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勞動報》報道，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國人民進行了長達8年的抗日戰爭?？梢哉f，抗日戰爭所取得的勝利離不開全國人民的頑強斗爭，其中，上海人民也未缺席。為此，本刊特從本期開始推出“抗戰往事鉤沉：上海籍的共產黨老兵”獨家采訪系列報道。
本周，本刊特約記者張林鳳采訪了抗日老戰士鄭國芳。他曾任陳丕顯的機要員、陶勇的偵察兵、胡立教的技術情報偵察員。解放后擔任南京第二機要局局長?，F在，他是上海警備區第五干休所離休干部。采訪中，鄭國芳不僅講述了鄭家兄弟姐妹7人十多歲就投身革命的回憶，鄭家兩代人，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中鐫刻下的戰斗印跡，以及這個家庭成員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烽火往事。
八·一三日本侵略者毀掉了家和學校
鄭國芳記得小時候，他們的家在虹口橫浜橋一幢石庫門里。父親鄭家棟在當時被譽為南京路上“四大公司”之一的大興公司擔任會計主任，家境殷實；母親賢惠持家、相夫教子。八·一三日軍將戰火燒到上海，他們一家平和安逸的生活被擊碎，虹口處于日本侵略者勢力控制范圍之內，生活在這個區域里的國人更是深受日軍欺凌。那時從住家的窗口向外看去，不遠處就是日軍憲兵司令部，日軍警車經常鳴著凄厲的警報橫沖直撞，抓捕抗日志士；日本浪人更是橫行霸道，殘暴地辱罵毆打中國平民。每當看到這些，母親曾英總是憤怒地攥緊拳頭說：“東洋赤佬太可惡了，中國人應該反抗”。
讓鄭國芳刻骨銘心的是，日軍為圈地建軍需用房，將他們一家趕出，一把火燒掉了他家祖傳的房子。父母只能拖著七個兒女逃難到租界親戚家一間狹小的偏房里棲身。當時，維新銀行漢奸行長陳日平，派人脅迫父親去銀行做事，父親嚴詞拒絕“寧可餓死決不為漢奸做事”。他的這一舉動惱怒了漢奸，于是在上海再也無法待下去，只得拋下他們，只身奔赴他鄉謀生。
八·一三前，鄭國芳在位于北四川路橫浜橋處的福德里廣肇中小學就讀；大哥鄭大方、二哥鄭仲芳都在位于水電路、廣中路上的粵東中學讀書。哥倆不但學習成績優異，而且會說會寫會唱會樂器，是學校師生公認的優秀生。在學校受到李維岳、陳作梅等進步老師影響，常閱讀進步書刊，組織愛國演講。然而，日軍的炮火，不但毀掉了他們的家，就讀的曾被《申報》譽為“滬上私立中學之冠”的粵東中學，1935年1月才建成的新校舍也被日軍炮火炸毀，日軍還將沒炸毀部分的校舍拆下用以在此處建筑軍營。
國仇家恨，激發了鄭大方和鄭仲芳抗日的決心。兄弟倆積極加入中共上海地下黨領導的“學生界抗敵協會”，他們創辦劇社、出版報刊、舉行演講；組織義賣、救濟難民、募款賑災；他們閱讀進步文學作品，如高爾基的《海燕》、《母親》、綏拉菲莫維支的《鐵流》等；還將自己的家作為“學協”的秘密聯絡點。粵東中學眾多年輕學子奔赴抗日前線，以滿腔熱血譜寫抗日英雄故事，鄭大方是他們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鄭國芳說：我們兄弟姐妹都是受大哥影響走上革命道路的。大哥對我們說：“中國人決不當亡國奴，我們年輕人就是要上戰場打鬼子”。
鄭大方：勇奪戰炮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里，珍藏著一門日式九二步兵炮，這是鄭大方用年輕的生命從日軍手中繳獲的，也是當年新四軍在江南作戰中繳獲日軍的第一門大炮。
鄭大方，1921年出生。1939年2月，由中共地下黨組織，以國際紅十字會上海紅十字分會的名義，成立上海各界代表赴第三戰區慰問團，組織上海熱血青年奔赴內地，深入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年僅18歲的鄭大方，是全團最年輕的成員。當時這個團由吳大琨任團長，楊帆和王元化任副團長。鄭大方與時任中共上海地下黨文委委員的王元化同年，一路上兩人相談很是投機結下深厚友誼。據王元化回憶：他們有一次要到金華附近一個城市演出，半夜王元化發起高燒不能隨行，鄭大方主動要求留下照料他。鄭大方給他喂水喂食吃藥悉心照料，幾晝夜沒好好地合眼，一直到他基本恢復。慰問團闖過日偽一道道關卡，并巧妙地與國民黨部隊周旋，最終到達皖南地區的新四軍根據地，后來，鄭大方也如愿以償參加了新四軍。慰問團要返回上海了，臨別時，鄭大方將那件母親特地給他帶上的呢大衣，托王元化帶回上海給大弟鄭仲芳穿，并請王元化引導大弟參加抗日救亡。
在新四軍第6師16旅48團3營的鄭大方，有文化能吃苦思想進步而且能打仗，堪稱文武雙全，旅長王必成和政委江渭清都很喜歡他。他愛護戰士，自己穿打補丁的衣服，見戰士衣服破了，就將不舍得穿的衣服給戰士穿，還手把手教會戰士打草鞋。由于鄭大方的出色表現，很快就于1939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并任3營教導員。此外，鄭國芳還道出一個小秘密，大哥名字中的“方”，原是與他們兄弟一樣的“芳”，到部隊后，他將草字頭去掉改名鄭大方，以此彰顯好男兒殺日寇志在四方。
鄭大方戰斗在安徽廣德與浙江長興地區。1944年3月29日上午，部隊得到情報，有日軍南浦旅團小林中隊率一百多日軍和三百多偽軍，竄到廣德縣新杭鄉一帶掃蕩搶劫。旅長王必成分析敵情，認定這是一次消滅敵人的好機會。命令團長劉別生立刻緊急集合部隊伏擊敵人。鄭大方和營長徐超接到團長命令后，帶領能攻善戰的3營，搶占了廣宜公路西側的祠谷山高地。只見日偽軍浩浩蕩蕩地走出杭村，鉆進新四軍包圍圈，偽軍打前陣，日軍在后壓陣，槍上還挑著從老百姓家搶來的家禽和財物。我軍放過偽軍，待日軍全部進入包圍圈后，開火的命令下達了。剎那間，新四軍的炮火暴風驟雨般地向日軍傾瀉，突如其來的打擊讓日軍亂成馬蜂窩。此時，在制高點指揮戰斗的王必成，在望遠鏡中看見日軍有兩匹大馬拉著一門大炮，立刻命令炮手干掉大炮周圍的日軍。新四軍炮手用瞄準鏡都沒有的小炮，憑借豐富的戰斗經驗，連發三炮，炸死了一群日軍，受驚的大馬狂蹦亂跳脫韁而去，大炮被掀翻在路旁的泥溝里。這時沖鋒號響起，鄭大方揮動駁殼槍沖在前面高呼：“同志們，沖?。槿嗣窳⒐Φ臅r候到啦！”和營長帶領部隊猛虎下山般向公路沖去。
不甘失敗的日軍小林中隊長組織殘部負隅頑抗，終經不住鄭大方他們一陣猛打，落敗而逃。鄭大方指揮戰士趕緊奪炮，卻被一個裝死的日軍冷槍擊中胸部重傷。鄭國芳悲痛地說：“大哥是上午受的傷，到晚上就壯烈犧牲了，時年才23歲，據說上級正準備提升他到48團當副政委”。
杭村大捷是日軍在江南戰場上第一次丟失很有殺傷力的九二步兵炮這一重武器，奪炮的故事還在延續。足智多謀的王必成旅長，料定日軍會來報復奪回大炮。于是命令將大炮的部件卸載，裝了三大箱，秘密運到深山溝里，分散挖洞埋藏。果不出所料，在南京的侵華日軍派遣軍總司令，得知小林中隊在杭村不但戰敗，而且先進的大炮也被新四軍奪去，暴跳如雷，下令不惜一切代價將炮奪回。第二天，駐廣德的日軍頭目，集結一千多鬼子，捆綁著小林中隊長在前面帶路，氣勢洶洶地向杭村殺來。但新四軍早已轉移，鬼子撲了個空。狡猾的鬼子從“眼線”那里聽說新四軍沒將大炮帶走，猜測一定是埋在附近山溝里，就漫山遍野地亂挖，還抓來老百姓，用金錢誘惑不了就用槍殺威脅，對日本鬼子恨之入骨的老百姓寧死不屈。黔驢技窮的日軍頭領，只得擊斃小林中隊長以泄恨。新四軍最終讓這門大炮在戰場上發揮了極大的威力，聞風喪膽的日偽軍從此在廣德、長興一帶的惡行有所收斂。
大哥犧牲時，也在抗日戰場的鄭國芳并不知道，直到1948年才意外得到大哥犧牲的消息。鄭國芳悲痛地說：“大哥的墓碑至今矗立在杭村附近的廣宜公路邊，‘奪炮英雄’鄭大方的故事一直在當地人民中傳頌，人們每年都在烈士墓前悼念祭奠?！泵磕甑?月29日，鄭國芳都到大哥墓前祭掃，并帶領青少年學生在烈士墓前宣誓，開展革命傳統教育。他們兄弟姐妹捐資二十多萬元，資助廣德的困難學生，獎勵優秀教師。這里的主要街道是用烈士名字命名的大方路，不少店名也用“大方”。烈士的革命精神一直激勵著家人和這里的人民。鄭國芳說：在日寇實行殘酷“三光”政策的艱難歲月里，我得到了鍛煉，經受了考驗。
鄭國芳：陶勇麾下的偵察兵
1941年初，中共地下黨交通員護送15歲的鄭慈、13歲的鄭國芳和他們的堂叔鄭觀軼及另外兩人，從十六鋪碼頭乘船到青龍港，再由青龍港乘車到蘇南抗日根據地參加新四軍。
鄭國芳被安排到陳丕顯處當機要員。一心要上戰場打鬼子的他，幾次向首長提出都沒獲得批準，就改變策略，與陳丕顯夫人表明上戰場殺鬼子的愿望，這一招還真有效，1942年初，他被安排到新四軍1師3旅。因人小機靈有文化，被時任1師3旅旅長兼蘇中軍區第4軍分區司令陶勇看中，成為旅部的一名偵察兵。在1師3旅的幾年，正是抗戰最艱苦的歲月。日偽軍不斷“清鄉、掃蕩、鐵壁合圍”，妄圖用“三光”政策消滅抗日隊伍。陶勇的部隊在啟東、海門一帶堅持抗戰，這里水網交錯，每一排房子前都是一條小河，出門要過橋，后門連接著蘆葦蕩。成為掩護新四軍最好的天然屏障。老百姓與新四軍就是軍民魚水情，看到戰士們吃的是豆餅，硬是將自己的玉米口糧省下一定要戰士吃。新四軍白天隱蔽在蘆葦蕩，晚上出擊打鬼子。敵人的惡毒伎倆一次次被新四軍擊破，鄭國芳也在戰斗中得到鍛煉，經受了考驗，并于1944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有幾次戰斗是鄭國芳記憶猶新的。
一次是到稅務所臥底偵察敵情。為準確掌握日偽動向，知己知彼打擊敵人，陶勇派出一批偵察兵到各據點摸情況。因鄭國芳人小不引人注目，被派到如東縣的大據點豐利鎮稅務所臥底。當時有汪偽政權的稅務所，還有鎮上的稅務所，鎮稅務所實際由中共地下黨控制，機靈的鄭國芳以稅務所收稅員身份作掩護，與偽稅務所人員廝混得很熟。對于“小把戲”的他，他們沒戒備心，常帶他到據點里晃悠。鄭國芳乘機觀察據點里日偽軍人數、武器配置，敵人動向等，設法將情報傳給交通站，火速送到陶勇手里。好幾次鬼子抓住他：“小孩，什么地干活？”偽稅所人員就會證明：“太君，是我們的人，良民大大地”。
陶勇根據鄭國芳的情報，幾次挫敗日偽掃蕩，引起敵人懷疑：這個“小把戲”在稅所卻不收稅，看來有問題，就報告鬼子。機智的鄭國芳察覺后立馬撤退。鬼子來抓人撲了空，就將鎮稅務所所長殺害了。其實，這個所長也是中共地下黨員，只是鄭國芳與他相互并不知道身份。聞聽此事的陶勇怒不可遏，于是他把鄭國芳叫去：“小鬼，你帶路，我要抓偽稅所的人，為我們的同志報仇?！庇舌崌紟?，陶勇帶了一個班的偵察兵騎著自行車，飛速趕到豐利鎮，偽稅所的人逃到據點里去了。陶勇令鄭國芳再靠近據點偵察。鄭國芳說：“司令不能再靠近了，前面就是日偽據點了?！碧沼履闷饳C槍對著據點方向一陣掃射，恨恨地說，小鬼子一定讓你們償還這筆血債。
其次是幫助號兵吹響沖鋒號。部隊得到情報，日偽要出動掃蕩。陶勇決定打伏擊戰殲滅敵人。鬼子和偽軍有三四百人，還帶著還鄉團。新四軍將敵人包圍一陣猛打后，陶勇命令部隊沖鋒，號兵卻沒反應。陶勇說：“小鬼，趕快去看看怎么回事？”鄭國芳冒著猛烈的炮火，躬身跑到號兵位置，原來兩個號兵都是從紅軍長征過來的，得了肺氣腫體質很差，經過激烈奔跑一下吹不出聲了。鄭國芳急中生智，顧不得生命危險，翻滾到敵人附近的溝邊取到水，讓號兵喝水后氣順了點，“嘟嘟嘟……”沖鋒號驟然響起，新四軍戰士“沖啊，殺啊”的呼聲響徹云霄，敵人一下潰不成軍。
這次戰斗，新四軍不但擊斃十多個日軍，還抓到十幾個“還鄉團”，這些人都是橫行鄉里無惡不作的鐵桿漢奸，很多老百姓和新四軍傷員慘死在他們手中，其中還有一個叛變投敵的原新四軍排長。嫉惡如仇的陶勇，一聲令下槍斃了叛徒。部隊要轉移，被抓的“還鄉團”如何處置？不能用槍打，會暴露目標。陶勇命令全部用刀砍死，鄭國芳有一把在戰場上繳獲的很鋒利的日本馬刀，此時在處死“還鄉團”上發揮作用了。
再次是參加“火燒籬笆二百里”。敵人從如皋到如東、掘港、南坎一帶的二百里路線上，用竹籬笆進行封鎖，每隔十幾里就建一個炮樓，每隔一段時間就派部隊去巡邏，企圖用隔離法困死共產黨、新四軍。鄭國芳從掘港調到如東陶勇司令這里就是鉆籬笆的。那時要避開碉堡，只能晚上走小路，用了好幾天才到達。新四軍一段段地扒籬笆，但效果不大，扒了敵人又扎起。陶勇想到仿效三國里的“火燒連營七百里”，來個“火燒籬笆二百里”，他將方案報給粟裕，沒想到與粟裕的想法一拍即合。部隊行動一致，并發動了很多老百姓參與，隨著騰空而起的信號彈，部隊和老百姓一起放火燒籬笆。瞬間熊熊燃燒的火帶綿延二百里，火光映紅了半壁天，敵人蜷縮在據點里不敢出來，苦心經營的籬笆墻化為灰燼。鄭國芳不斷地傳達陶勇的一道道命令。一場大火，燒得根據地的軍民揚眉吐氣。
鄭國芳說，其實戰斗是很殘酷的，經常會有犧牲的。記得有一次掃蕩的日偽軍被新四軍包圍，日本鬼子在炮樓里拒不投降，重機槍還在向我軍掃射，我們十多個沖上去的戰士犧牲了。陶勇一聲令下：“不投降就堅決消滅他們！”這才結束戰斗。
1944年，鄭國芳調到新四軍軍部胡立教處的調查研究室當情報員。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又隨部隊在福建前線從事情報工作，部隊出色地提供了軍事情報，他代表部隊兩次到北京開會，兩次在懷仁堂受到毛主席接見。接見時，首長特地安排他站在毛主席后面，這張照片他珍藏至今。以后，他又有三次受到毛主席接見。莫大的榮譽激勵他始終不懈地為革命努力工作。鄭國芳說：大妹鄭仲英在哥哥姐姐的影響下，從小就立下志向，也要參加抗日斗爭。
鄭仲英：護送情報的小女兵
1945年初，新四軍16旅邀請曾英到抗日根據地，其實，此行目的是中共地下黨員的鄭仲芳，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要送到新四軍根據地。曾英決定帶上13歲的鄭仲英和兩個不滿10歲的女兒同行，此時鄭仲英還寄養在大伯家。接到任務后，仲英毫不猶豫地選擇隨母親去根據地。
臨行前，二哥鄭仲芳瞞著母親，將文件縫在小仲英的衣服里，與其他幾件衣物打成一個包裹，悄悄叮囑年僅13歲的小仲英一定要保管好。這是一份《全上海各倉庫建筑結構圖》，為即將進行的巷戰做準備。在鄭仲芳一位新四軍朋友護送下，母女四人啟程了。一路上，小仲英忍著饑餓和疲勞守護著包裹一刻不離。在瓜州的小火輪上，遭遇了令她膽戰心驚的一幕。當時他們剛上小火輪坐在船尾，五六個日本憲兵和汪偽軍端著明晃晃的刺刀上了船，開始搜查行人的包裹。眼見著偽軍步步逼近，小仲英盯著地面，緊張得幾乎喘不過氣來。危急時刻，那位化裝成老板的新四軍，向偽軍迎上去，很有派頭地掏出一沓鈔票塞給他們，偽軍得了好處，假惺惺地翻了一下衣服就算檢查過關了。剛躲過偽軍，卻又來了日本憲兵，小仲英慌忙把包裹壓在媽媽的包裹下面，擺在她與妹妹們的中間，強作若無其事的樣子，日本憲兵打量了半天這個中年婦人和三個小女孩，沒發現破綻才轉身離開，松了口氣的小仲英這才感覺手心里捏了一把冷汗：“萬一那份文件被搜查出來，后果不堪設想啊!”母女四人終于到達淮南汊澗抗日根據地，圓滿地完成文件的傳遞任務。
鄭仲英堅持留在根據地，在半塔安徽淮南部隊子弟學校讀書，并參加“新安旅行團”，成為新四軍的一名文藝宣傳兵，并在解放戰爭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她是上海歌劇院主要演員，得到周小燕輔導，在歌劇《江姐》、《白毛女》、《劉三姐》等多部歌劇中飾演主角。鄭國芳說：我很敬佩母親，她在祖國危難時刻，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孩子全部送入革命隊伍。
曾英：從相夫教子到抗日的英雄母親
上海淪陷為“孤島”的日子，愛國青年鄭大方和鄭仲芳兄弟倆，將自己的家作為“學協”的秘密聯絡點，召開會議，編寫傳單，接送情報。之所以能做到這些，與他們有位深明大義的英雄母親是分不開的。親眼目睹日本侵略者殘害中國人的曾英，積極支持孩子的抗日斗爭。每當“學協”成員在家開會，她就在屋外裝著撿菜或晾曬衣被，為他們放哨。
得知大兒子要去根據地參加新四軍，曾英作為母親心中縱有千萬不舍和擔憂，還是含著熱淚堅強地鼓勵兒子英勇殺敵。臨行前，曾英為大兒子準備行裝，把家中唯一的一件呢大衣給他帶上。也是熱血青年的鄭仲芳，在大哥牽線下，與抗日志士、文化革命者王元化走到一起，跟隨王元化加入上海文藝同志社，在他的幫助教育下進步非?？?。1939年，17歲的鄭仲芳在王元化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英的家也成為中共地下黨活動的一個秘密聯絡點，每次在這里召開秘密會議，她總是配合安排，還自費為他們提供就餐等。
在上海淪陷區堅持地下抗戰的鄭仲芳，為有職業掩護，就到五舅開設的新亞藥廠當了一名小學徒。在王元化的回憶中，這位“小學徒”充滿革命熱情和機智勇敢的斗爭方法，每次到王元化家傳遞情報，他的母親都會高興地說，“小學徒來啦，小學徒來啦。”1941年初，鄭仲芳秘密組織工人奔赴抗日根據地參加新四軍，五舅察覺后責怪他，告狀到曾英這里，曾英理直氣壯地對弟弟說：“孩子做的事是正當的，國難當頭，就需要這樣的年輕人保衛國家，即使為此失去了生命也用不著你負責。要抗日就要參加新四軍，這才是年輕人唯一的出路”。英雄母親曾英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僅1941年前后，她就動員了鄭國芳的堂哥鄭冶、鄭洪和鄰居徐博、董麗娟等人參加新四軍。她鼓勵自己15歲的大女兒鄭慈，帶上才13歲的三兒子鄭國芳投奔新四軍打鬼子。
鄭慈到抗日根據地后，被分配到6師16旅野戰醫院，成為一名醫護兵。鄭國芳介紹，大姐鄭慈在家排行第三，上初中時，二哥鄭仲芳讓她轉學到校長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文華中學讀書。在進步思想影響下，鄭慈積極參加高年級同學組織的抗日救國活動，購買很多進步書刊在同學中傳閱，她的行動引起汪偽特務的注意，兩次投擲她匿名恐嚇信：“注意點，再有共黨言論，小心你的腦袋！”此時，曾英鼓勵女兒，別怕，媽媽支持你做的事。
鄭慈與同在16旅的鄭大方相隔并不遠，大哥來看望過她幾次。每次總是叮囑她努力工作學習，爭取早日入黨。從上海大城市來的鄭慈，努力克服生活關，傾情照料新四軍傷病員，僅一年后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鄭慈記憶中，最后一次見到大哥時，大哥把自己親手打的兩雙布筋草鞋和一雙布單鞋送給她。后來，聽大哥的戰友說，大哥犧牲前的最后一句話是“我很想我的妹妹……”其時，兄妹倆只隔了一座山。但是，敵人瘋狂的掃蕩，令鄭慈終未能與哥哥見上最后一面。在以后的戰斗歲月里，鄭慈以大哥為榜樣，榮獲新四軍中的“南丁格爾獎”。新中國成立后，她參加了第一屆中國婦女代表大會。
2005年6月，在“歷史的印痕———《新四軍蘇浙軍區抗戰紀實》”主題展覽上，第一次見到大哥一張年輕英俊的黑白大照片時，已是79歲蒼顏白發的鄭慈禁不住熱淚盈眶。
鄭國芳回憶，與他們同時參加新四軍的堂叔鄭觀軼，在上海時是個散漫任性的青年，到部隊不久，被分配到抗大九分校接受抗日救國教育，進步很快。他嚴格遵守新四軍的紀律，打仗非常勇敢。有一次部隊駐地遭遇日偽軍偷襲，他帶領一個班英勇阻擊，掩護部隊撤退時不幸受傷被俘，后來他寧死不屈，被鬼子澆上汽油點火壯烈犧牲。
1945年，到達抗日根據地的曾英，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她和子女們的英勇抗日事跡，感動了無數新四軍戰士在抗日戰場英勇殺敵，迎來了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勝利。直到1948年，曾英才帶領鄭國英、鄭雪英兩個小女兒返回上海，再次擔負起中共地下黨秘密聯絡點的重任。
上海解放后，曾英成為第一代的居委會主任。1949年6月，鄭國英和鄭雪英姐妹倆，在華山路交通大學的解放軍20軍招兵點，報名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與鄭慈和鄭國芳參加新四軍時相同，她倆也是一個15歲，一個才13歲，只不過她倆參加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曾英很為自己這兩個小女兒自豪。以后姐妹倆都參加了抗美援朝，幾次差點犧牲在戰場上。中朝人民用鮮血凝成的友誼，融進了她倆無悔的青春，她倆也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英兩次出席全國烈士、軍屬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六十年代被選為靜安區政協常務委員，第一至第六屆區人大代表。