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

柔石故居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大批文藝青年因為懷抱革命的理想及對自由的渴望走到了一起，將文字化為匕首，刺穿白色恐怖的霧霾。在當時反抗國民黨政府文化“圍剿”政策、建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推動文藝大眾化運動的文藝集團“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有個文質彬彬的年輕人，說話帶著濃濃的寧波口音，對待革命事業熱忱而執著———他就是柔石。

1931年2月7日，五位“左聯”作家同另外十九位共產黨員一起，在上海龍華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秘密槍殺，史稱“左聯五烈士”。如今，一晃83年過去了，歷史和家鄉從來沒有忘卻他們———以他們名字命名的故居紀念館，成了當地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中共黨史教育基地；他們的作品化身精神食糧，感染并激勵著一代又一代年輕人。

柔石（1902—1931）原名趙平復，化名少雄，浙江寧波寧海人。1930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到上海從事革命文學運動，曾任《語絲》編輯，并與魯迅先生同辦“朝花社”。1930年初，自由運動大同盟籌建，柔石為發起人之一。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柔石曾任執行委員、編輯部主任。同年5月以左聯代表資格，參加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1931年1月在上海被捕，同年2月7日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

萌芽：革命新思想的洗禮

很多人知道柔石，是因為魯迅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他（柔石）的家鄉，是臺州的寧海（今寧波市），這只要一看他那臺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方孝孺因明成祖朱棣篡位，不肯草詔，明成祖以夷九族相威助。孝孺回答說：“十族何妨！”致使九族以處，株連到親友們，被殺害的有873人之多。柔石的啟蒙教育，正是在當地紀念方孝孺的“正學小學”，估計也是耳濡目染了這種“硬氣”。

1918年秋，柔石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他除努力于學業外，也很留意閱讀一些有關蘇聯和社會主義的書籍。他在一封家信中曾說：“俄國為實行社會主義之一國，其目的在打破萬惡之政府，以謀求世界之大同，改革貧民之經濟，以求人道之實現。欲人人安樂，國國太平。”第二年，五四運動爆發，他積極響應，在學校加入了文學團體晨光社，開始從事新文學活動。

1925年春，柔石懷著追求新知、尋覓新路的渴望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學當旁聽生。“五卅”慘案的爆發，對柔石震動極大，看社會之現實，聯系自己的境地，他在日記中寫道：“國民，中國的國民！也不是，也不是。我全沒有一分國家的觀念，更沒有一分國民的責任。五卅！五卅！別人的血是何等沸！而我卻沒有幫她出過一顆汗！什么愛國團，示威運動，國民大會……和我全是風馬牛不相及！他們結隊呼喊著走，而我卻獨自冷冷靜靜地去徘徊，好似亡了國，都不相干似的，我好算國民嗎……”

由此，柔石開始把自己的個人命運和國家的命運聯系起來，把個人對現實的不滿和抗爭，納入了向黑暗社會沖擊的洪流，7月8日的《戰！》就是他要為祖國的復興而作的誓言。

1927年春節后，在北伐軍勝利進軍形勢鼓舞下，柔石重回鎮海中學。不久，形勢逆轉，四一二腥風血雨籠罩鎮海，柔石冒著生命危險通知多名共產黨員脫險，后返回故鄉，擔任寧海中學語文教師。1928年初，在寧海地下黨組織和進步力量的支持下，他被推任為縣教育局局長。此后一方面努力改革全縣教育，鏟除教育界的封建勢力，充實新生力量；另一方面積極募款集資，籌建寧海中學校舍，奔走杭滬兩地，設法使學校改為縣立中學，頓使教育陣容為之一振。

1928年5月，中共地下黨在亭旁（現屬三門縣）發動農民暴動，被敵軍鎮壓而失敗。為擺脫反動當局的追捕，柔石不僅幫助受牽累的黨員和教師出走，還掩護當時縣委特派員楊毅卿到西鄉東溪避難脫險。5月31日柔石乘船前往上海。

行動：投身新文學運動

1928年10月，經魯迅的推薦，柔石負責《語絲》的編輯，后又與崔真吾、王方仁等投資組織了朝花社。他除積極創作外，還著力介紹外國文藝，尤其是蘇聯和東歐各國的文藝作品。中篇小說《二月》和短篇小說集《希望》就是在這個時期寫作的。

《二月》寫于1928年夏至1929年底，正是中國革命暫時陷入低潮時期，知識分子隊伍發生了分化，有一部分人失去了前進的方向，處在彷徨之中。《二月》通過對知識青年蕭澗秋在前進道路中的描寫，給當時尚處于彷徨的知識分子指出了一條道路：只有投身于社會變革的偉大潮流中，把自我這小小的齒輪與社會革命的大齒輪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理想。魯迅對這部作品很重視，不僅有詳細的口頭評論，而且還寫了《〈二月〉小引》。《希望》收集短篇小說28篇，寫于1928年8月至1929年7月。作品多數取材于勞動人民或生活在底層的人物，控訴了舊社會對他們殘酷壓迫。這是柔石創作轉變的一個起點。

1929年秋，黨中央決定組建一個以魯迅為首的左翼作家聯盟。柔石參加了籌備工作。1930年3月2日，“左聯”正式成立，柔石被選為執行委員，不久后改任常務委員、編輯部主任，參與“左聯”機關刊物《萌芽》月刊的編輯工作。

作為一個革命者和文學家的柔石，他在這一時期創作了短篇小說《為奴隸的母親》、通訊《一個偉大的印象》和詩《血在沸》。《為奴隸的母親》通過對一個農村勞動婦女春寶娘悲慘經歷的描寫，詛咒了罪惡的“典妻”陋習。由于揭露得深刻，比之當時一般的描寫農民生活疾苦的作品更震撼人心。這是繼魯迅的“祥林嫂”以后，柔石在文藝作品中塑造的又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農村女性形象。這篇作品具有柔石一貫的現實主義特色和樸素淳厚的藝術風格，曾被譯成多國文字，產生了很大影響，獲得了世界聲譽。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從國際革命文學家聯盟的刊物《國際文學》上看到這篇小說以后，寫信給該雜志編輯部說：“這篇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動”。

1931年1月17日，柔石到上海東方旅社參加我黨開的一次秘密會議。由于特務已經包圍了會場，柔石和到會的11位同志全部被捕。被捕后，他曾抗議帝國主義租界法庭引渡他們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審理。關押在龍華監獄中，他還深切關懷魯迅先生的處境，曾設法托人帶出兩封信給同鄉王育和，暗示獄中審訊正在追查魯迅住處，并請迅速轉告魯迅早日避開景云里。

2月7日，柔石首先發覺敵人誘騙押指印實行暗殺，立即同大家奮起搏斗。后終因身中10彈而英勇犧牲。柔石犧牲后，魯迅因“失去了很好的朋友”和“中國失去了很好的青年”，曾寫了《為了忘卻的紀念》等文章紀念他。

紅色戀人：柔石與馮鏗

左聯五烈士馮鏗與愛人柔石

左聯五烈士馮鏗：左聯五烈士馮鏗與柔石有怎樣的愛情故事？左聯五烈士馮鏗與柔石相愛，也與柔石本身的婚姻不幸有關。

左聯五烈士馮鏗與柔石：不幸婚姻

左聯五烈士馮鏗與柔石相愛，也與柔石本身的婚姻不幸有關。早在浙江一師讀書期間，17歲的柔石就在父母之命下與大他2歲的吳素瑛結婚，吳雖勤勞樸實，但沒有讀過書，雙方缺乏共同語言，而這時的柔石，飽領時代的思潮，向往寫作的愿望十分強烈，這無疑使柔石常常陷入感情的痛苦之中，婚后，他多在外漂泊，碰到象馮鏗這般具有共同向往、熱情奔放的女青年，相愛就成自然的事了。

左聯五烈士馮鏗與柔石：追逐自由

左聯五烈士馮鏗與柔石相愛，與馮鏗已經形成的自由愛情觀和在婚姻上的叛逆性格也不無關系。馮鏗有一位年長她10歲的姐姐馮素秋，頗有才情，善吟誦，工詩文，追求婚姻自主，受到舊禮教的阻撓，素秋勇敢抗爭，向往婚姻自由，但卻在舊道德的壓迫下，31歲便因壓抑染病亡故。

姐姐在臨終時對左聯五烈士馮鏗說：“我們做女人的受罪特別深，你要有志些，將來替女人復仇。舊禮教真象猛虎……你要學武松”。姐姐的悲劇和封建社會陰霾下的潮汕城鄉女人的慘遇，使馮鏗對自由的愛情表現得特別的向往。

1926年秋天，19歲的左聯五烈士馮鏗在汕頭友聯中學高中畢業前夕，寫下一組愛情詩，表達了在封建禮教壓抑下愛情的苦悶，其中一首道：“晚上燭光一燦，心里更加茫然念你——念你到無可奈何時，把臉兒貼著白燭。燭淚滴到頰上和淚兒混流，凝結了是你我的淚珠！”

左聯五烈士馮鏗與柔石大約是在1929年10結伴同游杭州時未公開同居的，到1931年1月公開同居，不幸的是，這段愛情是多么地短暫，同年2月初，他們雙雙血灑龍華。

柔石與魯迅的友誼

柔石本名趙平復。1928年9月初的一天，他由王方仁、崔真吾引領，來到閘北橫浜路景云里23號，拜見了心儀已久的魯迅先生。王方仁與崔真吾曾是廈門大學的學生，1926年秋魯迅到廈門大學執教時，他們都聽過魯迅的課。踏進魯迅家門，成為柔石生命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

柔石向魯迅憶述了1925年，他在北京大學進修時聆聽先生講授《中國小說史略》時的體悟和敬仰之情，傾訴了自己對文藝的深深喜愛，以及創作《舊時代之死》的思想動機。說著他把隨身帶著的這部書稿，恭恭敬敬地呈到了魯迅案前。魯迅慨然應允一定仔細讀一讀這部長篇小說稿。因景云里23號靠近寶山路，行人嘈雜。恰好同弄18號有房空出，魯迅把它租下，并請他的三弟——在商務印務館擔任編輯的周建人一同來住。同時他想到柔石、王方仁、崔真吾三人居無定處，就介紹他們租下剛剛搬出的23號。考慮到他們飲食多有不便，魯迅還特意叫他們來搭伙用膳。從此，柔石與魯迅、周建人兩位長者朝夕相處，議論社會現狀，或交談讀書作文的感想，得到智慧的啟迪。

魯迅悉心審閱了《舊時代之死》的書稿，贊之為“優秀之作”。他把柔石介紹給北新書局的李小峰，讓他們出版這本書。這天他又讀了柔石的小說稿《人鬼與他的妻的故事》，看見稿上署著“柔石”兩字，疑問地凝視了一下。柔石當即解釋說，這筆名取自家鄉方祠前一道小橋上題刻著的“金橋柔石”四個字。他兒時搞不清這四字的含義，現在感到為人處世，應該剛柔相濟。魯迅會心地微笑著問：《易經》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老子》又有“守柔曰強”之說，你知道么？魯迅覺得這小說寫得不差，決定放在他和郁達夫主編的《奔流》第一卷第五、六期連載發表。柔石自學校畢業后，除了自費出版短篇小說集《瘋人》外，在像樣的雜志上公開發表作品，這還是第一次。

這年11月，在家鄉義烏一所中學教書的馮雪峰，被國民黨浙江省政府通緝后逃到上海。柔石曾是他的同學，便到他的住處探望，并告訴馮雪峰，魯迅先生曾談到過他。那是因為魯迅正在翻譯蘇聯的《文藝政策》，在《奔流》上連載；他是在看到馮雪峰已經翻譯出版了那本書而談起的。魯迅還認為，馮雪峰前一兩年翻譯出版的日本升曙夢關于蘇聯文學、戲劇、舞蹈等作品的著述，于中國文藝界是有意義的。但對他發表在《無軌列車》上的《革命與知識階級》卻很反感，說這個人“大抵是創造社一派！”馮雪峰聽了既感動又慚愧。回到住處，柔石即把會見馮雪峰的情形向魯迅說了。魯迅似乎心情很好，找出一本日文譯本的關于辯證法的小冊子交給柔石說：“我重復買了一本，帶去給你那個同學罷，省得他再買了。”

過了一天，柔石帶著魯迅送的那本小冊子，再去看望馮雪峰。馮雪峰反思曾使魯迅先生反感的那篇文章的“膚淺和輕浮”，回憶1925年至1927年間在北京大學聽魯迅講課時，只憑自己一些片面的印象和主觀的偏見，認為魯迅“非常熱忱，但又冷得可怕，既愿為青年斬除荊棘，但對一切人好像都懷有疑慮和敵意，是個矛盾的人，很難接近”。他為自己過去沒有從心底里尊敬魯迅而不安。這年12月9日夜晚，柔石引馮雪峰拜訪了魯迅。馮雪峰帶了一本日文雜志，因看不懂其中有幾處附著的德文原文，向懂德文的魯迅求教。同時也帶了他正在翻譯的普列漢諾夫《藝術與社會生活》的日本藏原惟人的譯本去，請問幾個疑惑的地方。魯迅除回答問題外，以他的習慣，于初見面的人極少講話。

第二次馮雪峰去見魯迅，告知自己與施蟄存、戴望舒等友人正籌編一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科學的藝術論叢書》，提出請魯迅翻譯普列漢諾夫的幾篇關于藝術起源的通訊體論文以作叢書的第一本，并請擔任叢書的主編。魯迅答應提供譯文，但不愿出面作主編。1929年的新春，柔石了解到住在景云里11號甲的茅盾因遭通緝去了日本，家里房子空著，便與茅盾夫人孔德商量，能否租一間給馮雪峰住。孔德體恤雪峰的貧困，連房租都不收。馮雪峰搬進去后，房子的后門斜對著魯迅住的17號前門，就常過去聊天。熟識后，魯迅的話一次比一次多。馮雪峰后來說：“正是柔石的介紹，使我很快就能夠受到魯迅的指導和取得他的友誼了。”馮雪峰后來成為魯迅忠實的學生和一個能影響魯迅的親密戰友，并成為中國共產黨聯系魯迅的橋梁和紐帶。1933年冬馮雪峰調到江西蘇區擔任中央黨校教務主任（后兼副校長），他是向毛澤東準確、全面地介紹魯迅的第一人。魯迅逝世后，由于馮雪峰的建議，毛澤東的名字列入了魯迅治喪委員會名單。

朝花社與《朝花》周刊

王方仁與柔石、崔真吾都無固定的經濟收入。1928年10月的一天，王方仁提出合伙辦刊物和出版圖書的動議，說景云里居住著眾多文化名人，他哥哥的教育用品社可幫助先墊付印刷的油墨、紙張，還可幫助代售。崔真吾與柔石很感興趣，去與魯迅先生商量。魯迅1925年在北京時，曾扶助韋素園兄弟與李霽野、曹靖華等幾位青年創辦《莽原》周刊和未名社，所以對此事也表示支持。幾經商議，大家決定創建一個文藝社團，出版一種刊物，每人的股金為50元。柔石一時交不出錢，魯迅幫他墊付。為使有錢好辦事，魯迅讓許廣平也參加了一股。這樣魯迅用自己的稿費，實際負擔全社五分之三的資金。魯迅想起《文選·陸機〈文賦〉》中“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的話，提出把這個文藝社團命名為朝花社，擬辦的刊物也就名為《朝花》周刊。

《朝花》周刊第一期于1928年12月6日面世。這雖然只是一個16開8版的小刊物，魯迅卻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他精心選用了英國阿瑟·拉克哈姆的一幅畫來飾刊頭，又為刊名“朝花”書寫了美術字。他手把手地指導柔石說：辦刊物既要求文章內容扎實，版面設計、編排形式也要生動活潑，不能搞得密密麻麻，給人壓抑感。他還主張版面可以選登一幅以木刻為主的外國美術作品，這在當時國內文藝刊物可說是個創舉。柔石在魯迅的指導下初做編務，還常常到文具社、印刷所跑制圖、校字之類的雜務，熱情很高。

早在學生時代，柔石就愛好美術。如今看到魯迅親手書寫了雅致的美術字“朝花”二字，并找來恰當的名畫作飾題，一種同調共鳴的驚喜感油然產生。他想方設法搜集整理國外有關木刻的資料，一心做好魯迅的助手。《朝花》周刊第八期于1929年1月24日出版，柔石與魯迅合編的《藝苑朝華》第一輯《近代木刻選集》（1）和第二輯《谷虹兒畫選》，也以朝花社的名義于26日印成。這兩個集子的出版，開創了我國介紹國外進步木刻藝術的先河。

一次，柔石聽魯迅介紹說，英國著名木刻家吉賓斯（R.Gib－bings）對于黑白的觀念常有意味深長的獨創。為求印刷效果的逼真，他徑自去信向吉賓斯求商。結果吉賓斯夫人來了復信，并附寄三幅黑白木刻拓片。柔石高興地把拓片和信件都交給了魯迅。魯迅為之妥為保存。這宗珍貴的歷史文物，見證了魯迅與柔石倡導中國木刻運動的勞績。

朝花社這套《藝苑朝華》文藝叢刊，按當時的計劃，一共要出12輯，即還要出《新俄畫選》、《法國插圖選集》、《英國插圖選集》、《近代木刻選集》等。可惜柔石不懂經營，王方仁那個開教育用品社的哥哥，給朝花社供應的紙張，多是從拍賣行里兜來的次貨，油墨也是廉價的，用來印制木刻圖版，影響了質量和銷路。他為朝花社代售書刊，還常常借故不付書款。朝花社經濟上遭受極大損失，柔石只得用自己的一點稿費去抵債。魯迅曾憤慨地說：“我這回總算大上了當”，最后他“以百廿元賠朝花社虧空”。1930年1月朝花社“社事告終”。然而柔石所展現的人格魅力，贏得了魯迅的稱贊與信任，他對柔石的評價是：“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柔石自得到魯迅的關愛后，更加“忠心于文藝”。1929年是柔石著譯成果最為豐碩的一年，他創作了《二月》等中短篇小說20篇、散文隨筆3篇、獨幕劇2部、詩歌3首、翻譯作品17篇，共約三十余萬字。1930年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希望》，并發表了短篇新作《為奴隸的母親》。

與魯迅親如家人

1930年5月，經馮雪峰、黃理文介紹，柔石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當時他29歲。其實在這之前，柔石已經與地下黨有了密切的聯系。1928年12月，上海法租界電車、公共汽車工人舉行罷工，上海藝大許多師生因支持罷工而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柔石得知友人林淡秋也在被捕之列，徒步走了五里路趕到盧家灣法總捕房去探視。捕房告林已回校，柔石又找到上海藝大，見林淡秋正在嘔吐。他告訴柔石：“坐了兩星期的監，打也打死了，餓也餓死了，連自來水也沒有。”柔石把原預備去買書的五元錢給了他，并約他到自己住處來暫住。回到景云里，吃晚飯時柔石向魯迅談起下午看望林淡秋，告訴他這次學生被捕與校方出賣有關。魯迅說：“最好將這種黑暗寫成一部書。譬如他們辦學的人，現在如此對學生！”

1929年10月初，共產黨員、創造社的主要成員馮乃超會見了柔石，說起自己過去由于對魯迅“缺乏了解，以至錯誤地批評了他”的負疚之情，表示很想去見魯迅，但又心怯。柔石告訴馮乃超：魯迅不是這樣的人。柔石熱情地帶馮乃超去見魯迅，魯迅滿面笑容地接待了他，彼此取得了諒解。這次會見消除了進步文藝團體之間的隔膜，為籌備成立“左聯”鋪平了道路。

這以后，柔石更加傾心盡力，和馮雪峰一起照料魯迅的生活與安全事宜。馮雪峰曾說：“我那時感覺到，魯迅把柔石簡直當作家人似的，就是偶爾看電影、游公園，或參觀畫展、出席會議，也總是邀柔石一同參加。”魯迅到內山書店看望內山完造，經常與柔石同行。平時，柔石常到魯迅房中，征詢有些什么要代辦的事，幫助處理一些諸如寄信、寄書、匯款、取款，以及給青年作者退稿或贈書等雜務。二人之間的交往，在《魯迅日記》里載及近百次。以至后來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深情地說，柔石是他在上海“一個唯一的不但敢于隨便談笑，而且還敢于托辦點私事的人”。還說：“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

1931年1月17日，柔石參加完左聯執委會后，下午在東方旅社，和李云卿、林育南、馮鏗、殷夫等一同被捕。在龍華監獄，他被釘上重達18斤的“半步鐐”，但仍設法通過送飯的獄卒，帶出一封轉交給馮雪峰的信，信中三次提到的“大先生”即指魯迅，要他注意安全。2月7日，柔石和23位戰友被國民黨殺害。魯迅聞知柔石犧牲，徹夜不寐，悲憤地寫下了那首“慣于長夜過春時”的著名的詩。

摘自《柔石評傳》王艾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

柔石的母性情懷

在中國的近現代文學史上，柔石先生是我較為敬重的一位作家。其人其文所流露出的濃郁的情感，感人肺腑至深，讓人深為其博大的胸懷所折服。柔石先生一生充滿希望，這在《柔石選集》中扉頁上的照片里可以得到一點證明。照片上，先生的眼神炯然有光——那是對生活充滿陽光，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光。但，仔細打量先生，卻能意外的發現——先生的神態有一種母性的安詳和恬靜——特別是先生有意無意地打上的發髻，更能說明這一點。當然，這只是一個感性的認識。本文試圖以柔石先生的母性情懷來解讀先生的小說。

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柔石先生的母性情懷的出發點該是先生對自己母親的熾愛。先生至愛其母，這點，在魯迅先生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中曾有所提及：“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地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么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

柔石的對母親的熾熱的愛的緣由，除了趙母對柔石的無私的母愛外，我想，更多的會是柔石從小就能懂事的理解在一個較為窮苦的家庭里做母親的艱辛。據柔石的二公子趙帝江的回憶：“雖然到爸爸出生時，店里生意并不壞，可是由于苛捐雜稅，家境仍很困難，所以直到他十歲，才能進小學讀書。在小學時，由于缺少買紙的錢，據說一張毛邊紙，往往先練習寫小字，后重復寫大字。可是學習成績總在優等。”（趙帝江《我的爸爸柔石》）這也或多或少的說明了他們當時的窘況。但柔石先生難能可貴的是，他除了熾愛其母親外，還深入了解了當時的浙東——特別是寧海鄉下貧民的艱辛——尤其是做母親的艱辛，這點在柔石先生以后的小說作品中都有淋漓盡致的體現。柔石先生的小說作品幾乎都曾涉及到“母親”這一形象——特別是“寡婦”，除了少數的幾篇，譬如《希望》。然而這決不是偶然，而是柔石先生對舊時代的中國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婦人的苦難生活的一種深切同情和關懷，這也就是本文所謂的“母性情懷”。

二

中篇小說《二月》是柔石先生最得力的代表作之一。魯迅先生曾親為其校訂，并作《柔石作“二月”小引》向讀者推薦。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先生寫道：“沖鋒的戰士，天真的孤兒，年青的寡婦，熱情的女人，各有主義的新式公子們，死氣沉沉而交頭接耳的舊社會……”其中的“沖鋒的戰士”指的便是書中的主人公“蕭澗秋”。蕭是一個對社會有些無奈的戰士，沖鋒多年而終無所就。等他赴同學陶慕侃之請，到芙蓉鎮時，在船上遇到的即是以后令蕭久久難以放下的孤兒寡婦。及至蕭離開時，在給陶慕侃的告別信中寫道：“我從一腳踏到你們這土地，好象魔鬼引誘一樣，會立刻同情于那位自殺的青年寡婦底運命。究竟為什么要同情她們呢？我自己是一些不了然的。”我們不妨拿這個問題問我們的柔石先生，那么，柔石先生了然嗎？《二月》中的女主人公陶嵐就曾激昂地對蕭澗秋說過：“你完全想錯了，你要將你自己底身來贖個個人的罪么？你以為人生是不必挽救快樂的么？你太真情對付一切了！”我們的柔石先生看來是有意要贖個個人的罪了——先生的確太真情對付一切了。在《二月》第二十四節中，蕭澗秋走時，有這么一段描寫：

當他轉過一所林子的時候，他看見前面有一位年青婦人，抱著一位孩子向他走來。他恍惚以為寡婦有復活了，他怔怔地站著，向她們一看，她們也慢慢的低著頭細語的從他身邊走過，模樣同采蓮底母親很相似，甚至所有臉上的愁思也同樣。這時，他呆著想：“莫非這樣的婦人與孩子在這個世內很多么？救救婦人與孩子！”

這是魯迅式的呼救，這是柔石先生愛的心聲。先生的“母性情懷”在這里得到很充分的體現。

三

因為柔石先生能體會，作母親——特別是“寡婦”的艱辛與苦楚，所以柔石先生希望她們能有自己的幸福——在某種情況下完全可以改嫁。這想法，在當時的中國是來之極其不易的。畢竟中國幾千年來的貞節牌坊堆積起來是可以嚇死人的，然而又有誰能理解貞潔牌坊后面的孤獨的靈魂的苦楚呢？所以柔石先生便在許多作品中直面了寡婦的這種孤獨。在柔石的另一個中篇《三姊妹》中，“章先生”就對來火車站送他的蓮姑說：“假如上帝不相信有真愛情存在的時候，你就出嫁吧！”而在另一個短篇《怪母親》中，柔石先生便更直接地點明了寡婦內心深處的這種孤獨。文中的母親在六十大壽時對她的兒子們說：“你們記著吧，孤獨是人生最悲哀的！我雖早死了你們的爸爸，可是仍留你們，我扶養，我教導，我是不感到寂寞的……我想到你們都有了妻以后自己的孤獨，寂寞將使我如何度日呀！……呆子們，聽吧，你們快給我去找一個丈夫來，我要轉嫁了！你們既如此愛你們的媽媽，那照我這一條方法救我罷，我要轉嫁了！”這位母親——寡婦，真得很偉大，在那個年代能說出這樣的話。這位母親也是勇敢的——說出了她們的共同心聲——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同樣是男人！于此同時，我們也看出我們的柔石先生是不愿她們守所謂的不明不白的寡的，因為先生是深深的懂得她們內心深處的孤獨的。

四

而在另外的一些作品中，先生也直面了她們——那個時代的特殊群體的其它的一些苦痛和舊社會對她們的極不人道的摧殘。《為奴隸的母親》是柔石先生最杰出的短篇小說，據肖三先生回憶，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從《國際文學》法文版上讀了這篇小說以后，曾寫信給該刊編輯部說：“這篇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動。”其真實性，姑且不論，但這篇小說的成功是無可非議的。這篇小說繼承和發展了柔石創作中期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中的現實主義成分，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獨特風格。文中主人公春寶娘，被狠心的丈夫出典給一位稍有學問和人品但卻是妻管嚴的沒落秀才作為生兒育女的工具。種種痛苦，種種折磨，把這位心地善良，溫柔敦厚的年青的母親的心都給撕碎了。從早先的親生女兒被惡毒的丈夫活活淹死到一再經受骨肉分離的傷痛，這是非人的人間的非人的折磨。柔石先生用細膩獨到的筆觸，不僅展示了“為奴隸的母親”在生活上的不幸遭遇，而且還更進一步地刻畫出了她內心的痛苦——從更深一層揭露了這吃人的舊社會對一位善良的母親的精神上的摧殘。

而在另一個短篇《夜宿》中，我們更深切體會到的是一位善良的母親失去愛子的痛苦，同時我們亦可感受到柔石先生的赤子之心。雖然，這只是個“美麗的錯誤”——“我”跟老母親失去的孩子很像，老母親錯認了“我”，但“我”的情愫依然可見。以下是文中的一段對白：

老婆婆：“先生，寶貝，你安睡罷！”

“我”：“媽媽，你為什么？”

……：“寶貝，你睡罷！你疲倦了。”

……：“媽媽心里藏著什么呢？”

老婆婆的“寶貝”叫得格外自然，而我的“媽媽”回答得同樣是如此親切感人。

而讀《沒有人聽完她底哀訴》（短篇小說）時，我們會在無聲中聽完了窮苦的老婆婆對舊社會的聲淚控訴。

讀《遺囑》（短篇小說）時，我們會看到一位老母親心靈深處的痛苦和顫栗。

讀《摧殘》（短篇小說）時，我們會和那對因貧窮而失去孩子的夫婦一起流淚。

讀《夜底怪眼》（短篇小說）時，我們會對那位去丘八那里討兒子的尸體而不得的母親表示沉痛的哀悼，同時會對軍閥混戰而導致民不聊生產生深惡痛絕的憎恨。

讀《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短篇小說）時，我們會對作為一個人鬼的妻子產生深切的同情，對作為一位偉大的母親的人鬼的妻子產生崇高的敬意！

……

……

（五）

柔石先生的這種母性情懷的最終根源，我以為是這兩個緣由：一是緣于先生特殊經歷所造成的個人性格原因，一是先生對特殊時代的女性地位及生活遭遇的深切同情。

柔石先生的母性情懷根于柔石先生對浙東農村婦女的生活的深切的同情和了解，再加上柔石先生藝術表現能力的不斷提高，筆觸又是如此的委婉細膩，而構思更是不落于俗套，且文章又富有濃厚的鄉土氣息，所有的這些使柔石先生的小說作品成為中國近現代文學上不可多得的佳作。柔石先生的這種母性情懷，極大的豐富了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內容——一種對農村的底層婦人的艱難生活的深切同情和人道主義的關注。從這點上講，先生的母性情懷，是我們文學的財富。但更重要的一點是，這情懷，是柔石先生個人的博大的胸懷的體現。而這種情懷，縱觀中國近現代文學史，又能有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