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話劇界素有“北焦南黃”之稱，焦為焦菊隱，黃便是黃佐臨。黃佐臨是一位具有強烈創新意識的大師，是中國戲劇界最善于變革舞臺樣式的“引路人”；他的寫意戲劇觀是“海派話劇”的理論基礎；他的戲劇關注時代需求、關心人民生活。

1987年，此時的黃佐臨已經是年過八旬的耄耋老人，是中國戲劇界的一代宗師。這一年，他以《矛盾重重的黃佐臨》為題寫下一篇小文，沒有寫自傳的他從8個方面對自己一生做了有趣的概括：

沒有戲劇性的戲劇家；

沒有示范性只有啟發性的導演家；

沒有被公認的幽默家；

沒有空話只知埋頭苦干的實踐家；

沒有口才的演說家；

沒有官銜的人民外交家；

沒有才華橫溢只有愚憨的藝術家；

沒有請客吃飯但在革命成功后只有溫良恭儉讓的革命家。

從小就演“夏洛克”

黃佐臨出生的時候，他的原名“黃作霖”已起好了14年了。黃家祖籍廣東番禺縣，黃佐臨的父親黃頌頒十幾歲還在學堂讀書的時候，家里就給他未來的“兒子”們起好了名字，依次是黃作霖、黃作梁、黃作燦……等等一大長串。

黃頌頒1901年畢業于黃埔水師學堂，后來，他返回廣東，娶香山女子柳兆芹為妻。1906年10月24日，柳兆芹在天津余慶里一號的家中產下一子，這個孩子就是黃佐臨（直到1939年前黃一直使用其本名作霖）。

雖然家教極嚴，可兒時的黃佐臨還是一個調皮搗蛋、充滿想象力的孩子。從小就喜歡戲劇的他還把家里的帳子當幕布，床當舞臺，帶著弟妹一起演戲，他讓妹妹當“巴黎女郎”，而自己則成為莎士比亞名作《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小時候的黃佐臨就非常愛看電影、戲曲和馬戲，他最喜歡丑角，經常學著演，他的對象既有京劇里的“楊香武”，也有美國的喜劇之王卓別林，常逗得小伙伴們大笑不止。后來，文明戲吸引了黃佐臨的興趣，在上初中之后，他在語文老師劉崇一的引導下，拜讀了挪威戲劇大師易卜生的戲劇著作，這些書都是英文原著，可見那時黃佐臨的英文程度已經很高了。

1925年8月初，年僅19歲的黃佐臨辭別父母離開天津去上海，登上了第一次赴英國留學的旅途。兩年后，年僅40歲黃母因病去世，黃佐臨只能在大洋彼岸遙祭慈母。

英倫結緣蕭伯納

抵達倫敦后，黃佐臨領父親之命進了伯明翰大學商科學習，但很快就發現自己完全不是從商的料。改修社會研究科后，黃佐臨通過參觀工廠、寫社會調查報告充分接觸了人與社會，這對他而言是一個最重要的轉折。

對人與社會的研究，很自然地引導黃佐臨大量接觸易卜生、蕭伯納、高爾斯華綏等戲劇大師的社會問題劇作，這正是他從小就為之著迷的。在住宿之地“林溪學院”，黃佐臨積極參加學校的戲劇演出。1927年，英文獨幕劇《東西》在“林溪學院”的周末學生晚會上演出，該劇由21歲的黃佐臨自編自導自演，是他生平創作的第一出戲。第二年，黃佐臨自編自導的第二出戲《中國茶》也在學院上演，該劇辛辣地嘲諷了一些西方人自以為是、好為人師的毛病。

漸漸地，寫戲導戲的“黃”在學院小有名氣起來，有人說他的劇作頗有蕭伯納的諷刺風格，鼓勵他把自己的劇本寄給這位剛于192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文豪看看。黃佐臨壯著膽子把《東西》的劇本寄給蕭伯納，還附了一封信。

僅僅過了三五天，蕭伯納便回信了，他在一張明信片這樣寫到：“孩子，不要當什么劇作家，劇作家最辛苦，最擔風險，而且常常在生活上朝不保夕。”不過，蕭伯納還鼓勵黃佐臨：“一個‘易卜生派’，是個門徒，不是大師；一個‘蕭伯納派’，是個門徒，不是大師；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蕭伯納派’，我是蕭伯納；如果‘黃’想有所成就，千萬不要去當門徒；必須依賴自我生命，獨創‘黃派’。”

得到大文豪的鼓勵，黃佐臨更加投入地進行戲劇的創作和研究。

因戲愛上“羅瑟琳”

1929年9月，黃佐臨揮別留學四年的英倫回到天津。第二年，他接替父職就任天津英商亞細亞石油公司華人顧問，這是一個待遇極為優厚的閑職，讓黃佐臨有了充裕的時間，他在南開大學開了“蕭伯納研究”和“狄更斯小說”兩門課程，并閱讀了大量戲劇著作以及宣傳馬克思主義、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禁書”，這對他思想進步起到進一步的催化作用。

1929年9月23日至25日，《大公報》上一連三天連載了黃佐臨對高爾斯華綏劇作《爭強》的評論，當時正在清華讀書的曹禺看到這些評論后深受啟發，他親自登門拜訪黃佐臨，兩個年輕人立刻互相引為知己。隨后，黃佐臨在《天津北京泰晤士報》上發表了比較文學和戲劇的英文講演稿《蕭伯納與高爾斯華綏比較》，引起廣泛關注。他把此文分別寄給了蕭、高二人。高爾斯華綏給他回了親筆信：“我認真地讀了你的論文，你寫得很有意思，若是繼續不斷實踐，相信你一定還會有更大的長進……”蕭伯納雖然沒有回信，但沒多久他和夫人來到中國，在中國的土地上，這位戲劇大師專門見了在英國就已有過文字之緣的“黃”。

黃佐臨因戲成名，同樣，他也因戲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一次，黃佐臨看了天津中西女中用英語演出的莎士比亞劇作《如愿》，他對劇中飾演“羅瑟琳”的女中才女金韻之非常欣賞，并通過也在女中就讀的三妹黃瓊玖認識了這位今后伴隨自己一生的伴侶。

1935年夏天，金韻之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取得了兒童教育碩士學位后，這對相戀五年的才子佳人終于在紐約喜結連理，這一年，黃佐臨29歲，金韻之23歲。黃、金二人乘船去了英國莫文山，參加英國戲劇家協會舉辦的暑期戲劇班，她們用聽蕭伯納、保爾·羅賓遜的戲劇課度過一個特別的“蜜月”。隨后，黃佐臨和金韻之一起開始了二度英倫留學的生涯。

在劍橋大學皇家學院，黃佐臨師從法國著名戲劇導演米·圣丹尼研究莎士比亞，并最終取得劍橋文學碩士學位。這一期間，黃佐臨多次去拜訪蕭伯納，當聽說自己10年前就結識的中國小朋友“黃”在學戲劇導演，蕭伯納非常高興。1937年，黃佐臨與妻子決定登程回國時，震驚世界的“七·七事變”發生了，對中國人民懷著深厚感情的蕭伯納給臨行的黃佐臨題了這樣幾行字：“起來，中國！東方世界的未來是你們的，如果你們有毅力和勇氣去掌握它。那個未來的圣典將是中國戲劇，不要用我的劇本，要你們自己的創作。”

扎根“孤島”導《蛻變》

黃佐臨和金韻之這對志同道合的“戲劇伴侶”無時無刻不想著如何為祖國為同胞做一點事情。得到了在重慶國立戲劇學校任教務主任的曹禺的幫助，黃佐臨夫婦經上海來到了戰時中國的“陪都”重慶。然而在這里，他們看到的卻是國民黨官場“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的茍且偷安，黃佐臨感到非常灰心。

1939年，回天津為父奔喪的黃佐臨途徑淪陷的上海，他發現在這座“孤島”的公共租界里話劇運動正蓬勃開展，驚喜異常的他決定不回重慶而留上海。不久，黃佐臨的長女誕生，為紀念母親柳兆芹，他為女兒起名黃蜀芹，這個女嬰日后成為中國著名的電影導演。

從1939年到1946年，這是黃佐臨一生中導戲最多的時期。通過劇作家李健吾的介紹，黃佐臨與上海劇藝社簽約，很快就執導了話劇《小城故事》。為了掩飾身份更是為了表明自己傾向革命的主張，黃佐臨把一直用了33年的本名“作霖”改為“佐臨”，取意為“與左臨近”。

1941年秋天，不滿上海劇藝社問題復雜、雜亂無章的黃佐臨與周劍云、姚克、費穆等合伙組辦了“上海職業劇團”。上職劇團選擇的第一個戲是曹禺的《蛻變》，由黃佐臨導演，金韻之、石揮、韓非等主演。這出戲上演后讓黃佐臨和上職劇團在“孤島”一炮打響。在劇中，當金韻之飾演的“丁大夫”說到那句“中國中國，你應該是強的”時，全場響起了最熱烈的掌聲和高亢的愛國口號。《蛻變》在卡爾登劇場連演37場，場場爆滿，打破了當時上海話劇演出的賣座紀錄。

“破神”之作《伽利略》

1946年秋，黃佐臨參與創建文華影片公司，并任編導。他執導的第一部影片是諷刺喜劇片《假鳳虛凰》，片中他用濃烈的喜劇表現手法辛辣地諷刺了當時社會上盛行欺騙風氣。此后，他還將該片譯成英語，制成中國第一部英語拷貝輸出國外。在導演《夜店》、《腐蝕》等影片后，黃佐臨于1949年改編并導演了影片《表》，該片一改以往傳統的表現手法，在演員的選用上大量起用非職業演員，包括孤兒院的孤兒、街頭流浪兒等。該片被法國電影史學家薩杜爾列為世界電影通史中的經典。

1948年底，黃佐臨參加地下影劇工作者協會的籌備工作。1949年6月，上海解放僅僅一個月，他就赴北平參加了全國第一屆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并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50年，黃佐臨參與創建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先后擔任副院長、院長、名譽院長長達44年。其間，他曾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并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等職務。

新中國成立后，黃佐臨執導了大量戲劇，其中，《膽大媽媽和她的孩子們》是中國舞臺上第一個布萊希特的作品，而三幕14場話劇《激流勇進》更是氣勢壯闊、場面浩大、人物性格鮮明、富有革命的激情。在《激流勇進》的導演手法上，黃佐臨突破以往的經驗和做法，熔中西藝術的精華于一爐，創造出中國話劇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新品種。此外，喜劇《布谷鳥又叫了》則是黃佐臨自己頗為鐘情的作品。

1962年3月，由文化部和中國戲劇家協會主辦，在廣州召開了“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黃佐臨發表了《漫談戲劇觀》的長篇講話，提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寫意戲劇理論，對中國戲劇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他通過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梅蘭芳這三位戲劇大師各自不同的戲劇觀和戲劇手段的精湛分析，尋找他們之間根本的共同點和巨大的差異，探索這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和相互借鑒的關系，旁征博引、高屋建瓴，倡導創立中國當代的、民族的、科學的演劇體系。

“文革”期間，“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黃佐臨被打倒并關進牛棚十年，為戲劇事業忙碌了大半生的黃佐臨，終于“閑下來了”。“文革”之后，北京青年藝術劇院的陳颙排演布萊希特的杰作《伽利略傳》，并請黃佐臨再度出山聯合執導。經過一年的排練，黃佐臨定下的“打破神的權威，確立人的尊嚴”的《伽利略傳》上演了，該劇在北京造成了巨大轟動，破天荒地連演80場。

1980年，黃佐臨將話劇《陳毅市長》搬上銀幕，該片創意新穎，節秦流暢，對陳毅元帥的塑造準確到位并具有親切感，一舉榮獲文化部1981年優秀影片獎。1986年，由黃佐臨發起并擔任藝術指導的昆曲《血手記》上演，該劇用中國傳統昆曲演繹了莎士比亞的名作《麥克白》。1987年，《血手記》以《麥克白》之名應邀參加了英國第41屆愛丁堡藝術節，在英國刮起了一陣中國旋風。在設有1200個座席的里斯劇院，昆曲《麥克白》場場爆滿，英國媒體不吝溢美之詞，英國觀眾則給予了最熱情的掌聲，有時甚至長達10分鐘之久。

自嘲為“黃·吉訶德”

1986年冬，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名譽院長黃佐臨迎來了自己的80大壽，同時，這也是他從藝50周年的紀念。人們從四面八方趕到上藝劇場。在紀念會上，曹禺說：“佐臨是中國戲劇界的‘權威’之一，但他從不以‘權威’自居，佐臨平時清涼如水，無波無瀾，甚至不像春水打皺，但他胸中始終涌動著波浪，那便是對人生，對藝術，對祖國的激情……”。

1987年1月，黃佐臨獲得“振興話劇獎”，獎品是一面銅鏡。一日，他興致所致，在銅鏡上寫下了這樣一首小詩：“好一個黃·吉訶德，呼風喚雨戰風車，傻子瓜子逞英雄，癡憨夢想正氣歌。”總結自己的一生，黃佐臨用了他的恩師、戲劇大師蕭伯納的一句話：“當你離開人世間比你進入人世間有了進步，而其中有你一份力量，便可死而無憾了！”1990年，黃佐臨執導了日本劇作家黑川映編劇的《江東門人》，同行稱他是“我們今天最老卻最年輕、最有創新精神的導演”。1991年，85歲高齡的黃佐臨在上海導演了他平生最后一部話劇《鬧鐘》。

1994年6月1日，一代戲劇宗師黃佐臨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享年88歲。6月9日，他的遺體告別儀式在上海龍華殯儀館大廳舉行。在梁柱上，貼著這樣一副對聯：“著書育人成一代藝術宗師，苦干寫意為藝術嘔心瀝血”，這是黃佐臨一生的寫照。

1995年10月24日，黃佐臨的塑像揭幕于原上海人民藝術劇院草坪。同年，在意大利米蘭舉行的上海舞美設計展上，會場懸掛著四幅巨大照片，他們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梅蘭芳和黃佐臨。2006年10月，“以戲劇為生命，與祖國共命運”紀念藝術大師黃佐臨百年誕辰系列活動在上海隆重舉行。

尾聲

在藝術的世界馳騁60余年的黃佐臨，共導演了100多臺戲劇和多部電影，他還廣泛涉足戲曲、芭蕾、滑稽戲等各個領域，并為之作出了杰出貢獻。此外，深入從事戲劇理論研究的黃佐臨，還著作有《漫談戲劇觀》、《導演的話》等，他對自己的寫意戲劇觀總結為：虛戈作戲，真假宜人，不像不成戲，是戲又是藝……比普通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帶普遍性；情與理，形與神，不可分割……”。

1925年，在英國“林溪學院”的一次周末晚會上，剛來到英國留學的黃佐臨參演了一個講述以前歐洲白人是怎樣壓迫黑奴的悲劇，他在戲中演的是一個黑奴，這也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登臺演戲。當時的導演是學院一個五十多歲的德國女教授，這位老太太非常嚴格、認真，可她卻碰到了喜歡創新的黃佐臨。演出時，本來沒有什么戲份的黃佐臨忽然站起來，向臺下使勁擠眉弄眼、齜牙咧嘴，引得哄堂大笑。德國老太太氣壞了，她沖上前臺叫嚷道：“你怎么了？這是一個悲劇！現在，全完了！”觀眾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其實，黃佐臨的一生就像他最初的這次表演一樣——永遠不演悲劇，只演喜劇。這正如他的座右銘：“開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

自1996年起，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設立“佐臨話劇藝術獎”，以弘揚黃佐臨倡導的“以赤子之心，不求名不求利，做終生奉獻于話劇事業的真誠藝術家”的精神。有此人格，絕對堪稱一位真正的紳士。如果黃老在天之靈不喜歡紳士這個詞，我們修改一下：溫良恭儉讓的君子——黃佐臨。

□黃佐臨大事年表

1906年：10月24日，生于天津余慶里一號，本名黃作霖。祖籍廣東番禺。

1925年：8月，第一次赴英國留學。

1927年：寫出第一部戲劇作品——英文獨幕劇《東西》，并得到戲劇大師蕭伯納的鼓勵。

1929年：回到天津，在南開大學開了“蕭伯納研究”和“狄更斯小說”兩門課程，并在報刊上撰寫大量戲劇理論文章。

1935年：與相戀五年的金韻之在紐約喜結連理，同年赴倫敦開始第二次英倫求學。

1937年：取得劍橋大學皇家學院頒發的文學碩士學位回國。

1941年：與姚克、費穆等組織上海職業劇團，導演《蛻變》。

1946年：參與創建了文華影片公司，并導演了《假鳳虛凰》、《夜店》、《表》等影片。

1962年：提出寫意戲劇觀，倡導創立演劇新樣式。

1979年：復出導演《伽利略傳》，該劇在北京連演80場。

1987年：被授予振興話劇導演獎（終身獎）。

1994年：6月1日，病逝于上海。

——曹禺

黃佐臨是中國戲劇界的“權威”之一，但他從不以“權威”自居，佐臨平時清涼如水，無波無瀾，甚至不像春水打皺，但他胸中始終涌動著波浪，那便是對人生，對藝術，對祖國的激情……

□鏈接·同代擷英錄

曹禺

曹禺（1910-1996），中國現代杰出的戲劇家，祖籍湖北潛江。生于天津，原名萬家寶，字小石。“曹禺”是他在1926年發表小說時第一次使用的筆名。

1933年大學即將畢業前夕，曹禺創作了四幕話劇《雷雨》，很快引起強烈反響。在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別出版了他的重要劇作《日出》和《原野》。抗戰期間，他還創作出了重要劇作《北京人》。新中國成立后，曹禺創作的劇本主要有《膽劍篇》、《王昭君》等。1950年，曹禺任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1952年，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任院長。1996年12月13日因病逝世，享年86歲。

焦菊隱

焦菊隱（1905-1975）原名焦承志，中國導演藝術家、戲劇理論家、翻譯家，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奠基者之一。1937年，獲巴黎大學文科博士學位，回國后歷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總導演。

焦菊隱還致力于創作戲劇作品和撰寫戲劇理論性文章。抗戰勝利后，他在北平創辦北平藝術館，導演了話劇《夜店》、《上海屋檐下》，京劇《桃花扇》等。新中國成立后，焦菊隱執導了《龍須溝》、《虎符》、《茶館》、《智取威虎山》、《蔡文姬》、《武則天》、《關漢卿》等名劇。

黃佐臨 丹尼的"莎翁情史"

伴隨著黃佐臨這個戲劇頑童喜劇一生的，是一個叫金韻之的天津姑娘，后來改名為丹尼。他們因莎士比亞的戲劇相識、相知、相愛、相濡以沫。從《如愿》到《結婚》，從天津到英國，從美國到天津，從重慶到上海，從初戀到終戀，這對戲劇情侶演繹了一段那個年代的“莎翁情史”。……

1935年，丹尼在英國馬克白夫人雕像前

黃佐臨（1906-1994），初名黃作霖，天津人，與另一位出自天津的“大導”——焦菊隱一起，被譽為“北焦南黃”。在中國話劇界，黃佐臨以天津式幽默見長。天津人稱之為嘎小子、大活寶，上海人稱之為黃噱頭，他自稱黃·吉訶德，我更愿意把他視為一個周伯通式的“頑童”。

伴隨著這個戲劇頑童喜劇一生的，是一個叫金韻之的天津姑娘，后來改名為丹尼。他們因莎士比亞的戲劇相識、相知、相愛、相濡以沫。從《如愿》到《結婚》，從天津到英國，從美國到天津，從重慶到上海，從初戀到終戀，這對戲劇情侶演繹了一段那個年代的“莎翁情史”。

天津衛的嘎小子

黃佐臨尚未降生，他的喜劇故事已經上演了。

出生時，他的原名“黃作霖”已經起好14年了。黃家祖籍廣東番禺縣，其父親黃頌頒是個“兒子迷”，早在十幾歲還在廣州黃埔水師學堂讀書時，就給他未來的“兒子”們起好了名字，依次是黃作霖、黃作梁、黃作燦……

為了配合其父14年的漫長等待，黃家的長子竟然賴在母親的肚子里整整14個月，直到1906年10月24日才呱呱墜地，出生地點在天津余慶里一號。昔日天津有不下十余處余慶里。其中，位于老城廂的余慶里是李鴻章后裔李錫訣以其家堂號余慶堂命名。從黃父經常帶著兒子出入廣東會館看，筆者猜測黃家老宅應為老城廂南門里附近的余慶里。

小作霖在余慶里生活了七年時光。據黃佐臨的長女、著名導演黃蜀芹講述：“當時在天津，祖父置辦了家族的房屋和產業，父親這一輩就有了自己的房子和比較富裕的生活。”1913年，全家搬入天津德租界福州路新居；1916年，全家搬入英租界民園西愛丁堡路（今和平區重慶道河北路以西一段）58號，這是一幢意大利風格的洋房別墅。

鼓樓附近有一個廣東會館（現為中國戲劇博物館），當年經常演奏廣東音樂及粵劇等節目。黃作霖的父親是“廣東音樂會”會長，酷愛京劇、粵劇，還時常“票”戲，唱花旦。父親經常帶著孩子們去廣東會館看戲、看電影。

據黃蜀芹介紹：“聽長輩說，我父親小時候不愛講話，很拘謹，不茍言笑，顯得很木訥。”但小作霖卻是一個對很多事情充滿了好奇的小孩。10歲那年，黃作霖看了一部無聲片，看到演員在街上倏然一跳，就跳到雙層公共汽車的車頂，他覺得很奇怪又很羨慕。回到家，小作霖找來一雙新鞋穿上，蹲在地上一跳，然而奇跡卻沒有出現，便一直琢磨著那位演員是怎么一跳便上去的。后來，他終于明白了電影里那個演員是從車頂上跳下來，然后倒過去放映。

黃家大少爺小時候的淘氣事兒可是不少，比馬三立的段子還要精彩，列舉一兩個惡搞“事跡”：有一次為了“報復”父親，大半夜將一只癩蛤蟆捆在父親的大拖鞋上“鬧妖”，癩蛤蟆拖著大拖鞋從木樓梯跳下去，發出“啪嗒，啪嗒”的聲音；一次因為偷喝了父親的日本太陽牌啤酒而受到處罰，第二天等父親的朋友來家里聚會的時候把外祖父夜壺里的小便悄悄混合進啤酒杯中，看著客人們品著他“釀制”的啤酒而洋洋得意。多年以后，有人提起張藝謀《紅高粱》中的“小便釀酒法”，黃佐臨還笑著說：那有什么……

這黃家爺倆也有一起淘氣的時候。父親當年有一個小相好后來嫁給了“辮帥”張勛的一個朋友，也住在天津租界里，父親竟然帶著小作霖一起在這位相好的居所外面爬上墻頭偷看。

1930年，黃佐臨在天津的書房

春風沉醉的夜晚

小作霖6歲的時候，廣東一家戲班子來津演出。演出前，小作霖跟著姨媽到后臺去。據黃佐臨《往事點滴》自述，當時一個很紅的花旦正陪著姨媽說話，“她彎下腰和我逗著玩。不知怎么，我忽然摸了一下她的臉。”此事之后，姨媽回家逢人便講：這孩子小小年紀，就會和花旦怎樣怎樣……

按照黃佐臨的說法，“自那時起，他見了女演員，就要退避三舍”，可萬萬沒想到后來他成了導演，不僅無法對女演員退避三舍了，后來還娶了一個著名的女演員做老婆。

辛亥革命后一年，金韻之（1912-1995）出生于天津的一個職員家庭（金韻之，或寫成“金潤之”、“金潤芝”）。據黃蜀芹介紹，金韻之的祖上為安徽婺源（現屬江西）的茶商，很早就到了天津。其父金俊軒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為花旗銀行天津分行襄理。雖然任職于“外企”高管，但“他只穿長衫，未穿過西服。他一生勤懇而謹慎，做了多年襄理后再也不愿升為經理，便自動退休，當時還不足六十歲。”金韻之的母親洪靜娥祖籍蘇州，因裹過小腳，極少出席天津租界里的社交活動。

1917年，黃作霖入新學書院讀書，每天步行半小時上下學。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的黃頌頒要求每個兒女都要掌握一門專業，并稱：“要以力賺錢，而不要以錢賺錢。”黃家雖有3個傭人，但每個孩子依然要做家務。

1924年，黃作霖18歲這一年，金韻之考入天津中西女中學習，與黃作霖的妹妹黃瓊玖為同班同學。有些著述稱黃作霖與金韻之是通過畢業演出才認識的。其實在此之前，他們曾見過面，妹妹也曾有過把金韻之介紹給哥哥的意思，但彼此都沒有留下特別深的印象。

黃作霖和金韻之就讀的中學都是教會學校，新學書院是英國基督教倫敦會學校，中西女中為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教會創辦。這兩所教會學校均實行英式教育。英式教育有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讓學生們多接觸英國劇作家的作品。

那時候的《哈姆雷特》被翻譯成《殺兄盜嫂》。在新學書院讀書期間，黃作霖在語文老師劉崇一的引導下，拜讀了挪威戲劇大師易卜生的戲劇著作，由此對戲劇更加癡迷。14歲時，黃作霖開始接觸到文明戲（即通俗話劇）。1924年，學校排練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黃作霖扮演夏洛克的女婿。而金韻之在中西女中，除了上鋼琴課外，還經常參加學校的英文劇排練。

畢業班用英語演出莎翁的話劇，是中西女中的一個傳統。1930年5月10日，這樣一個春風沉醉的夜晚，中西女中的女學生在東馬路的基督教會禮堂舉行畢業演出，上演莎士比亞的名劇《如愿》（又名《皆大歡喜》），由19歲的金潤之擔當主演，飾演劇中的女主角羅瑟琳。

演出這一天，黃作霖被妹妹拉著去看戲，當晚曹禺先生也坐在觀眾席上。而在臺上演出的，還有晚金韻之三年入校的楊苡（其兄楊憲益曾是黃佐臨在新學書院的學生，著名翻譯家）。提起當時的演出，楊苡仍然記憶猶新：“三十年代初期，畢業班演莎士比亞名劇《如愿》，女主角是當時的高三學生金潤芝，她十幾年后成為上海著名戲劇家兼演員丹尼了，轟動一時。”

莎翁《如愿》結良緣

這一場演出，在天津媒體中引起了轟動。

1930年5月5日，天津《大公報》刊登消息《〈如愿〉中西女學的英文名劇十日在英國學校公演》；5月8日出版的《北洋畫報》特以《中西女校畢業班表演的英文劇》為題，對該劇的演出情況詳加介紹，還在顯要位置登了金潤之的個人玉照。黃作霖更是深深地被天津版羅瑟琳的表演所吸引，回家后即刻寫了一篇劇評，發表在天津的英文報紙《京津泰晤士報》（PekingandTientsinTimes）上。認為這些女生對“角色刻畫得也很鮮明”，說的都是“純正的英語”，幾乎不存在“天津腔”（可見，那個時候天津即有“好嘛吃？”之類的天津腔英語）。

看了這篇劇評，有明眼人即指出：“其實，作者只捧一個人，那就是金韻之。”長話短說，在這樣一個美好的夜晚之后，作霖與韻之開始了長達五年的熱戀。據黃蜀芹回憶：“那時正是1930年，我母親十八歲，他倆開始交往。那是他們倆的初戀，也是終身之戀，自始至終達六十五年之久。”

其實，在這場演出前一年，年僅25歲的黃佐臨從英國伯明翰大學畢業后，即接替父親擔任英國亞細亞石油公司的顧問一職，月薪600兩白銀，成了天津租界里風度翩翩的“高富帥”。他把自己的一間辦公室布置成書房，到處都是原版的戲劇書；他還參加天津租界里舉行的網球比賽并獲得冠軍，照片上的黃佐臨顯得青春洋氣，又充滿了書卷氣，絲毫沒有當年嘎小子的壞樣兒。

從天津中西女中畢業后，金韻之考入北平燕京大學家政系讀書，在燕京大學畢業后又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心理學碩士。1935年，黃作霖與金韻之在美國紐約結婚后，便一起去英國學習戲劇。黃作霖入劍橋大學研究莎士比亞戲劇，丹尼去倫敦學習表演。他們二人還一起考入法國著名導演米歇爾·圣丹尼創辦的倫敦戲劇學館。據黃蜀芹介紹，“為了答謝恩師，母親后來取藝名丹尼。她是班里唯一的亞洲學生。”

1937年夏，正當黃佐臨夫妻二人在倫敦結業時，“七七事變”爆發。這一年的10月，兩人回到天津。據《黃佐臨自述》，“我回國后幾個月，先是在天津結交昆曲名家白云生、韓世昌，研究京劇和昆曲。”此外，夫妻兩人還為天津青年會等排練話劇，指導演出。在天津停留了8個月后，應曹禺之邀去重慶國立戲劇學校任教。1939年，黃作霖回天津奔父喪。一年后，開始以“佐臨”為名擔任導演。

被低估的幽默家

關于黃作霖這個名字，還有一個段子：回到天津后，黃作霖與“五大少”之一的何東相識。后來成為香港首富的何東推薦黃家大少爺入幕少帥府，黃作霖以名字犯忌為由拒絕了：“張學良的父親叫張作霖，張與黃發音又很相近，極容易混淆，少帥總不能讓一個用他爸爸的名字的人，經常伴隨左右吧。”何東又勸黃作霖改個名字，黃說：“他爸爸改，還是我改？他爸爸已經死了，可我現在還想叫這個名字。萬一我有什么過失，少帥想懲罰我，那豈非自取其辱？”

即使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黃佐臨依然保持著不少在天津生活時的習慣。黃蜀芹回憶，“每到冬天，天津人都是穿棉袍子的，父親他們也會穿棉袍子。”而那些上海的小姑娘很多穿著呢子短裙，黃家的三個閨女都是天津人的“侉”打扮，經常遭到上海小朋友的嘲笑。

想起小時候的趣事，生于1939年的黃蜀芹還記得，“父母親和孩子們，往往沒大沒小”。那時，穿著棉袍子的黃佐臨喜歡和孩子們玩一種特殊的家庭游戲逗孩子：怎么逗？他就穿著長袍“走矮步”，他就這樣走、走、走，邊走邊蹲，人會變得越來越矮，我們覺得好奇怪，他怎么走到地里面去了？等他剛走完，我們幾個就去掀開那個長袍看，咦！不是腳還在嗎？還在地上，他不是走到那地板里面去了嗎？小的時候，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總也想不通，開心極了。

比起昔日的馬三立、今日的郭德綱，黃佐臨先生是一個沒有被公認的、被低估的幽默大家。昔日，畢業于南開中學的黃裳先生說：“佐臨先生是天津人，他導演起來大約滿口‘天津衛’，有時我覺得‘天津衛’是頗符合幽默條件的。佐臨先生善導喜劇，這里面大可加一些‘衛嘴子’的朋友。”今年為《雷雨》誕生80周年，要是再讓曹禺先生改編，佐臨先生導演，再請上石揮、謝添、丹尼等一干天津籍演員，按照黃裳先生的設想，來一出滿嘴“衛嘴子”的天津話版《雷雨》。嗯哼，不妨設想，臺下坐著曾經來過天津的蕭伯納先生，這位蕭伯納的學生要是用天津話模仿天津拉膠皮（即黃包車）師傅招徠生意的“英語”——“要不要車？”吆喝上兩嗓子，那效果……

曾客串"李爾王"驚動四座

早年黃佐臨

在中國百年戲劇史上，黃佐臨是個光輝的人物。“以赤子之心，不求名不求利，做終生奉獻于話劇藝術的真誠藝術家。”這是黃佐臨在晚年留下的一句名言。

其實，黃佐臨除了導演才華之外，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期，黃佐臨就因曾在南京客串演出莎士比亞名劇《李爾王》主角李爾王，驚動四座。

客串“李爾王”

上世紀30年代初，南京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中央大學、匯文女中、市立一中等學校都涌現出學生自發成立的話劇社。排演并演出田漢、洪深、曹禺等人創作的進步話劇或歐美經典名劇。

當時，南京城西有一個帶花園的臨河洋樓，是中英文化交流協會駐地。樓右側有一個小禮堂，外形像教堂，來此進行文化交流的英國倫敦市政廳藝術團常有免費演出的音樂劇和歌劇、話劇，雖限于場地小，大多只演出劇目片段，但很受市民，特別是師生們歡迎，往往一票難求。

1932年夏，倫敦市政廳藝術團又應邀來南京，在中英文協小禮堂舉行義演。時值暑假，前來領票的各校師生特別多。一周里，幾場莎士比亞劇《李爾王》片段演出門票不敷分配，后來只得抽簽。不巧的是，英方主要男演員麥高文突生急病，被送往鼓樓教會醫院住院治療。這可怎么辦？誰來代替麥高文先生飾演李爾王？在南京的英國僑商及外交人員中沒有人能上臺表演，這讓文協總干事杭立武急壞了。

說來也巧，從天津亞細亞火油公司來南京出差的黃佐臨，當時住在英商南京亞細亞火油公司招待所，聽英籍同事們說到此事，他胸有成竹地表示：“我演過話劇，或許可以試一試，我恐怕不會讓觀眾們很失望。”接著，他就與英國大使館的劇團負責人打電話聯系，對方當然很高興，因為他在英國就聽說過一個中國留學生黃佐臨因表演才華出眾而受到過戲劇大師蕭伯納的贊賞。

在山西路中英文協小禮堂公演莎劇《李爾王》那天，觀眾擠滿了小禮堂。前5排座位坐滿了駐南京的英、美、法、蘇、德、意、日等國的外交官及夫人，他們看得很投入。南京的觀眾以師生和公務員為主，他們對黃佐臨的出演尤感好奇，看到這位氣質優雅的中國青年以一口流利的英語作對白或獨白（臺旁有幻燈機打映出中文詞句），和精彩的惟妙惟肖的角色表演，又多了自豪感，掌聲更為熱烈。觀看演出的歐美人士亦對黃佐臨贊不絕口。從此，很多南京人記住了他的名字。

其實，黃佐臨的表演才華很早就表露了出來，并受到過蕭伯納的指點。

師承蕭伯納

1906年出生于天津一粵商家庭的黃佐臨，家境富裕，父母又都有文化修養、喜好戲劇，這對于黃佐臨的成長和戲劇底蘊的熏陶大有裨益。

黃佐臨1925年赴英國留學，進入伯明翰大學商科學習。但他的興趣始終在戲劇方面，成為劇場的常客，品味莎士比亞、梅德林克、易卜生等歐洲戲劇名家的經典名作，對莎翁的《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羅密歐與朱麗葉》等十多部代表作尤為癡迷。他能從歷史人文角度較全面深刻地理解劇情，能以漢語和英語熟練地背誦莎劇中精彩的臺詞，還嘗試過用英語寫作小話劇并組織同學們排演。

蕭伯納大師觀看了黃佐臨創作并參演的《東西》和《中國茶》兩劇后，大加稱贊，認為黃佐臨極有才華，預言他今后將成為中國很有前途的戲劇家和導演，這對于初露鋒芒的黃佐臨來說當然是極大的鼓勵。

主持戲劇社

1935年，黃佐臨再赴英國留學，進入劍橋大學文學系攻讀，獲戲劇文學碩士學位，學成回國后，在上海主持戲劇社。

抗戰爆發后，黃佐臨到國立劇專執教，主持話劇導演專業，致力于培養話劇人才。后來，由于蔣介石忙于反共打內戰，導致政局動蕩、物價飛漲。劇專一部分進步學生醞釀排演根據張恨水同名小說改編的話劇《牛馬走》，意在諷刺南京國民黨官場的腐敗黑暗。黃佐臨主動熱情地給予指導和支持。市黨部派人來校發出威脅，稱如果這些學生堅持排演《牛馬走》，當局就要抓人并追究校領導的責任。

黃佐臨想到已從山西路遷往北平路（今南京市北京西路）41號的中英文化交流協會內有一小禮堂，可用于排演話劇，便出面與對方聯系，但對方表示不便借出場地。黃佐臨不灰心，他又想到在英國大使館任文化參贊的劍橋同班同學史蒂夫，便親往拜訪求助。史蒂夫在請示過大使后，表示黃佐臨和同學們可以到大使館斜對面的閑置倉庫內排戲，并主動給予一筆贊助，供師生們吃午餐、購置一些演出道具。

經過努力，五幕話劇《牛馬走》得以排演，首次半公開的演出也在這大庫房里進行。觀眾以當地居民和中大附中（今南師附中）師生、英商各洋行職員及家屬為主，由于椅子太少，幾百人都站著觀賞演出，不時報以掌聲。可惜的是，該劇只演出了兩場就告停了。

奚美娟：手中握著神奇鑰匙

這幾天，我在拍攝工作的空閑時間里，讀了唐斯復老師的散文集《檐下聽雨》，書中有一篇名為“寫意黃佐臨”的文章里居然提到了我。作者寫道：

“佐臨師少言寡語，卻能‘點石成金’，他握著幫助演員開竅的鑰匙。一位女演員剛剛卸去英國莎士比亞筆下‘朱麗葉’的裝束，便被安排扮演中國老婦。如何縮短這兩個形象之間的距離？全體饒有興趣于導演的招數。只聽見佐臨師對演員說：‘你把聲音放低，再壓低’。——演員就以這樣的方式，反復體會，準確地找到了老婦的感覺。佐臨師側過臉輕聲對我說：‘她會成為好演員。’說的正是奚美娟……”

呵呵，過去這么多年了，讀到這里還是感到好親切。

正像唐老師說的：凡戲劇青年，沒有不知道大師黃佐臨的。對我而言，他不僅是戲劇界的大師前輩，還是我所工作的上海人藝的老院長，我的恩師。從1976年至1994年，在他的辛勤栽培下，我由青澀漸漸成長，在演藝事業的道路上不斷受教獲益，成熟起來。

唐斯復老師提到的“中國老婦”，是我在話劇《生命·愛情·自由》中扮演的角色。這個戲描寫左翼詩人殷夫短暫的生命歷程，我在劇中扮演七十歲左右的殷夫母親。那年我才二十八九，黃院長居然起用我來扮演一位七旬老婦。之前幾年，我作為上海人藝的年輕演員，有幸擔任了一系列話劇中的主要角色，如《枯木逢春》中的苦妹子，莎劇《柔密歐與朱麗葉》中的朱麗葉，現代戲《救救她》中的李曉霞等，在戲劇界開始得到好評，正在逐步建立起舞臺上的自信。突然接到七旬老婦這個角色，怎么演？自信頓失。其實，當時劇院里適齡的女演員很多，大家都有點懵了，不知黃院長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因為以往這類角色應該是屬于她們的。記憶猶新：對詞“坐排”那天，好幾位資深演員特意來現場參加，坐在旁邊聽我對臺詞，這讓我更加有壓力。正不知所措，黃院長給我指點迷津，對我說：“這個角色你要用中音區說話，聲音不能高，發聲方法與你前面扮演的年輕角色要有所區別。”“坐排”對臺詞過程中，他一再讓我用中音區說話，這給了我很好的角色“心理支點”。更妙的是，“坐排”結束，開始在排練廳“走排”時，黃院長遞給我一根手杖，說：不要去演老太的彎腰曲背。這又教了我角色的外部表現手段。這一里一外兩個招數，自然啟發了我的感悟與自信。在上海瑞金劇場（此劇場現已被拆除）正式演出時，我驚喜于自己在黃院長啟發下應用的中音區越來越渾厚自如，這個拄著手杖、被戲中兩個兒子攙扶著的“老婦”，硬朗威嚴，而演員自身的年輕柔弱卻被劇中角色嚴嚴實實遮蓋了。記得上海滬劇團的丁是娥老師看了這個戲以后讓人給我傳話，說看演出時她都沒有認出是我。這應該是對我的表演藝術的最大褒獎，而這個榮譽，正是導演黃佐臨院長幫助我獲得的。在黃院長的直接關愛下，我在二十九歲之前，已經扮演過老中青三個年齡段的戲劇形象，這是多大的幸運啊！從那時起，我作為一名年輕演員，從心理上一通百通，覺得自己扮演什么年齡段的角色都不怕了。黃院長手里握著讓演員開竅的鑰匙，撥啟了我長久的演藝自信。為此，我終身感激！

黃佐臨院長作為著名的戲劇大師，早在1962年廣州召開的“全國話劇歌劇座談會”上就作了《漫談“戲劇觀”》的發言，提出了“寫意”戲劇的觀點，此文后來發表于1962年4月25日的《人民日報》。寫意戲劇觀，是黃佐臨院長長期研究中國戲曲與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的戲劇理論，以及結合自己幾十年導演的實踐經驗而提出的，試圖打破話劇表現形式上傳統現實主義手法的一統天下，呈現話劇表演藝術多元化。從今天來看，也是文藝界最早的中西文化碰撞下的理論成果，據記載，寫意戲劇觀提出的當年，曾經引起文藝界的關注和討論。

但在實際上，直到1987年之前，中國話劇舞臺上并沒有一個作品能夠真正體現與承載他的這一理論，有些小打小鬧的戲劇嘗試，終究也不能使他滿意。然而作為一名1920年代就留學英倫，夢想在東西方文化藝術的不同體現上找到一種交叉點的老戲劇家，他始終不渝地尋找可以體現他的“寫意戲劇觀”的劇本原創。正在這個時候，留美青年劇作家孫惠柱編寫的話劇《中國夢》出現了。一老一青，兩個戲劇追夢人隔著重洋一拍即合，黃院長決定首次在《中國夢》劇本上冠以“八場寫意戲劇”的劇名，并由上海人藝排練演出。我有幸參與其中。這出只有一男一女兩位演員上場的話劇，集中了當年上海人藝老中青三代導演，黃院長掛帥總導演，另兩位是中年導演陳體江和青年導演胡雪樺，可見對于此劇的重視程度。我說自己“有幸”，是因為1987年《中國夢》劇組成立伊始，女主演是從外單位借來的一位年輕女演員，但是排練工作進行一段時間后，由于一些私人原因，也因為對于寫意戲劇的表現樣式缺乏信心，那位女演員中途退出了。但不知當時劇院出于什么考慮，接手的第二位演員還是找了人藝以外的人，她和之前的那位一樣，在參加排練了二場戲后又找個理由退出了。這期間，我正隨劇組在外地作巡回演出，自然也聽說了單位里有這樣一個戲在緊張排練。待我從外地巡回演出回來的第二天，陳、胡兩位導演就到我家，告訴說：“黃院長發話了，還是應該請自己劇院的演員來演，他說決定了，請奚美娟……”真的幸運！手中握著讓演員提升、開竅的那把鑰匙的黃佐臨院長，把體現他的寫意戲劇的夢想重任放在了我的身上。

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夢》的藝術追求顯得非常特別。它是一個正規的八場大戲，劇中有六個角色，但只用了兩個演員來完成。男演員一人扮演五個人物，女演員一個角色貫穿全劇。舞臺設計上沒有任何現實主義的房間布景，如桌椅板凳等道具，呈現在觀眾面前的只是兩個“圓”，一個是天幕上燈光效果烘托出的超大圓月，一個是舞臺上與天幕相對應的木質圓臺。圓臺前低后高，呈斜坡面，如果控制不好，演員在上面演戲走路時會站不住。《中國夢》在形式表現上很寫意，但劇中人物在體現時，又要求比現實主義表演有更飽滿的內心積累與情感體驗，如同劇中的核心意義那樣：我扮演的中國女子明明，改革開放初始，急于沖出國門擁抱虛幻的“美國夢”，可在美國生活的日日夜夜，糾纏牽繞她的卻始終是實實在在的“中國夢”。這種外在的寫意與內心的寫實如何結合體現？這向導演及演員提出了巨大的挑戰。整個創作過程中，我感覺到，黃院長帶領著我們，導演與演員一起在尋找突破口。排練中，作為演員的我們，迷茫苦惱過；作為導演的他，頭一回讓我們看到了焦慮和沉默。現在回頭想想，實踐一個藝術樣式的創新，一個戲劇理論成果在舞臺上的具體呈現，就是在孕育一個藝術生命，有挫折，有期待，有新老觀念的碰撞，更有驚喜。最后，黃院長的八場寫意戲劇《中國夢》的藝術實驗取得巨大成功。當年，此劇代表上海參加了在北京舉辦的第一屆中國藝術節，好評如潮。那一次的藝術實踐，我深深地感激黃院長給了我在各種藝術創新的實踐中痛苦磨練、自由飛翔的機會。

驚回首，今年，老院長黃佐臨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個年頭了。啊啊……二十年，好長久的日子呀，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都能長成大小伙了。可是記憶中這一切還像昨日一樣歷歷在目！

1994年6月1日，佐臨院長像個幽默的老頑童似的，在兒童節那天悄悄躲起來了。后來，他的塑像在原上海人藝花園草地的一角隱隱約約待了幾年，每次我去安福路的單位，都要情不自禁地從樓上電梯間的那個窗口，對著草坪一角樹蔭下的老院長默默注視，每每有些莫名的不安，黃院長，您是否有些冷清呀……再后來，黃院長的塑像被移到了安福路的話劇中心劇場大門外，這下好了，感覺中的他能夠天天見著努力的戲劇后輩以及熱情的話劇觀眾，心里應該舒暢了。我心想，如此，他老人家才是欣慰的吧！

2014年11月3日寫于橫店攝影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