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同志發表于1939年5月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是馬克思主義黨建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在這篇著作中，陳云同志以馬克思主義者求真務實的精神，提出了一名好的共產黨員的“六條標準”。

“終身為共產主義奮斗”。為了達到這個標準，共產黨員應該建立和堅定自己的人生觀。一方面既要為黨在各個時期的具體任務而奮斗，另一方面也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到底。這就需要兩方面的認識：一是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必然性的認識。要不斷加強馬克思主義修養，“洞悉共產黨及其黨員的當前任務和根本目標”，“堅信共產主義社會必然實現的前途”。二是對中國革命現實曲折性的認識。中國革命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斗爭過程，“在彎曲險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須經歷長期的艱苦和波折；在與敵人經常的斗爭中，在每一事變的緊急關頭，還有犧牲的可能”。

“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共產黨是以解放全人類為根本政治訴求的政黨，而我們的“共產黨員是在黨的領導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戰士”，一方面，共產黨員必須自覺把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革命的、本階級的和黨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工作中，如果出現了“黨員個人的利益與黨的利益的不一致”，那么，共產黨員必須發揚忠誠精神，“以革命的和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則來處理一切個人問題”。再一方面，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不僅僅局限于理解“革命的和黨的利益高于一切”這一重大黨性原則，更重要的是，必須在“實際行動和日常生活的每個具體問題上，堅決地毫不疑惑動搖地執行”。

“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紀律是執行黨的路線的保證，也是實現黨在各個時期的革命任務的保證。一方面，共產黨員要把自覺遵守黨的紀律當成必須履行的基本義務，在工作實踐中積極帶頭遵守黨紀，努力使自己成為“遵守黨紀的模范”，尤其重要的是，要更加嚴格地遵守黨的秘密工作的紀律。“每個黨員必須高度地提高政治警惕性，嚴守黨的秘密工作的紀律。”不得公開黨的秘密，也不得對其他黨員說出沒有必要透露的秘密事件。另一方面，要敢于在“與一切破壞黨紀的傾向作斗爭”的同時，“著重與自己的一切破壞黨紀的言論行動作斗爭”，不能把遵守黨紀看作是“在集體實踐中表態”或“舉手贊成黨的路線”那么簡單。要堅決反對輕視秘密工作紀律的傾向，堅決與“一切忽視、破壞黨的秘密工作的危險傾向作斗爭”。同時，要高度重視違反黨的紀律的嚴重后果，“對于一切破壞秘密工作的行動，必須受到黨的紀律的制裁，直到開除黨籍”。

“百折不撓地執行決議”。黨的目標的實現必須以黨的決議的實現效果為基礎，而黨員對于黨的決議的執行是黨對黨員的嚴格要求，更是黨員黨性的重要表現。在執行觀方面，要做到忠誠與執行的統一。首先，把堅決地執行黨的決議當成共產黨員的責任，作為忠誠黨的事業的具體表現。“一個共產黨員，不能只是口頭上擁護黨的決議就算完事，他的責任在于堅決地執行決議，在實際工作中實現這些決議。”其次，要繼承和發揚中國共產黨優良的傳統，以大無畏的百折不撓的精神去克服困難從而實現黨的決議。“每個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具有艱苦奮斗的精神，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在實現黨的決議時，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難，不能消極應對和執行，必須充分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努力高效執行黨的決議。再次，在執行黨的決議時，要有堅定和頑強的英雄氣概。在“日常工作中”“在有黨監督時”“在勝利時”，忠實于革命和黨的決議相對容易，但“在困難中”“在沒有黨監督時”“在生死關頭時”“在失敗時”，忠實于革命和黨的決議則需要具備“不怕困難，不怕犧牲”這樣堅定和頑強的英雄氣概。

“做群眾模范”。共產黨員是群眾所信仰的先進隊伍中的一員，人民群眾常常根據共產黨員的行動來評價我們的黨，所以，共產黨員應該在任何時候都要給人民群眾一種好的影響，只有這樣，人民群眾才會更加信仰我們的黨，更加敬重我們的黨。因此，共產黨員一定要有“先鋒模范與無比忠誠的統一”的群眾觀。首先，要有堅定不移的黨的立場。“共產黨員的模范作用，還表現在對于革命利益嚴肅的立場上面，對于一切為國為民的事業，應該始終不變地堅持自己的立場。”這種“為國為民的事業”斗爭的立場在任何情況上都不得改變，是經得起任何威脅、任何利誘的。其次，不怕犧牲，無比忠誠。在任何困難面前，要不怕犧牲，也敢于犧牲，要顯示中華民族優秀的至高無上的氣節，要“表示對于黨和革命無比忠誠”。

“學習”。正確的指導思想是我們黨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領導革命的共產黨，它之所以能在變化的、復雜的環境中把握一切偉大的革命運動，并且指導各個運動使之走向勝利，是因為有革命理論的指導。”為了不迷失道路，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正確地實現黨的任務和決定，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隨時隨地在工作中學習理論和文化，努力做到理論與實際的工作的高度統一，從而“增進革命知識，培養政治遠見”。在學習內容上，一名好的共產黨員，應該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觀察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不是背誦教條”，并努力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察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時事政治的情況”，同時，努力學習軍事知識和技術，尤其重要的是，要在實際工作中隨時隨地向群眾學習，學習“一切實際工作中的和群眾斗爭中的經驗教訓”。在學習方法上，首先，要注重自我批評，尤其是要虛心接受黨的批評，“好的共產黨員，對黨的每個批評都必須以誠懇的態度、愉快的態度去接受和了解，以改正自己的錯誤”。其次，要戰勝“學習的敵人”，在學習上，要對自己，“學而不厭”，對別人，“誨人不倦”，一定要克服自高自大、自稱高明的錯誤傾向，要對學習充滿信心，主動積極學習。最后，要持之以恒，擅于在繁忙的實際工作中，擠時間學習。

陳云的三個“上海時刻”

解放初期，物價穩定后，上海市民在中國銀行前排隊，將外幣兌換成人民幣。摘自《陳云畫傳》

1926年，商務印書館職工會第一屆委員合影。前排左三為陳云。摘自《陳云畫傳》

一江春水向東流，奔騰至長江三角洲前緣的淀泖區域，沉淀出一片水網密織、氣候濕潤、土地肥沃的洼地。這里是上海市郊西南角的青浦區練塘鎮。

一條蜿蜒的市河從小鎮中心流過。1905年6月13日凌晨，河邊一間陋室中，一個男嬰誕生，為“既無田地，又無房產”的陳梅堂和廖順妹夫婦帶來歡愉。這個男嬰，就是陳云。

時光并未太多改變這里的風貌，如今的練塘，還是粉墻黛瓦、青柳拂橋、安詳靜謐的模樣，一如她的兒子陳云，低調內斂、不事張揚。

沒有改變的，還有思念。為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在經歷一番改造后，位于朱楓公路3516號的陳云紀念館將于明天舉行開展儀式，6月3日將正式對公眾開放。展館里那一件件留有陳云同志烙印的展品，講述著他的光輝之路，也記錄著他和這片滋養他的土地，那一個個永勿相忘的歷史時刻。

青少年：水鄉走出“共和國掌柜”

陳云紀念館里的少年陳云照。邵劍平 攝

多年后，他的子女問他“為何父親只有高小文化，卻能有這么多的辦法和經驗”時，陳云回答,上海是金融、經濟的中心，這個城市是怎么運轉的，他從小耳濡目染。

練塘鎮朝真橋附近，有一片不大的門面房，坐南朝北、磚木覆瓦結構，臨河的是一開間鋪面，后面穿過天井的是簡陋的二層小屋。這所房子，就是現在仍保留在下塘街95號原址的陳云故居，也是陳云當年棲居舅父的家。

陳云兩歲喪父，四歲喪母，與年長他8歲的姐姐陳星，一起由外祖母帶著來到舅父廖文光家生活。1911年，外祖母過世，廖文光依囑將陳云立嗣為子，為其改名為廖陳云。

舅父早年在練塘以裁縫為業。朝真橋附近的這間屋子，同它隔河對望的是典當場。舊宅西側是錢家櫓行和擁有三五千畝地的大地主兼商業資本家吳開先家的四進院落，往東側是葉家祖屋、暢園書場、長春園書場和一條與市河相通的混堂浜。當時由于江南地區商業發達、船只往來便利，小小練塘鎮上不但出現了新式學校、電燈泡廠，也出現了大量商人。陳云自小在舅父家長大，同時也觀察著周圍的一切，從中接觸到了不少商業知識。

因為生意清淡，廖文光在1911年后決定放棄裁縫生意，在鋪面開個小店，到晚上賣些小菜、點心，供生意人和聽評彈的顧客夜宵。每晚的收入幾角到三四元，不過能賺二分利。可這也成了陳云學習人情世故的一個窗口。每每在舅父的小店幫著料理雜務，陳云都能通過客人的閑談了解外界的事情。閑暇時他還會跟著舅父去離家只有30多米的長春園書場聽評彈，也就此，他養成了終身喜聽評彈的習慣。

雖然家境窘困，但聰敏的陳云得到了舅父母的關愛。8歲時他被送到鎮上私塾接受啟蒙教育。1914年，又到鎮上的貽善小學讀書。1917年，陳云乘舟北上到青浦縣城乙種商業學校學習珠算和記賬，雖然他很快掌握了珠算知識，但一個月后就因貧輟學。所幸舅父小店的常客中，有一位客人是章練塘公立顏安國民小學校的第一任校長。他看到瘦弱的陳云在灶前燒火，就和他攀談起來。當發現這個少年談吐流利、記憶力強后，校長馬上和廖文光商量，免費保薦陳云入顏安小學高小部讀書。

在顏安小學，陳云遇到了改變他一生命運的恩師張行恭。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在張行恭老師的帶領下，陳云和同學參加了罷課。整個小鎮也罷了市。經過此事洗禮，陳云開始懂得了更多國家大事。但這年夏天，從顏安小學畢業后，陳云又因家貧無力繼續升學了。

1919年秋季開學后，張行恭在家訪中了解到自己的畢業生們或升學或就業，“獨其最優秀的廖陳云同學，株守在家”后，頓起憐才之心。因為無力在經濟上補助陳云，張老師托自己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的二弟張子宏引薦。1919年12月8日，只有15歲的陳云在張行恭的帶領下，離開家鄉練塘，搭乘一葉小舟，經松江達到上海，開始在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從此開始了他人生中新的一頁。20多年后，陳云在延安寫自傳時，還清清楚楚記得啟程日是“農歷十月十七”。

1919年12月中旬，陳云來到位于棋盤街的商務印書館總發行所（今河南中路211號）。在二樓北側文具柜當學徒，月薪三元，自此有能力開始接濟舅父母。雖然個子矮小，要站在特制的木凳上才能順利接待顧客，但陳云業務出色，在當了兩年學徒后，店方就決定破格提前一年升陳云為店員。利用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便利，陳云如饑似渴地讀書接受新知識、學習英文、練習毛筆字和打算盤。每天早上六點，他就起床離開上海老北站華興路順征里七號商務印書館集體宿舍的東廂房，去閘北公園鍛煉身體。一有時間他還學著拉胡琴、吹笛子，為了怕影響別人休息，就到曬臺上去練習。

從當時的曬臺望下去，上個世紀20年代的上海正值風起云涌。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多年后，陳云的子女問他“為何父親只有高小文化，卻能有這么多的辦法和經驗”時，陳云回答，因為他從小在上海長大，上海是一個大城市，是金融、經濟的中心，這個城市是怎么運轉的，他從小耳濡目染。他所在的商務印書館也是一個大企業，有工程師、工人、很多店員。商務印書館的地下黨力量很強，在那里陳云第一次讀到《共產黨宣言》，接觸了革命的思想，這使得他開始重新思考人生，并最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五卅運動在滬發生，受此影響，同年八九月間，商務印書館職工舉行大罷工。陳云參與領導了這次罷工，被推舉為該館發行所罷工委員會委員長。就在罷工取得勝利后幾天，陳云由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輯董亦湘、商務印書館發行所的黨員惲雨棠介紹，加入了中國國共產黨。

那一年，他20歲。

中年：打贏經濟“淮海戰役”

由于陳云出色的理財能力，毛澤東曾大筆一揮在紙上寫下“能”字來稱贊他。

發起過工人和農民運動，領導過中央特科，從事過中央組織工作，在這之后，陳云轉向經濟領域，主持中央財經工作，被人們稱為“共和國掌柜”。

在陳云紀念館里，那些泛黃的照片和珍貴的實物，生動再現了1949年7月下旬，這位“紅色掌柜”奔赴上海，通過“銀元之戰”、“棉紗之戰”、“糧食之戰”等幾次斗爭，使哄抬金融物價的投機資本家遭到沉重打擊，很快穩定了全國的金融物價。

1949年,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黨中央開始描繪共和國藍圖。然而，西方國家卻預言：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打80分，在經濟上可能只能打零分。

從東北進關后，主持中央財經工作的陳云說，“根據情況辦事，過去是‘小攤攤’，現在要搞大城市的‘大買賣’。”陳云所說的大城市，首先就是上海。當時，上海的輕紡工業占上海工業產值的百分之七十四。上海的紡織廠紗錠二百二十九萬占全國的百分之四十。貿易額占全國的一半。曾經在上海工作生活過的他知道，“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東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國經濟穩不住。調查全國性的財政經濟情況，提出解決的辦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國財政經濟的困難。”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第二天，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就發布規定，以人民幣1元收兌金圓券10萬元。起初收兌工作十分順利，但上海舊經濟勢力利用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擔心鈔票貶值的心理，掀起銀元投機風潮。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原來一塊銀元值100元人民幣，6月3日就漲到720元，6月4日漲到1100元。雖然當時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幣近20億元，大部分卻浮在市面。有的商號還拒收人民幣。6月8日，陳云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于打擊銀元使人民幣占領陣地的指示》。6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查封了上海證券交易所大樓。

經此一役后，上海市場物價僅僅平靜了十多天，投機家又由銀元投機轉向大米、紗布和煤炭投機。6月下旬，物價開始波動。6月23日每石大米的價格是人民幣1萬1700元，7月16日升至5萬9000元，7月18日更高達6萬5000元。一時之間，人心不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委托陳云到上海穩定物價。

在陳云紀念館，可以看到1949年7月10日，陳云為中央財政經濟部起草的“關于在上海召開金融貿易會議問題給華東財委并告華中、東北、西北各財委”的電報手稿。7月22日，陳云一行來滬的火車行駛到昆山附近時，還遭遇國民黨飛機的襲擊，專車車頭被打壞。等到上海調撥的火車頭來后，才得以安抵上海。

1949年7月27日到8月15日，陳云在上海主持召開各解放區財經會議。會議分綜合、金融、貿易、財政四個小組進行討論。來滬之前，陳云曾設想要將上海的廠校及人員疏散，但在經過調查研究后，陳云綜合與會者意見，決定改變原有想法，立足于恢復與發展生產來解決問題；并決定通過建立統一的發行庫，建立全國性的花紗布公司、中紡公司、土產公司；提出精簡節約、全國各地調撥物資支援上海的應急措施等一系列手段，將整個財政經濟工作的大盤子擺好了。

在會議期間和會后兩個月，各地物價相對平穩。但從1949年10月15日起，全國物價猛漲。在10月一個月內，全國物價平均上漲百分之四十四點九。上海的漲風由紗布帶頭。陳云說“老百姓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看我們，他們還透過經濟看我們，看物價能不能穩定，還餓死不餓死人。這些問題是老百姓關心的，也是對我們的考驗。”

11月13日，在漲勢趨于穩定后，陳云為中財委起草對全國物價猛漲所采方針的指示，提出“目前穩住物價已有可能”，隨后向各地下達了12條指令。包括穩住物價、調運糧棉、緊縮銀根、指導國營貿易公司、應對投機商人等多方面內容。陳云起草后請周恩來簽發，周恩來批示“如主席未睡請即送閱。如睡，望先發。發后送閱。”電報手稿從西花廳到豐澤園，毛澤東看畢后立刻批示：“即刻發，發后再送劉、朱。”毛澤東還在“即刻發”三字旁加了著重號。當天，電報下發到各地。

1949年11月25日之前，各地將糧食、紗布、煤炭，即“兩白一黑”等主要物資調集于重要地點，設法緊縮通貨，抓緊稅收。25日當天，全國各主要城市統一大量拋售糧食、棉布。幾天之內，就將這場漲價風潮平息下去了。1950年3月，政務院討論并通過了陳云起草的《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到了當年4月，全國經濟狀況開始好轉。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工作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由于陳云出色的理財能力，毛澤東曾大筆一揮在紙上寫下“能”字來稱贊他。

晚年：一往情深牽故里

1992年，陳云笑著對黃菊說：“不是有新聞記者向你打聽陳云對開發開放浦東的態度嗎？你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贊成開發浦東，開放浦東！”

一頂紅色安全帽，一副眼鏡，陳云紀念館里這兩樣看起來再普通不過的物品，講述的卻是陳云同志“只唯實”的工作作風。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確定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一些擬興建的大型項目下馬。對于建設總投資達214億元的上海寶山鋼鐵總廠是不是應該搞下去，產生了不同意見。1979年6月，陳云戴著那頂安全帽，親自到上海寶鋼建設基地進行實地考察。同月16日，他主持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全體會議，專門討論寶鋼建設問題。會上，陳云指出：寶鋼是一個特大項目，事關全局，上了馬就干到底，舉棋不定不好。在陳云和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的主持下，寶鋼的建設確立并實施了符合實際的科學思路和方針。1985年9月，寶鋼勝利建成投產。

1991年5月，陳云在上海聽取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上海市長黃菊等同志關于上海市改革開放、市政建設等有關工作的匯報后，陳云將親手書寫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條幅，分送給朱镕基、吳邦國、黃菊。

第二年的4月，陳云在上海聽取吳邦國、黃菊關于上海工作情況的匯報后，高興地說，“上海大有希望。”陳云還笑著對黃菊說：“不是有新聞記者向你打聽陳云對開發開放浦東的態度嗎？你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贊成開發浦東，開放浦東！”

1995年4月初，已經臥床多日的陳云想散步。因為不便說話，他給身邊的工作人員寫字條：“下床散步。”然后，他提出，想聽聽上海人民廣播電臺錄制的評彈《闖王進京》。當時北京沒有這盤帶子，身邊工作人員馬上給上海有關方面打電話，請他們盡快送來。

4月9日，陳云聽完早新聞后，工作人員按照他的意愿給放了一盤評彈錄音帶，名為《一往情深》。他靜靜地聽著，神態很安詳。《一往情深》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上海評彈團創作的中篇評彈，講述了一對青年戀人反抗世俗偏見、終成眷屬的故事。1983年11月28日，陳云曾寫信給上海評彈團團長吳宗錫，稱贊這部書：“《一往情深》是一個極好的中篇，我已聽了十幾次。”

4月10日下午二時，陳云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闖王進京》的帶子送到了，但這段來自上海的鄉音，陳云沒能聽見。

陳云將內臟器官獻給了祖國的醫學事業。按照陳云家屬的愿望，陳云的骨灰撒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一株雪松下。一切，如他生前所希望的那樣進行，也一如他生前練習書法時最喜歡抄贈別人的那首鄭板橋的詩一樣：

新竹高于舊竹枝，

全憑老干相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

十丈龍孫繞鳳池。

陳云長征路上“失蹤”之謎

人們談到長征，很少提及陳云。長征前夕，陳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紅五軍團中央代表。長征開始后，隨紅五軍團踏上了漫漫長征路。長征途中，陳云還先后擔任軍委縱隊政委、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要職。但是在1935年6月上旬，紅軍主力渡過金沙江之后不久，中央紅軍即將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時，陳云突然“消失”了。于是，部隊里就出現了種種傳說，有的說陳云已經犧牲了，更多的人說陳云失蹤了。陳云在長征途中為何悄然“失蹤”了呢？他究竟到哪里去了？

秘密離開長征隊伍

紅軍長征開始后，蔣介石一方面調集部隊對紅軍主力進行圍追堵截，另一方面瘋狂破壞白區黨組織，致使上海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當時，蘇區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系，都是通過共產國際駐上海辦事處。由于中央紅軍長征后唯一的一臺100瓦的大功率電臺在湘江之戰中被毀，因此無法與共產國際建立直接的聯系。渡過湘江后，中共中央為了重新建立與共產國際的聯系，曾派一名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到上海與地下黨聯系，但是行動未能成功。遵義會議后，黨中央認為十分有必要將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有關情況及時向共產國際方面通報，同時也必須恢復白區黨組織，以配合紅軍主力作戰。于是，中央決定再次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這一使命。

誰能夠擔當此項重任呢？黨中央經過再三研究，最后認為陳云和潘漢年對上海的情況比較熟悉，也有著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是最佳人選。由于任務的重要性，這一決定成為中央的核心機密，只有極少數幾個人知道。

二渡赤水后，潘漢年即奉命先行離開長征隊伍，準備到上海后與陳云會合。遵義會議后，陳云并沒有馬上離開長征隊伍，而是在紅軍主力渡過金沙江到達四川后才秘密離開長征隊伍趕赴上海的。

為了能使陳云從幾十萬敵軍的層層包圍中順利出去前往上海，黨中央采取了極其嚴密的保密措施。除了幾個高級領導外，其他指揮官和領導都不知情。

臨行前，劉伯承為陳云寫了兩封親筆信，托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慶的弟弟協助陳云抵達上海。陳云還從林伯渠那里領了到上海恢復黨的白區工作的經費，為防萬一，他把大面額的鈔票放在隨身攜帶的一只熱水瓶的瓶膽下面，這樣不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以便將寶貴的工作經費安全帶到上海。

登啟事給周恩來報平安

陳云拿著劉伯承的親筆信來到了劉伯承的好友、美豐銀行董事胡公著家里。胡公著看到信后十分震驚，陳云的勇氣和膽略由衷的欽佩，同時也為陳云在成都的安全感到擔憂。

胡公著告訴陳云，成都風聲甚緊，不宜久留。對胡公著先生的憂慮和擔心，陳云能夠理解。當時的局勢的確很緊張，蔣介石惟恐紅軍進入四川腹地活動，在成都一帶布下了重兵，嚴加防范。他還在成都市區增加了許多崗哨，任何過往行人都要受到嚴格的盤查，警察也經常在夜間闖入居民家中查驗戶口，整個成都已經處于嚴密的戒備狀態下。在這種情況下，稍有不慎，即可能招來殺身之禍。陳云深知成都實在不便久留，于是在胡公著家中只留住了一夜，第二天便離開成都前往重慶。

陳云離開成都幾日后，在當地報紙的一處極不惹眼的地方刊出一則名為：“廖家駿啟事”的遺失啟事。內容是：“家駿此次來省，路上遺失牙質圖章一枚，文為‘廖家駿印’，特此登報，聲明作廢。”這則看似再普通不過的啟事，傳遞的卻是極不普通的信息。登啟事的那位“廖家駿”便是陳云，這則啟事的內容是陳云出發之前與周恩來商量好的，啟事內容也是根據事先約好的暗號來寫的，以此來向黨中央傳遞自己已經沖出重圍，安全到達成都的信息。

來到重慶后，陳云帶著劉伯承的另一封信，幾經尋訪，終于在一個藥鋪找到了劉伯承的弟弟劉叔禹，隨后便在劉叔禹家安頓下來。十幾天后，劉叔禹為陳云買好去上海的船票，送陳云到朝天門碼頭上船。

一次次躲過叛徒告密

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好之后，陳云立即著手恢復受到嚴重破壞的白區地下工作。恰在此時，剛剛與陳云建立聯系的上海地下黨組織再次遭到敵人的破壞。上海臨時中央局、中共江蘇省委、共青團中央局大批主要領導被捕入獄，連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即勞倫斯）也在上海遭逮捕。形勢萬分緊急。

當時蘇州河上有十幾座橋，每個橋上都有國民黨特務，而且特務中有一些是變節的叛徒。由于過去為黨工作過，他們中有很多人認識陳云，不少地方都掛著陳云的通緝令，上面有陳云的畫像。有一次，陳云遇上一個特務，就先聲奪人地說道：“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發我，共產黨饒不了你，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賬！”果然，那個特務被嚇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壓，頭一扭，就裝作沒看見過去了。因為當時共產黨專門處決叛徒的中央特科在上海已經“名聲大震”，早就令那些叛變的特務聞“名”喪膽了。他們知道，如果與共產黨作對，過不了幾天就會被教訓。就這樣，陳云利用叛徒心虛的弱點，一次次地躲過了被叛徒告密的危險。

不久，從香港返滬的潘漢年來到上海與陳云會合。這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知道陳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嚴重，認為上海環境十分險惡，不宜久留。于是決定請陳云、潘漢年等人盡快赴莫斯科。由此，1935年8月上旬，陳云與陳潭秋、曾山、楊之華、何實嗣（何叔衡之女）等人，在宋慶齡的幫助與巧妙安排下，秘密地乘上了一艘蘇聯貨輪。為了避開敵人的搜查，陳云藏在船的底艙里，那里霉腐氣味刺鼻，空氣稀薄，又不能發出任何響動，直到貨輪駛出吳淞口他才走出底艙。

陳云一行在海參崴下船后，從那里改乘火車經西伯利亞，于9月上旬抵達莫斯科。

（作者為報告文學作家）

（本文選自《鐵流兩萬五千里——長征》，中共黨史出版出版）

晚年陳云與鄧小平

編者按：改革開放新時期，在我們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擔任過重要職務的老一輩領導人只有鄧小平和陳云同志。他們在確立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以及一系列重大決策上的意見，一直為黨內外許多人所關注。就此問題，我們采訪了國家安全部部長、原陳云同志秘書許永躍同志。

記者：您曾經在陳云同志身邊工作了近10年，我們想請您談一談，在粉碎“四人幫”之后，鄧小平和陳云兩位老人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默契配合、緊密合作、同心協力的情況。

許永躍（以下簡稱許）：粉碎“四人幫”以后，在我們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擔任過重要職務的老一輩領導人就只有鄧小平和陳云同志了。在確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過程中，兩位老人默契配合，相互合作，同心協力，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互相支持，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轉折。但過去有段時間，我們黨的一些干部以及國外一些人士認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是改革派，陳云是保守派，而且兩人還在不斷斗爭著。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人，我有責任將自己所知道的實際情況告訴大家。

記者：粉碎“四人幫”以后，陳云同志就支持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工作，您能不能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許：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原定議題是討論農業和經濟問題，但正式會議開始后，陳云同志第一個發言。他提出，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必須由中央解決“文化大革命”遺留的一些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

他主要講了6個問題，首先是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謂叛徒一案。陳云同志提出，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薄一波等61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定為“叛徒”，這不符合歷史事實，應該糾正過來。關于彭德懷同志的問題，他說，彭德懷同志是在黨的會議上講的意見，被定為“反黨集團”，不符合我們黨的原則。至于說陶鑄“叛變”，當時中央是有決定的，他們在南京監獄辦的手續，中央組織部是有規定的。這樣就定為“叛徒”和“反黨集團”，也不符合黨的原則。而“天安門事件”則是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恩來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許多城市也有同樣的運動，中央應予以肯定。

談到這些問題時，陳云同志提出，我們黨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是我們黨歷來強調的思想路線。因為他的發言，會議的內容和原定的主題發生了變化，使這次會議成了一次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和集中批判“左”傾錯誤的會議。正所謂“一石激起千層浪”，許多老干部都表示贊成陳云同志的意見，認為他說的非常重要，最先響應陳云同志講話的是王震同志。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會會，決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產生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陳云在這次會議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成為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中的一員。

陳云同志非常支持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早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就明確提出，應該由小平同志主持全黨工作。雖然在中央主要負責人的壓制之下，陳云同志的意見未能在簡報上刊出。但陳云等人的意見還是不脛而走，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輿論的壓力和葉劍英、李先念的促進下，在會議臨近結束時，華國鋒不得不表態，要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1977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終于恢復了鄧小平同志的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使隨后開始的全黨撥亂反正的事業有了自己的主帥。

記者：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央在京西賓館召開了理論務虛會，會議主要內容是如何評價毛澤東和如何看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以及如何看待和客觀正確地認識“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小平同志和陳云同志是如何認識這一問題的？

許：這次理論務虛會，在談到如何評價毛澤東及其歷史地位和如何正確認識“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毛澤東的錯誤是否屬于個人品質問題，大家的爭論很大。

小平同志關于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就是在這次理論務虛會的總結會上提出來的，這是有針對性的，而不是泛泛而談。在我們黨制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小平同志曾多次和起草小組談到關于要不要正確評價毛主席、要不要正確認識毛主席所犯錯誤的問題。小平同志認為，我們要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

后來，起草小組在向陳云同志匯報時，陳云同志表示同意小平同志提出的決議宜粗不宜細的原則和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意見。他說，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毛澤東同志的一個不可比擬的功績，是培養了一代人，包括我們在內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

兩位老人一致認為在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上要采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要看到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確實犯了錯誤，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愿望是要解決和糾正當時我們黨所存在的脫離群眾的一些問題，糾正和解決當時干部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問題，不能因為他犯了錯誤就否定他在黨的歷史上的作用。在這個問題上，兩位老人的認識是非常一致的。應該說，這為澄清全黨的思想、統一全黨的認識，領導全黨確立在改革開放中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方向，不發生偏差，起到了重大的歷史作用。

記者：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中，兩位老人起到了哪些重大歷史作用？

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在糾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的過程中，全黨還開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準確地說，這次大討論是1977年底、1978年初開始醞釀，后來見諸于報端的《光明日報》的文章，是在前期醞釀的基礎上完成的。在討論過程中，有些人在思想上產生了困惑，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提法的理論根據產生了懷疑。

“文化大革命”中，陳云同志曾在江西生活了3年，期間他通讀了《列寧選集》。陳云同志和我說過多次，他是讀過《列寧選集》的，列寧講過這種話，毛主席也說過這個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后來，我查了《列寧選集》，列寧在《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中講，“人的和人類的實踐是認識客觀性的驗證、準繩”。毛主席1963年在修改《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這篇文章時明確寫到，“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現在人們都以為完全是胡耀邦同志主持的，實際上如果沒有小平同志和陳云同志的贊成和支持，年輕人是很難做到的，這一方面需要勇氣，另一方面也需要有理論水平。這次大討論，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所以說，兩位老人的心是相通的。這是政治家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大局考慮，他們想的是一個黨的長遠發展，他們考慮的是10年、20年，甚至是上百年的問題。

記者：兩位老人在廢除干部終身制和培養年輕干部問題上是如何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的？

許：兩位老人在平反一大批冤假錯案、實現理論上撥亂反正之后的干部問題上也是密切配合，心心相通的。一場“文化大革命”，相當一批干部被打倒，蒙受不白之冤，相繼生病或謝世。有的人雖然身體還可以，但思想上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壓力，或者說還有一個解放思想的問題。當時，我們黨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培養選拔青年干部。

1981年7月2日，小平同志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提出，我和陳云同志交過心，我們兩個人的主要任務是要解決選拔中青年干部這個問題。我希望在座的同志，凡是超過60歲的同志，都把這個問題當做第一位的任務來解決。

陳云同志1981年5月8日和7月2日兩次談到，我們要成千上萬地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讓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級領導崗位上鍛煉，使我們黨的事業后繼有人。陳云同志說，要從一些辦公室的秀才班子里面，從秘書里面，從省市受到基層鍛煉的年輕同志里，有意識地培養一些人，讓他們列席會議，讓他們當后排議員。

后來就有了個提法，叫選拔和培養第三梯隊。根據陳云同志的建議，中央組織部成立了青年干部局，承擔選拔青年干部的工作。我們黨選派了一批青年干部到基層鍛煉，其中包括江澤民、李鵬、喬石、胡啟立和現任的胡錦濤、吳邦國、黃菊、王兆國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都是當時第三梯隊名單里的青年干部。由此可以看出，兩位老人在培養青年干部問題上，高瞻遠矚，不是從個人角度出發、一個一個地培養，而是選拔和培養了一批批、成千上萬名青年干部。這對于將我們黨的事業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兩位老人重視我們黨的事業的長遠發展，提出選拔和培養中青年干部。如果沒有他們，我們現在就可能會出現干部青黃不接的問題。

另外，在實行干部退休制、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問題上，兩位老人的配合也是非常默契的。

1986年10月29日，陳云同志參加葉劍英同志的追悼會。那天下午，小平同志和陳云同志商量要談一談有關人事問題。10月30日，因陳云同志身體不太好，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就到陳云同志的家中談干部退休的問題。三位老人家商量溝通之后一致同意，在黨的十三大時，三個人一起退下來。但后來人們所看到的十三大上，三位老人家沒有全退或者說是半退，那是因為又發生了一些新的情況。最后小平同志擔任軍委主席，不再擔任中央常委，陳云同志擔任中顧委主任，先念同志擔任全國政協主席。這些都是經他們一起商量研究過的。

記者：陳云同志在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上是怎么考慮的？

許：1985年9月23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的閉幕式上，小平同志說，“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陳云同志在講話中說，“現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后來，陳云同志在中紀委的會議上還講到，“我們進行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改革，我們實行的經濟是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兩位老人在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和發展問題上，意見是非常一致的，即我們所進行的改革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拋棄社會主義已有的制度、已有的模式，另搞一套。我們的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保證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小平同志提出要打擊經濟犯罪和刑事犯罪，陳云同志則要求中紀委要為改革開放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兩位老人都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

記者：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和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提法出自陳云，這也說明了兩位老人是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

許：是的。大家現在經常用“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這個提法，但誰也沒有注意到它是怎么來的。

其實，早在1987年7月17日，陳云同志在同當時的中央負責人談“身負重任和學習哲學”的問題時就提出，我們國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領導人是小平同志。

1989年5月26日中顧委召開常委會，這是陳云同志擔任中顧委主任后主持的唯一一次中顧委常委會。5月25日下午，我向陳云同志匯報說，（薄）一波同志讓我跟您說一下，明天要開中顧委常委會，一波同志的意見是您能不能參加一下，中顧委要傳達和學習黨中央和國務院關于反對動亂、維護社會安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并發個消息。他考慮了一下說，一波同志主持，我就不參加了。但第二天早上，陳云同志讓警衛員把我叫去，說他還是要參加26日上午的會，他想了一夜，要去主持這個會。

陳云同志一走進會場，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他走過去和每個人都握了握手。坐下之后，他問大家，什么時候、在哪兒參加的革命，在革命的過程中，家里人、戰友有沒有犧牲的？問完一遍之后，他說，謝謝老伙計們，我和大家是同一代人，我們都是在毛主席的帶領下參加了中國革命。你們剛才都說了，有親人和戰友犧牲了，我和你們一樣，長征路上，我的警衛員走著走著就看不見了，一回頭，別人告訴我，他陷到草地的泥坑里犧牲了。陳云同志還說，為了社會主義的江山，一共死了2400多萬人，有民主人士，有同情革命的，也有共產黨人，與其說我們這些人是兩萬五千里長征走過來的，還不如說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江山來之不易，我們應該珍惜，但現在有人要另起爐灶，我提議我們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頭子”的中國共產黨黨中央，贊成的請舉手。后來在公開發表的時候，我建議陳云同志將“頭子”改成“核心”。這就是1989年5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消息。

1989年6月8日，陳云同志在審閱中央政治局常委起草的一份報告時批了一句話，“倡導改革開放的，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1989年11月10日中顧委全會的公報正式使用了小平同志“是我們黨的工作和軍隊工作、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以及其他各項事業的總設計師”的說法。

所以說，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和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提法出自陳云。這么多年來，我們一直使用這種提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兩位老人的密切配合。

記者：1992年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后，陳云同志派您到南方幾省了解情況，您能談談當時的情況嗎？

許：好的。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之后，陳云同志就讓我去南方了解鄉鎮企業的情況。根據陳云同志指示，當時我去了蘇州、無錫、常州和南京。回來之后，我把調研情況詳細地向他作了匯報。

看完這些地方之后，陳云同志又讓我去廣東了解特區情況。4月25日，我把自己的安排和準備報告陳云同志，他說，你去了之后，就說是我讓你去的，你是代表我去的。4月27日，我和中顧委的一個處長從上海出發，前往廣東。在廣州、東莞、惠州、深圳、珠海、中山、順德、佛山和汕頭等地，我們看了珠江三角洲的100多個企業，在珠江三角洲一共待了25天。后來我又去了閩東南，從漳州、廈門到泉州、福州，我在福建又待了22天，也看了上百個企業。前前后后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一共看了幾百個企業。

回京之后，我用三個半天向陳云同志做了詳細的匯報。匯報過程中，他特別注意兩個問題，一個是出口創匯能力，一個是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變化。當我講到在深圳看了一家特別大的企業集團——康佳集團的所有生產線時，老人家聽得非常認真，問得也非常仔細。他讓我把康佳兩個字寫得大大的。他對改革開放后新的技術尤其是電子信息技術給中國產業結構帶來的變化特別地感興趣。

1992年7月21日，陳云同志寫了一篇悼念李先念同志的文章。文章說，“先念同志和我雖然都沒有到過特區，但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建設，認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這幾年，深圳特區經濟已經初步從進口型轉變成出口型，高層建筑拔地而起，發展確實很快”。

其實，陳云同志讓我前期做的那些工作，都是為了自己要在政治上明確表態而做的準備。他要向全黨告知，陳云是支持小平同志的，是和小平同志的意見一樣的，是關心改革開放和發展特區建設的。這是政治家的政治表態，他要告訴全黨，告訴整個國際社會，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在支持特區發展問題上，他和小平同志是沒有任何分歧的。

總之，自改革開放以來，兩位老人的心是相通的，配合是默契的。在推動我們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經濟、實行改革開放、擴大對外交流的過程中，在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決策和對重大問題的認識以及在重大問題的行動上，兩位老人的意見都是非常一致的。

記者：謝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