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丕顯，1916年3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縣一個農民家庭，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任共青團贛南省委書記。在主力紅軍長征后，他跟隨項英、陳毅等同志在贛粵邊游擊區進行了三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陳丕顯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青委書記、青年部長，動員和組織大批革命青年參加新四軍。1941年皖南事變后，黨的工作重心由城鎮轉入農村。時任蘇中區黨委副書記的陳丕顯為迅速打開農村工作的局面，積極推進減租減息。

1943年是蘇中敵后戰爭最艱苦的一年。戰爭的殘酷，加上局部地區爆發的蝗災、旱災、澇災，造成根據地財政上的重大困難。陳丕顯把“發展經濟，保障供給”作為抗日根據地財經工作的總方針，經過全體軍民的共同努力，根據地經濟得到恢復，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解決了黨、政、軍的財政困難問題。

為進一步加強經濟斗爭的組織領導，區黨委決定蘇中區及各地委建立財經委員會，陳丕顯兼任蘇中區財經委書記。他帶頭做表率，主動削減自己的津貼費、伙食費、辦公費和保健費，艱苦奮斗的習慣在根據地蔚然成風。

陳丕顯積極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主動和民主人士交朋友。他團結一大批當地愛國民主人士參加解放區的建設。

1945年4月，陳丕顯任中共蘇中區委書記、蘇中軍區政治委員。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但部分日、偽軍拒絕向我軍投降。陳丕顯和蘇中區黨委向各分區發出指示，廣泛動員部隊、群眾，向日、偽盤踞的據點發起政治攻勢和軍事攻勢。8月23日，新四軍攻占蘇中第一個縣城寶應，至9月上旬，蘇中遼闊平原已無敵蹤。

解放戰爭時期，陳丕顯先后任華中野戰軍第七縱隊政委、華中工委書記、蘇北軍區政委。新中國成立以后，他歷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1995年8月23日，陳丕顯因病在北京逝世。

追憶陳丕顯同志二三事

陳丕顯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13歲就參加紅軍，是當年中央蘇區著名的“紅小鬼”。

1916年3月，陳丕顯出生于福建省上杭縣南陽鎮（原長汀縣南陽區）。生他養他的紅色故土和父老鄉親，是他心中永遠的牽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陳老曾三次回鄉調查研究，體察民情，訪貧問苦，排憂解難。他的一言一行，充分展示出一心為民的公仆情懷，一身正氣的崇高品德，他堅定的信念、高尚的人格、求實的作風和赤子的情懷，一直深受家鄉人民的景仰與懷念。

“大家不要怕講真話”

陳老第一次回鄉是在1960年4月下旬，他當時任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上海市政協主席，闊別家鄉已整整28年。出發前，他給自己定下了“三條紀律”：一是輕車簡從，不準貼標語，不準敲鑼打鼓迎送；二是不準鋪張浪費，只吃稀飯、青菜，不準吃干飯和魚肉；三是不準妨礙春耕生產。

入閩后，陳老與老戰友、時任福建省委書記葉飛在邵武縣（今邵武市）會了面，就驅車經三明、永安，回龍巖。每到一地，陳老除了簡要聽取沿途縣鄉匯報外，都要親自去看看公社的食堂，到農民家里揭揭鍋蓋，看他們吃些什么。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很多地方在鬧饑荒。陳老看到不少群眾喝的稀飯稀得可以當鏡子，許多人家吃了上頓沒下頓，靠野菜充饑時，心情異常沉重。

5月2日，陳老回上杭南陽。由于從南陽到他家官余村官連坑是鄉間小道，不能行車，到南陽之后他便和隨行的同志改為徒步前行。一路上，他主動向正在田間地頭勞動的群眾問好，不時停下腳步詢問村民的生產、生活情況。

在與親人團聚之后，陳老便在村子里挨家挨戶走了一圈。當看到離別近30年的家鄉面貌仍然沒有多大變化，群眾吃糠咽菜，有的面黃肌瘦，有的叫苦哀求，陳老原先那份重返故鄉的興致早已蕩然無存，內心充滿了痛楚和內疚：“我們真是愧對革命老區，愧對先烈啊！”

快到吃晚飯時，公社領導特地準備了一桌豐盛的酒菜。陳老一看就火冒三丈，沉下臉，說：“群眾吃糠咽菜，你卻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嗎？請你們立即把酒菜撤下去。”陳老接著重申:“從明天開始只能上稀飯和青菜，誰再擺酒肉就不要怪我不客氣了！”

陳老回鄉的消息不脛而走，鄉親們不約而同地來看他，很快就聚集上百人。陳老當即把原定第二天召開的群眾見面會提前舉行，直接聽取大家的意見。

一位名叫陳從明的村民激動地喊陳老的乳名，他大聲說道：“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就不曉得該不該講真話？”

看到鄉親激動的模樣，陳老深知他有許多話要說，便大聲說道：“你有話就盡管講。”

“我講了真話，你走后會不會有人把我打成反革命呀？”陳從明憂心忡忡。

陳老看了看在場的陪同領導，堅定地說：“你反映真實情況，怎么會成反革命呢？不要怕講真話，你大膽講出來！”

這時，陳從明再也控制不住了，一五一十地訴說生活的困難：“去年發大水又下了冰雹，糧食減產，可是公社卻向上級浮夸說糧食跨過《綱要》，現在征購任務是按照跨《綱要》的指標來下的，我們完成征購后，家里就沒有多少余糧了。飯吃不飽，靠挖野菜充饑不是幾戶幾十戶，很多人得了浮腫病，有的地方還餓死人。有的頭頭只顧扛紅旗爭先進，不顧群眾肚皮，不管群眾死活，這是天災人禍啊！”

接著，一位頭發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站起來拉著陳老的手哭訴說：“從來都沒有餓得這樣透（厲害）呀！我一家餓得不行，上山采山蒼子樹葉碓糠吃，頭都被碓打破流血呀！這樣的日子怎么過啊！你要救我們呀！”

老大娘的哭訴深深地感染了在場的群眾，會場上哭泣聲一片。面對此情此景，陳老再也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淚水止不住地流了下來。

第二天，陳老告別鄉親來到南陽公社，參加公社召開的烈軍屬代表和基層干部會議。到會的有100多人，把會議室擠得滿滿的。

會議一開始，有位代表就搶先發言：“我們公社在‘三面紅旗’照耀下，形勢一片大好，糧食畝產800斤，跨了《綱要》，群眾生活比過去好多了……”

陳老一聽，馬上打斷他的發言：“不是有很多群眾在餓肚子嗎？你還空談形勢大好？”接著提高嗓門說：“本人最厭惡的就是弄虛作假，我堅決反對浮夸，希望大家講真話！”

在陳老的鼓勵下，黃啟智老人發言了。他氣憤地說：“有人說我們公社的糧食畝產800斤，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出來湊數！這里的實際產量不過是二三百斤，領導不是不知道。現在群眾吃不飽，要篩糠、摘樹葉當飯吃。虛報浮夸害苦了我們老百姓。”

5月4日上午，陳老提議把龍巖各縣縣委書記請來，聽聽情況。各縣縣委書記匯報了缺糧人數，浮腫、生病、餓死人的數字，情況相當嚴峻。

陳老徹夜難眠，把自己幾天來的調研情況如實向時任福建省委書記葉飛作了通報，還提出有針對性的救災意見。葉飛書記很快召開省委常委會研究，決定撥糧1300萬斤給龍巖地區，以解決燃眉之急。陳老被鄉親們稱贊為“救命恩人”。陳老還將這次回鄉所了解的情況書面向黨中央作了報告，得到周恩來總理的充分肯定。

“權力不能用來謀私利”

陳老第二次回鄉是在l986年5月，他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代表黨中央出席在龍巖舉行的全國武警部隊“警民共建法制文明城”經驗交流大會。

會后，陳老回到家鄉上杭南陽給父親掃墓。在他出生的老房子“位三堂”與早就等候在這里的親人座談，他的胞弟陳家齊為他一一介紹陳家后生。一時間，老屋傳出一陣陣歡快的笑聲。

“伯公爺爺好！”當家齊介紹到自己的孫子陳杭芹時，小伙子的文雅舉止讓陳老非常喜歡：“你可要好好讀書，將來成為國家有用之才！”隨后，他又鼓勵說：“學習要靠自己，要努力考上大學。”

小伙子記住了伯公的教誨，勤奮好學，后來如愿以償，考入廈門大學。陳老得知后高興地說：“佬弟家也出了大學生，真不容易。”小伙子在大學期間積極上進，加入了黨組織。為此，陳老專門委托身邊工作人員給他寫信：“組織上入黨未必算是個好黨員，關鍵要在思想上入黨，一生都踐行好黨的宗旨。”

幾年后，陳杭芹大學要畢業了，家齊向陳老說起孫子的事，希望他能幫忙找份工作。陳老嚴肅地說：“我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不能用來謀私利，你們不要想沾光。”家齊一時想不通，陳老又開導他說：“你想想，如果我給你孫子找工作，群眾會怎么看我?群眾會指著我的脊梁骨罵啊，說我們搞封建社會‘封妻蔭子’那一套。”后來陳杭芹在伯公爺爺的嚴格要求下回到閩西工作。

權力不為私利謀，陳老對陳家人是這樣的，對承載陳家記憶的老房子“位三堂”也是如此。陳老追退款的故事，在當地傳為美談。

“位三堂”是一座典型的客家民居木構建筑，是陳老的祖父所建，迄今已有120多年歷史。陳老出生在這里，生活了13年。

1987年冬，老房子意外著火，大門被燒，廂房被毀。火災發生后，當地黨委、政府極為關心，按救災的有關規定給了陳老胞弟3000元補助款，幫助修繕。陳老得知后立即給胞弟寫信說，我們家有困難，國家也有困難，需要幫助的人很多，這錢你們不能收。兄弟們湊一點，依靠自己的力量把老房子修好。當年12月，時任福建省委書記陳光毅到官余村慰問革命烈屬時，看到“位三堂”尚未修好，便要求民政部門幫助解決。

1988年6月，陳老聽說福建省民政廳擬撥5000元救災款給老家修繕“位三堂”，便親自出面進行制止。他再次寫信給胞弟，嚴肅地說：“這事很不好，我已制止了。是不是你向民政廳申請的？千萬不要去申請，千萬不要給政府添麻煩。”

7月，一位侄子從上杭來北京看望陳老。一見面，陳老就問：“老家是不是向政府要了錢？”侄子回答說：“沒有，是縣里和鎮里知道‘位三堂’遭火災，按救災補助的有關規定送來的。”

陳老聽后非常生氣：“我曾寫信給家齊，叫你們千萬不能接受政府的修房錢，你們怎么還沒把錢退還給政府呀？”接著陳老又說：“現在，我們國家貧困面還很大，不少群眾生活很困難。老家的生活還算過得去，縣里補助的3000元應該給更困難的群眾。你要負責把錢退還給政府。我要看到退款條。”就這樣，在陳老的催促下，家齊把3000元退還給了上杭縣民政局。

“沒有人才，老區就發展不起來”

陳老第三次回鄉是在1989年12月，他是應邀專程來參加紀念古田會議召開60周年活動的。

會后，陳老就迫不及待地要回上杭南陽，去看一看他的母校——龍田中心小學（原龍田書院）。這是一所具有革命傳統和光榮歷史的學校，1930年6月，毛澤東主席曾在此主持召開了著名的“南陽會議”。對母校，陳老懷有特殊的感情，他第一站就來到母校看望師生并與師生座談。

在座談會上，南陽鎮鎮長向陳老反映全鎮人民希望龍田書院復辦中學之事。陳老當即向身旁的省、地陪同領導說：“這個要求不過分。沒有人才，沒有知識，老區怎么發展？老區要興辦教育，培養人才才有希望。”

這以后，復辦龍田中學就成了陳老心中的夙愿，他經常過問籌建的進展情況。在他的關心下，1993年龍田書院復辦了初級中學，當年設5個班，共招收學生280多名。陳老聞訊后十分高興，還親筆題寫了校名。

不久，家鄉群眾又把創辦高級中學的愿望報告了陳老，他親自在有關報告上作了批示，并轉給時任國家教委主任朱開軒，希望國家教委給予政策支持。

1995年初，已是重病纏身的陳老依然掛念著龍田中學創辦高中一事。4月初，他已處于病危之中，呼吸有時都很困難，但仍然在病床上給國家教委領導打電話，詢問龍田中學創辦高中的落實情況。

1995年8月，陳老因病與世長辭。在他病重和彌留之際，特地派二兒子陳東棋代表他專程回鄉察看校舍建設情況，并把自己住院時老戰友的孩子們湊來看望的1萬元捐給龍田中學，還留下遺囑，將生前的著作、藏書、題詞以及收藏的名畫、名帖全部捐贈給龍田中學。“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陳老一生掛念龍田中學，此情此義，令人嘆服！

除了關心老區教育事業，福建工業的艱難起步也與陳老的有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福建作為海防前線，國家沒有投入建設大中型的工業項目，經濟基礎比較薄弱，而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工廠數量多，技術水平高，產品的質量也好。陳老長期在上海市擔任主要領導，對福建的工業建設非常關心。一次，時任福建省副省長梁靈光見到陳老，希望上海里弄、街道的一些小工廠能夠搬到福建來。陳老當即表示支持：“要什么廠，任你們福建挑。只要符合福建的資源條件就行。”福建最豐富的資源是森林，而木材加工業卻很落后。所以，第一批遷來福建的工廠是閘北鋸木廠和普陀鋸木廠。

1959年秋，上海紡織工業局準備將正義興、維大、鼎順3個絲綢廠遷出去，陳老首先想到了福建。福建省政府立即發函給上海市計委，請求將這3個廠遷來福建。當年福州絲綢印染廠就是靠上海的技術力量籌建起來的。

1960年8月，上海市委和福建省委商定，從上海遷移30家工廠到福建。當時，先后遷入福州的有玻璃廠、搪瓷廠、開關廠等。遷入三明的有食品廠、糖果廠、毛巾廠、針織廠、汽燈廠、皮鞋廠等十余家。龍巖被單廠、邵武絲綢廠也是那個時候遷入的。上海遷來的這些工廠，對帶動福建地方工業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

第三次回鄉后，由于身體原因，陳老再沒有回福建了，但他對家鄉的關心從未停止：1990年12月8日，他致信時任福建省委書記陳光毅，建議對朱熹的歷史文化地位加強研究，擴大福建的影響力；1991年，致信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建議批準寧化卷煙廠項目，同年4月22日，致信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希望解決寧化老區建設問題；1992年兩次致信時任交通部部長黃鎮東，請求支持福建寧德地區和龍巖地區公路建設問題……

情系桑梓，澤被八閩。陳老對人民、對家鄉的深厚感情深深印刻在了這片紅色的土地上，銘刻在一代又一代閩西兒女的心坎里，而他三次返鄉的故事，將伴隨著清澈流淌的汀江水，流經歲月，留芳人間。

陳丕顯與周恩來

陳丕顯對周恩來十分敬仰，恰似學生對師長的敬重之情。他曾在一篇回憶周恩來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我和我的許多同輩人一樣，越來越感覺到：周總理是參天的大樹，我們只是在他的濃蔭下生長的矮小灌木。周總理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輩，我們只是在他的培養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后人。周總理是德高望重的師長，我們只是在他的領導和指引下擔負一定工作責任的學生。

回顧我自己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也可說凡是重要歷史時期和轉折時刻，無不得到周總理的教誨，無不感受到他的強大精神力量的影響。

1932年，陳丕顯首次見到周恩來。那時，陳丕顯在共青團福建省委工作，年僅16歲，而周恩來已經是備受敬重的黨和軍隊主要領導人。第二年，陳丕顯調到瑞金的少共中央工作，周恩來是中央領導人，兩人經常有機會碰面。抗戰初期的1938年、1939年，陳丕顯先后在武漢、延安見過周恩來。周恩來對同志特別是對青年同志循循善誘，平易可親，在嚴酷的斗爭環境中泰然自若，不知疲倦地為黨和革命事業工作，這些都給陳丕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國成立前后，陳丕顯與周恩來保持著緊密的工作關系。無論是在蘇中、華中工委，還是在蘇南、上海市委工作，陳丕顯都是從周恩來的講話、函電和指示中，領會和了解了很多黨中央、毛澤東的決策和教導，都堅決遵循周恩來傳達或作出的部署和決定做好各項工作。

1966年春，陳丕顯被確診患了鼻咽腫瘤，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周總理親筆復電指示確定陳丕顯的治療方案，囑咐陳丕顯安心靜養，并在出差路經上海時與鄧小平一起專門到醫院探望。

“文化大革命”期間，身處逆境的周恩來為了盡量減少動亂造成的損失，宵衣旰食，嘔心瀝血。同樣身處逆境的陳丕顯，面對林彪、江青一伙的威逼利誘不為所動，而一聞知總理的召喚，就馬上行動，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昆山事件”發生之后，1967年元旦凌晨3點多，總理打電話給陳丕顯，首先對陳丕顯的健康表示關心：“阿丕，你身體好嗎?”陳丕顯回答：“身體還好，可以堅持工作，有什么任務，總理您就下命令吧!”總理憂慮地詢問了有關“昆山事件”的情況，并說：“中央決定要你出來工作。‘昆山事件’要盡快解決，上海一定不能亂，南北鐵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斷。”

盡管陳丕顯當時身體尚未康復，政治形勢又那樣險惡、復雜，但他知道總理處境艱難，心甘情愿為敬愛的總理分憂，所以他真誠而堅定地對總理說：“我聽從總理指示。我們正在做工作，力爭明天通車。”

在電話里，陳丕顯還向總理傾述了自己對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的疑惑、苦悶和委屈，越說越激動，一時竟說不下去。總理十分坦誠地對陳丕顯說：“阿丕，這些問題我很難回答你啊。但有一條，大不了就罷官嘛。沒罷官之前，照樣工作……”

不幸的是，這次通話成了兩人最后一次談話。陳丕顯從此投身到與林彪、“四人幫”一伙面對面斗爭的前沿陣地，與丑惡勢力作不屈不撓的堅決斗爭。

總政治部主任人選之變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是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領導下，負責管理全軍黨的工作和組織全軍進行政治工作的最高統率機關。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歲月以及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總政治部的地位、作用都十分突出。毛澤東、王稼祥、博古、任弼時、劉少奇、羅榮桓等人都先后擔任過總政治部主任。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當年中央蘇區的“紅小鬼”陳丕顯曾經與總政治部主任一職擦肩而過。本文結合陳丕顯的不凡履歷，著重披露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解放軍歷史上最年輕的兵團政治委員

陳丕顯，1916年3月生，福建上杭人。1929年起，他開始在中央蘇區從事共青團工作，和胡耀邦、譚啟龍等是中央蘇區著名的“紅小鬼”。毛澤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時，陳丕顯在中央蘇區任共青團中央兒童局書記。他們的辦公地點離得不遠，毛澤東常常過來與陳丕顯等“紅小鬼”聊天，使得陳丕顯有幸直接聆聽毛澤東的教導。那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央蘇區領導人都親昵地稱陳丕顯為“阿丕”。1935年初，陳丕顯任少共贛南省委書記。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他跟隨項英、陳毅等人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

1937年抗戰爆發后不久，陳丕顯被調到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后改為東南局）工作，任青年部部長、青委書記。后隨軍東進，參與創建了蘇中抗日根據地，歷任蘇中區黨委副書記、書記，新四軍蘇中軍區政治委員。在擔任蘇中區黨委書記兼蘇中軍區政治委員期間，他領導蘇中軍民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根據地。到抗戰勝利時，蘇中根據地面積擴大到2萬多平方公里，人口800多萬，擁有4個縱隊的兵力。解放戰爭時期的4支部隊第二十軍、第二十三軍、第二十四軍、第二十九軍均來源于這個地區。抗戰期間，陳丕顯在蘇中地區充分展現了他的領導才干，逐漸成長為一個重要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

解放戰爭時期，陳丕顯歷任華中野戰軍第七縱隊政治委員，華中工委書記，蘇北兵團、蘇北軍區政治委員等職。1947年夏，解放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陳丕顯所在的華中內線部隊與山東兵團相呼應，發動了強大的攻勢，形成兩只拳頭左右夾擊，有力地支援了其他部隊的外線作戰。

1948年3月，為便于作戰指揮，華東野戰軍將所屬部隊重新編組：以第一、第四、第六縱隊組成第一兵團（亦稱粟裕兵團，粟裕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以第七、第九、第十三縱隊和新建的渤海縱隊組成第二兵團（亦稱山東兵團和許譚兵團，許世友任司令員，譚震林任政治委員），以第三、第八、第十縱隊組成第三兵團（亦稱陳唐兵團，陳士榘任司令員，唐亮任政治委員），以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縱隊組成第四兵團（亦稱蘇北兵團，韋國清任司令員，陳丕顯任政治委員）。陳丕顯作為兵團負責人，能與上述人物并列，也充分反映了他在華東軍區和華東野戰軍中的不凡地位。

蘇北兵團組建后，蘇北、蘇中、淮北、淮南的地方武裝統歸蘇北兵團指揮。韋國清、陳丕顯率部在蘇北戰場連續殲敵，有力地配合了中原和山東戰場解放軍的作戰。放眼全軍，陳丕顯也是解放軍設立兵團建制后最年輕的兵團政治委員，時年32歲。與陳丕顯同齡，1955年授銜時最年輕的上將蕭華任兵團政治委員時的年齡比陳丕顯大了幾個月。

之后，陳丕顯隨軍參加了淮海戰役。身為華中工委書記的陳丕顯領導華中支前司令部，僅在華中地區就動員了民工107萬人，其中隨軍民工22.5萬人，供應糧食達5500萬公斤，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戰役。

眾望所歸調中央任職

1949年4月，陳丕顯任蘇南區黨委書記、蘇南軍區政治委員，領導蘇南地區1100多萬人民積極投入土改、反霸及發展生產運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2年2月，陳丕顯調上海工作，先后擔任上海市委第四書記、第二書記、書記處書記。1956年9月，陳丕顯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是這屆中央委員會中最年輕的成員，時年40歲。

1965年4月，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病故后，陳丕顯主持上海市委全面工作。“文革”前鄧小平長期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陳丕顯負責上海市委常務工作，兩人工作來往很多，鄧小平對陳丕顯一直很看重。1965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找陳丕顯談話，談到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領導班子時說：“華東局第一書記以后再議；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就阿丕你來搞了。”擔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后，陳丕顯在“文革”前為數不多的幾個“少壯派”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中的地位相當凸顯。對于陳丕顯在上海的工作，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都給予了充分肯定。在上海，陳云多次當著陳丕顯的面對一些干部講：“我們兩個姓陳的看法是一樣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陳丕顯受到迫害，被關押長達8年之久。1975年夏，在鄧小平的關心下，陳丕顯恢復了中斷近9年的組織生活。9月29日，鄧小平又書面請示毛澤東：“陳丕顯同志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為市革委會副主任。我的意見，他還年輕（不到六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慮：先調來北京，然后分配到哪個省去工作……”次日，毛澤東批示同意。這樣，陳丕顯很快去北京報到，擺脫了在上海的困難境地。

粉碎“四人幫”后，1977年初，中央安排陳丕顯到云南擔任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陳丕顯正在考慮去還是不去時，葉劍英找他談話。陳丕顯在上海工作期間，與葉劍英交往甚密。陳丕顯處事細心、周到，葉劍英每次來上海考察或休息，總是喜歡讓陳丕顯安排一切。他對陳丕顯說：“阿丕，如果你身體不適應高原氣候，你就干脆回部隊算了。”陳丕顯的老首長粟裕也對陳丕顯說：“干脆回部隊，現在好幾個大軍區都缺干部，比如南京軍區就沒有政委呢。”但是，當時賦閑在家的胡耀邦跟陳丕顯說：“現在的形勢還在變化，不可能讓你一直在云南的。好久沒工作了，抓住時機，無論干什么先去。”于是，陳丕顯不再猶豫，選擇去云南工作。

僅僅數月之后，1977年7月起，陳丕顯先后任湖北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后兼任武漢軍區政治委員。到湖北工作后，陳丕顯堅決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左”的錯誤影響，迅速開創了湖北各項工作新局面。他在湖北的工作受到鄧小平、葉劍英、陳云等人的很高評價。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會上醞釀成立中央書記處。在各小組討論人選時，很多小組提議讓陳丕顯進入中央書記處。不少代表在發言中認為，陳丕顯工作能力強，經驗豐富，他在上海、湖北主政期間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與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進行了堅決斗爭，遭受了嚴重迫害，體現了很強的黨性原則。

會議間隙，胡耀邦專門到陳丕顯的住處，談大家提名他進入中央書記處一事，之后還約陳丕顯到他的住處又專門談了一次。這一時期，鄧小平、葉劍英、陳云、胡耀邦曾多次考慮陳丕顯的工作變動問題：一是考慮讓他回上海擔任市委第一書記，二是考慮讓他進入新成立的中央書記處擔任書記。可是當時湖北省各項撥亂反正工作剛剛展開，陳丕顯如果離開省委第一書記崗位，一時又沒有合適的人接替，所以中央才決定暫不調動陳丕顯的工作。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開。會前，中央下決心調陳丕顯到中央書記處工作。

確定為總政治部主任人選

中共十二大前夕，在中央軍委領導班子調整醞釀過程中，時任中央軍委常委、軍委副秘書長、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韋國清由于身體健康等原因，將退出中央軍委領導班子，并不再擔任總政治部主任。在醞釀總政治部主任接替人選的過程中，中央考慮“文革”雖然結束數年，但軍隊還受到許多“左”的思想的嚴重束縛。軍隊的一些好傳統被破壞，政治工作遭到了削弱。軍隊內部存在的問題不少，如派性、“文革”余毒等。因此，希望選擇有部隊政治工作經驗，與“文革”期間軍內問題牽扯不多的人主持總政治部工作，并能夠恢復和發揚軍隊的優良傳統，開創軍隊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這樣，戰爭年代從事過軍隊政治工作，并在“文革”中經受過嚴峻考驗，時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兼武漢軍區政治委員的陳丕顯進入了中央的視野。從實際情況看，具有豐富政治工作經驗，經歷過多個黨政軍崗位歷練的陳丕顯是比較適合的人選。陳丕顯時年66歲，在當時高級干部年齡普遍老化的情況下，還算是年富力強的。同時，軍隊歷來也是個比較講究資歷的地方，陳丕顯作為解放戰爭時期的兵團政治委員，這個職務也是在和他同齡的軍隊高級干部中少有的。

隨著十二大的臨近，1982年7月15日，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十二大人事及相關籌備問題。8月14日，鄧小平前往陳云住地，同陳云、李先念商議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的人事安排。鄧小平為陳丕顯到軍隊任職一事，還與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軍委其他領導進行了商量。經過較長時期的人事醞釀，在十二大召開之前，中央明確陳丕顯擬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并兼任中央軍委領導成員、總政治部主任。

當時，鄧小平、胡耀邦、陳云、楊尚昆等人都找陳丕顯談過話，通報了中央擬讓他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并兼任中央軍委領導成員、總政治部主任的意圖。在談話中，陳丕顯表示完全服從中央的決定，聽從中央的安排。同時，鄧小平等軍委領導就陳丕顯到軍隊任職一事還與軍隊各大單位領導打過招呼，軍隊的高級干部均知曉此事。陳丕顯到軍隊任職一事只待十二大結束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作出正式決定和發布命令。

9月1日，在中共十二大開幕當天，坐在大會主席臺上的軍隊各大單位領導，如張廷發、葉飛、劉華清、廖漢生等見到陳丕顯時都稱呼他“陳主任”，還給他敬軍禮，說向他報到，希望會議結束后向他匯報、請示工作。中央軍委辦公廳的有關人員還專門給陳丕顯和他的兩個秘書量體裁衣，制作軍裝。兩個秘書對能到軍隊工作，都很高興。會議期間，陳丕顯作為湖北省委第一書記，與湖北省代表團其他成員一起住在空軍招待所，正好上海、江蘇、云南代表團的駐地也在那里。上海、江蘇、云南都是陳丕顯以前工作過的地方，認識的人很多。會議就餐以及休息期間，上海、江蘇、云南等省市的領導也都來看望陳丕顯，對他將要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和軍委領導成員表示祝賀。

總政治部主任人選之變

沒有想到的是，中共十二大會議期間出現的一個意外情況，改變了中央對陳丕顯的任職安排。

十二大召開之前的人事醞釀中，中央決定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余秋里在十二大后繼續留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由負責經濟工作改為分管政法工作。根據新一屆中央書記處的分工，擬接替彭真兼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一次，在鄧小平家開會，鄧小平專門向余秋里說明中央對他工作分工變動的安排。余秋里感到自己過去長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對政法工作不很熟悉，希望能重回軍隊工作。但是，余秋里覺得自己找鄧小平談重回軍隊的想法不方便。于是，他就托王震向鄧小平提出自己的想法：“我到書記處以后不管政法，能否與丕顯同志調換一下，由我做總政治部主任，丕顯同志做中央政法委書記，主管全國公檢法工作？”

對于王震匯報的余秋里重回軍隊的想法，鄧小平很慎重。他考慮到余秋里雖然離開軍隊已經24年，但在戰爭年代余秋里就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干部。解放戰爭時期，余秋里在西北野戰軍率先運用訴苦和“三查”方法開展新式整軍運動，極大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1958年調任石油工業部部長后，在甩掉“貧油國”帽子的過程中，他進一步把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經驗創造性地運用到石油戰線上，形成了一整套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收到良好的成效。應該說，余秋里重回軍隊從事政治工作也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于是，鄧小平委托胡耀邦，征詢陳丕顯對余秋里提出的調換工作分工的意見。陳丕顯心胸豁達，對前來征詢意見的胡耀邦說：“我服從中央的決定，到總政治部也可以，到中央政法委也可以。”

在得到陳丕顯的答復意見后，中央就關于軍委組成人員和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人選問題再次征求相關領導同志的意見。1982年9月10日，鄧小平審閱了關于中央軍委組成人員和總政治部主任人選征求意見情況的報告后，作出批示：“就這樣改定：秋里去總政，丕顯管政法。”在進一步征求其他領導人意見后，中央正式決定余秋里和陳丕顯原擬任職務互換一下，余秋里改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陳丕顯改任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

9月12日，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陳丕顯任中央書記處書記。9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任命余秋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9月21日，余秋里到總政治部上任。由于來不及做軍裝，他是穿著藍色中山裝上任的。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的任命晚了一些。10月，陳丕顯到中央書記處上任，開始分管政法工作。1983年5月，他接替彭真，擔任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

這樣，經中央同意，余秋里就與陳丕顯在工作分工上完成了調換。對此，余秋里非常感激陳丕顯。十二大大會主席團開會期間，在得知陳丕顯同意調換工作分工及中央又重新作出決定后，一次見到陳丕顯，余秋里當著眾人的面，對陳丕顯說：“阿丕，我感謝你。我要請你吃飯，連續三天請你吃飯。”然后三鞠躬，以表示對陳丕顯深深的謝意。

在分管政法工作期間，陳丕顯協助彭真，為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國家安全，為創建武裝警察部隊，加強政法干警隊伍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