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張燕
    采訪： 陸衛
    整理： 陸衛
    時間： 2015年9月16日

　　我大學畢業后就到上海市農科院工作，并分別于1963年到1968年、1972年到1974年兩個時段，在當時的上海縣馬橋人民公社和嘉定縣徐行人民公社蹲點，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和農村干部一起工作，向他們學習，那種感受至今難忘。此后，我又在農委工作多年。今天，回憶起1992年至2002年上海郊區農村發展歷程，我認為，這10年是上海郊區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經濟效益最好、農民收入增長最多的時期之一。我作為這一時段市農村工作黨委和市農委的負責人之一，見證并親歷了這一重要發展變化。雖然我離開農口已經19年，但是我對農業的關愛、對農民的感情，以及對農村的關心并未改變。

　　聚焦“三農”明確目標，走城鄉一體化道路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落實，上海農民生產積極性有了很大提高，但“家家糧棉油，戶戶小而全”的狀況，很難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進入20世紀90年代初期，上海郊區農村約有耕地450萬畝，農村人口540萬，農村勞動力人口235萬，是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大城市郊區。本地生產的農副產品同外地相比，沒有價格優勢，農業比較效益差，農心難以穩定。特別是當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后，全國的大市場大流通格局正在形成，外地大量農副產品開始源源不斷進入上海，再也不需要讓分管副市長到處奔波，去東北調大豆，到四川要豬肉。上海也先后放開了水產、肉、禽、蛋、奶、菜等副食品的供應和價格。

　　面對新形勢，郊區怎么辦？有些農口以外的朋友對我調侃，以后大上海也許不會再有農委了，你這個農委主任要失業了！面對各種風言風語，我們始終沒有松懈，沒有放棄對解決“三農”問題的探索。江澤民同志和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都十分重視農業和農村工作，反復強調“民以食為天”，要從“菜籃子里看形勢”。1989年，朱镕基同志專門抽出20多天時間，帶領市農委和有關委辦負責同志前往川沙、金山、嘉定、崇明等郊縣，住在那里搞調查研究，解決了不少長期得不到解決的“三農”難題。1992年，中央召開六省農業和農村工作座談會，江澤民同志指出：“沒有農業的牢固基礎，就不可能有我們國家的自立；沒有農業的積累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我國工業的發展；沒有農村的穩定和全面進步，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進步；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市委和市政府也反復強調，上海的農業增加值雖然只占全市GDP中的幾個百分點，但四兩撥千斤。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穩定發展，是整個上海振興和穩定發展的關鍵。

　　為明確上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發展目標，20世紀90年代初，我們市農委就“郊區在城市發展中的功能定位”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1992年，時任市長的黃菊同志聽取了市農委的專題匯報。我們在匯報中提出，郊區對特大型城市來說具有三個重要功能：第一個功能，郊區是城市鮮、嫰、活和優質、安全農副產品的生產加工基地，大市場難以完全取代；第二個功能，郊區是大工業轉移拓展以及城市人口疏散的腹地；第三個功能，環境優美的郊區可以是市民休閑度假的綠地。黃菊同志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而且，他對如何實現這三大功能進行了思考。吳邦國同志在1993年上海市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要正確處理好城市與郊區的關系，走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道路。”他說：“上海城市與郊區的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各行各業要支持農業，關心農村。將來的發展方向必然是使上海郊區成為城市化的農村。”為此，市委市政府在多方調研的基礎上研究制定了《上海市1996—2000年“九五”計劃和到2010年遠景規劃》，明確將“都市農業和城鄉一體化”正式確定為上海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戰略目標。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郊區農村廣大干部群眾在更高的起點上，以更積極的姿態，更開闊的視野，更大膽的氣魄，更扎實的舉措，進一步探索特大型城市郊區農村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新路，并按照城鄉一體化的要求來推進郊區的新發展。

　　明確定位完善功能，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

　　按照全市的產業布局，我們把郊區的4區6縣分別規劃為四大區域：一是杭州灣北岸沿海經濟區。該區域主要包括南匯、奉賢、金山。目標是充分利用海岸優勢，借助深水港開發，建立輔港碼頭，實行以港興市，帶動腹地建設，形成濱海經濟帶。二是黃浦江上游經濟區域。該區域主要是松江、青浦和金山的一部分。目標是充分利用滬杭高速、318國道、市級工業開發區和淀山湖、佘山旅游度假區的優勢，使其成為西部農業、工業、旅游業的重要基地。三是海島經濟區。以崇明島為主，包括長興和橫沙在內的三島。目標是利用海島優勢，建成綠色食品生產基地，特種水產養殖基地，培育修船、拆船和航運有關產業。四是近郊經濟區。該區域包括閔行、嘉定、寶山和浦東的農村部分，是中心城區產業轉移和人口疏散的重要腹地。目標是要以原有的主體產業和工業基礎為依托，逐步形成相應的工業加工區、物流配送和儲運中心，發展大片新型居住區。

　　根據全市總體規劃和產業布局，郊區跳出傳統縣域概念的思維定式，高起點地編制區域規劃。為調動區縣積極性，促進規劃落實，市委市政府強調要簡政放權，對區縣實行“兩級政府，兩級管理”的財稅管理體制，鼓勵區縣走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路；特別對崇明實行“自收自支，以島養島”的政策。由于連續10年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極大地促進了區縣的發展。市委市政府還強調“要致富，先修路”，各區縣紛紛響應，集中財力物力，以全市“三環十射”“三港兩路”為契機，開展了以路橋為重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如奉賢縣依靠自己的力量，采用多元化籌資的新機制，自籌資金建成了“奉浦大橋”。據統計，1994年至1996年的3年中，郊區用于基礎設施的投資累計近80億元。至1996年底，郊區公路總長度達4000多公里，比1992年增加了1000多公里；滬嘉、莘松高速公路，青浦318國道，南匯滬南公路，金山衛申甬車客渡碼頭等基礎設施已建成，并建公路橋梁3100多座，基本上形成了由國道、高速公路、干線公路為主干框架，四通八達的公路網絡。此外，1991—1995年這5年中，郊區還建成35千伏以上變電站200多座，新增電力裝機容量500多萬千瓦，電話全面實現了程控化，自來水普及率100%，70%以上人口用上了煤氣或液化氣。隨著路、橋、水、電、氣、通訊等基礎設施條件大為改善，郊區和市區連成了一片，為郊區二、三產業發展和加快推進農村城市化創造了條件。

　　推進“三個集中”，加快郊區農村城市化進程

　　20世紀90年代中期，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三個集中”的目標。所謂“三個集中”，就是農田向規模經營的大戶和農場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農民居住向城鎮集中，從而加快郊區經濟從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

　　為什么要提出“農田向規模經營的大戶和農場集中”呢？因為，如果始終維持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狀況，就無法改變農業落后的手工生產方式，農業生產就缺乏接納先進技術的動力，農業就難以抵御市場波動的風險。因此，在農村勞動力大量轉向二、三產業的情況下，在建立了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的基礎上，實行農民土地承包權和使用權分離的政策，鼓勵農民以入股、合作、出租等形式將承包地向專業大戶、合作農場和農業園區流轉就成為一種趨勢。實踐也證明，規模經營顯著提升了農業專業化生產、集約化經營水平，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以糧田為例，至2002年，全市商品糧田的60%已經實現規模經營，26個計1.5萬畝的“示范方”糧田常年畝產達到1700斤以上，有的甚至達到“噸糧田”。

　　那么，又為什么要提出“工業向園區集中”？經過80年代的農村改革磨煉，上海郊區工業不僅成為農村經濟的支柱，也已經成為全市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原來的鄉鎮和村辦企業布局分散、設備陳舊、技術落后，這些問題急需解決。同時，為了配合全市生產力空間布局的調整，迎接市區工業向郊區擴散轉移，吸引外商企業落戶上海，郊區工業必須大刀闊斧地“騰籠換鳥”，“筑巢引鳳”。1994年，我們向市委、市政府建議推廣松江“工業向園區集中”的經驗，指導各區縣集中連片開發，至1995年初步形成了15平方公里設施配套齊全的9個區縣級工業園區。其中松江、嘉定南門、南匯康橋當年即被批準升格為市級工業園區，引來一批國際跨國公司和大企業集團紛紛落戶，有力地促進了郊區工業上規模、上水平，增強了郊區工業參與國內外市場競爭的能力。1994年至1996年，僅三年時間共投入資金38.2億元，建成投產各類企業1875戶，實現產值230億元。至2002年底，9個市級工業區規劃面積157.62平方公里，開發建成面積77.95平方公里。隨著郊區投資環境的不斷改善，越來越多的外商到郊區投資，使郊區成為利用外資的高地。2001年郊區利用外資為45.7億美元，2002年利用外資高達70億美元，2003年利用外資更是達到104.1億美元，三年邁上了三個臺階。

　　工業園區的崛起加快了產業和人口向城鎮集中，為城鎮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產業支撐。為此，提出“農民居住向城鎮集中”的目標適逢其時。根據上海城市發展的總體規劃，我們規劃了逐步形成由縣城、中心鎮和一般集鎮構成，布局合理、設施齊全、功能完善、環境優美的現代化郊區城鎮體系。還要求把城鎮建設、工業區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第三產業建設緊密結合起來。例如提出了金山要成為21世紀的濱海城市，松江要把具有2500年歷史的文化古城保護好等。

　　推進城鎮建設，需要政策驅動和措施推動。為此，市政府規定可利用農村老宅基地還耕，或以鄉鎮為單位利用平整墾復凈增的土地，置換部分小城鎮建設用地，用于農民進鎮建房；允許符合條件的農民進鎮落戶等，使人口居住相對集中，土地資源得到保護，基礎設施充分發揮效益。同時，動員各區縣開展重點治理小城鎮臟亂差的專項行動，按凈化、綠化、美化的要求，抓好35個城鎮典型示范，努力營造“春有花，夏有蔭，秋有果，冬有綠”的綠化環境。經過各區縣努力和各方面的支持，上海郊區率先實現了電話自動化、程控化。至1996年，郊區82.6%的人口用上了煤氣或液化氣；到2000年，郊區城鎮化建成面積達到380平方公里，城鎮化水平達到47%。

　　適應龍頭地位，大力發展郊區第三產業

　　發展第三產業是上海建設成為“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需要，也是郊區經濟發展的增長點。在這10年期間，以房地產、旅游、商業、倉儲物流為重點的郊區第三產業迅速發展起來。以快速發展的大商業網絡和商品要素市場為例，隨著中心城市的延伸和人口轉移以及農村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催生了城鄉一體化的大商業網絡，一批超市、連鎖店，如農工商、華聯超市、家樂福、歐尚、易買得等都開到了農村。同時，郊區也因地制宜興辦了一批起點較高、規模較大、設施較新的商品和生產要素市場，營業總面積達70多萬平方米，還組建了270多家以農副產品加工為主的各具特色的產加銷一體化經營實體，吸引了市內外的名店到郊區開店。特別是農場系統提出“走出農場，走進市場”，從1993年到1995年短短3年的時間，農場系統商業企業總數就達1500多家，其中市區有770多家；農場系統的三產營業額超過了工業產值。農村流通體制的改革，不但明顯緩解了農村買難賣難問題，繁榮了農村經濟，也推動了農村城市化的進程。

　　此外，隨著“三港兩路”“三環十射”立體交通網絡的形成，郊區統籌規劃，與市區有關部門聯手合作，發展倉儲運輸業；積極配合上海舊城改造，利用城鎮建設和自然人文景觀，大力發展低價和中價商品房200多萬平方米；至1997年,集鎮住宅竣工面積199萬平方米，村莊住宅竣工面積365萬平方米；平均每年有10萬多農民遷往城鎮。

　　旅游業也是郊區三產發展的一大亮點。隨著經濟發展，百姓生活的改善，市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迫切。郊區抓住雙休日制度的實行這一機遇，利用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觀發展旅游業。按照市政府規劃，在奉賢、南匯及金山開發南部濱海風光為主旅游帶；在松江、青浦西部地區開發以佘山國家級旅游度假區為中心、包括淀山湖在內的綜合性旅游區；北部則規劃以崇明、長興、橫沙為主的海島旅游區。于是，像青浦太陽島、南匯野生動物園、東海鮮花港、崇明東平森林公園，以及各具特色的集鎮、度假村和一批農家樂得到興建，成為市民休閑度假的好去處。

　　第三產業已經成為郊區經濟新的增長點。2000年，三產增加值占農村地區增加值的比重已達37%，連續3年提高了7個百分點，并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大膽實踐創新，鼓勵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

　　在這10年期間，各區縣主動學習了山東、浙江、福建、廣東等省鄉鎮企業制度改革的經驗，推動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比如，1992年在郊區農村果斷推出股份合作制的經營管理模式，這在當時是不容易的。因為當時社會上對姓“資”姓“社”問題的爭論還在繼續，尤其對股份合作制，一些人還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但我們認為，股份合作制是經濟利益和市場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它能促進單個資本向社會資本轉化，實現資本的快速積聚和集中；同時，它也能明晰企業產權，調動生產經營者的積極性。因此，市農村黨委、市農委鼓勵各區縣以股份合作制為主要形式，采用嫁接轉讓，兼并聯合，租賃拍賣等多種方式，進行企業制度改革，得到市委市政府肯定和支持。我們還在1994年成立了全國第一家農村產權交易市場——“上海城鄉產權交易所”，邁出了城鄉集體資產公開公正轉讓和盤活資產存量重要的一步，由此推動郊區股份合作制得到迅猛發展。1992年股份合作制企業只有593家，到1996年已達5200多家。

　　與此同時，非公經濟也在郊區迅速發展。以青浦縣蒸淀鎮為例，當時，蒸淀鎮針對自身地處本市西南偏遠、“老外(外資企業)”引不進、“老大(城市大工業)”招不來的實際，抓住民營企業蓬勃發展的契機，于1992年創建起“上海富民經濟開發區”，經過努力發展，引來了2000多家民營企業。大批民營企業的進駐，發揮了很好的示范效應，先后有11個外資項目和10個城市工業企業前來落戶，使該鎮5年里地方財政增長26倍，稅收增長77倍，農民人均收入從1100元增至5500元。我們市農委推廣了他們的做法。后來，郊區民營企業發展得很快，到1997年，郊區集體經濟、外資經濟、私營經濟的產值比重已由1992年的86∶12∶2發展為60∶25∶15。民營企業還有效解決了就業問題，形成了65萬人的從業隊伍，占全市適齡勞動力的1/10，還吸引了10.2萬名國有和集體企業的下崗職工。

　　加大支持力度，開創都市農業新局面

　　世界上發達的工業國家和地區一般都具有發達的農業，如美國、法國、荷蘭、丹麥等；就連土壤瘠薄、水源短缺的以色列，通過運用先進科技也生產出大量優質蔬果、鮮花占領歐洲市場；中國臺灣也如此，不但大量出口農產品到海外，而且在鄉村有不少集農業生產、科普展覽、旅游度假于一體的休閑農業。

　　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發展都市農業必須對都市農業的內涵和外延有清醒的認識。為此，市農委邀請專家學者進行研討和論證。記得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的林毅夫研究員亦曾親臨指導。專家研討的結論可以歸納為：“都市農業”是生產力發展到較高水平時農業與工業進一步結合、城鄉之間的差別逐步縮小過程中的一種現代化農業，其實質是都市強大的科技、經濟輻射力推動著城鄉之間的滲透，促進著工業與農業的融合，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生產和產業化經營。

　　這10年，我們為推進都市農業現代化建設，做過許多努力：

　　一是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建立穩固的生產基地。由于城市發展需要，近郊蔬菜副食品基地有些要向中遠郊轉移。為此，1994年，黃菊同志在農村工作會議上說：“我認為‘菜籃子’工程是民心工程，一定要抓好，我們打算用3年時間再造新一輪高標準‘菜籃子’工程。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綠菜工程體系。”我們在保證15萬畝常年菜田的前提下再投入2.5億元，擴大棚架溫室2.5萬畝，使園藝化設施占菜田面積15%—20%。其中7萬畝的中遠郊菜田當年建成，當年投產。同時，為了確保完成年產糧食40億斤的任務，我們增加了對農田水利建設的投資。1998年前完成了53公里海塘加高加固工程，完成了2500萬立方米郊區河道疏浚整治，建成了30多萬畝旱澇保收的豐產糧田。

　　由于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制約，需要提供農業保險服務。配合“米袋子”“菜籃子”工程建設，經市政府同意，市農委會同市財政和市人民保險公司研究決定，推出了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2002年經國務院批準，在全國率先成立了第一家專門承擔農業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上海安信農業保險公司”。

　　二是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增加農民收益。上海地區春雨連綿，夏糧產量低品質差，麥子亦非農民主糧。為此，引導農民調減了49%的夏糧，擴大了市場適銷的瓜菜、水果、花卉等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據2000年統計，僅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結構調整這一項，就增加了農民收益5.5億元。

　　三是推進產業化經營，培育農業龍頭企業。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關鍵，是要有一批能組織帶動農民生產加工銷售的龍頭企業。為此，農委與市有關部門商定給予龍頭企業貸款貼息、融資擔保、財政專項資金支持等優惠政策。于是，一批知名企業，如“大江肉雞”“光明乳業”“銀龍蔬菜”“金山肉品”“大山食用菌”“阿祥蛋品”“江南春稻米”等農產品加工企業和品牌在郊區應運而生。郊區農民在實踐中通過大膽探索，也形成了專業協會、農業營銷公司、農業聯合社、農業經紀人組織等各種類型的新經濟組織近萬個，銷售的農產品占全市總量一半左右。至2002年，郊區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總量已達350家，從業人員7萬多，擁有固定資產55億元。其中16家被認定為市級龍頭企業，8家被認定為國家級龍頭企業。他們帶動了30多萬農戶和60萬畝生產基地，成為帶動農民增收的重要力量。

　　四是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鄧小平同志說過：“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江澤民同志也明確指出：“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應該更加重視新技術成果，實現技術發展的跨越。”這為上海加強農業技術引進和創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政府非常重視科學技術的研究與科技成果的應用和推廣，專門建立了“農業科技興農項目辦公室”和“農業成果產業化辦公室”。從90年代初的每年500萬元財政經費撥款，增加到2000年的每年2億元左右經費撥款。我們充分利用城市人才、技術、制造業的綜合優勢，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組織起來進行消化吸收，甚至創新，重點集中圍繞“種苗工程”“溫室工程”“生物工程”和“綠色工程”這4個方面。回想起來，有幾個項目至今還是很有影響力。

　　一個是奶牛育種項目。為了提高上海奶牛的品種質量，早在1986年，上海就從加拿大引進冷凍奶牛胚胎114枚，胚胎移植成功率50%以上，接近世界先進水平。1995年上海引進世界優質種公牛，成立了“上海奶牛育種中心”。如今上海奶牛育種中心的凍精已占全國市場銷售的50%左右，上海每頭成乳牛年產奶量平均約8000公斤，牛奶公司牧場的成乳牛產奶量9600多公斤，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而且上海奶牛早已消滅了人畜共患的“結核病”和“布氏桿菌病”。這是上海引進消化國外先進技術的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

　　另一個是食用菌工廠化栽培項目。這項技術的好處是：單位面積產量是露地或棚舍栽培的數十倍。由于光、溫、濕全部自動控制，培養基養分均勻，環境超凈，因此產量穩定，質量高，深受國際市場歡迎。我們就以上海市農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為依托，派出科技人員前往國外取經學習，然后在浦東孫橋農業開發區和奉賢農業開發區開始了金針菇和蟹味菇的工廠化栽培試驗，獲得了成功。如今已成為非常成熟的產業，在五四農場、奉賢生物科技園區都有大面積的栽培。

　　再一個是溫室工程的引進消化吸收項目。玻璃溫室用于花卉和蔬菜生產，國外有成熟的經驗，國內也有不少地方引進過，但成功者寥寥。市政府支持我們大膽試驗。1994年先后從荷蘭、以色列引進了15公頃溫室種植蔬菜，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引進溫室規模最大的一次。市農委組織了本市農業、科技、高校的力量，組成了一支由資深科技人員組成的專家組，一支以青年博士、碩士為主要力量的攻關組，參與了調研、考察、談判、引進、安裝、栽培、銷售的全過程，取得了培養人才和加快溫室工程建設的雙豐收。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與市農科院合作組建了專門生產溫室設備的“上海都市綠色工程有限公司”，為孫橋現代農業園區成功安裝了一套3公頃的國產溫室，價格僅1200萬元，而從荷蘭引進則需2700萬元。1年后，本市實現了溫室硬件設施消化吸收，國產化率達70%。荷蘭在肯尼亞有大片的花卉生產基地，其中有20公頃的溫室設備是向上海訂購的。上海都市綠色工程有限公司生產的溫室后來銷往全國，甚至到了南極和西沙群島，年銷售額2億元以上。

　　還有一個項目就是花卉培訓中心項目。環境整潔優美的休閑度假綠地離不開花卉，但上海花卉產業在“文革”期間幾乎被破壞殆盡。為了加快花卉市場的發展，我們采取派出去、請進來的辦法，培養了一批專門從事花卉事業的科技人員和生產、銷售人員。1992年，當得知中國和荷蘭農業部準備籌建中荷花卉培訓中心后，市政府支持農委積極爭取將中心建在東海農場，也就是現在的上海鮮花港。經過努力，終于在1998年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該中心在“九五”期間已培訓全國花卉從業者1萬多人，還與荷蘭、以色列、比利時等國的花卉企業合作、合資，每年出口大量鳳梨、紅掌組培苗，進口荷蘭郁金香、百合種球等。如今，上海花卉生產的規模化、產業化正在蓬勃發展，已形成閔行香石竹，奉賢、金山非洲菊，浦東玫瑰，松江銀柳，嘉定蠟梅，崇明唐菖蒲、鳶尾和水仙等各具特色的花卉生產基地。上海的花卉企業還在云南、四川等省建立了生產基地，每年出口大量鮮花，供應全國大量種苗，如全國需要的香石竹種苗約40%由上海供給。

　　過去的這10年，只是歷史長河中短暫的一瞬，但它留給上海農業農村的變化是劃時代的。2002年，黃菊同志在農村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強調：“上海郊區進入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階段，我們要把上海郊區建設成為縮小三大差別的典型示范區。”我堅信，作為特大型城市的上海，農業不會被削弱。上海都市農業雖有別于全國，但實現現代化的條件，決定了我們建設都市農業的步伐可以領先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