徽地方上是不來往的，相互客客氣氣。他們知道我們是軍工廠，最多是禮節性地來看望我們，也不用互相請客吃飯。當時風氣好，凡是機關干部下基層，每個人都自帶兩只碗、一雙筷子、一個杯子，局長書記都是這樣。到時間上食堂排隊吃飯，飯后自己洗碗。廠里干部到基地開會，也都是這樣的。沒有開小食堂的，請客更不用談了，大家很自覺的。我們后方基地管理局在屯溪，離黃山僅40公里，但是我們從來不去黃山玩，那時的觀念是不能游山玩水的，尤其是領導干部要帶頭遵守。我們后方基地管理局有車隊，汽車很多，大巴、面包車和轎車都有的，但是大家從來不用公家的汽車出去辦私事。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圓滿的結局
我們以前有搞民品的工廠，比如躍進廠生產銑床，改革開放后講市場經濟，軍工生產任務不足，高炮、手榴彈等武器已落后了，這么多人不能都養著吧！不少廠嘗試過軍轉民品生產，但是在山溝里怎么搞民品呢？我們的生產成本太高，信息閉塞，渠道不通暢，困難重重。有的配件、組件都是上海運過去，到那邊只是精加工，加工后又要運出來，肯定虧本做不下去的，而且長期待在山里，人心相當不穩。當時獲悉廣東的小三線先從山溝里搬了出來，我們上海小三線職工情緒就開始波動了。
我已經碰到過幾次了，如貴池地區有5個廠配套生產57高炮。有一次這幾個廠幾卡車的人集中到總裝廠的一個大會議室，指明要我去參加解決問題。他們提出廣東已經動了，上海為什么不動。我說難道只有你們想回上海，我不希望回上海啊？廣東小三線調整回去了，中央、上海市會對我們統一安排的，但要有一個過程，同時我也會去反映的。我和其他7位小三線代表參加了上海市第八屆人代會，曾經在會上反映了這個問題。
小三線調整過程中，是上海市政府出面與安徽省談的，汪道涵市長親自參加談判。當時安徽的領導有想法，要我們的設備，不要人員。我們里面有很多人才，工程師、技術工人很多的。后來我私下跟他們接觸了解到，他們認為上海職工難搞，不好領導，而且工資高，他們的工資比我們低，怕付不起工資，管不住人。當時上海市各級領導都非常重視，汪道涵、韓哲一和朱宗葆等市里領導都來過安徽，還去看過不少的工廠。我隨上海市國防科工辦主任到五機部開會，萬里副總理親自聽取了上海小三線調整方案的匯報。
1985年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安徽省人民政府簽署了有關協議，經國務院批準，將小三線企業的財產無償移交安徽省。對小三線返滬企業和人員，基本采用結對聯營和獨資建廠兩種方法。上海國防科工辦成立了小三線協調辦公室，解決小三線返滬企業和人員在上海的安置問題。幾萬名人員怎么安排工作，原來的住房都留在安徽了，又怎么安置，我就負責處理這些事情。
安全撤離
市里對小三線調整政策很好，哪里來回哪里去，哪個局出來的由哪個局負責安置。機電局也按照市里的政策，哪個廠出來的就回這些廠去，由原來的廠幫助安排工作，職工住房的資金則由市里統一撥給各局安排。我因為兩面都熟悉，就居中做聯絡工作。
那時局里進行了第三次領導班子調整，鄧小平講了領導干部要“四化”，一批有大學學歷的同志，從基層單位調進了局領導班子。老班子中留下了我一個人，擔任副書記兼副局長。當時的上海市委組織部部長趙啟正到后方基地管理局來，就搭建局領導班子征求過我意見。他問我要不要回上海，他說上海也需要人。我說，這幾萬人是我帶進來的，出去也要帶他們出去。而且我熟悉情況，把他們帶出去，使大家安安心心在上海工作，我也算完成任務了，否則我半途走了，不熟悉的人怎么接手？我要負責到底。
調整的時候，我管搬家，哪個單位先搬、哪個后搬，分批搬遷。規定工廠設備不能帶走，必須留在原地，由當地接收組清點簽收。我們局機關有個車隊，大汽車、小汽車全部不能帶回上海，我是最后一個撤退的。地方支援了一輛小汽車讓我開回上海，后來交給了機電局。7萬多名職工和家屬，400多公里的路途全靠卡車裝運，安全是個重要問題。當時上上下下都是非常重視行車安全的，我最大的寬慰就是整個搬遷過程中沒有出過交通事故。回上海后，我們對職工、干部安排了工作和住房，那時候家屬宿舍標準較低，兩室戶50多平方米的房型最多，有的則是一室戶。
從安徽撤回后，我就在后方基地管理局駐滬辦事處工作，將各廠安置中發生的問題與市小三線協調辦公室進行溝通聯絡。1989年底我辦理了離休手續，回到了機電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