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余琳，原名燕洪，男，1919年出生。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38軍政治部副主任等職。1964年轉業至上海工作。1978年7月以后，歷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中共上海市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

　　口述：余琳

　　采訪：徐有威 吳靜 李婷

　　整理：李婷

　　時間： 2011年4月1日

　　地點：上海市華東醫院

　　“怕你去了就回不來了！”

　　我老家在山東泰安。我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在中國人民解放軍38軍工作多年，1964年轉業至上海工作。粉碎“四人幫”后，我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處理上海皖南小三線是我任內印象最深的工作。

　　上海小三線從1965年開始在皖南選點建設，分布在安徽徽州、宣城和安慶地區以及浙江臨安，一共13個縣。除去54家工廠之外，還有配套的諸如管理機構（局、公司、處）、運輸隊、通信站、變電所、物資供應站、防疫站、醫院、各類學校、農場、干校和計量所等企事業單位27家。整個小三線企事業單位東西相距263公里，南北相距135公里，相當于半個比利時的國土面積，由上海14個局負責包建，上海市共投資7.52億元。職工54437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職工52610人，集體所有制職工1513人，職工家屬17000余人。

　　小三線建設正處于“文革”時期。當時動員支援小三線，組織要求黨員帶頭，“好人、好馬、好刀槍”支援三線建設。小三線建設整個的戰略方針是中央制定的，但是具體執行起來有很多問題。受到極“左”路線干擾，小三線建設方面不合理不科學處甚多，忽視平戰結合，進山太深，難以出入，工廠建在山溝里，車都進不去。

　　隨著形勢的發展，穩定上海小三線7萬多職工、家屬是個重大問題。粉碎“四人幫”后，有的干部職工鬧著要回上海。1982年我帶人去小三線慰問兼搞調查研究。有人勸阻說：“怕你去了就回不來了。”結果，我在皖南待了一個月零五天，把小三線所有的工廠全看了一遍，在那里開座談會。干部、職工十分熱情，17年苦戰，可歌可泣。我去看他們，大家十分高興。不去看他們，他們確有怨氣，你去看望他們，則是心連心的，極其親密熱情。偉大的工人階級難能可貴！

　　接手小三線就像坐在火山上

　　小三線看似穩定，實際是坐在火山上。多年來領導過問少，無正式安慰鼓勵，無人看望。整個小三線建設去了那么多人，建了那么多廠，就像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政策上也有很多不合適之處，廣大職工不滿。去小三線工作的都是一些精干的、優秀的共產黨員，模范、干部帶頭。但是，因為問題困難多，大家的情緒很不好。本來我到國防科工辦工作，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重點抓住航天、航空和造船，深入學習些技術及各種知識，沒有想到小三線問題是這么復雜嚴重。因此，我在市政府國防工業辦公室工作期間，航空和造船沒怎么管，精力基本上都放到小三線上去了，目的在于穩住后方，不能添亂。

　　根據我所知，小三線僅就供應方面來說，不合理的現象就不少。諸如待遇只向低處靠，在上海16元補助，到了安徽就成了15元；布票補貼有3尺專用券，在小三線則沒有；獨生子女在上海補助5元，安徽補助6元，小三線則又按上海的低標準辦；工資一開始去的按八類地區標準不變，新去的就變成五類地區標準；大學生分配在上海月工資為58元，分配在小三線則按照安徽的標準月工資52元；職工退休后仍留后方的，每天2角進山費立刻取消，但是安家費又沒有。從1977年到1980年，去小三線的大學生220人，1981年和1982年分配給小三線58名大學生，實際報到僅5名。小三線糧油肉魚蛋都是上海供應的，吃喝拉撒這一攤子困難很多。住房和孩子戶口也是個大問題，家屬去了一萬多人，去了的孩子戶口放在哪里呢？回上海、上學也都是問題。

　　分配過去的青年男女比例不平衡，女青年比男青年少34%，有的青年五一節開“追悼會”以示不滿。因為他們38元錢一個月，養不起爹娘找不著婆娘，悲觀失望，孤苦伶仃，情緒不高。上海人很少會去找安徽本地姑娘結婚，因為找了安徽姑娘便不能輕易回來上海，安徽姑娘沒有上海戶口生活會很難。我們曾經組織上海各區的婦聯和小三線對口舉行一些活動，但是效果很有限，局限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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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誰不同意誰去小三線！”

　　我們當初什么都管，吃喝拉撒，婚姻、家庭都管。我從皖南回滬后，將情況向市委書記作了一天匯報，進行了如實反映，市領導對此較為滿意。有關部門也開始重視矛盾的解決，給小三線職工一年的糧食、油、鹽、肉、魚、蛋的庫存。原來也有庫存，但沒有那么多。這些都是從上海運過去的，按照上海的標準供應。

　　上海在皖南小三線對皖南是一個大建設。建了那么多工廠安徽受益，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對皖南是好事，但是和當地老百姓也有矛盾。車輛事故頻發，有一年軋死33個人，我說這還得了？安徽老百姓怎么受得了？我就嚴格要求后方基地管理局，我說你們誰軋死了人必須跟我匯報。后來經過整頓，一年不超過3個！1978、1979年間上海市韓哲一副市長帶隊到合肥，和安徽方面會談小三線的工作，尤其是雙方的矛盾和待遇等，但效果不理想。

　　我因為小三線的工作得罪很多人，但是為工人謀福利的事我堅持，當然我也不違反政治原則，亂伸手要錢，我的目的是合情合理地給工人解決。以前小三線職工有每天2毛錢回上海的路費補助，后來取消了，職工很不滿意。我向市里提出來，當時市里財政困難，很難要錢。市里開會，市長書記都參加了，不同意增加這筆錢。我拍著桌子站起來說：“你們誰不同意誰去小三線！”終于爭取到了這筆補助。但是話又說回來了，小三線職工對我也不滿，覺得我不做主、不幫忙。直到現在我見到小三線的人我還問：“你不罵我了？”因為事實上很多事情不能隨便按照他們的意見辦，我所在的市政府國防工業辦公室說到底只是個機關，我沒有決策權，很多問題我不能解決。

　　送書：向小三線廣大干部和職工致敬！

　　隨著形勢的發展，軍工任務日趨減少，任務不足，虧損是必然的。小三線是寶貝，還是包袱，當時的爭論不一。有人說軍品不行了，小三線要搞些民品，搞民品也不容易。整個轉的步伐，從全國的角度說，上海軍轉民的速度還是比較快的。這個是思想解放的問題，當然整個轉型也很困難，整個社會、技術、市場要考察。一下子有很多廠要搞電風扇，都上去也不行啊，它得有市場，要自己想辦法。上海向全國提供輕工業產品，首先搞“三五牌”臺鐘，這個就是小三線搞的。

　　國防工業辦公室在經費上按原有的程序辦理，給小三線固定的投資。整個政策上是支持的。對小三線有利的都支持，從總體上、政治上都支持。

　　對于小三線，有一個人我印象比較深，他就是小三線工人黃華。我的回憶錄《鴻孟春秋》出版后，第一本就想著送給他。他并不知道我的意思，我也沒見他，他也不知道這本《鴻孟春秋》是我的第一本書。記得他全家都去小三線工作，我那年去皖南小三線視察時正好是春節，那天晚上他請我在他家喝酒。他真是很模范，很好的帶頭人！在我心目中小三線的干部職工貢獻都很大，有的年輕時候去的，回來就變老頭了，我很佩服他們。記得送書那天我是和我的保姆阿姨一起去的，我事先沒有聯系，也沒有說我是特意去的。我們的汽車開到他家的門口，我說我就不上去了，我上去他們要亂的，于是就叫阿姨送上去。黃師傅全家正好都在，阿姨敲門說：“我是余主任家里的阿姨，余主任叫我給你們送本他自己寫的書。”他們拿著書連聲致謝，還要請阿姨進去坐坐。

　　小三線軍工建設功不可沒，這是上海的貢獻，也是上海的光榮。在這里，我要向廣大小三線干部和職工致敬！

　　我曾經以小三線為題寫過一首小詩，在此愿以此小詩作為結語：“建設小三線，歷史屬必然。艱難創偉業，威名震黃山。經濟廣開拓，調整盡歡顏。安徽與上海，結成生死戀。聚散為繁榮，相思系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