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姜光裕

　　采訪：趙磊 徐鳴

　　整理：徐鳴

　　時間： 2015年11月5日

　　【口述前記】姜光裕，1943年11月生。曾任上海第十五棉紡織廠廠長、黨委副書記，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廠長，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市政府協作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等職。1991年任上海市紡織工業局副局長，1992年12月任上海市紡織工業局局長、黨委副書記，1994年6月兼任上海市紡織國有資產經營管理公司管委會副主任、總經理；1995年5月—9月任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總裁，領導了上海紡織產業結構大調整，并帶領干部職工在“第二次創業”的同時，開辟“第二次就業”的新路，創造了以“空嫂”為標志的下崗職工再就業工程的經驗和模式，在全國起到了示范作用。

　　“松江之布，衣被天下”。以松江為代表的上海地區歷來為我國植棉、紡紗和織布的重要基地，上海近代工業也是由紡織業而興起并興旺。因而紡織業被親切地稱為上海的“母親工業”?！拔覈褡遒Y本家的首戶（毛澤東語）”榮氏家族就榮幸地出在上海紡織界。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上海紡織業更是發達和輝煌，占據了上海工業的半壁江山。

　　歷史走到20世紀90年代，原先一直順風順水的上海紡織業遭遇了意想不到的轉折：趁著改革開放的大潮，全國許多生產棉花、羊毛以及蠶絲的原料產地紛紛上馬，辦起了紡織廠。上海地區卻不大量種植或產出紡織所需的原料，所以逐漸失去了原有的技術優勢與規模優勢，加上生產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根本無法同原料產地的紡織企業競爭。而且根據上海城市功能定位，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不適宜勞動密集型企業生存發展，作為傳統產業的紡織業，不可避免將面臨結構大調整。

　　調整大幕悄悄拉開

　　我現在回想起來，實際上上海紡織業結構大調整，大概是從1991年起步的。那時，我剛好接任紡織局局長，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1990年前，擁有600多家工廠的整個上海紡織行業都還沒有出現過虧損，紗錠24小時連續運轉，產品暢銷。不料，就在1991年臨近年終結算時，紡織局竟然有40幾個廠家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虧損。那時根本沒人意識到其實這便是紡織業結構大調整開始的信號，僅僅是對癥下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那天下午，局里專門召集這40多家虧損企業的廠長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會議開得很長，到了晚餐時間，我吩咐食堂下了幾十碗排骨面招待廠長們。為什么是排骨面而不是蛋炒飯之類的？在上海方言里，常把“受批評”稱為“吃排頭”，“吃排骨面”也就有了“挨批評”的意思。我就是要讓這些拖了紡織系統后腿的廠長們有點壓力，好好思考一下，將采取什么有效措施來扭虧為盈？那天，40多個廠長坐在一起，經過反復議論，統一了認識，當場向局領導表示：回去后立即動員全廠職工，鼓干勁、抓管理、降成本，爭取早日把虧損補回來。

　　過了幾個月，似乎稍有轉機。但好景不長，隨著國有企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加快、加大，再加上江浙一帶鄉鎮企業如火如荼地不斷擴展與壯大，上海紡織企業的生產和經營越來越吃力，虧損企業首先是中小企業就像決了堤的洪水，擋也擋不住。紡織局想盡一切辦法，發揮優勢渡難關，搞了“上海紡織精品展”，當時上海市委的全體常委，邦國啊，黃菊啊，都去看了，以實際行動表示支持紡織業。那年恰好鄧小平在上海，鄧林、鄧楠和鄧榕三姐妹也興致勃勃前來觀展，一邊參觀，一邊夸贊上海的紡織品質量上乘。我們還召開品牌評審會，向社會推介上海紡織的歷史老名牌，為紡織產品做宣傳，通過各種媒體廣而告之，并且通過銀行支持，為紡織名牌發展注入資金。如此做的目的，無非就是爭取將積壓的產品多銷售出去一些，盡量減少虧損。但就是使出渾身解數，到頭來還是遠水解不了近渴。更糟糕的是部分大型企業也陸續加入到虧損行列。不少企業產品積壓的程度嚴重到講出來你們都難以置信：像我曾經工作過的上棉十七廠，不僅廠里倉庫已經沒空地方擺放，連廠部會議室都堆滿了腈棉紗，廠里正常運轉也受到影響。產品銷不出去，資金回籠不回來，向銀行賒賬買原料的貸款到期肯定還不了，因此局里只好一次又一次同工商局、財政局商量，懇請銀行適當延長還款時間。

　　上海紡織系統的職工努力努力再努力，可糟糕的局勢依然改觀不大，過去紡織行業是“4班3運轉”，后來沒有一個廠滿負荷生產了。硬撐到1993年，再也維持不下去了。由于經濟已經開始向市場逐步靠攏，原來計劃經濟那一套采、產、銷一條龍的模式，一點點被取消，批發站也不起什么作用了。廠里一方面產品賣不出去；另一方面因為勞動密集型的關系，擁有大量員工，如幾個大型棉紡廠每家廠的職工人數都要上萬。沒有收益，許多企業就連職工的工資都發不出，職工看病的醫藥費一時半會兒報銷不掉，要排隊等上好長一段日子。

　　難能可貴的是，絕大多數紡織系統的職工們都非常理解和體諒局里的難處，相信只要勒緊褲帶，難關一定能夠渡過。我曾經陪同時任副市長蔣以任于春節期間慰問職工，看到一個老工人牙痛得厲害，就是不愿上醫院治療，自己跑去藥店買幾片止痛片吃吃，硬頂著，結果半邊臉都腫起來了。我們勸他快去醫院看醫生，他回答說，看了病醫藥費要排隊報銷，他不忍心再給組織上添麻煩。還有一次，我與幾位局領導見到我們紡織系統的一些職工，利用晚上時間在地鐵終點站里用酒精擦洗已經使用過的一次性地鐵卡，以便第二天繼續派用場。他們不向廠里叫苦叫難，自己在外面找點活做做，賺點生活補貼?？吹竭@些場景，我痛心??！

　　局里不得不多次向市領導反映企業的困境和職工的困難。時任市委書記黃菊在康平路聽取了我的詳細匯報后，強調上海紡織業結構調整勢在必行，眼前的困境都是因為改革、調整所帶來的暫時陣痛，要向職工們講清楚，希望職工們理解并分擔。但前提是必須確保廠里不能出事，一定要切實落實職工們的生活，關心職工們的疾苦。不要簡單地讓職工“下崗”，可以開辟“轉崗”渠道。按照這些精神，我們陸續探索了轉崗再就業，由職工自己提出申請因傷病提前退休、協保等分流途徑。

　　按照市政府的產業結構調整規劃，紡織局領導班子先后制定了新的近期以及遠景規劃，提出了“第二次創業”的口號，其內容大致是大力壓縮生產規模，減少初級加工產品，發展紡織品牌，提高產品檔次，提高產品附加值。重點放在壓縮棉紡織、毛紡、絲綢初級加工企業規模，扶植和壯大服裝、家紡名牌產品，同時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根據以上思路，局里要求下屬企業關、停、并、轉、遷、租、賣，分年或分期壓縮紡織紗錠：1996年從250萬錠壓到180萬錠，1998年壓到100萬錠，20世紀末再壓到84萬錠；職工人數按3—5萬人逐年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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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再就業當作重點工程來抓

　　為了上海紡織產業結構大調整，為了把紗錠壓下來，眾多富余職工轉崗或重新擇業必然成了工作重點。因為紡織大調整是以犧牲大部分紡織職工利益作為代價的，是紡織職工對社會的另一種奉獻，所以我們要把紡織職工看作是寶貴的資源，不能簡單地將職工們直接推向社會，必須盡最大努力安置好調整中的轉崗職工“第二次就業”。

　　1996年7月，上海紡織系統再就業服務中心成立轉崗職工“再就業”當年在社會上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響，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的就業觀念。局里非常重視“再就業工程”，專門為分流職工成立了再就業服務中心。局屬各分、子公司也分別成立了十幾個工作站，加上紡織工會職業介紹所，形成了紡織再就業工程的實施網絡。該網絡的工作人員基本上由現有企業的工會干部和勞動干部擔任。有的企業還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挑選了一批具有豐富思想工作經驗，事業心、責任心強，能吃苦耐勞、善解人意的職工組成臨時安置機構。這些同志以深厚的階級感情，滿腔熱忱為轉崗職工們服務，使得紡織再就業工程從口上、紙上落實到實處。同時穩定了一大批勞動干部，為勞動工作社會化提前做好了人才儲存和培養。

　　面對這么大量的職工集中轉移，紡織系統各級干部想方設法，主動創新，取得實效。在職工分流安置的初期，我們結合實際，針對當時社會養老、醫療保險制度還不夠完善以及職工走向市場缺少心理承受能力的現實，大膽沖破原有的束縛，創造性地采取了“離崗不離編”的政策，摸索出了加速分流的“五個一批”的過渡性措施，即：企業立足自身，積極創造新的就業門路，自行消化一批；轉崗培訓，引導下崗職工進入勞動力市場，向外送出一批；鼓勵下崗職工自謀出路，允許掛職一批；組織大齡下崗職工，離崗不離編，集體勞務輸送一批；年老體弱者退養一批。

　　在“五個一批”措施的基礎上，又總結出五項具體操作流程，即：根據企業定位，對已經吸納進再就業服務中心的企業，按照產業結構調整方案，確定不同的職工分流方法；按照吸納進再就業服務中心轉崗人員名單，讓其進入行業分中心指定的安置辦集中管理，接受相應的培訓和教育；對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的轉崗職工分門別類，根據當時各項規定對號入座進行安置；對通過上述程序后余下的轉崗職工，由再就業服務中心提供全面服務，發放基本生活費和繳納醫療養老金，并發給“轉崗證”，持證能享受再就業服務中心的各項待遇；對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托管的職工逐一實現再就業和分步流向勞動力市場。

　　這些政策、措施和操作流程不僅得到基層各企業領導的支持，且得到轉崗職工以及用人單位的歡迎和響應。職工們把這“五個一批”比喻為在紡織業結構大調整中架起的“五座橋梁”。盡管當時的“橋面”不夠寬；“橋身”不夠長，但總歸多了通道，可供職工們選擇，大家心里踏實了，企業調整平穩了，社會也因此安穩了。

　　這么大規模的分流職工再就業，單單依靠紡織局是很難辦好的，獨木難支嘛，必須要得到市里以及社會上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時任副市長蔣以任特地抽空趕來局里參與我們關于籌辦再就業服務中心的討論。因為在當時的勞動法規里，沒有這種先例。經過我們的解釋，與會的各位領導取得了共識，贊同試一試。當時，蔣以任就指出：“再就業服務中心就好似一個隔離帶，在企業和市場之間起緩沖作用。既能保持社會穩定，又能幫助職工再就業?！?/p>

　　紡織局還專門就再就業召開過兩次懇談會，請求有關部門給予政策扶植。時任市政府秘書長馮國勤和勞動局、社保局、經委、總工會、市婦聯等領導前來參加會議。在會上，我們向各位領導介紹了上海紡織的昨天、今天，并展望了明天。我們還呼吁：一手把“孩子”帶大的“母親”現在病了，“子女們”總不能撒手不管，所以特別盼望“子女們”?；丶铱纯?，并開藥方救救“母親”。聽了紡織工人過去所做出的重大貢獻、目前遭遇的嚴峻局面以及面臨的下崗困境，與會的領導們深為感動。我還清楚地記得，馮國勤動情地講：“紡織工人的奉獻精神和感人事跡，實在令人感動、令人流淚。紡織業曾經為上海工業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功不可沒。如今產業結構調整是進一步作出奉獻?！瘪T國勤立刻要求各部門、各行業都伸出援手支持紡織業大調整，他強調：“凡是有政策的要落實；凡是尚未出臺的政策，紡織局可以提，大家爭取幫助落實?！睍r任市勞動局局長王世寬當場表示：“雖然勞動局資金微薄，但盡量向紡織局提供培訓方面所需的經費。”時任市社保局副局長毛澤榮保證隨叫隨到，全力支持紡織產業結構的大調整……通過懇談，以及隨后的新聞報道，市政府及各部門、各行各業都了解了紡織實際遇到的困境；清楚了紡織工人再就業的意義，為紡織系統職工的轉崗和分流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

　　1996年7月26日，上海紡織系統再就業服務中心揭牌成立，馬上托管了7萬名紡織職工。在紡織職工分流轉崗的同時，作為全市的試點之一，也為全市工業系統即將展開的一系列結構調整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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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嫂效應促女工順利轉崗

　　歷史是無情的，產業結構大調整同樣是無情的，但紡織局領導班子堅持具體操作必須要有人情味，“無情調整，有情操作”，對職工負責，對歷史負責。20世紀80年代末，上海紡織系統在職職工約55萬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女工。長期以來，紡織職工心貼布、布貼心，響應黨的號召，“做一行、愛一行、精一行”，一心撲在工作上，苦練紡織技術，擋車工接斷頭速度飛快；織布工只要用手一摸就立即能判別出布的質量好壞，等等。但專業技術只有依托產業才能體現價值，紡織職工的操作技術再好，離開了工廠，在社會上不通用，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所以社會上一度對紡織職工抱有一種偏見，認為紡織工人雖能吃苦耐勞，但只會簡單勞動，“技能單一”，不能勝任高雅的、有技能的復雜勞動。因此在大調整的初期，分流出去的女工們第二次就業的崗位大都是體力活、粗活，如清潔工、電梯工等。

　　紡織局領導班子意識到必須打破這一偏見，要拿出鐵的事實來證明紡織職工是優秀能干的，不然我們紡織職工太虧了。1994年12月9日，在紡織局與《新民晚報》聯合舉辦的主題為“紡織職工要轉崗，社會各界扶一把”懇談會上，我們請求出席會議的各用人單位拓寬轉崗職工的再就業渠道。當時聽說上海航空公司要招收一批空姐，我們便提議：何不大膽開辟新的思路，在紡嫂中招聘？通過上海市婦聯的牽線，紡織局同上海航空公司簽訂了在紡織女工中招收空姐的協議。上海航空公司總裁孫仲理當即向社會發布了在上海紡織女工中招收空中乘務員的消息，結果引起極大轟動。上海各大新聞媒體密集報道，社會各界對此事給予了廣泛關注，大街小巷議論紛紛，其影響甚至波及全國。

　　報名應聘的2317名紡織女工經過初審、面試、體檢、政審，在公平競爭條件下，一輪又一輪篩選，最終錄用了18人。這18名紡織女工，再經過4個多月的強化培訓，以平均85分的優良成績取得了結業證書，并以上海航空公司正式員工的身份飛上了藍天。紡織再就業女工脫胎換骨，一下子成了“空嫂”，打破了原來社會上認為紡織職工再就業范圍狹隘的陳舊觀念——紡織職工能夠飛上藍天，還有什么工作不能做？

　　歡送空嫂在紡織系統歡送18名空嫂的儀式上，因為心里難過，我是不準備發言的。前面幾位領導講話時，我的眼眶已經紅了。輪到空嫂致答詞，原先是針織廠的一位入選空嫂突然招呼另外17位姐妹一起站起來，無比激動地說：“今天我們是紡織的女兒，明天我們是航空的媳婦。我們一定要好好干，不辜負老領導以及老同事對我們的期望。讓我們向老領導老同事鞠躬致敬，以表達我們的謝意！”樸素簡短、感人肺腑的話語，令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熱淚奪眶而出。那18個姑娘也隨之抱頭痛哭。該場面經電視新聞傳播成為經典，被永久地載入了史冊。據說，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在當晚的電視新聞中看到了這一畫面，深有感慨。

　　不料，事后有人說我掉的是“鱷魚淚”。確實是冤枉我了。沒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絕不會體會到我當時的心情。我是真的舍不得姑娘們“嫁”出去啊。家人看到我流淚的鏡頭，都非常同情我、理解我，因為我家本身就是個“紡織之家”，我母親就是在紡織系統工作到退休的，我妻子、舅公、阿姨、姨夫等共有六七個人都在紡織系統工作。他們對紡織都懷有深厚的感情，同樣承受了下崗分流的命運。儂講我會裝腔作勢伐？后來我調到市政府工作，曾經隨代表團去考察西藏，同行的一位《勞動報》記者告訴我，她母親在電視里看到我淚流滿面時，就講：“這種干部是老有良心咯。”

　　從“紡嫂”突變到“空嫂”，示范效應相當巨大。在招收空嫂那段日子里，來電要招用轉崗紡織女工的電話絡繹不絕，有的還指定要那些應聘空嫂剩下來的。轉眼之間，地嫂（地鐵）、商嫂（商場）、警嫂（女看守警）、巴嫂（公共汽車）、樂嫂（吹奏樂隊）等由“紡嫂”轉崗而來的新名詞不斷涌現，并一度成為流行語?！翱丈┬笔沟么笈挥嗟募徔椗ぱ杆俎D崗，找到了新的就業崗位。光在招聘空嫂的3個月期間，紡織系統就順利轉崗職工15846人。這不僅解決了企業和職工的實際困難，且使紡織工人看到了希望、平衡了心態、穩定了情緒，更使紡織工人充分感受到政府、社會、組織無處不在的關心和幫助。

　　在社會各方面的支持關心下，在各級領導的重視幫助下，經過廣大企業干部的辛勤努力，加上職工們的積極配合，至1995年年末，全紡織系統職工總人數下降為37萬多人，成功實現了17萬富余職工的安全大轉崗，沒有發生過一起影響社會安定團結的惡性事件。

　　歷史是可以回顧的。20多年后，當我們站在今天的角度，再來反思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我既感到自豪，又感到遺憾。自豪的是，我作為上海紡織大調整的見證人，也是當時的當家人之一，親身參與并親身感受。許多年后，當后人一提起“空嫂”，自然而然會聯想到我這個“淚流滿面”的局長。遺憾的是，任何事情不但要有“破”，還應該要有“立”，破舊立新，這就是辯證法。紡織大調整，不是紡織這個行業不好，而是當時職工太多、機器設備落后，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就得破。但破除陳舊、落后之后，還要記得更新、創新。盡管我們當年千方百計想要同時做好“破”與“立”兩篇文章，但由于大調整勢頭太迅猛了，我們的準備也不充分，所以沒有很好地“立”起來，這是十分遺憾的。其實，我是學紡織出身的，堅信紡織產業還是有希望的，像90年代上棉十七廠同臺商合資的“飛龍紡織廠”開到現在，紡出的棉紗質量世界一流。由于該廠設備機械化程度相當高，全廠僅僅幾十個員工，便抵得上早先我們上千人的紡織廠，經營業績很不錯?；叵肫饋恚虾＜徔棜v史上有那么厚的沉淀，有那么多優秀的職工，有那么高超的技術，如果簡單地把廠門一關，走人了事，實在有點可惜了。當然，在一個巨大的浪潮驟然向我們撲來的時候，因為種種局限性，不允許我們慢慢思考、從容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