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蔣以任

　　采訪：嚴愛云、謝黎萍、黃金平、孫寶席、白璇煜

　　整理：孫寶席

　　時間： 2016年1月24日

　　【口述前記】蔣以任，1942年10月生。曾在上海內燃機研究所、上海柴油機廠工作。1983年至1985年任上海市機電一局黨委副書記（其間：1984年至1985年兼任上海汽車拖拉機工業聯營公司黨委書記）。1985年至1987年任上海市工業工作黨委副書記兼市機電一局黨委書記。1987年至1991年任上海市工業工作黨委副書記、市經委副主任。1991年至1992年，任上海市工業工作黨委副書記、市經委主任。1992年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兼市經委主任。1993年2月任上海市副市長。1997年12月至2002年5月任第七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98年2月再次當選為上海市副市長。2002年初，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2003年2月當選為政協上海市第十屆委員會主席。任職期間，為推動上海工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深化國資國企改革作出了重要貢獻。

　　我1960年至1966年在清華大學動力系學習燃氣輪機專業。畢業后分配到上海，長期在工業系統工作。其間，曾在上海內燃機研究所和上海柴油機廠當過工人、技術員和廠領導。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先后擔任機電一局、汽車工業公司黨委書記，市工業工作黨委副書記，市經委副主任，市政府副秘書長兼市經委主任等，有幸在上海大變樣的90年代，參與和推動上海經濟體制的大改革和產業結構的大調整。1993年至2003年，我當選為上海市副市長，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分管工業改革發展和國資國企改革工作。由于長期在工業系統工作，我的心里有著深厚的“工業情結”。我結合自己的工作實踐談談上海工業結構如何從適應性調整轉向戰略性調整：這其中既包括20世紀90年代推進以企業、行業還舊賬式的大規模適應性、結構性調整，實現“在調整中發展”；也包括從20世紀90年代末重點推動以生產力布局和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為主要內容的工業新高地建設，實現在“發展中調整”；當然，也包括同時推進一條紅線貫徹調整始終：國資國企改革。推進國資國企改革是工業結構調整的應有之義，這個指導思想在上海市委、市政府推進工業結構調整進程中是非常明確的。

　　調整行業謀新篇“支柱”產業大發展

　　上海是我國重要的老工業基地之一。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國家高度重視下，上海工業不斷發展壯大，重工業發展很快，輕工業也發展得很好，有許多名牌產品，都是國家的寶貝兒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由于全國改革大局的需要，上海處于改革開放的后衛。由于長期受到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上海工業面對改革開放新形勢，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諸多不適應，各方面問題逐漸凸顯起來，包括產業結構不協調、產品結構比較落后、利用外資步子不大、國有企業自主性不強，等等。針對這種狀況，上海按照1985年國務院批轉的《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匯報提綱》和1986年國務院批準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提出的方向，采取各種措施進行調整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從總體上來說，這種調整還只是適應性調整，更多地集中于調整加工工業的產品結構，缺乏支柱產業作支撐，加之許多工業技術老化，市區煙囪黑稠、工廠林立，“三廢”污染嚴重，生產安全事故不斷，導致全市經濟發展后勁不足。要擺脫這種境況，急需發展支柱產業，推進以行業結構為基礎的戰略性調整。

　　與此同時，我們要看到除了物質條件上，上海工業發展包袱沉重外，更重要的是長期計劃經濟中，上海企業的市場觀念及競爭觀念落后，跟不上時代發展。江澤民、朱镕基同志來上海工作后，當時江澤民書記曾要求我們經委舉辦一個展覽會，叫“對比展覽會”，即希望企業將自己的產品，在技術指標、商務指標和效益指標上，對比世界發達國家的企業和產品。當時我作為市經委主任，籌備這類展覽會是第一次。這個展覽會與一般展會不一樣，不是要“吹”自己產品的好，而是講“差距”。許多企業不愿意參加，我們再三做工作，逼著他們找差距，做對比，把“家丑外揚”。經過逐個企業點名做工作，后來展覽會終于開起來了，江澤民同志親自參加了開幕式。通過展示、對比，不少行業、企業轉變了思想觀念，找到了差距，樹立了市場觀念，為20世紀90年代的大調整大發展起到承前啟后、思想解放的準備作用。

　　到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迎來了推進工業結構調整的戰略機遇期。一方面，國家對上海經濟發展寄予厚望；另一方面，隨著1990年4月中央宣布開發開放浦東，以及黨的十四大對上海提出建設“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戰略要求，推動上海從全國改革開放的“后衛”變成改革開放的“前沿”，這為上海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

　　在浦東開發開放引領下，上海開始推動工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具體來說，就是根據上海發展的中長期規劃，壓縮傳統產業的生產，發展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實現“壯士斷腕”“金蟬脫殼”。所謂“壯士斷腕”，是指有些傳統工業該調整的要堅決調整，特別是紡織、輕工行業的調整。比如說，以前紡織是“搖錢樹”，后來調整時變成了“苦菜花”，而要通過改革使“苦菜花”變成“迎春花”，就必須下狠心堅決調整。所謂“金蟬脫殼”，是指通過結構調整使傳統工業換一個新面貌，上一個新臺階。

　　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上海工業結構調整是從紡織行業的調整開始的。在黨的領導下，在全體紡織行業黨員的帶領下，壓縮了250萬錠，職工人數從55萬人通過再就業下降到1—2萬人。在調整過程中，有許多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無情調整、有情操作”的舉措，充分體現了上海工人階級負重前行的寬闊胸懷。他們為上海改革發展作出最大的無私奉獻！應該載入上海發展的史冊。

　　與此同時,按照“支柱產業要強、高新技術要大、傳統工業要精”的目標，我們確立了重點發展的一些行業，特別是重點發展六大支柱工業，即把汽車、通信設備、電站成套設備和大型機電設備、鋼鐵、石油化工和精細化工以及家用電器等六大行業作為上海工業發展的支柱產業。上海實施工業結構重大調整，這在全國來說確實是比較早的，也需要決策者有很大的勇氣和膽量。

　　發展六大支柱產業有一個認識過程。1989年，時任上海市市長朱镕基針對上海原來的工業結構、產品結構已與市場需求結構很不適應的情況指出：今后幾年，上海“要盡快形成若干個建立在先進技術基礎上的大產業”。1991年7月，市長黃菊在上海市工業企業工作會議上指出：上海工業發展的主要問題是“工業生產結構與市場需求結構不相適應，還沒有形成新一代有競爭優勢的支柱產業和主導產品”。根據這些指導思想，按照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總體部署，從1990年底至1991年初，上海在工業、計劃等綜合經濟部門廣泛開展“上海工業產品發展戰略大討論”，提出了要重點發展轎車、通信設備、微電子和計算機、電站設備、石油化學工業、機電一體化裝備工業、家用電器行業、精細化工行業等10個重點行業以及相關的50大類產品。1992年12月，市委書記吳邦國在市第六次黨代會提出要“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形成一批能體現上海特大城市功能、地位和作用的產業和行業，主要有金融、商貿、房地產、建筑、旅游、轎車、電子和通信、電站設備、鋼鐵、石化和精細化工、家用電器”，等等。1993年2月召開的市十屆人大一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關工業六大支柱產業發展規劃的內容。

　　為了加快培育工業六大支柱產業，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措施。

　　第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市委、市政府領導高度重視，并成立領導小組抓支柱產業發展，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盡管這些領導擔任市委書記、市長等職務，但是照樣要抓行業建設，形成強有力的領導。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汽車工業，江澤民、朱镕基、黃菊等市領導非常重視。早在1987年，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提出：轎車工業要發展成為上海的第一支柱產業。當年7月，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市支援上海大眾建設領導小組”，由兩位副市長先后任組長，下設“上海市桑塔納轎車國產化協調辦公室”，負責日常國產化工作的組織、規劃、協調、服務和信息等工作。1988年7月，又成立汽車工業領導小組，由時任副市長黃菊任組長。后來黃菊任市長期間，還兼任著上海工業領導小組的組長，有力地促進了上海工業發展。第二個例子，就是通信信息設備制造業。時任市長朱镕基多次聽取專題匯報，把S—1240專用大規模集成電路作為專題工作來抓。1992年5月，上海召開了通信產業發展動員大會，成立上海市通信產業領導小組，并由時任市委書記吳邦國任領導小組組長。他為通訊產業發展傾注了許多心血，對貝爾公司，對理光傳真機公司的建立都親自過問推動。吳邦國還帶領通訊領導小組制定了9條政策促進通信產業發展，這些政策對推動上海通信產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說，很著名的貝爾公司，得益于享受這些優惠政策，包括進口免稅、所得稅返還，等等，在上海發展很快。我當時都擔任了這些支柱產業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具體負責這些支柱工業的推進和發展。

　　第二個重要措施，就是堅持擴大開放，促進產業升級。市委、市政府明確提出，工業部門要把積極利用外資，積極引進、吸收和消化國外先進技術作為發展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改造傳統工業的一條重要途徑。上海在這方面做得很好。我舉三個事例來說明。第一個事例，是汽車產業，這是上海堅持擴大開放、促進工業結構調整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在擴大開放前，像上海汽車廠生產的上海牌汽車，一年最多生產6000輛，質量也很一般，裝配中工人看到車門有了縫隙，有4至5毫米的樣子，就用榔頭敲平。當時德國人、日本人到工廠里來考察，聽到敲榔頭的“叮叮當當”聲，就說，你們這里怎么都是榔頭聲？這樣做肯定不行，于是就有了和大眾的合資，這是1984年開始推進的。中央領導包括鄧小平、李鵬等都很重視，小平同志到大眾汽車廠視察過，李鵬參加大眾公司成立的剪彩儀式。上海市領導陳國棟、胡立教、汪道涵也都到大眾汽車廠好多次，就是關心大眾汽車的生產。我們采取“引進技術，老廠改造”的方針，即廠房是老廠房，但技術是新的，設備是新的，生產的產品是新的。我們堅持大眾汽車采用德國標準，事實證明我們堅持這個標準是對的。后來大眾公司逐步實現年產3萬輛、6萬輛、10萬輛，現在整個上汽集團，包括上海大眾、上海通用和自主品牌，總產量已經達到600多萬輛，2015年進入世界500強第46名，成為國內轎車行業的“老大”，并且內涵不斷擴大。在積極引進先進技術的過程中，我們抓緊對先進技術的消化吸收，不斷提高國產化率。江澤民、朱镕基、吳邦國、黃菊等領導親自抓國產化率，當時搞了一個聯盟，包括子午線輪胎、鋼絲以及各種配套設備等，提升國產化率。還在上海萬體館召開大會，當時朱镕基市長在會上指示，強調質量是生命，上海大眾生產的桑塔納轎車要采用德國質量標準，國產化要保證質量，這樣做當然非常艱苦，但是也卓有成效。上海通用汽車有限公司的生產流水線所以，我認為上海和德國大眾合資合作的做法是中國汽車通過引進、消化先進技術向現代化方向發展的典范。我們堅持質量第一、用戶第一的標準，走內涵式發展道路，產量和質量不斷提高。后來考慮到要擴大規模，提升技術，我們就要求大眾加大投資，生產更多的新車型，同時提高技術水平。在此過程中，我們考慮到一家獨大不行，就再引進一家開展競爭。在與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談合資項目時，江澤民總書記鼓勵我們，他說，中國工業與外國合作還要搞一些大項目，汽車工業還是要發展的。通過艱苦努力，1997年3月，我們又把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引進來，1998年底就生產。當時，我對大眾和通用兩家公司說：“你們兩家，浦東、浦西，每年一個新車型，都要有產品”?，F在，通用和大眾都走在全國的前面。我們后來也搞了自主品牌，叫“榮威”牌，榮威同時也是國際化的結果。當時，汽車工業在調整中一上一下的作用是很大的，帶動了包括化工、紡織等很多門類產業的發展，比如說汽車里面就用了很多上海生產的紡織工業制品。第二個事例，是“筑巢引鳳”，建設化工區。上海位于沿海地區，是一個搞化工業的好地方。美國的休斯敦等化工區，也都在海邊。當時開辟了漕涇化工區，在1996年、1997年實施的，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大動作，引進了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公司，包括巴斯夫公司、拜耳公司、BP公司等，BP公司就是英國的石油公司，建成90萬噸乙烯規模，這為上海發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同時也為城市里面化工廠的搬遷創造了條件，所以你看現在市區里面基本沒有化工廠了。第三個事例，是通信信息設備制造業。我們與比利時合資的上海貝爾電話設備制造公司，在“八五”期間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第二期工程建設，使1995年S-1240電話程控交換機的產量達到450萬門；這其中為S-1240電話程控交換機生產專用大規模集成電路的上海貝嶺微電子制造有限公司，通過研發使用新技術，更是推動我國微電子技術水平從5微米提高到1.2微米，推動了以后的通訊信息產品的升級換代。隨著利用外資的不斷擴大，上海先后引進了朗訊科技、阿爾卡特等世界50家著名公司的產品和技術，形成了一批具有相當規模和先進水平的“三資企業”，不僅引進了外國資金，還有力地吸收了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有力地促進了支柱工業的發展。

　　第三個重要措施，是依靠科技進步，提高競爭能力。加強科技研發，加快消化吸收先進技術，提高產品的工藝裝備水平和生產技術水平，是促進六大支柱產業不斷發展壯大的有效途徑。比如說，“兩山”，即寶山鋼鐵工業和金山石化工業，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寶鋼緊緊抓住和上海冶金集團、梅山集團等聯合重組的契機，以世界一流鋼鐵企業為榜樣，通過一期工程的全面引進和消化吸收，一舉縮短了我國鋼鐵工業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20年的差距；通過二、三期工程建設，一下子形成了年產3000萬噸鋼的能力，基本奠定了作為世界級鋼鐵聯合企業所具有的生產規模和產品結構?？梢哉f，上海寶鋼通過兼并重組和技術改造，不僅工藝技術裝備不斷完善，而且品種也多，有汽車板、船舶板、涂色板、不銹鋼，各種型鋼，等等，保持了世界一流水平。所以，吳邦國對寶鋼的定位是精品鋼基地，就是說，不僅鋼產量大，而且要出精品。事實證明，寶鋼和冶金集團等的聯合重組是正確的，不僅規模全國最大，而且效益也是最好的，是上海實力的體現。我們在金山石化旁搞了漕涇化工區，填海造田10平方公里，現在整個化工區達23平方公里，為化工區發展提供了很大的發展空間；同時我們加強科技攻關，有力地促進了化工產業的發展。

　　第四個重要措施，以市場為導向，注重新品開發。如在機械設備方面，我們以電站為核心、以市場為導向不斷進行新品開發。上海搞電站設備是比較早的，閔行有四大家機械設備和電站，有比較好的基礎。電站制造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有許多“零”的突破。80年代上海從西屋公司搞技術引進，包括引進從15萬到30萬、60萬千瓦，從亞臨界到超臨界的技術；后來又與西屋公司（后轉為西門子公司）合資生產60萬千瓦超臨界項目。經過我們努力爭取，又發展核電、水電、燃氣輪機組。到2000年，整個電站成套設備產業通過引進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關鍵設計、制造技術，并堅持不斷消化吸收和創新，國產化率已達到90％，總量超過6000萬千瓦，占我國發電設備裝機容量的四分之一；其中火電機組生產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機組質量堪與國外同類機組相媲美。又如通信信息設備制造業，已發展成擁有程控通信、移動通信、光纖通信、衛星通信等多種技術和系統的立體通信網絡。汽車工業除了不斷提高整體規模外，還依靠開發新品實現可持續發展，“九五”期間，上海相繼投產推出了世界級水平的別克“新世紀”、帕薩特“先馳者”等中高級轎車及別克GL8多用途車，滿足不同層次的需要。

　　經過多方面、全方位的努力，上海工業六大支柱產業取得顯著成績，無論在全市工業產值中的比重，還是對上海工業增長的貢獻，均逐年穩步上升，處于名副其實的支柱地位。2000年，六大支柱工業總產值達到3590.5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45％以上，完成利稅總額415.54億元，確實發揮了推動工業實現持續發展的主力軍作用。

　　在推進六大支柱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上海也采取各種措施，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1992年，市委、市政府作出《關于發展科學技術，依靠科技進步振興上海的決定》，提出“八五”期間，上海高新技術要重點發展現代通信技術、微電子技術、計算機和軟件技術、激光技術、現代生物、新材料、機器人柔性制造等七大領域。1993年，經過全面篩選，上海決定重點培育和發展電子信息、現代生物與醫藥和新材料三大高新科技產業。為此，上海又成立領導小組，包括成立由市委副書記陳至立擔任組長的市計算機應用與產業發展領導小組，由市長徐匡迪負責的市現代生物與醫藥領導小組，等等，并在領導小組下分設推進辦公室，以保證高新科技產業加快發展。

　　1990年，市政府成立“科技結合生產14項攻關”領導小組，我擔任了辦公室主任。從那時開始大力推進了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大力推進產學研相結合的攻關模式。14個攻關項目，主要包括通信、核電站、電子家電、轎車國產化、生物醫藥、新型紡織材料、空調、化工、計算機等。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進程中，上海提出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定位應當“起點高一點，特色多一點，形成自己發展的獨特優勢”，并采取政府支持、財政優惠等多種措施來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比如說，從1997年10月開始，市委、市政府相繼出臺《關于加快本市高科技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上海市工業技術改造貼息貸款項目的實施辦法》等相關政策，促使全市實施以高新技術、新產品開發為尖端，支柱產業、拳頭產品為中堅，技術進步、重大項目為支撐的梯度式調整提高工業結構的戰略部署，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從1999年開始，抓好科技結合工業生產重點項目的建設規劃和攻關，包括寶鋼鍍鋅板生產線項目、上海通用汽車投產項目、上海大眾汽車帕薩特轎車生產線項目、上海朗訊科技通信設備增資擴產項目、羅氏泰山維生素VA二期等；同時抓好現代通信產業、現代生物與醫藥產業、計算機與應用產業、信息港建設等的規劃和發展。電子信息產業著力發展廣電集團、貝爾公司、儀電控股集團、長江計算機集團、華虹集團等大型企業集團，生物醫藥產業中人生長激素、乙肝疫苗、表皮生長因子等一批基因工程產品進入產業化階段，新材料產業著重開發汽車、信息、生物醫用、儲能能源等。并設立高新技術創業基金，對與高新科技產業發展有關的研究項目給以撥款支持，對高新科技成果的中試和產業化項目給以貸款貼息；對高新科技產品的產業化、高新科技產品開發和高新科技企業生產所需原材料、儀器和設備在所得稅或關稅上，給以減免等優惠，加快了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步伐。

　　經過不懈努力，上海高新技術產業取得長足發展。至2000年，高新技術產業資產總量、銷售收入分別達到1767.58億元和1481.86億元，實現利潤總額146.91億元，占全市工業利潤的36.8％，成為工業經濟盈利的生力軍。其中，電子信息產業超越汽車、鋼鐵、石化，成為上海工業的第一支柱產業。從此，上海逐步形成以三大高科技產業為主導、六大支柱產業為支撐的新型工業體系，高新技術產業已成為上海工業持續發展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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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闊步邁向新世紀，建設工業新高地

　　20世紀90年代末，國際國內形勢出現了新的變化，從國際方面來說，世界范圍內經濟結構調整的周期和速度加快，人類即將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從國內來說，我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對外開放的程度進一步擴大。面對新形勢，為跟上世界經濟新一輪發展要求，市委、市政府明確指出，上海必須千方百計地抓住機遇，滿懷信心地迎接挑戰，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揭開上海闊步前進的新的歷史篇章。相應地，上海工業必須在繼續調整完善的基礎上，以新的姿態和新的面貌，迎接新世紀發展的挑戰。為此，上海把建設工業新高地提上重要議事日程。通過建設工業新高地，使上海工業高新技術化、高附加值，同時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和生產力布局，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以適應面向新世紀、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需要。

　　1999年3月，黃菊在市委、市政府召開的工業工作會議上，首次明確提出上海工業“要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調整優化結構，推動產業升級，加快建設工業新高地”，要求上海工業“從過去調整中發展，轉向發展中調整。也就是說，過去上海工業是在調整中求得發展，那么，現在上海工業要在發展中繼續調整完善，把重點放在發展上”，實現戰略發展的主動。根據市委、市政府這一重大決策，我組織并參與上海市工業系統，包括國有、民營和“三資”企業共同制定“十五”具體實施計劃，提出上海工業“十五”計劃期間建設工業新高地的總體目標，即到2005年，初步建立起以高新科技工業為主導、基礎原材料工業為依托、現代裝備工業為骨干、都市型工業為配套的工業新體系。重點發展電子信息、汽車、電站設備及大型機電產品、石油化工與精細化工、精品鋼材、生物醫藥等六大支柱工業；形成一批支柱行業和優勢企業、一批拳頭產品、一個創新開發體系等，基本建立工業新高地。

　　為實現上述目標，上海從四個方面加快工業新高地建設，形成以支柱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支撐的工業體系。

　　一是確定戰略發展重點，建設一批關鍵性大項目和新產品。上海從自身工業的比較優勢和市場需要出發，根據不同行業的原有基礎和自身特點，抓住主要行業，突出發展重點。具體來說，是把加快發展新六大支柱產業，推進四大產業基地建設，作為工業新高地建設的重點。即在“九五”期間發展的六大支柱產業的基礎上，把原來的通信設備以及家用電器中的視聽產品等歸入電子信息產業，加上汽車、電站設備及大型成套設備、石油化工和精細化工、精品鋼材、生物醫藥、組成新的六大支柱產業，同時加快建設電子信息，汽車、上?；ず途蜂摬乃拇螽a業基地。圍繞工業新高地建設，各重點發展行業都抓住了一批技術起點高、關聯度大、代表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型和特大型產品和項目，高強度地加大資金、技術投入，增強了上海工業發展的后勁。比如說，電子信息產業重點發展集成電路、真空器件、新型電子元件、通信、計算機及網絡等七大類產品，貝爾公司開發的新一代ATM／TP寬帶交換系統就屬于其中的重要新品之一；同時新增6條以上集成電路生產線項目。汽車制造業加強零部件集成配套體系建設，形成轎車、微型客車和大中型城市客車車身自主開發能力，每年推出一個轎車新車型。汽車集團研發的“賽歐”經濟型轎車和柴油—液化氣雙燃料發動機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產品。電站設備及大型成套設備重點發展發電與輸變電設備、數控加工中心及智能化機械設備、智能化儀器儀表及網絡系統制造、城市軌道交通裝備、船舶制造、微電子裝備等產品。石油化工和精細化工制造業重點發展石油化工、天然氣化工、精細化工三大領域，以及乙烯、原油加工、合成材料、染料等產品。精品鋼材重點發展汽車用鋼、造船用鋼、石油管、不銹鋼等六大類新品。生物醫藥制造業重點發展基因工程藥物、傳統生物技術新藥、合成新藥和新型制劑、天然資源新藥、醫療器械等新品，長江技術集團開發的數字醫療圖像存儲通信系統、醫藥集團開發的雙歧桿菌抗癌制劑等新產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這些新產品的開發投產，推動上海工業步入產品加速更新換代的新階段。

　　2006年2月，上海工業新高地建設項目——藥用氨基酸生產基地舉行竣工慶典二是認真抓好投資計劃，持續加大利用外資力度。根據工業項目特點，“十五”期間，也就是2001至2005年間，我們投資4000億元推進工業新高地建設，做到每年都有竣工的項目、新開工的項目和儲備的項目，形成工業投資的良性循環。這里，我重點講一講利用外資對上海發展的作用。上海實現工業快速發展的一個特點，或者說是一個優點，就是利用外資。吳邦國、黃菊等市領導再三講過，上海具有利用外資的得天獨厚優勢，上海要發展，不利用外資是不行的。而且外資確實對上海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說，在20世紀90年代，我們每年利用外資100多億美元，這對上海每年實現10％以上的兩位數增長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建設工業新高地期間，上海繼續積極利用外資促進工業發展?！笆濉逼陂g，外資投資占全市工業投資的36.6％，包括集成電路、信息產業、生物醫藥等領域，都大量的利用外資。通過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提高了上海工業技術水平，提高了上海創新能力，提高了上海產品的市場占有率。

　　三是深化生產力布局，90年代到21世紀重點推進的“1+3+9”工業區建設，是一個重頭戲?！?”即浦東新區，“3”即閔行經濟技術開發區、漕河涇高新技術開發區、上?；瘜W工業區，“9”即九個市級工業區，包括上海市工業綜合開發區、莘莊工業區、松江工業區、康橋工業區、嘉定工業區、青浦工業區、崇明工業區、寶山城市工業園區、金山嘴工業區。通過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與完善區域布局，按照主導產業定位與工業生產基地定位的要求，推進工業集團與各工業區的長期合作和戰略聯盟，如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上海華誼（集團）公司、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上海廣電（集團）有限公司等工業集團與“1+3+9”工業區通過雙向選擇實施長期合作，推動了一大批項目落戶于工業區內。這不僅有利于統籌制定中長遠發展規劃，為建設工業新高地打下良好基礎，同時也推進了招商引資的蓬勃發展。

　　四是積極發展大企業集團。大企業集團是提高國有經濟控制力的重要力量，也是上海建設工業新高地的一大重要標志。我們主要是在電子信息、汽車、鋼鐵、石化、機電等主要行業培育若干個擁有名優產品、先進核心技術、綜合競爭力強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比如說，通過實施高新技術發展戰略，加快汽車集團發展，形成年產100萬輛汽車的能力，年銷售值超過1000億元，并每年推出一個新車型，努力發展自有品牌；在寶鋼集團與上鋼重組的情況下，通過上市籌資，加大技改，進一步做大做強，建設成為鋼鐵精品基地；至于石化集團，則以90萬噸乙烯等大項目為支撐，依托上?；^建設，努力建成世界一流的現代化工基地。同時鼓勵具備條件的向跨國公司發展。完善由工業投資（集團）公司、各控股公司和集團公司以及二級子公司以下企業組成的投融資體系，強化控股公司和企業集團的投融資功能，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加緊建設一批重點骨干大項目，建設企業技術開發中心，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提高國有企業的國內外市場競爭能力。

　　經過幾年加快發展，上海工業新高地建設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效，日益成為上海工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突出表現為：工業投資結構不斷優化，支撐帶動作用明顯增強。2005年，工業總產值達到1.69萬億元，對全市GDP貢獻率為51.6％,成為拉動全市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產業能級明顯提升。“十五”期間，上海工業抓住國際產業梯度轉移的機遇，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電子信息產業發展成為上海第一支柱產業。汽車工業增強了系列產品和重要零部件的生產水平，2005年，上汽集團銷售汽車91.7萬輛，居全國第二位。重大成套裝備產業如電站和機電工業，通過注重提高技術水平技術檔次躋身于國際先進行列。鋼鐵工業、石化工業和船舶產業在生產規模和技術含量上繼續占據全國同行業的主導地位。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在加快發展電子信息產業的同時，積極發展現代生物與醫藥產業、新材料產業。到了2005年，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25.1％,逐步成為上海工業的主導產業。在都市型工業方面，重點是發展服裝服飾業、食品加工制造業、化妝及洗滌清潔品制造業、工藝美術旅游品及文體用品制造業等。各中心城區通過發展都市型工業，逐步形成一批著名品牌，出現了一批都市型工業“小巨人”。

　　二是工業布局調整成效顯著。“十五”期間，我們對工業布局進行大規模調整，推動工業從600平方公里向全市6000平方公里范圍拓展，郊區工業總量占全市比重達到80％。具體調整舉措如下：一、加快推進“東西南北中”五大產業基地建設。即東面重點推進電子、信息產業和生物產業基地建設，西面繼續推進汽車基地和“汽車城”的建設，南面重點推進石油化工基地建設，北面鞏固精品鋼材產業基地建設，中部推進都市型工業基地建設。在“十五”期末，又相繼啟動臨港重型裝備基地和中船長興島造船產業基地、軌道交通產業基地等建設，形成具有國內競爭優勢的產業基地，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和提升產業能進。二、結合城市功能變化，盤活中心城區老工業廠房等存量資源。從2001年普陀區開啟都市型產業發展開始，上海大力建設都市型工業園和創意產業集聚區。至2005年底，已建成230多個都市型工業園區（樓宇）和30個創意產業集聚區，盤活400多萬平方米老工業廠房，吸納70萬人就業。三、推進工業向園區集中，打造以產業鏈為基礎的產業集群。市級以上工業區的主導產業集聚度達到80％以上。在工業區內已形成以若干產業集群為核心的發展態勢，如閔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已形成機電、醫藥醫療、食品飲料等三大產業集群；金橋開發區則形成電子信息、汽車及零部件、現代家電等產業集群。而且工業區的發展為眾多中小企業調整產業結構、尋求新的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如惠普公司一落戶浦東，就帶來了10多家中小型配套企業的成群相聚，從而形成了大項目帶動中小企業共同發展的格局。工業區的發展對周邊地區也呈現出明顯的輻射效應。如上海通用汽車在浦東竣工投產不到一年，使得金橋地區迅速形成了一個以上海通用為依托的汽車配套城。同時，一部分從業人員包括原屬市區的居民就地定居，幾乎每個工業區周邊的房地產都蓬勃發展，形成新的居民小區，一定程度上拉動了本地經濟發展。

　　三是技術創新取得突破。“十五”期間，技術創新成為支撐工業發展的重要力量。2005年，上海全社會科技研發支出213.53億元，占全市生產總值比例由2001年的1.78％提高到2.34％。已形成以29家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為龍頭，160家市級企業技術中心為骨干，180家區級技術中心為基礎的技術創新體系。同時加快以企業為主體、以自主創新為核心的技術創新體系建設?？萍柬椖靠傮w進展情況良好，如船用半組合曲軸生產基地建成投產，打破了國外企業的壟斷。超大型船舶柴油機等9個項目被列入第二批重大產業化攻關專項。

　　四是加快轉變工業增長方式。工業增長集約化程度不斷提高。工業萬元增加值能耗已由2000年末的1.89噸標準煤下降到2005年的1.18噸標準煤；全市工業區土地產出水平達到25億元／平方公里。此外，大力推進工業節能，加強能源需求側管理，鼓勵企業利用余熱發電，開展“認購綠色電力”活動，寶鋼等19家單位和市電力公司簽訂800萬千瓦時的購買協議，資源利用水平不斷提高。

　　總之，上海工業系統通過建設工業新高地，通過遵循“三高兩低”原則，即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高產業關聯度，低勞動消耗、低污染環保，強化創新，提升能級，為上海進入以技術密集、知識密集、高新技術為發展重心的創新性調整階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上海工業中長期穩步健康發展探索了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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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資改革起步早，現代企業發展好

　　國資國企改革是上海工業戰略性調整的應有之義。上海國有企業為國家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體制機制不活，經營發生困難，突出表現于“三多一少”。“三多”指的是企業人多債多負擔多；“一少”，是指企業創造的利潤逐年減少。為了搞活國有企業，工業戰線的廣大干部職工積極投身于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992年召開的市第六次黨代會,把加快經濟體制改革作為90年代上海改革的重要目標和任務。在市委、市政府領導下，上海提出率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總體思路和操作步驟，率先推進國資管理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著力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

　　一是率先推進國資改革，建立以資產為紐帶的國資專司管理體制。

　　1992年，鄧小平在視察上海時指出，上海在人才，技術、管理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上海這個城市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此后，他又進一步勉勵上海，指出上海工人階級一直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領頭羊，希望上海加快發展。江澤民總書記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肯定了國有企業在經濟建設中的主導地位和骨干作用，為上海國資國企改革指明了方向。小平同志和江澤民總書記的講話對上海深化國資改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從1992年開始，市委、市政府組織有關委辦、專家學者，成立專門課題組，研究上海國資管理體制改革方案。1993年，為加強本市國有資產宏觀調控，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確保公有制經濟鞏固和發展，市委、市政府決定成立市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簡稱為市國資委，時任市委書記吳邦國兼任市國資委主任，市長黃菊兼任常務副主任，有關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兼任副主任，各經濟口委辦局主要領導擔任委員。市國資委授權給各個部門負責運營各自的國有資產。同時成立市國有資產管理辦公室，簡稱“市國資辦”，它作為市國資委的辦事機構，負責國有資產管理改革的組織協調，以及國有資產的統計、匯賬、收益，但不干預企業的生產運營，屬于樞紐式管理，實際上是注重發揮各個企業集團的作用。陳步林任市國資辦主任。國資委的成立，標志著上海國資管理體制改革進入到實質性啟動階段。

　　為了建立符合上海特點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新框架，我們著重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推進行業主管局改制和授權經營。首先選擇在“兩局一公司”，也就是在儀表局、紡織局和電氣聯合公司進行試點。1993年12月，“兩局一公司”的改制和授權經營方案正式實施，明確了“兩局一公司”作為授權經營的主體，成立上海市紡織國有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和上海儀電國有資產經營管理公司，并于1994年6月掛牌運行，為后續局改制以及大型集團的授權摸索經驗。試點成功后，在全市范圍內開展了局改制以及大型企業集團授權經營工作。先后把工業、建設、商業、農業、交運等系統的19個企業主管局改制為40多個國有資產控股集團公司或大型企業集團，原主管局的政府管理權力分別移交給有關委辦內設的行業辦公室，社會服務職責則逐步轉給社會中介服務機構。這項工作花了三年時間。此后，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又對50多家授權經營公司進行了梳理、清理、整頓，通過資產重組與合并，到2000年，整合成為40余家授權經營公司。企業主管局改制為國有資產運營機構以后實現了“三個轉變”：一是從單個企業個別行業的適應性調整向著眼于整個行業、整個國民經濟的戰略性調整轉變；二是從過去分散投資向集中投資大項目轉變；三是從以產值為主的各項經濟指標考核體系向以資產責任為主的考核體系轉變。局改制和授權經營的開展，既為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創造了條件，也為界定產權，明確權責，進一步深化國資改革奠定了基礎。

　　第二，建立“兩級管理”“三個體系”“三個層次”的國資管理框架體系?！皟杉壒芾怼笔前凑辗旨壒芾淼脑瓌t，由市國資委對20個區縣國資委實施國有資產綜合授權，從而形成市和區縣兩級政府對國有資產的分級管理。“三個體系”是管理、運營和監督體系。管理體系：主要包括授權經營和委托監管兩個方面，授權經營是針對經營性國有資產開展的，委托監管是針對非經營性國有資產實施的。運營體系：是以授權經營公司及其所屬各類企業為主體的國有資產運營體系。監督體系：以企業監事會為主體的產權監督與立法監督、行政監督、社會監督等有機結合的國有資產監督體系。“三個層次”是指國資委——資產運營機構——各類企業?！叭齻€層次”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框架中最為重要。第一層次為市國資委，下設國資辦，實施國有資產的日常管理。第二層次為國資運營機構，即由市國資委組建并授權的市一級國有資產授權經營公司或若干大型企業集團。這些公司被授權作為國有資產產權代表，依法自主代行國有資產出資者職能。第三層次為國資授權經營公司和授權的大型企業集團，把不同份額的國有資產投入到各經營企業中，從而形成以資產為紐帶的各類企業，包括各種國有獨資企業、國有控股企業、國有參股企業。這些企業依法獨立行使企業法人財產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基本框架的建立，不僅解決了長期以來國有資產所有者“缺位”的問題，而且打破了長期存在的國有資產多頭管理格局，使得以資產為紐帶、分層級的國有資產專司管理逐步取代了行政性的、條塊分割式的管理。同時又發揮各政府專業部門的業務領導和指導作用。所以，我認為上海建立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是很有創造性的，實施效果也是很好的。

　　二是圍繞“五個機制”“五個加強”，率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方向。1994年5月，江澤民總書記在上海視察時指出，上海有條件有基礎率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希望上海在這方面多創造一些經驗。根據十四屆三中全會和江澤民總書記指示精神，從1994年開始，上海國有企業改革以探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重點，按照“加強領導、形成共識、突破重點、配套改革”的步驟，扎扎實實地全力推進改革。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親自掛帥，市委書記黃菊從指導思想到組織落實，從方案設計到政策協調，親自主持召開一系列會議，并深入企業調查研究，制定了上海爭取用三年時間基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運行框架的總體思路和試點方案。為加強領導與協調，1995年2月，上海成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領導小組，由徐匡迪市長任組長、我擔任副組長。下設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辦公室，市委組織部、市體改辦、市經委等有關部門派員組成，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從1995年起，上海首先在工業、商業、外貿等行業中的140家企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其中國有大中型企業100家，區縣企業40家，紡織工業系統的企業沖在試點改革的前面。為了使試點工作有所突破，并具有可操作性，我們將試點內容歸納為12個專題供企業參考，這12個專題包括改制公司、補充資本、兼并破產、存量調整、債務重整、股份合作、領導體制、制衡機制、強化管理、安置就業、保障體系、政企分開等，并積極鼓勵企業結合自身特點，大膽探索和創新。到1996年，試點企業進一步擴大到250家，覆蓋全市國有資產的80％。

　　1994年至1996年，上海國資國企改革扎實推進，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在這期間，江澤民總書記連續三年到上海視察，調研國資國企改革情況。受市委、市政府委托，每次都是我向江澤民總書記匯報相關情況。第一、第二次，也就是在1994年、1995年，匯報國有資產管理。在1995年匯報時，江澤民總書記針對國資國企改革的困難和問題，問我：“蔣以任，你有沒有信心啊？”我回答說，我對國資國企改革是有信心的。我在匯報時講道，上海的國資國企改革確實每年都有變化，實際上最重要的結論就是建立控股公司好處在于：增強國有資產的控制力、支配力、滲透力。建立控股公司，以及后來提出搞多元投資，建立上市公司它的好處就是通過投資多元、相對控股，讓外資進來，讓社會資本進來，這樣可以讓一塊錢變為兩塊錢，兩塊錢變為四塊錢，四塊錢變為八塊錢。通過多元投資，國有企業減少了，但國有資產量增大了。所以說，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當時建立的新的支柱行業，大都是混合經濟（包括合資企業）、多元投資。第三次，也就是1996年，在匯報上海國資國企改革基本情況的基礎上，我對上海開展再就業工程、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也作了重點匯報。我提出，改革必然引起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上海并沒有消極地用簡單化的辦法把勞動力直接推向社會，而是積極地組織再就業工程。我們強調決不能將職工“一推了之”，而必須懷著高度的責任感，立足于解決再就業，促進勞動力資源存量的重組。自1991年至1995年年末，累計下崗職工達86.1萬人。共安置職工66.4萬人，待崗職工19.7萬人。職工分流的方向主要有：發展生產、擴大經營門路、增加崗位、轉移安置、轉崗培訓、重新就業、掛職流動、勞務輸出、實行待退休等方式，解決了工人的后顧之憂，促進了社會的穩定。關于上海國企改革的情況和思路，我還參加了在青島舉行的由江澤民總書記主持召開的國企改革會議，并作交流發言。

　　為給試點企業改革創造較好的政策環境，1996年11月，黃菊在市委召開的學習討論會上，從為企業提供最基本的外部環境出發，提出要形成“五個機制”：一是企業優勝劣汰機制。推進有產品有市場、效益好的企業做大做強，推動產品無競爭能力、無市場的企業逐步退出。二是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機制。就是把優勢企業做大做強，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三是職工能進能出的就業機制，這一條也很重要，重點是解決企業用工制度，解決好劣勢企業退出時職工往哪里去的問題。我重點講一講這個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由于企業改革的深化，上海有上百萬職工下崗再就業。上海工人階級以大局為重，為國家著想，以實際行動支持上海城市的結構調整和轉型發展，為上海的結構調整、城市布局和城市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奉獻，我們必須善待工人階級。我們通過實施再就業工程促進工人轉崗上崗，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同時減輕企業負擔，促進企業發展。較早實施再就業工程的是紡織工業局，他們在1994年成立勞動力置換分公司進行人員安置，但在實踐中碰到了資金如何籌措、人員如何流動如何安置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1996年，我和黃菊一起到位于外灘的紡織集團調研，在討論中紡織集團有人提出能否成立一個服務中心，放在紡織集團，作為緩沖帶，讓下崗職工離開工廠但也不到社會上去，就是到服務中心去，讓他們在這里接受培訓，然后再把他們從中心送出去，參加再就業。我們覺得這個建議很好，于是就推出實施再就業工程的新舉措，即建立職工“再就業服務中心”，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實行托管；讓企業廠長集中搞市場，搞生產經營。1996年7月，我們首先在市紡織、儀電兩家國有控股公司試點。經過探索實踐，中心運作順利，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把中心比喻為架起再就業希望的橋，并從三個方面總結了這座橋的特點：一是單向性，因為職工通過這座橋走向市場，一般他就不再回到原來的企業了；二是階段性，這座橋不是永久性的橋，負有一定的歷史使命，在完成職工從企業走向市場以后，這座橋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三是限載性，這座橋是有一定“載重量”的，不是大家一下子都涌上這座橋，而是分批進來，分批出去，這個“載重量”要控制。中心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解除了下崗職工的思想壓力，幫助下崗職工轉變就業觀念，樹立再就業信心，保證了分流安置工作的順利推進。“再就業服務中心”關鍵是個“再”，要以深厚的感情，有情的操作，為廣大下崗職工的“再就業”竭盡全力。我們發動方方面面予以支持，切實搞好二、三產融合。在推進再就業中心建設的過程中，上海紡織系統的18名女工被招聘為上海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務員，成為“空嫂”,幾乎成了上海率先開展再就業工程的標志。“空嫂”上天，使“下崗”也成了改變人生的機遇；社會氛圍起來了，推動了就業觀念的根本性改變，帶動了一大批紡織女工的再就業：從參加地鐵工作的“地嫂”到傳呼臺工作的“呼嫂”；從參加大型超市工作的“商嫂”到從事公交巴士工作的“巴嫂”、參加管弦樂隊的“樂嫂”……1994年至1999年，全市共分流安置下崗人員150萬人次，不僅推動工業勞動生產率持續上升，同時也促進了第三產業的發展。最終，上海再就業服務中心成了國企改革的創新模式。四是經營者擇優錄用的上崗競爭機制。選用能人、強人辦企業，培養一批優秀的企業家。五是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機制，著眼維護好職工的合法權益。

　　1997年4月，在市委常委擴大會上，黃菊又從提高企業整體素質出發，提出“五個加強”。即：加強產品開發、加強技術改造、加強市場開拓、加強內部管理、加強隊伍建設。我認為“五個加強”對提高企業素質、增強內生動力十分重要。你企業要想有新的產品打入市場，就必須保持戰略定力，加強產品開發和技術改造，加強市場開拓。比如說，上海日立空調壓縮機廠堅持把錢用在刀刃上，通過加強技術改造，開發新產品，提升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現在產量2000多萬臺，居世界第二位。企業要加快發展，還必須加強內部管理。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首席執行官張瑞敏為促進企業發展曾提出了“斜坡”理論，我認為對加強企業內部管理很有道理。我到海爾去考察，張瑞敏對我說，企業在市場上所處的位置，就如同斜坡上的一個球體，它受到來自市場競爭和內部員工惰性而形成的壓力，如果沒有止動力，就會落下來。為使企業在斜坡（市場)上的位置保持不下滑，就需要強化內部基礎管理這一止動力，這就是“斜坡”理論。還有就是“日清日高”，就是每天的工作都清理完成，第二天你的能力就提高了。我專門到上菱冰箱廠把這些話念給廠領導班子聽，就是希望他們振奮精神，再創輝煌。加強隊伍建設非常重要，通過調整充實、配齊配強企業班子，不但可以救活企業，甚至能讓企業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到2001年底，上海在形成“五個機制”和“五個加強”方面，取得很大進展，按現代企業制度法人治理結構實現改制的企業已占上海市國有企業總數的84.2％，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的企業占改制企業總數的83.5％。上海已根據中央要求率先基本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

　　三是綜合配套，加快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建設。

　　我們的中心思想是，改革進行到哪里，政府的服務和配套措施應該跟進到哪里！

　　第一，重點抓好“五個”優化，改善企業發展環境。所謂“五個”優化，一是抓企業資本結構優化。通過企業上市、資產重組、股權轉讓、土地出讓、債轉股、破產兼并等多種途徑，上海工業企業資產運作的規模接近1000億元，使工業企業資本金有了較大增加。到2000年左右，上海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已下降到50％，全市工業凈資產利潤率上升6.5％。二是抓勞動力結構優化。采取分三步走的方法分流安置職工，減輕企業負擔。1993至1995年，以企業內部分流安置為主；1996至1997年，以行業再就業服務中心分流安置為主；1998年，在行業再就業服務中心分流安置的同時，鼓勵和促進部分下崗職工進入勞動力市場，優化勞動力結構。三是抓社會負擔結構優化。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上海逐步推進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并明確城鎮居民、職工等三條基本生活保障線。到1999年，全市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的覆蓋率和企業醫療保險的參保率都已達98％以上，加上再就業服務中心的推進，使150萬職工比較平穩地下崗、轉崗，不僅穩定了社會環境，保障了職工就業與基本生活，同時也推動了企業效益的增長。與此同時，全市離退休人員100％實現足額發放養老金，并逐步形成完善“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服務”的社會救助工作體系，這也是上海一連串率先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改革，我們的企業就不能發展，也不可能連續十多年得到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長。四是抓產業、產品結構優化。通過大力改造傳統工業，進行企業重組，形成六大支柱工業和以電子信息、生物醫藥和新材料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五是抓企業組織結構優化。在企業大集團的帶動下，80％以上的企業按照現代企業制度法人治理結構實現改制，并實現了投資主體多元化，多種所有制經濟得到同步發展。

　　第二，我們探索提出實施“六個一塊”，實現國有企業增資減債?！傲鶄€一塊”，即：主體多元吸一塊，存量盤活調一塊，債權轉股換一塊，兼并破產活一塊，企業發展增一塊，政府扶植補一塊。上海國有企業面臨的共性問題是歷史債務重、自有資本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企業眼睛向內，苦練內功，走主要靠自我補充、自我造血的新路。而“六個一塊”則是企業廣泛集聚財力，增加資本實力，以最小改革成本解決國有企業最突出問題，增強控制力、支配力、滲透力和放大力的重要舉措。這項工作從1995年開始重點推進。主體多元吸一塊，是指工業系統企業主要通過股份制、中外合資等多種途徑吸收境內外法人和自然人（包括企業職工）投資，優化資本結構。通過這樣的方式，企業的1元資本變成2元，2元變成4元，通過吸引多元投資，放大資本效應。如市醫藥公司原來資產負債率高達87.3％，在公司改制中，吸收了幾家基金會參股，變原來國家一個投資人為6個投資人，共籌集到7000萬元充實資本金，不僅使公司國家資本仍然占較大比重，而且企業的負債率比原來下降了12個百分點。存量盤活調一塊，就是結合城市的總體規劃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通過企業實施就地開發和易地生產大調整的做法，使企業獲得更新改造、補充資本和擴大發展空間的機會。通過土地批租、轉讓、“空轉”等手段，增加國有企業資本金156.71億元，不僅促進了城市建設和“三廢”治理，也使企業盤活了存量，獲得了再生資金，改造了設備，發展了生產。債權轉股換一塊，是指經過債權人和債務人協商，使一部分歷史形成的債權轉為對企業擁有的股權，達到使企業減少債務，增加資本金的目的。根據國家提出債轉股要求，我們上海從1995年起每年債轉股300億元，共開展了3年。朱镕基總理明確，債轉股這種方式，工業企業可以搞，商業企業特別是外貿企業最好不要搞。上海22戶企業開展債轉股后，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加強管理，調整產品結構，開拓市場，基本都實現了盈利。兼并破產活一塊，上海共有2300多家企業，包括工業和外貿等行業的企業破產兼并，包括大量“三廢”污染嚴重的企業的關閉，如梅林食品行業的破產等就是如此，其中很多屬于政策性破產，國家都有計劃的。1995年至2000年，上海列入全國計劃的破產兼并企業，共核銷銀行呆壞賬158億元，消除各類債務318億元。企業發展增一塊，就是企業努力發展生產，開拓市場，形成資本金自補機制，增強企業實力。政府扶植補一塊，是指市政府通過采取補充企業自有資金、設立企業轉制基金、盤活國有房地資產等措施幫助企業增資減債，積極扶植企業發展。通過六個方面措施，上海工業系統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逐年下降，1995年下降為73％，2000年下降到50％，大部分國有企業逐步進入良性循環的發展軌道。

　　第三，堅持“抓大放小”，探索整體搞活國有經濟。在抓大方面，根據市政府制定的20條扶持政策，堅持以市場為龍頭，通過5種形式組建一批大集團,使之發展成為上海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撐：一是以支柱產業為龍頭,聯合其他在技術或產品上相關的專業化協作企業組建大集團。如上海汽車工業(集團)總公司，由300多家企業根據產品規劃、經濟合理性和有利于發展的原則通過兼并、改組等逐步組建而成,并實現飛躍式發展。二是以系列名牌產品、成套工程項目企業為龍頭,集結相關企業組建大集團。白貓集團公司、三槍集團公司等都屬于這一類。三是以自身經濟實力雄厚的企業為龍頭,通過“強強聯合”組建大集團。如上海膠帶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兼并了5家企業,一躍成為一個跨行業、跨地區的大型企業。四是以行業為龍頭,結合政府機構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組成以資產經營為主的控股式大集團。如上海電氣與上海機電兩大集團實行資產聯合重組,成立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建成集科、工、貿、金融、信息于一體的國內最大裝備類企業集團。五是通過收購兼并,使優勢企業發展成為大集團。如上?；た毓桑瘓F）公司把上海最大的氯堿股份有限公司和最老的天原化工廠聯合起來，組建天原集團,利用天原的牌子,氯堿的班子,結合企業轉制,實現優勢聚合。在“放小”方面，立足于放“活”小企業，采取市區聯動、收購兼并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種形式，促進小企業走向市場。1996年，根據市委、市政府作出的部分市屬小企業劃轉到區縣的決定，輕工系統的231家市屬國有小企業和集體企業、電氣集團10家企業，劃轉到17個區縣。同時，通過股份合作制、收購、兼并、租賃、出售等途徑搞活小企業。到1999年，上海市區所屬的1萬多個國有、集體小企業中，大部分已經完成改制。

　　四是增強國有企業“三個能力”，確保國有經濟主導地位。

　　在率先推進國資管理體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上，我們努力變被動為主動、改守勢為攻勢，促進國有資本的重組和流動，使其增強“三個能力”，確保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

　　首先，增強國有企業的資產經營能力，使國有資產的總量不斷增加。我們把政府機構改革與加強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結合起來，成立資產經營公司、控股集團公司及大型企業集團等，國資委授權這些新成立的國資公司或控股公司承擔資產總量的保值增值責任。這些公司不是具體地去搞產品經營，而是進行資產經營；考慮的不是單純的產值和利潤，而是如何確保資產總量增值，推動全行業的整體調整和生產力發展。如儀表、紡織局改制為國資公司后，對行業內的國有資產進行了戰略性的轉移、系統性的重組和結構性的調整，讓該發展的企業迅速壯大，該淘汰的企業兼并破產，使劣勢企業的資產流向優勢企業，使優勢企業得到擴張。同時我們積極扶持優勢產業和優勢企業，如形成汽車、廣電、電氣、太平洋化工等大企業集團，寶山鋼鐵集團公司組建東方、斯邁克、蘭生等外貿或者是工貿相結合的出口企業集團，并通過層層落實資產責任制，確保國有資產的總量增值。截至2000年初，廣電、汽車、電氣、寶鋼、石化等五大集團利潤總額占全市工業利潤總額的41.7％，新增利潤累計數占全市新增利潤近61％。

　　其次，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使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和骨干作用。我們以國有大中型企業為基礎，集中力量狠抓大項目，組建大集團，發展支柱產業，增強了國有經濟對重要產業和行業的控制，引導社會資本流向經濟效益好的產業和行業，加快發展了汽車、電子通信設備、電站成套設備、鋼鐵、石油化工等六大支柱產業。盡管這些支柱產業同時也吸收了不少國外資本和社會資本，但始終保持了國有資本的控股地位，對全市工業起到了支撐作用，發揮了規模效應、優化效應和技術進步效應，帶動、搞活了一批國有企業。比如上海電氣搞合資，國家股掌握70％，同樣保持了國有資本的控股地位。

　　第三，增強國有資產存量的流動盤活能力，使閑置的國有資產變現增值。在推進國資國企改革以來，我們結合工業結構調整，通過土地置換、收購兼并、破產出讓、資產控股、股權轉讓、股份合作、公開拍賣等形式，促使國有產權流動，使原來物化的“死錢”變成“活錢”。比如說，上海11個主要工業局分布在環線以內的生產廠點有1800多個，共占土地面積8185萬平方米。通過土地置換、異地生產，逐步獲得46億元的再生資金。我們還積極探索資產換股的做法，使運營效率不高的國有資產從劣勢企業中置換出來，投入優勢企業。如上海飛樂股份有限公司，出資3400萬元收購虧損企業上海電訊器材三廠，所得收益以國家股配股方式再投入飛樂公司，不僅壯大了飛樂公司的資本金，也保持了國家股的控股地位。

　　總的來說，我對上海國資國企改革有以下幾個體會。一是體現了改革的戰略性。國資國企改革不是就事論事，也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著眼長遠，上海的結構調整、企業改革、轉型發展，動得早，走得快，先于一些工業比較集中的國有企業負擔不重的地區，掌握了主動權。而且九十年代的國資國企改革緊緊與浦東開發開放和上海整體發展結合起來，與城市改造、環境治理和建設結合起來，以及與上海城市“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管理體制改革結合起來，調動了方方面面的積極性。二是體現了改革的結構性。就是說，國有企業改革跟上海整個產業結構調整和布局結合起來，這是具有長遠性的發展。寶鋼、金山石化等就是典型代表，包括外省市對上海產業結構性和戰略性調整非常看重的。三是體現了改革的配套性。各項改革都要跟上去，包括政府機構改革和功能調整、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都跟上去，這樣改革才能深入推進；四是體現了改革的穩定性。我們堅持改革、發展和穩定“三位一體”，具體把穩定作為第一位工作來抓。我們一直講只有穩定各項改革才能做下去，實現穩定，關鍵在人，我們上海通過實施再就業工程，為實現改革發展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五是體現了改革的創新性。20世紀90年代初，黃菊常說上海在改革發展過程中必須解決好“錢從哪里來，人往那里去？”問題?！板X從哪里來？”，上海通過引進外資、開展土地批租和BOT等來解決；“人往那里去？”，我們通過開展再就業援助等方式來解決。所有這些，都是始終堅持創新，堅持開創性、堅韌性和操作性相統一的結果。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產業結構調整發展經歷了從“適應性調整”到“戰略性調整”的歷史性轉變。通過深化改革加快開放，實現了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基本建成了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說，上海外貿進出口值從過去的一年幾十億美元發展到現在的每年2000多億美元，出口產品從以紡織品為主發展到以機電、電子產品和服務外包為主。實際上，上海走的是一條結構調整、轉型發展創新發展的道路?，F在的“互聯網+”“智能智造”，實質是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也是進一步創新的一種形式。應該說，上海從以工商業為主的城市轉變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改革促進了發展，發展又促進了改革，而改革創新又貫穿了全過程。今天，上海的發展又碰到了瓶頸，韓正同志多次講，上海不堅持改革創新，就沒有發展。韓正同志代表市委提出“創新驅動、轉型發展”非常明確地指明了方向。今后，上海只有堅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開放，繼續敢為人先、團結奮力拼搏，才能真正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上海工作提出的要求：當好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建設成為國際上有競爭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和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四個中心”，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我們一定要堅決遵循習總書記的要求和指明的方向，團結一致，扎實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